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你对中国的信心可以耗用几次？ -- 陈郢客

不能对中国这样一个经历过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国家的廉政高效和开明的现代化走向期望过高，比如说汶川地震的救灾工作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跳跃性的变化，不能就此以为一扇迎接阳光的大门完全打开了；但另一方面又确实在缓缓向前走，所以也不能就此失掉信心。

中国的政治存在一个套路问题，在我们看来那些套路实在很假很傻，但实际上政府官员们并不傻，因为真正的智慧不是踢倒旧体系再开创一个新体系，而是如何在既有体系中慢慢地注入新内容而后使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打个比方，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就令人啼笑皆非地曾经是一个重大问题。1978年的科技大会把知识分子重新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理由是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工人阶级不得了，在理伦上是中共的核心成份。邓小平和中科院那几个没有生硬地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入无产阶级阵营（这会引发地震），而是沿着原来的套路在理伦上为知识分子建立了一个新形象，其他的事就水道渠成了。这么做除了勇气，无疑更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我因此也觉得邓小平是典型的中国领导人，越紫阳反而不是，他多少有点理想主义。

现在你去问一个教授他什么成分，谁理你？换个地位低点的，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人家多半说：俺是工薪阶层---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那个在中国工作了15年的加拿大人说得好：中国的社会进步相当缓慢，但你回看10年，就会发现已有了很大的变化。

当初我们看台湾政客打架时曾开玩笑说，中国大陆要是搞民主多党制，肯定打得比这还猛。台湾不应被嘲笑，任何一种进步都可能伴随痛苦或尴尬。毕竟我们不象那个不丹小国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