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的中学年代 一. 从文江到内江 -- 润树

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这句话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中国社会的描述和展望，家喻户晓。如果说文革是十年的话，我以为毛主席这句话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在《青河镇的故事》中，我描述过文革时自己在文江的一些见闻，这里再补充一些“天下大乱”的情况。我们由文江去内江都是坐火车，有一段时间车经常晚点，而且非常拥挤。由内江火车站至市区的公共汽车也很糟糕，有时干脆没有。有一次，我们从内江返回文江，乘不上汽车，父亲只能送我们步行走到火车站。那时年龄小，感觉走5公里是很长的一段路。岂知到了火车站，人太多，我们没有挤上要乘的那班车，只得又走回去。第二天，父亲再次送我们去车站，我边走就边担心会不会遇到昨天一样的情况。这次我们豁出去了，火车一到，母亲和二哥只管自己上车，父亲负责把我和四弟从窗口硬塞进车里，避免了再走一趟冤枉路。

其它大乱的情况我亲见不多，但有一段时间，常在街上看到法院（或者是公安局）贴出的布告，上面公布出被判刑的罪犯姓名籍贯以及犯罪事实，被枪毙的还被打上红叉，其中主要是强奸犯和反革命分子。公社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也被集中到公社大院和我们学校的礼堂开过几次会，除了学习外，大概是告诉他们不要乱说乱动。看见他们许多人衣衫褴褛，精神萎靡，我感到有些可怜。另外，县城有什么大事，我们也时也去观看，包括一次看抄家物品陈列展览，一次批判县级走资派的大会。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爆炸的记录片，也是专程去县城电影院看的。还有一次，观看毛主席转赠工人的芒果游行，我们在通过水南镇的成渝公路边上等了很长时间。后来知道，那是复制品。而在本镇，我们还有过一两次在夜里起来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游行。

以上这些，都是文革前几年的事情，70年后基本就没有了。71年的某一天，我们学校的学生进行义务劳动，从河边将船运来的河沙挑到几里路外的山区筑造水库大坝。路上，一个镇上的朋友偷偷告诉了我林彪出逃的事，我感到难以相信。不久，学校对全体学生和老师正式传达此事，当时气氛有点紧张，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以后，社会就越来越平静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好消息也多起来。72年初尼克松访华，报纸上和收音机里都有报道，我还记得那天是2月21日，尼克松在欢迎他的晚宴上说是他女儿的生日。这个时候，国家大概就进入了大治的阶段。在城市，工厂机关里派性依然存在，但已不能造成社会动乱，党委恢复了运作，同时存在以工人，干部和军代表组成的革委会，未尝不可说是文革中设计出的一种权力制衡机制。

棉纺厂的老厂长恢复了职权，他是所谓38式（即1938年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很有当领导的派头，人们都以他与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王猛是战友和朋友而津津乐道。但他并没有什么特权，工人有时仍给他贴大字报。他的一个女儿在我们班上，人很漂亮，穿着大方入时，对他人也谦虚友善。他们家的住房，在一幢红砖楼房的二楼，与其他十几家住在这幢楼里的干部和老工人的住房相比，并无什么太大差别。他复职后对原来那些规章制度的恢复比较看重，受到了一些抵制。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是很高的，常年开展劳动竞赛，技术革新和质量管理的活动。对于这些，我到车间劳动后，有一些切身体会。有少数工人不遵守工厂制度和工作纪律，是被帮助的对象。工厂一直在招收新工人，新盖的住房不能满足需求。厂里女工多，新招来后住在集体宿舍。她们有些在生小孩时，没有单独住房，厂里就盖了一些简易平房，专门解决这些女工生小孩的需求，被称作妈妈房。

刚到内江时，母亲的工作尚未落实，我们住城里父亲单位的房子，只有一间。母亲分配到棉纺厂子弟校后，厂里给她分了房，但也只有一间。为了母亲工作的方便，父亲放弃了城里的房子，也住到厂里来，天天走路或乘公共汽车上下班。我们和隔壁的一个工人家庭共用一间厨房，但他们有两个房间。这对三十出头的夫妇男的姓王，女的姓刘，也是资中人，有三个小女儿。他们人很好，我们两家关系处得很融洽。王师傅喜欢到河边站在水里用叉子叉鱼，时有所获。我们住的那幢干打垒楼房有七层，依山势而建，因此我们住在最上一层也只需上一层楼，从王师傅的家还可通到房顶。住在斜对面的一幢楼里有个姜师傅，与王家关系很好，他们夫妇常带着两个小女儿到王家来玩。姜师傅在煅压厂工作，是王师傅钓鱼的同伴，很会讲故事，我们夏天有时就坐在屋顶乘凉，听他吹牛摆龙门阵。那时大哥还在文江农村，二哥也于72年底随厂里的一批知青到荣县插队去了。春节时他们回来，就住在已带着家人回老家过年的姜师傅家里。

这样住了一年多，父亲向他的单位申请获得批准，在一座仓库的角上隔出一个空间夹成两间房，再延伸出一间厨房，供我们家使用，使我们的住房条件大为改善。这个仓库是父亲的单位为了棉布储存和调运的方便而设在棉纺厂的，主体在厂外，一堵墙却和厂的围墙相接，我们的住房的门也就开在了厂里面，对着布场车间，与厂办公大楼相临，去学校很近。后来，父亲单位驻厂收货发货的两个工作人员也照此办理，在这里安了家。

我们来内江后，不再吃食堂，而是自己做饭，烧的蜂窝煤是凭票供应的。火车站旁边有个自由市场，我们像附近几个工厂的职工家庭一样，天天都在那里买菜。在自由市场买菜可以讲价，我的方法是，同样的菜先问过几家的价格，然后看好想要买的那一家，以其他人的价格相比较，要他降下来一点。如此通常都会成功，最后的价格基本上是自己是满意的。不过我不喜欢做家务，加上我在学校的事情多一些，那些年都是母亲做家务多，连四弟也比我多做家务。

城市的文化生活丰富一些，主要体现在电影上，文艺演出却不多，甚至没有我们在文江镇时频繁。我那几年看过而且喜欢的国产电影有《艳阳天》，《战洪图》，《青松岭》， 《杜鹃山》，《火红的年代》，《无影灯下颂银针》，《创业》，《海霞》，《决裂》，《第二个春天》等。外国片有朝鲜的《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看不见的战线》、《金姬和银姬的命运》，阿尔巴尼亚的《海岸风雷》、《第八个是铜像》和《宁死不屈》，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越南的《琛姑娘的松林》等。这些电影也不是十全十美，但它们的格调是健康的，给人以向上的精神鼓舞。我崇尚鲁迅先生的文艺观，他说，“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这一点，足可为当下中国文艺界之一鉴。

在小说等文学作品方面，则非常贫乏。相对于我在文江镇时看过大量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在内江这几年看的书很少，只记得有《艳阳天》，《金光大道》，《沸腾的群山》等。学校有一个图书馆，每周有两或三天开放，但我没借过什么书。喜欢读的是每天的《参考消息》，8开四版。第一版是比较重大的国际和中国事务的电讯或报纸报道。毛主席每次接见外宾的消息都在第一条，还记得有一次邓副总理陪同接见时对外宾说，“主席记忆力惊人，我们不及”。第四版是一些花絮和小道消息，比较有趣。中间两版大多是关于第三世界的，就不太仔细看。体育消息方面，那时中国参加国际比赛很少，乒乓球是唯一的例外，逢大型比赛还开专栏，我们一条不漏都会仔细看。关于日本的消息也比较多，间或也有台湾妓女雏妓之类的报道。通过这些阅读，外国的实际情况，先进和富裕，落后与腐朽，我们大体上是有数的，连日本一个县的工业生产能力就超过四川省这样的事实也是知道的。报道中国方面当然还是正面消息为主，但也有批评的。记得一条关于北京的消息说，农村进城的马车的在首都的大街上拉下的马粪，随处可闻。那时报上的电讯媒体主要是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共同社，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塔斯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