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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北朝志---第四章---其五十三:大局为上 -- 南北朝大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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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北朝志---第四章---其五十三:大局为上

    在《北朝志》目前已经发布的几个章节来说,第四章算是很短的了,只有八节而已,不久就要结束了。《北朝》从诞生到现在,真的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很让我感动和惭愧。本来我想的很简单,在网络上搜搜,自己机器上查查,最多看几篇论文,应该一年就能搞定的。可是实际上,从03年到现在,我用了整整五年,却还是只能走出了很小很小的一步,这是当初所没有想到的。今后这项工作,我还是会做下去的,不管花上多少时间,其实写《北朝》的我,也是在不断的认识着北朝,认知着北朝。我的观念也不是不变的,这也就是当初花了不少时间打算修缮《北朝》的关系。不过后来发现这个坑根本就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填补的,也只有先搁着了。

    到目前为止,综观拓跋氏的历史,其实要比南渡的晋室要艰难的多。如拓跋珪的复国,拓拔嗣的继承,都不是偏安一隅的东晋小朝廷所能想象的。而北魏初年的风起云涌,也比南朝的死水微澜要凶险上许多。有很多的人推崇刘裕,可是又有几人知道刘裕不过是继承一个朝廷,而拓跋珪却是完整的建立一个王国呢。刘宋忘于二世祖,而北魏兴起与拓拔嗣,有的时候真的很感慨,当然是有点愤青的心理在里面。

    《北朝》之与我,其实并不是文章和作者的关系。应该说是老师和学生更加的确切点。在03年前,我是愤青,而现在,看东西我也要故作深沉了许多。其实历史兴亡国家变迁这种东西,真的不能单纯以军力国力能之形容,而这,却是当年的我所为之激昂的。一直留心着《北朝》的朋友们或者会发现,《北朝》越往后面,对政治体制以及文化的描写越多,这虽然是我所不擅长的,却是我所力图能够达到的。现在我所感到无力的是,我对《魏书》的解读还不够,还很不够,其实很多的历史事件,不能单纯的看在局中的中人,有的时候,局外的因素才是关键,而这些,却是我所匮乏的。简单的说吧,中国的史书,解读的困难的并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天,和人。天,是气候和环境,而人,则是制度和文化。这些东西,或者为很多的的研究者们所说烂了,可真正放到局里全盘论证的,又能有多少。

    如苻坚南征,大臣们多有认为不可。但如放到全盘上来考虑,又能有多少因素是支持苻坚的出兵呢?北方的气候转冷,导致北疆的少数民族的南下频繁,前秦将无力南下;南方的东晋站稳了脚跟,以后的统一之战难度将大大的加强---对这个不了解的可以对比下南宋和南明的存亡时间;苻坚本人对后即者以及后即政权的担忧;北方以少数民族为主的部队在中原地区军力的急速下滑---想不清楚的可以对比下满清的八旗。

    国者,莫大之器。政者,莫重之器。在野者往往无忌无惮畅所欲言,可一旦真的在庙堂之上了,又有几多轻重能与自主。中国历史的局,难就难在只喜欢个果,而淡忘了个因。

    题外话多了点,还是回头来看拓拔嗣。

    拓拔嗣对于魏国政权的贡献在他当政的时候就已经表露的很明显了。泰常3年(公元418年)雁门(今大陕西雁门),河内(今豫北)一带大水,拓拔嗣的应对是免去当年的年租,同时在国内征收其他州郡的钱粮以做赈灾之用,这个征收幅度为多大呢,《魏书.帝纪第三》对此的记载为“户五十石”,这个数字是相当的庞大的。这里引《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的概念“周秦至汉每斤大致为250克,合今半市斤,新莽时一斤之重略减(226.6克)。南北朝时东魏北齐每斤重量为新莽斤重之倍,南方只南齐每斤重量增加百分之五十,其余都依古(莽制)。”再考虑斤和石的比例关系,“一百二十市斤为一石,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汉书•律历志上》,折合下来一户出粮将近2.7吨…就算不考虑北魏在太和年前的户籍散乱,这样的征收量也是相当的惊人的。参照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486)颁布的征税条文中规定一夫一妇年缴纳租粟二石、调帛一匹,1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分别负担相当于一夫一妇的租调额来看,拓拔嗣这次的征调,可以说是可怕了。以至于这样征收下来的钱粮需要“积于定(今定州市)、相(今安阳)、冀(今翼城县)三州”。

    如此规模的征调却在魏国国内没有激起民变,拓拔嗣不可不说是勤政有功。

    内政如此,外务上,虽然终拓拔嗣一朝武功并无太盛之举动,但与安定国境而言,却是有莫大的功劳。泰常4年(公元419年),拓拔嗣在东庙主持祭祀,“夏四月庚辰,车驾有事于东庙,远籓助祭者数百国”《魏书.帝纪第三》,这里的东庙,我认为应该从“(泰常4年,公元419年)辛未,幸代,至雁门关,望祀恆岳。后二年九月,幸桥山,遣有司祀黄帝、唐尧庙。明年正月,南巡恆岳,祀以太牢。幸洛阳,遣使以太牢祀嵩高、华岳。还登太行。”《魏书.志第十》,为恒山的道观,即是在北魏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500—512 年),改建成为今北岳庙的“东庙”。为祭祀北岳恒山之用。这个“数百国”的虽有夸张却也能说明当时的情况,拓拔嗣治下的北魏,的确是达到了国力日上的境界。事实上,北魏自拓拔嗣起,在北疆上除与柔然不睦常有战事之外,和大多数其他民族都能保证极好的睦邻关系,如北魏宗庙所在的“乌洛侯国”,“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魏书.志第十》,似可见北魏外务政策之效果。用《魏书》编者魏收的话来说,“西域虽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来,深得羁縻勿绝之道耳。”《魏书.列传第九十》,诚是言。而考“混一为心,未遑征伐”的由来,则应该起与拓拔嗣的北疆以防卫为主,进攻为辅的战略---关于拓拔嗣的北疆战略,可见《北朝志》的第四章中柔然相关部分。

    而同样的对外政策,拓拔嗣也用与南方的东晋/刘宋政权。神瑞2年(公元415年),“(刘裕)溯河伐姚泓,遣其部将王仲德为前锋,从陆道至梁城。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弃州北渡,王仲德遂入滑台。诏将军叔孙建等渡河,耀威滑台,斩尉建于城下。”《魏书.帝纪第三》这是北魏和南方政权的第一次较量,北魏明显是输了一筹。而在此之后,拓拔嗣明显对于南方的政权要小心谨慎上了许多,“(泰常2年,公元417年)辛酉,司马德宗荥阳守将傅洪,遣使诣叔孙建,请以虎牢降,求军赴接。德宗谯王司马文思遣使王良诣阙上书,请军讨刘裕。诏司徒长孙嵩率诸军邀击刘裕,战于畔城,更有负捷。帝诏止诸军,不克。”《魏书.帝纪第三》,---就是在这次的战事中成就了刘裕却月阵的美名,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南北志.南朝篇》的相关段落---虽然从兵力以及给养上来看,魏军还是有相当大的优势,就是在此战之后拓拔嗣并没有妄动考虑报复性的行为而是很明智的对刘裕的势力采取观望的态度,这点,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相当的高妙。

    或者有人觉得这是拓拔嗣的胆怯,但是如果结合当时魏国的大局考虑,拓拔嗣按兵不动的做法,我觉得还是很正确的。第一个因素是北疆,其时北方的以九十九泉为主的防御性战略布局刚成,虽然就在前几年(公元409年)拓拔嗣亲征严重的打击了柔然的势力,但与北魏而言,受情报的局限性,柔然的动向还不明朗,在这样的情况下负气南征,将有腹背受敌之患。第二个因素在于国内,以魏国国内情况而言,虽然比邻国诸国如后秦要好上许多,但自西晋亡国以来,北方的天气就极为恶劣,虽然有拓拔嗣的安定农业,藏富于民的政策多为刚刚实行,百业不振且要安置邻国流亡过来的民众,已经给魏国的国力带来了很重的负担,拓拔嗣在神瑞2年的诏书中就这样说道,“顷者以来,频遇霜旱,年谷不登,百姓饥寒不能自存者甚众”《魏书.帝纪第三》。这两点为崔浩所总结,认为是“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发军。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东州复危。”《魏书.列传第二十三》,而上文的事实也证明,拓拔嗣此时不发兵,对内政而言,实在是有莫大的好处,比对前文所引的泰常3年的水灾中的征调数额,如无泰常2年春的这次息战,是绝对不可能做到如此调度的。

    当然,从另一方面考虑,拓拔嗣此举也可以说是极大的稳定了国内的汉族势力---毕竟,罢兵是出自汉族的官僚而出兵的意见则多为鲜卑族的将领所主张。何况,息战的时间为农耕之始,拓拔嗣此举,实在是相当的正确。

    然而拓拔嗣之于魏国的大贡献却不仅于此,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妥善的选择了继承人,也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即将以战神之姿统一了北方正式的将北魏从国升格为帝国---这里是用西方的概念---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这也是很多朋友所提醒我的。

    泰常7年(公元422年),拓拔嗣“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焘为泰平王,焘,字佛厘,拜相国,加大将军…五月,诏皇太子临朝听政。是月,泰平王摄政。”《魏书.帝纪第三》,军权,政权,集与拓跋焘一身,不仅从名义上,更加从实质上奠定了拓跋焘的继承人的身份。

    关于拓拔嗣生前就决定继承人的原因,在《魏书.帝纪第三》中认为是“初,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机”,而在《魏书.列传第二十三》也就是崔浩传中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太宗恆有微疾,怪异屡见,乃使中贵人密问于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国之君皆将有咎。今兹日蚀于胃昂,尽光赵代之分野,朕疾弥年,疗治无损,恐一旦奄忽,诸子并少,将如之何?其为我设图后之计。’浩曰:‘陛下春秋富盛,圣业方融,德以除灾,幸就平愈。且天道悬远,或消或应。昔宋景见灾修德,荧惑退舍。愿陛下遣诸忧虞,恬神保和,纳御嘉福,无以暗昧之说,致损圣思。必不得已,请陈瞽言。自圣化龙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若此,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万岁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此乃万世之令典,塞祸之大备也。今长皇子焘,年渐一周,明睿温和,众情所系,时登储副,则天下幸甚。立子以长,礼之大经。若须并待成人而择,倒错天伦,则生履霜坚冰之祸。自古以来,载籍所记,兴衰存亡,鲜不由此。’太宗纳之。”这里全段录入,以为参对。

    拓拔嗣不仅为自己死后的王国留下了国君,最关键的是,他还准备了好了辅佐国君的幕僚,“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 坐西厢东面。百僚总己以听焉。”《魏书.列传第二十三》,这几人确是当世的名臣,这一点,拓拔嗣自己是这样评价的,“长孙嵩宿德旧臣,历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迩;安同晓解俗情,明练于事;穆观达于政要,识吾旨趣;崔浩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丘堆虽无大用,然在公专谨。”《魏书.列传第二十三》,而未来也证明,拓拔嗣的这一席话并无为过。

    从性格上来看,综合上点考虑,拓拔嗣应该是一个相当稳重的人了,但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拓拔嗣,也会有昏头的情况。泰常7年(公元422年),乘着南方政权的刘裕新死,拓拔嗣亲自领军,南征刘宋。当然,这次的征伐的决议也不是一帆风顺,崔浩就坚决反对,崔浩认为“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魏书.列传第二十三》,从这次战役的结果来看,崔浩之言,确实是相当的明智。但是这样的意见却遭到了拓拔嗣的驳斥。考拓拔嗣的生活习惯,似乎不难为他这次的热血找到答案,“初,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机”,寒食散,又名五石散,效果似乎因人而异,而其中有一种则为 “心加开朗,体力转强”《诸病源候总论.寒食散发候篇》,可见具有类似现今迷幻药之类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拓拔嗣做出不符常性的举动,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当然,从人情考虑,也有可能拓拔嗣已经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要留点身后名的想法在里面。

    拓拔嗣选错了出兵的时间和对象,也选错了统帅的人选,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上,他选用了奚斤为主帅。奚斤,本传认为是“聪辩强识,善于谈论,远说先朝故事,虽未皆是,时有所得。听者叹美之。每议大政,多见从用,朝廷称焉。”《魏书.列传第十七》,再结合拓拔嗣本人的评价“奚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迩”,可见其辩才无碍。但说到用兵,考其本传,实在是二流水准,所得的战绩多为攻高车等少数民族所获,唯一一次对上稍稍能称上对手的柔然,也是无功而反且士卒伤亡甚重,可见非将才。而就是如此,拓拔嗣却征用为征南的主将,此次的战事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将才难当,谋士也未必易与。奚斤在对待刘宋的战术上,采用了攻城为主的战略,这是典型的辩士风格,即驳倒对方的主要论题,等待对方在观众的嘲笑下的不攻自破。在这一点上,崔浩却看的很是明白,崔浩认为“南人长于守城,苻氏攻襄阳,经年不拔。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时克,挫损军势,敌得徐严而来。我怠彼锐,危道也。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滑台,虎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魏书.列传第二十三》,实在是高妙。可惜不为奚斤所用---用倒是用了,可惜没用彻底,当作没用---,导致北魏的这次南征在开始就陷入了滑台拉锯战的这样一个泥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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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能坚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感谢为大家带来如此佳作。再接再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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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补充一下拓跋嗣的传位问题。在拓跋圭之前的代国,一直没有建立起严格的继位制度,一直有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两种统绪,中间有兄弟分家、仇杀以及女主专政,一度代国有“女国”之称。

      在北魏南下之前,汉、后赵、前燕、后燕,都可以说是亡在继承问题上,所以,拓跋圭复兴代国后,如何把王统平稳传下去是生死攸关的。拓跋圭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树了立子杀母制,避免女主专政,但是为此他把自己的性命也搭上去了。拓跋嗣更进一步,在自己权威巩固的时候把拓跋焘捧出来,同时辅以可靠的大臣,主要是为了自己兄弟辈在百年后不再挑战统绪问题,确保拓跋焘平稳接班。

      • 家园 【原创】续前面的话题

        其十五:帝系之争与子贵母死的初讨(下)

        我们再来看看在前两节提出的一个命题,就是有关拓跋部“子贵母死”的问题。

        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拓跋的早期,君主的继位的继位除了本人的人格魅力以及直系下属的拥戴之外。来自妻家力量也是相当的强大的。甚至可以影响到君主本人的生死,比如平文帝郁律。这也就难怪在以后的拓跋诸帝中,都对后宫的势力相当忌讳了。这种君主心中的阴影的确是来自历史的,但这也绝对不是为我们所熟知的汉帝国的那段掌故,读到这里,相信大家也都有所感悟了。

        那为什么妻家的力量会强大如斯呢?我以为这还是要从拓跋部的发展的历史来看。这里完整下前面的拓跋世袭,在已详细的介绍了的所谓魏国的始祖力微之前,魏国的庙堂上还供奉有以下的列祖列宗,按时间顺序,他们的姓名和谥号如下:成帝毛,节帝贷,庄帝观,明帝楼,安帝越,宣帝推寅,景帝利,元帝俟,和帝肆,定帝机,僖帝盖,威帝侩,献帝邻,圣武帝诘汾。以上诸帝诸号,见与《魏书.帝纪第一》。

        正如上文所写的,拓跋部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强大的部落的。恰恰相反,早期的拓跋部的结构组成相当的简单。《魏书.志第十九》上所说“初,安帝统国,诸部有九十九姓。”,按草原民族,姓氏的属地性相当的强,同姓之间往往仅局限于一地一部。由是推断,拓跋部在有记载之初,实在是大不到哪里去。而就是这样的拓跋部,在安帝之后,又经历宣帝的南徙“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献帝的分家,“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魏书.志第十九》,迁徙中部众死者极多,分部之后诸姓更是多有离散。这使得来自嘎仙洞的拓跋部原始部族结构的消亡(也可以理解为纯正的拓跋血脉的消亡…)远远迅速于其他部族。所以,到了孝文帝宣布改姓易服的时候,史书上“年世稍久,互以改易,兴衰存灭,间有之矣,今举其可知者…帝室为十姓”也就很好理解了。

        那么,看似如此弱小的拓跋部到底是依何为凭建立起巍巍魏国这如许基业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的与外族进行通婚,将其他部族,甚至不是鲜卑部族的力量吸纳到自己的范围之内。当了解到这点之后,《魏书.志第十九》中所说的“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的文字就很好理解了。

        拓跋部落到底和哪些部族进行了通婚呢,从目前我们已经接触到的资料来看,在后期血脉之间最为密切的无疑是魏晋之间的又一个大族乌桓了。如桓帝后祁后,平文帝后王氏,都有乌桓的因子在里面。这方面,一则是语言相近,二则是地理方面的原因了,拓跋鲜卑活跃的代北,自东汉以来,正是中原帝国用来容纳归顺的异族的一个重要地区,而在拓跋崛起的时候,代北地区人口最为众多,政治以及军事活动最为踊跃的当属乌桓了。

        中原帝国的统治者们往往将来归附的异族悉数迁入长城以南,以求在文化上彻底的将其同化。其中做的最绝的当属曹操,在打败乌桓后,“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后汉书.乌丸鲜卑传》,从而将作为政治势力和军事独立体的乌桓彻底的抹杀。但乌桓民族却没有因此而消亡,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族,自被魏国迁徙到西晋的动荡,留给乌桓决定未来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也实在是太长了。短到它无法彻底的融入中原血脉,长到它也无法再度如当初一样的组成一个强大的可以左右中原政局的实体。这样,在从五胡之乱到南北朝初期,乌桓可以说是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其他民族不断壮大的粮食。二是作为各派势力钩心斗角的砝码。

        而第二大来源,也可以说在拓跋未闻达于中原的时候,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则当数匈奴了。提到这点,不妨回头再来看看有关力微出生前,《魏书》对拓跋部迁徙的记载。“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魏书.帝纪第一》。

        拓跋部落第一次迁徙大约在东汉初年,应该和窦宪的那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军事行动有关。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在窦宪迫使匈奴主力大规模的西迁之后,漠北草原上的真空迅速为鲜卑所填补。其中自然也有来自嘎仙洞的拓跋部。但是,在从嘎仙洞到草原的这段漫长的历程中,拓跋部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甚至连提出牵系计划的宣帝本人,都因“厥土昏冥沮洳”抱憾而终。

        在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之后,拓跋部已是无力在进行下一步的行动,因此,在从景帝到威帝总共是六帝约摸一个多世纪的光阴里,拓跋部众栖息在大泽之畔。而这个具体的位置,根据在1959年到1963年间,考古学者们的研究和发掘,初步可以判定为在今天的内蒙古胡伦湖附近。那里至今保有的三百多个古墓群,被认为是《魏书》中关于拓跋部南迁记载的明证。在这段时间里,“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拓跋部也极有可能接受了第一次的融合,开始了由一个在深山老林中射虎落雁的狩猎民族逐步的向在茫茫大漠上驰骋纵横的游牧民族的转变。

        第二次和匈奴的混血则应该是在力微父亲诘汾在位期间。力微的玄妙出生也很可能和他母亲的匈奴血统有关。按魏收所编纂的《魏书》中的《魏书.帝纪第一》当引自崔浩作编的魏国国史―――有人提出或者这个也是我前面提出的序记和《魏书》中其他章目人名不统的问题的关键,而崔浩在描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多引自邓渊的《代记》。《代记》虽现今已不可考,邓渊和崔浩的事迹在下文也回详细描述,但其中对于拓跋先祖的记述多取材于《代歌》。尽管《代歌》现在也同样散失殆尽,但按《魏书.志第十四》记载,《代歌》“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确实是拓跋历史的重要文献。但这个文献在魏国建立之前是以民间传诵的方式保存下来的。这就使《代歌》在流传时多了许多不得不考虑的地方,关于鲜卑拓跋的来历或者就是其中之一了。

        在西晋之后,虽然鲜卑拓跋也有所谓的代国,代王的称号,但这个所谓的代国却并不在传统上所说的两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十六国之列。其中的原因,我个人以为不外有三,一是代国疆域难以衡量,缺乏作为一个稳定的国家的基础。二是并没有明确的立国称帝,史焉不详,三则是在有代的封号的大多数的时间里,拓跋部都是封晋室为正统的,并服从晋室小朝廷的需要和其他的民族处于战争状态。这也就使得作为民间歌谣的《代歌》在流传的时候,为了避免晋朝的误会以及部族本身与刘渊的汉国交战的需要,削减或者故意混淆了许多拓跋部和匈奴族友好往来或者混血的资料。

        而第三个来源则是同种的鲜卑部族了。比如宇文鲜卑,慕容鲜卑,以及拓跋独孤氏。都有和拓跋部通婚的例子。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阐述了,这里就不再浪费力气了。

        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和拓跋进行通婚的这些部族里,在实力上较拓跋为弱的,实在是少之甚少。乌桓这个不作为明确的独立体的混浊不在考虑之列的话,那么,无论是早先的匈奴,还是后来的宇文鲜卑,慕容鲜卑,可以说在力量上都超过了和它们进行通婚的拓跋部或者拓跋部的分部―――起码不比拓跋为弱。这也就给了拓跋帝系受制与妻家势力并力求反抗妻家势力这样的一个结果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

        拓跋部既然在壮大的过程中吸纳了如此多的部族。而这些部众的力量又是如此的强大,那么仔细的探询其内部,各个部族和外来力量则必然处于一种混乱的均衡状态中。在这个情况下,所谓正统的拓跋部帝系也就不得不被迫的选择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他们必须依赖妻家的势力,否则他们的权利或者生命都有可能被支持另外一派系的同宗所取代。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在尽可能的条件下打压妻家的势力,以平衡其他方面的矛盾。这样做的方法有很多,力微杀妻是其中之一,但毕竟难度太大,风险太高。而再娶一个妻子则是一个更便于操作的好方法。于是,在这个前提下,悖论产生了,这些帝王们往往将自己的子孙们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局面,是手足,叔侄相残,还是…

        因此,在早期的拓跋历史中,“子贵母死”仅见于力微例。也就不足为奇了。但为什么这在以后会形成一种“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魏书.外传第一》的制度呢。我以为这点虽然和拓跋部后来的发展有关,但在力微到代国灭亡的这段历史中,“母贵子贵”现象的出现也给拓跋部内部形成了一个很恶劣的记忆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

        不过,下面这个也许这个是该在下文说的话吧,尽管在建立了魏国之后的拓跋氏为了防止后宫的势力过于庞大而特意的弄出了一个这样血腥野蛮的制度。在魏国的历史上还是出现了象冯太后这样弄权数十年而未被清除的“女主”现象。天意弄人,莫过于此。或者,这个所谓“生于长安,有神光之异…性聪达…多智略,猜忍…”《魏书.外传第一》的冯太后也正是因那些枉死的女子而生的吧。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

        个人认为前期的女主专权和后期的冯太后是两种不同情况下的专政,而且,从世袭表来看,基本上在这一支鲜卑中拓跋世袭王位已经为主流,所差异的只不过是哪支而已。

        且在祁后一系断绝之后,以思帝的一系便一直确定了下来。

        拓跋珪的死,是否和采用了这个制度倒真的是值得讨论。至少,他杀了的,是拓拔嗣的母亲,而不是那个清河王拓跋绍的。

        关于拓跋珪的死,南朝的史书记载可以认为虚假,北朝方面为真,但是也应该和继承是无关的。拓跋绍在开始就不是继承人。这一点应该明确。

        拓拔嗣选定继承人很早应该和他的身体状态有关,此外,他本人即将亲征刘宋,以他之前和刘宋的交手来看,他应该是预料到了这将是一次拉锯战,并留下个名正言顺的监国者而已。

        同样的事情,康熙当年也干过,而那位监国的,也是号称太子,不过...似乎是死了的。

        • 家园 另外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点

          拓跋嗣让拓跋焘监国,是否主要出于身体原因?很值得研究。

          拓跋焘监国后,拓跋嗣在旁窥视非常高兴,对辅政大臣挨个品评一番后对侍臣有一句话:“吾与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于天下。”

          从此来看,拓跋嗣哪里是身体不好常年药发的样子,简直是雄心勃勃。另外,拓跋焘监国之前,拓跋嗣的兄弟中陆续有4个莫明其妙地在青壮年死去,年龄、影响力都比拓跋焘大。

          由此观之,拓跋嗣是要把太子监国作为制度立下去垂范后世的。皇统问题是主要原因,“身体原因”倒反而可能是借口。

        • 家园 这个要商榷一下

          现在李凭等一些北史专家认为,拓跋圭欲杀小贺氏很可能与继承问题有关,所以才激起拓跋绍的反抗。因为当时的情况,拓跋嗣自生母刘氏被杀之后,逃离魏宫,生死未知,这时候拓跋圭是应该考虑另立继承人问题的。所以才有平时得宠的小贺氏(也是拓跋圭的姨母)突然“被谴”乃至要处死的疑问,只不过消息不密,小贺氏才唆使拓跋绍弑父。

          至于,拓跋绍是否真如北魏史书所记载那样凶暴无赖不得宠,是要持怀疑态度的。很简单,北魏史书自然要站在拓跋嗣一系的立场上,对拓跋绍进行诋毁,此外,崔浩之狱后北魏早期的一些原始史料已经过篡改,值得考虑。魏收的魏书也是在真实性上名声不大好。反而是南朝史书,因为没有立场问题,反而有可能接近真相,值得仔细比对。

        • 家园 北魏的灭亡某种意义上是不遵循这个制度的后果

          胡太后的长期执政导致了六镇之乱,最后甚至毒死了自己的儿子,直接造成了尔朱荣势力介入中央。

      • 家园 【原创】关于女主的问题---自引自用《北朝志.第二章》

        在早期的鲜卑拓跋一系的历史中,有一个很特出的制度,这个是研究北朝魏国历史的时候所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所谓的“子贵母死”制度。如《魏书.外传第一》中有“道武宣穆皇后刘氏…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太祖末年,后以旧法薨。”这里就明确提出了“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这么一个野蛮的概念。如此做法,连后世为《魏书》做修订的史臣都看不下去了,大叫是“矫枉之义不亦过哉”。为这许多如花似玉的女子叫屈的紧。

        按说“子贵母死”制度在华夏典章中出自汉武钩弋夫人故事,在《汉书.外戚传第六十七上》记载如下“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犹与久之。钩弋婕妤从幸甘泉,有过见谴,以忧死,因葬云阳。后上疾病,乃立钩弋子为皇太子。”,但拓跋其时汉化为深,未必知道这么一个典故,又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制度呢?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从神元皇帝力微起到昭成帝什翼犍之间的世袭关系。请参见下图:

        神元皇帝力微(传天女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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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帝沙漠汗(神元皇帝窦后所生)―――章帝悉鹿―――平帝绰―――昭帝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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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帝猗卢(文帝后封后所生)―――桓帝猗X(文帝后封后所生)―――思帝弗(文帝妃兰妃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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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根―――惠帝贺傉―――炀帝纥那】(桓帝后祁后所生) 平文帝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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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帝翳槐(平文帝妃贺兰氏所生)―――昭成帝什翼犍(平文帝后王氏所生)

        如上图所示,其中除了惠帝贺傉,炀帝纥那,烈帝翳槐,昭成帝什翼犍这个四帝以外,其他的我们都有所接触了。那么,下面,就来介绍下这四帝的继位情况,并为标题的展开作一个铺垫。

        在桓帝猗卢一系断绝,普根及其子无力相继的情况下,拓跋鲜卑的下一个首领为平文帝郁律,他是思帝弗的儿子,为在盛乐的拓跋部部中的诸位大人所扶持。在刘琨和猗卢结盟时期数次充当拓跋部的大将襄助西晋,多有武功。为人则是“姿质雄壮,甚有威略”,在他的治理下,一度混乱无比的拓跋部落开始渐渐回复。而在普根持国前后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桓帝猗X后祁氏的势力渐渐的转入台下。

        在这个前提下,公元317年,东晋建武元年,郁律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匈奴铁弗部的刘虎。刘虎(亦是二十五史的《北史》里的刘武,此处当为北史的编纂者唐朝的李延寿为避高祖祖父李虎讳)如上文所述,是匈奴铁弗部的建立者,而所谓的匈奴铁弗部则是指居住在朔方一带,由匈奴和鲜卑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个部族,“胡父鲜卑母” 《魏书.列传八五》,它也算是鲜卑拓跋部的世仇。早在刘琨和猗卢结盟的时候,他就作为两方的共同目标而遭到征讨,并被迫辗转到了朔方以西。而此时,乘着拓跋部政局动荡的当口,刘虎卷图重来,试图染指西部拓跋的盛乐一带。按盛乐本是拓跋部落的根本,郁律就算再有其他事情,对此也不能不管。于是,同年,郁律亲率大军“逆击,大破之”,刘虎仅以身免,而在西晋末年猖獗一时的匈奴铁弗部更是由于“(刘虎)其从弟路孤率部落内附,帝以女妻之”而濒临崩溃,直到数年后才恢复元气。

        附带说下,“(刘虎)其从弟路孤率部落内附”中的路孤就是后来居住于代北的独孤部刘库仁之父亲。而自“帝以女妻之”开始,独孤部和拓跋部世代通婚,并终成为一个在南北朝期间举足轻重的大族。而关于它的具体表现,在下文将详细提及。

        在此战的激励下,拓跋部的血性被彻底激发了出来,短短一年间,“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郁律更是意气风发,在收到了晋愍帝为刘曜所杀的消息后,他更是说出了“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的话,并加紧进攻前赵和后赵。丝毫不理会两国的求和请求。并在公元318年,东晋建武二年,斩杀后赵石勒派遣过来求和的使者,以示态度之强横。在此情况下,代国的声望于公元319年,东晋建武三年,上达到了顶峰,是年,在长江以北的又一个割据势力,凉州刺史张茂, 也就是后来十六国中前凉国的建立者派遣使者称臣纳贡,长江以北后赵,前赵,拓跋代国三足鼎立的趋势似乎开始隐隐形成(另外一个受东晋册封的鲜卑慕容氏这个时候还没浮出水面,暂且不计)。郁律于是“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以猗卢所修建的新平城为据点厉兵秣马,准备南征,丝毫不把东晋道统放在眼里。

        但郁律如此骄横于外,终于让后赵的石勒无法再忍。“寻署石季龙为车骑将军,率骑三万讨鲜卑郁粥于离石”公元320年,东晋太兴四年,他派遣自己的义子石虎进攻拓跋部落的离石。郁律(郁粥即郁律,十六国时期因为民族众多,因此在转为汉字的时候往往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称谓,如纥那,翳槐在《晋书》后汉的记录中转为敦那,乙回,取同音而已)。郁律促不及防,被“俘获及牛马十余万”,郁律本人也不得不“奔乌丸”于是石虎“悉降其众城。”《晋书.载纪第一》。而这个“奔乌丸”的具体乌丸地点,有考证以为应该是在拓跋早期有重要的作用的东木根山(在今河南张北县境内)。

        后赵的记载虽然言过其实,而且此事也不见于《魏书》,但是郁律遭到了一个惨重失败却很有可能是存在的,否则的话,以他的赫赫武功,也不会在祁后之变中束手无策了。郁律继位这几年来,尽管在开疆拓土上卓有成效,但是却完全忽视了国内的矛盾。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前任普根虽然死了,但是普根的母亲也就是桓帝后祁氏可没有闲着,“帝(郁律)得众心,恐不利于己子”,祁氏可有心很久了。就在郁律惨败而回后,不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个可能有乌桓血统的祁后(田庆余先生以为在郁律败奔乌桓后,己身为乌桓的祁后才得以杀死郁律)突然发难。精英尽失的郁律无法挣扎,和手下亲信数十人全部被害。

        祁氏谋害郁律之后,改立自己的二儿子贺傉为代王,也就是日后的惠帝。但此时贺傉年纪尚小,不足以治国,祁氏由是亲自主刀执掌国政。于是自公元320年郁律死到公元324年贺傉亲政为始,这个在《魏书》中被评以“性猛忌”的祁氏一连主政四年,在这四年掌权期间,周边国家只知有祁氏不知道有贺傉,代国被人称为“女国”,祁氏则以权而重,被尊为“女国使”。但就是这个女国使,尽废郁律的武治,并畏于当时石勒的声势,于公元320年向石勒派使求和。这就使得后赵得以安心对付前赵的刘曜,也为后来石虎干涉代国的道统埋下了隐患。

        祁氏的影响甚至在贺傉亲政时期也没有消除,反而愈见其盛。公元324年,贺傉亲政伊始,受迫于祁氏方面的压力,同时为了防备对于平文帝一系的反击(“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在东木根山处建造了新的都城。东木根山从地理上来看位于拓跋三部中的中部管辖区,尤其是向东接近乌桓的活动区域大宁。田庆余先生认为,此策的安排是相当的正确的,因为就在三年后的公元327年,炀帝南御石虎,西攻贺兰失败之后都是采取了退大宁的策略。

        但是,即便是这样,惠帝贺傉的在位时间也不长。就在迁都后的一年,惠帝就不明不白的死了,留在史书上的只有五个子“五年,帝崩。”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原因的话,那么只有可能是死于政变了,但新都毕竟和旧都盛乐不同,这里没有平文帝一系的势力存在,那么,真正惠帝的死因是什么那?实在奈人费解。

        惠帝死后,祁氏扶植三子纥那上台,是为炀帝。按谥法,“好内远礼曰炀。朋淫于家,不奉礼。去礼远觽曰炀。”这在封建年代算是很重的骂话了。那么,纥那到底作了些什么呢?我们具体来看看。

        “三年,石勒遣石虎率骑五千来寇边部,帝御之于句注陉北,不利,迁于大宁。”《魏书.帝纪第一》,这个就是上文所说的那个战例了。想当初郁律在时,尚且需要动用后赵精骑三万辅以突击,而现在,居然区区五千骑就足以逼迫堂堂炀帝纥那“迁于大宁”,拓跋部武力废弛真是糟糕到了顶点。

        在战争失败后,纥那畏惧赵军的追袭,于是向为拓跋部臣属的贺兰部落求助。按,贺兰即为《晋书》中多次出现的一个部落贺赖,贺赖部落源出自宇文氏,后实力逐渐增强,并如所说《魏书.列传外戚第七十一上》“其先世为君长,四方附国者数十部”,成为拓跋部联盟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纥那求助于斯本无可厚非。但是,他没有考虑一点是,贺兰部落是平文一系的亲近,“祖纥,始有勋于国,尚平文女”,平文的长子翳槐亦正是此时贺兰部头领蔼头的外甥,也在贺兰部等待机会,是以如此贺兰,又怎么会帮助杀害了平文帝的祁氏一系呢。想想也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了,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态,蔼头拒绝了纥那的请求。

        吃了一个闭门羹的纥那恼羞成怒。不经思考的,他立即召集从近的宇文部落“并势击蔼头”。呵呵,说点废话,他这点倒和历史上例外一个炀帝隋炀帝很相似啊,都是感情用事的主。隋炀帝征朝鲜,把老子留下来的大好家本败了个一干二净,也断送了大好江山。而这个炀帝呢,则是累的宇文部落一场大败,也动摇了自己统治的根本,“宇文众败,帝还大宁”不久即连大宁也无法待下去了,于是在公元329年,“帝出居于宇文部”《魏书.帝纪第一》,灰溜溜的被赶了出去。

        而此消彼长,炀帝出走,祁氏的势力萎靡,拓跋部中的平文一系可找到了个机会。于是以贺兰部头领蔼头为首,推翳槐为尊,是为烈帝。于是,在拓跋部中一下出现了两君并立的情况。考虑到早先平文一系力量的衰败是缘自石勒的进击,而此番复苏又是得益于石勒的侵扰,真让人不由得抚卷长叹,世事悠悠,实在是人所不及,真是成也石勒,败也石勒。

        而就自这个时候起,后赵和拓跋代国之间的跷跷板游戏正式拉开了序幕。

        其十四:帝系之争与子贵母死的初讨(中)

        纥那虽然失去对整个部族的统治权,但是好歹有鲜卑宇文部收容了他。按宇文部如果按照三部鲜卑的划分应当和慕容部一样属于东部鲜卑,和为北部鲜卑的拓跋部同族不同宗。在拓跋部力微扩张期间,开始和后来所谓拓跋部三部的东部拓跋发生关系。而这块地方,也就是东部拓跋的所在地则大致和西晋的广宁,上谷两郡的塞外部分接壤。是处民族组成相当的复杂,除鲜卑拓跋,以及具有匈奴血脉的宇文部之外,势力最大的当属乌桓。而又由于地域关系,又或多或少的和辽东的慕容部有点瓜葛―――特别是慕容和宇文之间,虽然同属于东部鲜卑,但自西晋以来就征伐不断,可以说是世仇。

        但是,如前文所述,纥那母祁氏很有可能就是出自乌桓,而且能量不小,更何况,祁氏擅杀平文后为平定拓跋内乱,借乌桓的力量不少,甚至迁都东木根山。在这种勾结下,继承了平文帝郁律血脉的烈帝翳槐掌权自然是乌桓所不愿意见到的。另外,在“(平帝绰)七年,匈奴宇文部大人莫槐为其下所杀,更立莫槐弟普拨为大人。帝(平帝绰)以女妻拨子丘不勤。”,“五年,宇文莫廆之子逊昵延朝贡。帝(昭帝禄官)嘉其诚款,以长女妻焉。”《魏书.帝纪第一》之后,拓跋部已和这里的又一大部宇文部关系密切。在这种情况下,纥那得以顺利的避乱与宇文部,并承惠乌桓,隐忍未发,静等翳槐自乱阵脚。

        而翳槐夺权之后,虽然得到了以拓跋西部为首的所谓拓跋正统的支持,但一是纥那毕竟还没有死,二是在经过几次的动荡之后,拓跋部也实在是元气大伤。于是,为求自保,翳槐开始向世仇后赵求和,这也验证了一句老话,“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只有不断追求最大的利益”。

        关于这个事件,在《魏书.帝纪第一》中是如是记载的“石勒遣使求和,帝遣弟昭成皇帝如襄国,从者五千余家。”所谓的“石勒遣使求和”当然是一个托词。《资治通鉴.卷九六》上所谓“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质于赵”才是事实。而如再按《资治通鉴.卷九四》记载“翳槐遣其弟什翼犍质于赵以请和”记载,后赵此时大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逼迫拓跋臣服的可能。

        而这里的“翳槐之弟什翼犍”,后来则成为了《魏书》中所称的昭成帝,据说是“生而奇伟,宽仁大度,喜怒不形于色。身长八尺,隆准龙颜,立发委地,卧则乳垂至席”《魏书.帝纪第一》(不过我怎么也觉得象一个母猩猩…)。而有关他的出生,在《魏书.列传第一》中更有段曲奇的记载“平文皇后王氏,广宁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宫,得幸于平文,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时国有内难,将害诸皇子。后匿帝于裤中,惧人知,咒曰:‘若天祚未终者,汝便无声。’遂良久不啼,得免于难。”。这个故事怎么看也象《史记》中的赵氏托孤。为方便比较,权且记录如下“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而朔妇免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於宫中。夫人置儿绔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 《史记.赵世家》,由上可见堂堂皇皇文抄公,当真到底是便宜方便,便是崔浩,有时候也不能免俗与学堂孩童。

        “平文皇后王氏,广宁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宫”,放下笑话不谈,这段话尤该注意。田庆余先生以此认为王氏当出自广宁(今山西省天镇县)乌桓,在广宁乌桓和拓跋的交战中,成为了俘虏,并进而成为了平文的皇后。这点当是事实。而从平文事变,“将害诸皇子”,而王氏却得以幸存来看,王氏所得的外力应当不小,若还以《魏书》判断。一是很有可能获得了鲜卑东部的所谓正统势力的支持,二则是缘自其母族广宁乌桓的助力了。但王氏的身份应不比祁氏,广宁乌桓更相去大宁(补注一下,大宁似在今宣化西北)乌桓甚多,王氏亦无力号召广宁乌桓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因此,在拓跋求和与后赵的时候,王氏也无法善保其子,只得由得“翳槐遣其弟什翼犍质于赵以请和”。但这种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缓解了拓跋部的亡国之危。站在这个事实上,虽然从母亲的角度而言王氏可以说是心如刀割,但王氏及其子什翼犍也以此在部族内赚够了同情分,为什翼犍日后夺位定下了人心走向。所以,《魏书.列传第一》上所谓“太祖即位,配飨太庙。”,王氏在拓跋立魏之前的诸后中,为第一配飨太庙,其功劳并不仅仅起于 “烈帝之崩,国祚殆危,兴复大业,后之力也。”,这点上,《魏书》看的真是不太仔细,倒是仇恨后宫外戚势力的魏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要明白的许多。

        翳槐求荫庇于后赵,石勒自然是乐得逍遥,在接受了以什翼犍为首的拓跋部五千余名人质后,石勒给了翳槐个北单于的头号。自此后赵和拓跋算是结盟了,而在这种形势下,以纥那此时的实力,按理来说应该是绝对没有机会的了,能博个郁郁而亡全身而终就算是不错了,更别说复国夺位了。可历史偏偏就这么好玩。就在这么个不可能的机会下,翳槐自己出了个好大的乱子。给了纥那一个很好的反盘机会。

        公元336年,在以翳槐为尊的拓跋部中出了一件大事。翳槐以“蔼头不修臣职”为由,“召而戮之”。这下可捅了大漏子了,撇开蔼头和翳槐的舅甥关系不谈,蔼头以贺兰部一部的首领身份,又有拥立翳槐为王的大功。就这么随随便便以“不修臣职”的理由给杀了,这点就让拓跋部内的很多人害怕了起来。特别是那些曾经在纥那当权期间处力尤多的,生怕是哪天就被翳槐以这个或者那个的名义拉出去砍了。而其中不忿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的更是大有人在,所安然自得到的,怕只有翳槐一人而已。

        于是,当我们在《魏书》中读到“国人复贰”的字样时,也就丝毫不感到奇怪了。

        同年,“炀帝自宇文部还入,诸部大人复奉之”《魏书.列传第一》,而自毁长城的翳槐则走上了纥那的老路,不过他这个时候得罪本部部众,只好“出居于鄴”,投奔后赵。并得到了这个时候后赵国主石虎的欢迎,“石虎奉第宅、伎妾、奴婢、什物”《魏书.列传第一》,好好的将这个落难的“北单于”供养了起来。

        后赵石虎这个人,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实在是有点精神分裂的样子。《晋书》中罗列他的罪状如下:好杀,“至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荒游废政…惟征伐刑断乃亲览之”。好宫室,“观雀台崩,杀典匠少府任汪。复使修之,倍于常度…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发百姓牛二万余头配朔州牧官”,“于襄国起太武殿,于鄴造东西宫,至是皆就”。好色,“荒酒淫色,骄恣无道”,“增置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有二等,诸公侯七十余国皆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发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万余人,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好游猎,“季龙畋猎无度,晨出夜归,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晋书.载记第六》

        但是就是如此石虎,《晋书》中也有不少有关他比较正面的例子,比如他好学,“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国子祭酒聂熊注《谷梁春秋》,列于学官”;听言罢战,见石璞论伐张骏例;任贤臣以治官僚,“时豪戚侵恣,贿托公行,季龙患之,擢殿中御史李矩为御史中丞,特亲任之。自此百僚震慑,州郡肃然。”《晋书.载记第六》。

        于是我甚至有点怀疑《晋书》有点夸大其次栽赃陷害了。以他好杀来看,以石璞一面之言就放弃征讨的征讨也真是让人无法想象。而便阅《晋书.载记第六》,《晋书.载记第七》来看,他几乎没有擅杀大臣的例子,更多的则是他虐杀百姓的记载,但就是如此鬼怨神愤的事,在传后的评论中居然无一字提及,仅仅“季龙篡夺,淫虐播声”八字而已,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了。至于游猎一论,石虎本出自游牧民族,撇开《晋书》中所谓的扰民,妄杀的例子,这点也实在是无可厚非。《晋书》中对于这点也说是“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马者,求之不得,便诬以犯兽论,死者百余家,海岱、河济间人无宁志矣”,但即有“李矩…百僚震慑,州郡肃然。”在前,又如何有“御史因之擅作威福”在后?最后是石虎最为人诟病的好色贪淫,可孤家寡人成为一人专属以来,三宫六院的又何曾少的来,又何止石某人一个。我这里不是给石虎翻案,但是我真是觉得《晋书》中关于他的描述恐怕是栽赃的多了点。

        翳槐在后赵住了不久,也就一年的光景吧。公元337年,石虎乘北克鲜卑段氏(有人认为这个段氏后来就是宋时大理段氏的始祖)的余威,“既平辽西,遣其将李穆击那(纥那)破之,复立乙回(翳槐)而还。”《晋书.载记第六》, 而《魏书》中对此次事变则稍稍详细了点“三年,石虎遣将李穆率骑五千纳烈帝于大宁。国人六千余落叛炀帝,炀帝出居于慕容部”《魏书.帝纪第一》。为什么这里是出奔到慕容部而不是宇文部呢?因为这个时候宇文部已经在鲜卑慕容部的打击下式微了―――关于慕容廆,慕容皝的事迹,下文会另开章节。而鲜卑慕容毕竟不同于鲜卑宇文,后者好歹还和拓跋接壤并有所谓的亲族关系在。而慕容则完全不然,在当时缺乏必要的利益关系。因此,当纥那选择慕容为落脚点之后,他的命运也已经注定了。此后的事情,虽然在史册中没有相关的记载,但从其后的昭成皇帝什翼犍“娉慕容元真(慕容皝)妹为皇后”《魏书.帝纪第一》来看,拓跋部和慕容部之间很有可能是达成了某种协议,而选择将纥那作为了最好的陪嫁。

        写到这里,我们也可以为上节提出的问题作一个结束了。纥那之所以谥号为“炀”,其原因恐怕更主要的还在这个“不奉礼”上。不奉什么礼,不奉是君臣之间的大礼。成者王侯败者寇,自古如此,又何尝少得了两晋十六国南北朝呢?

        纥那死后桓帝猗X的血脉也宣告完结。从这时起,思帝弗一系正式巩固了历史地位,成为了拓跋鲜卑的主要乐章。

        • 家园 石虎的横征暴敛应该不完全是虚构的

          否则很难想象后来冉闵制造的大屠杀会导致整个羯族的灭亡,这样的集中种族大屠杀在之前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深刻的仇恨肯定有长时间的积累,石虎起了发酵剂的作用,另外,单看石虎夺位前后以及他和他的几个儿子之间的争斗中的残忍,不难想象他对视若草芥的民众可能采取的态度了。

          • 家园 感觉羯是个很难划分的民族

            对其唯一的印象在于社会底层,是个给匈奴作奴隶的民族,出了个石勒才得以在历史上出名。这种划分作为民族有点太模糊了。至于羯族的消失是不是全被杀了,持保留态度。五胡之后入主中原的原北方游牧民族全部消失,虽然有死于战乱的因素,也有融合入中原的因素,怎么去区分呢。

            羯族人长得什么样子是有考古文物(铜像)出土的,至少乍一看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没什么差别,就像现在没几个人能分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一样。至于冉闵的“赫赫武功”,不过在中原转悠,不曾打到北方。羯族如果真的是北方游牧民族,怎么可能被他杀光呢。北方应该有所残留,那么无非是要么融入鲜卑,要么融入后来的契丹了。

            • 家园 抬杠

              苏格兰人有很多是凯尔特人和诺曼人后裔,从爱尔兰和北欧那边来的;英格兰人多是盎格魯-撒克遜人,虽然有融合,长相上有一部分特征还是有一定特征。具体的我说不出来,我原来那些同事我基本上分的出来。

            • 家园 入中原的羯族大部分应该是被其他部族吸收了

              羯是西域胡,后世称为昭武九姓者亦有石国,入中原的只是其一部而已。另外,冉闵发动的屠杀,主要涉及邺和襄国两地,就算在邺城屠杀之前,也曾大开城门放走大批不附从的羯胡。因此,要说羯人全部灭亡是值得怀疑的。只不过以石氏为首的羯族政权算是彻底覆灭而已。

              北魏时期被称为“山胡”者,即可能是避入太行山中的羯胡余种。后世来讲,羯胡还一直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作用,比如安禄山,即是羯胡与突厥的混血。

          • 家园 按田余庆先生的说法

            匈奴、羯族势力在西晋末期的八王之乱中支持成都王司马颖一系,而与东海王司马越对抗,从而介入中原战乱。石勒、石虎更是屠杀了大量西晋王族朝贵,而东晋又出自司马越派出的琅琊王司马睿,因此东晋与匈奴、羯族为世仇,“不与刘石通使”。

            这也导致汉族士人对后赵的仇恨,所以石氏在史书中没什么好声誉。至于石虎是否真如汉文史书中所记载的那么残暴,也值得仔细考究。

            反之,拓跋部因为刘琨的关系,与司马越和东晋一系搭上了线,所以东晋末、北魏初,两国关系是与众不同的。

            • 家园 后来羯族遭受的大屠杀不能简单的用这个概括

              参与屠杀的不仅仅是冉闵所辖的军队,也有普通的汉族平民,羯族在这场屠杀中整体灭绝。在石勒时期汉羯虽然有矛盾,但远没有那么尖锐,如果没有石虎时期的政策,很难相信仅仅因为冉闵的一纸杀胡令会激化到如此激烈的程度。五胡十六国中只有羯族遭受了这样的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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