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阴阳变—古典小说男变女情节标本浅析与批判（下） -- 江城孤舟

上回说到《萤窗异草》中的男变女故事，“是把更多的施淫施暴的男性，美化为捍卫贞操的道德的力量，伸冤报仇的正义的力量”，换言之，到了明清时，女性在士大夫阶层的眼中，已经不能作为独立的、有思想、有血肉、会感到痛苦的人存在，而完全沦为一种泄欲或者惩罚其他男性的道具。与《萤窗异草》故事相类的，还有清沈起凤的《谐铎》卷六的一篇《香粉地狱》，作者构思出的此地狱是这样的：

“阳世官宰犯贪酷二字败露者，遭国法；稍或漏网，冥府录其幼媳爱女，入青楼以偿孽债，今之倚门卖笑者，皆闺阁中千金姝也！”

因为卫道，因为要“惩恶扬善”，所以青楼女子“披发娇啼，玉容无主”的惨景，作者只是将其视为理所应然的报应，用以告诫官宦，“父贪白镪，女堕青楼，是宦囊百万，皆闺阁中缠头锦耳”。父亲、丈夫对女性而言，已经不仅是“纲”，而简直是生死祸福的主宰了。这一点在小说中是通过冥报之类的臆想来体现，而在现实中表现出来，与其对应的，就是朱棣将政敌女眷入官为妓这样的惨状：

“二月，解到邹公瑾等男妇四百四十八名口。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题：‘有奸恶卓敬女杨奴，牛景先次妻刘氏，合无照前例；谢升父旺年七十四，男唆儿年二十。 ’俱奉钦依‘发金齿卫充军，妻韩氏送淇国公处转营奸宿。茅大芳并男顺童、道寿，幼男文生，俱典刑’。‘妻张氏发教坊司病故’。左韶舞安政等官奏，奉钦依：‘著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著狗吃了。’

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于右顺门口奏：‘有奸恶齐泰等姊并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馀条汉子看守，著年小的都怀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儿。’奉钦依：‘由他不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皇帝如此，臣子们又能怎样呢？所以我们能在明代看见严嵩以侍女为“肉屏风、肉痰盂”，当然这也不是他独创，有抄袭前人的嫌疑。后世对严嵩肯定是作为奸臣而大加叱责，以上自然也作为他荒淫的论据，但有点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诸如清朝通元子著的小说《玉蟾记》中，一方面大骂严嵩的“肉屏风、肉痰盂”是“生性骄淫”，一方面自己又以轮回报应为主线，安排“夺门案内徐、石诸人，上帝说他们残杀忠良，存心虽忍，犹是因公起见，不同罪大恶极的奸人。但罚为女子身，配合姻缘，以了一段公案。”全书虽然立意是惩善罚恶，但在对男女的看法上，依然是男尊女卑，宣扬妻妾成群，女性本身再度成为惩罚前世罪行的工具。即使受罚的是前朝的奸臣这一点为其蒙上了道德高尚的外衣，但始终不能改变此本质。

说到底，《玉蟾记》和早在《龙城录》和《夷坚支志》就有记载，又被后世多本笔记小说转引的“李林甫转世为娼”的故事中心思想没有区别，和《萤窗异草》与《谐铎》也没有本质性的差异。实际上，《谐铎》中有一篇《顶上圆光》，说到白起因为杀生太重而在地狱受罚，后转生为奸相贾似道，后因此罪孽沦为秦淮名妓卞玉京，如此种种，思想总无太大的差异，这是一种政治诅咒，只是需要以女性来当道具而已。

而且这种思想，就算是到了近代，受到西方思想熏染颇深的洋务干将薛福成也不能免俗，见其《庸庵笔记》中“大臣某公转生为光州牧女”条，

“钦差大臣某公，于咸丰同治年间督师剿贼。其初颇号能军，既而声望顿减，获罪遣戍。旋释回，仍出督师，功过颇不相掩。继而过多功寡，屡起屡踬，凡三掘大臣关防，终奉严旨逮下刑部狱，遂赐死。其获戾之故，在忌才好胜，恃气陵人。晚年耽于酒色，兼好财货。营中聚贪诈无耻之徒为委员，每日暮．驻营各员四出搜罗妇女以进。明日拔营，复委弃之，所污不可数计。至于纳贼妾，通贼妻，见于弹章者，复累累也。同治甲子，余游大梁，则闻人言某公已转生矣，盖为知光州直隶州某君之女也。某君在光州署中，一夕梦人以某公名刺投入，因素所熟识也，仓猝冠带将出迎之，见金甲神缚送某公白天而下，倏忽入其妾之房中。一凉而醒，内室遣人来报妾生女矣，某君入内，其妾告以所梦，与某君相同。某公生前面有青记，而此女亦有之，观其神气，宛然某公也。

是说也，余无以审其虚实，或出于世人之附会，固未可知。然以某公生平淫佚，阴间罚令转生为女，或亦理之固然。且其为我言之者，从前实在某公营中当差者也。”

在清代文人看来，女性不但是惩罚前生罪孽的工具，而且女性自身应该将成为父权、夫权、君权之所有物的境遇看作是一种荣幸。褚人获的《隋唐演义》中不但有隋炀帝转生为杨贵妃，“完结孽缘，仍以白练系死，然后还去阴司，候结那杀逆淫暴的罪案”，李密转生为武则天，“杀戮唐家子孙，以报宿愆”等诸多无稽情节，还有孔升真人“犯下戒律，谪堕尘凡，罚作女身为帝王嫔妃，即隋宫中朱贵儿”这一段，而朱贵儿是被作为作者心目中嫔妃的典范描写的，她的言论和行为都很有代表性。在隋炀帝重病的时候，她是如何想，又如何做的呢？

“朱贵儿拭了泪，说：‘你们众姊妹，都在这里，静听我说：大凡人做了个女身，已是不幸的了；而又弃父母，抛亲戚，点入宫来，只道红颜薄命，如同腐草，即填沟壑。谁想遇着这个仁德之君，使我们时傍天颜，朝夕宴乐……

朱贵儿心中想道：’我们虽是虔诚叩祷，怎能够就感格得天心显应。我想为子女者，往往有割股求亲，反享年有永。我今此身已属朝廷，即杀身亦所不惜；何况体上一块肉。’……只见朱贵儿双眸带泪，把衣袖卷起，露出一双雪白的玉腕，右手持刀，咬着臂上一块肉，狠的一刀割将下来，鲜血淋漓，放在一只银碗内。”

这样血淋淋的情节竟还被作者大力歌颂，当朱贵儿为隋炀帝这个昏君而殉死后，作者除了称颂外还写道“天庭最重忠义，应得福报”，把功利主义式的报应论和对女性权利的糟践都发挥到了顶点。

明清两代诸多文人，在这个问题上去衡量，几乎很难有合格者，尤以清代为甚。著名者如袁枚，提倡“性灵”，对汉儒和程朱理学发难，宣称“《六经》尽糟粕”，但其《子不语》中实在有失轻薄，糟粕甚多。以上提到的罚为女身的冥报故事，诸如《猴怪》，故事中妖猴对一女子作祟，是四百年前的前世冤仇，然而却有一段曲折：

“元帅问：‘汝既有仇，何以不早报而必待至四百年后耶？’猴云：‘此女七世托生为文学侍从之官，或为方伯、中丞，故我不能相犯。因其前世居官无状，仍罚为女身，值逢所嫁之人又即猎户，故我两仇齐发。’”

本故事不但有因果报应，摧残女性的思想在内，还散发出一股官本位的臭气，令人掩鼻。

《子不语》中又有《叶氏姊》一篇，文中叶氏之姊“婚未四十日而寡，无子，归守节于母家”，直至七十二岁，突生怪病，大腿与足踝“红肿溃烂，流血淋漓”，“至夜三鼓，呼号甚惨”，“自是遂不能言，又十余日方死”。本来是一个经受了封建社会荼毒的悲惨老妇人形象，却也被袁枚加上冥报的色彩，“我亦恍然觉前生杀妻杀子实皆有之，犹忆身死后阎罗王以我生前有罪须审，但怨主未至，且罚作女身而使早寡。皆了了于心目间，悔之无及。”

连以博雅称的纪昀也不能免俗，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就有这么一则男借女尸还魂的故事：

“乾隆丙辰、丁巳间，户部员外郎长公泰，有仆妇，年二十余，中风昏眩，气奄奄如缕，至夜而绝。次日方为棺敛，手足忽动，渐能屈伸，俄起坐，问：‘此何处？’众以为犹谵语也。既而环视室中，意若省悟，喟然者数四，默默无语，从此病顿愈。然察其语音行步，皆似男子，亦不能自梳沐，见其夫若不相识。觉有异，细诘其由。始自言本男子，数日前死，魂至冥司，主者检算未竟，然当谪为女身，命借此妇尸复生，觉倏如睡去，倏如梦醒，则已卧板榻上矣。问其姓名里贯，坚不肯言，惟曰：‘事已至此，何必更为前世辱！’遂不穷究。初不肯与仆同寝，后无词可拒，乃曲从，然每一荐枕，辄饮泣至晓，或窃闻其自语曰：‘读书二十年，作官三十余年，乃忍耻受奴子辱耶！’其夫又尝闻其呓语曰：‘积金徒供儿辈乐，多亦何为！’呼醒问之，则曰‘未言’，知其深讳，亦姑置之。长公恶言神怪事，禁家人勿传，故事不甚彰，然亦颇有知之者。越三载余，终郁郁而死，迄不知其为谁也。”

这个故事的封建教化的警世作用，是比一般的投胎转世受报应的故事要大得多的。因为其描述的人物心态极其合理，也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男变为女，本身就是地位的陡降，从官宦变为仆妇，是第二重贬低，从丈夫变为妻子，则是第三重折辱，有此三重枷锁在身，主人公的行为举止就非常正常了。但这故事显得越合理，我对当时妇女的处境就越绝望。

下面还是引舒芜先生的评论：

“纪昀之学，渊雅宏通，《阅微草堂笔记》之文，雍容淡雅，本是我很喜欢的，但是他这一则借尸还魂的故事，我一向极为憎恶。我憎恶的是故事里的妇女观，即以作女人为前世的贬谪，以性强迫性污辱为作妻子的应受的本分这种观点。知堂曾指出，上海滩上流氓气味的人，认为性交是是男子的享乐的权利，女子的污辱的供献。现在看来，两百年前的纪昀已开其先河；他说的故事里，丈夫行使着享乐的权利，同时还是在执行冥中注定的正义的惩罚。妻子作出了污辱的供献，同时还是在接受冥中注定的正义的惩罚，这又更增加了伪善的残酷的气味。看中国文人的思想识见的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在妇女问题上的见解主张如何，这也是知堂常说的。在这个测验面前，我纵爱纪昀，却是无法给他及格的了。”

很希望这样的故事能够早点结束，但是还没完，还有清代许奉恩的《里乘》（《兰苕馆外史》），其中卷六《王素芳》讲述了一个妓女“从一而终”的故事。听起来很新奇是吧？故事主角身为娼妓，一日入梦，至阴曹，遇女鬼前来索命，经前世父亲解说，方知自己前世犯下风流情债，因此今世转生为妓。为了摆脱女鬼纠缠，主角对其立誓，设神牌供此女子为夫，从一而终，终身不赎身从良，这才得回阳间。

看到这种故事，这种思想，你我除了叹气以外，还能说些什么？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摩这些清末文人，却还是没有想到他们是如此的会立牌坊。和他们相比，民间佛教信仰用以劝世的故事还稍微好些：

“夷坚志一书记载：江南民陈氏女，从来没有读过书，十七岁那年，害了重病，临死前忽然对人说：‘我是战国时秦国的将军白起，生前杀人数十万，在地狱中受到无量的痛苦，最近才投生来做人，然而还只能世世投生为女子，寿命也不能超过二十岁，现在我要死了，也是命该如此。’说完就闭目长逝。 ”

网上找到的文章都说此文出自《夷坚志》，可我略搜了一遍《夷坚志》，并无此记载，《夷坚志》一书中《陈氏女》也不是如此内容，暂时存疑。单论此故事本身而言，思想并无什么高明之处，只是让我感到好笑的是，编此故事的人只觉得病与死才是苦，殊不知对古代妇女而言，生与老怎么就不可能是更大的痛苦？死亡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寿命不过20岁，则还可以少尝些求不得、爱别离之苦，更少有机会受到以上文章中的种种屈辱，按照《马桥辞典》的说法，这简直是“贵生”了！

分析完了这些故事，我们再看另外比较少见的一种类型，先看清代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八的另一个男借女尸还魂的故事：

“有钱某者，吴人也。妻卒，将殓矣，忽蹶然而苏，张目视其夫曰：‘汝何人欤？’夫疑为谵语。妇即起坐，周视其室曰：‘此何地欤？’已而揽镜自照，大哭曰：‘吾其为女子乎！’乃告其夫曰：‘吾闽人王某也。因病而死，至冥中，冥王谓吾阳寿未终，命二鬼送之回。途遇大风，二鬼为风吹去，不知所之。我亦觉身轻如叶，随风飘堕至此，乃化为女子乎！吾本男子，读书识字，家亦小康，妻孕未产，今当奈何！’言已，复大哭。其夫百端劝慰，不应。始而不食，继觉饥饿，乃进饮食。夫欲与同寝，辄拒不纳。如是数月，有为其夫计者，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彼既因饥饿而强进饮食，然则岂无欲念欤？当以男女之欲诱之。’夫乃觅得一说平话者，日日为演说淫亵之事。妇始乐听之，数日后，忽曰：‘吾妇人也，奈何为我说此！’麾使出。是夜，夫就之，不复拒矣，遂为夫妇如常人。岁余。情好甚笃，乃哀其夫曰：‘吾家在闽，杳无消息，妻产亦不知男女。君其偕我往探之。’夫不忍拂其意，，偕赴闽。至其家言之，其家初不信。妇乃历叙起生事，一一有据，且与其妻言当日房帏秘事，人所不能知者，妻乃大哭，已又破涕而笑。其前世之妻，遗腹已生男子矣。留数月，始返。越一岁，妇受孕生一女，乃即以前生之子为婿，两家成亲戚焉。”

此故事与之前纪晓岚的故事不同点在于，它没有劝世的色彩，强调的是人欲。文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彼既因饥饿而强进饮食，然则岂无欲念欤？当以男女之欲诱之”的观点很精彩，男借女身还魂，而最终为天生的情欲同化，拥有了女性的自觉意识，也有了个不错的结局。这类故事比起劝世果报的故事来，虽然主题一样荒诞，然而终究是有积极意义的。俞樾在经学小学上卓有成就，从此文来看，思想也很通达。

与此相同的还有明代陆人龙的话本《型世言》，其中第三十七回《西安府夫别妻 郃阳县男化女》取材于明代的李良雨化女事。此事《明史·五行一》、《宋纁传》有载，但行文简略。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五、叶权《贤博篇》则言之较详且内容平实。而事既昭彰，自会出现讹传。《穀山笔麈》载：“隆庆三年，山西静乐县丈夫李良雨为人佣工，与其侪同宿。一夕，化为女子，其侪狎之，遂为夫妇。守臣以闻，良雨自缢死。”《坚瓠集》载：“隆庆二年，山西李良甫侨寓京师。元宵夜看灯，夜静，见一女子靓妆而来，侍儿提灯前导。良甫就戏之，偕至寓留宿，化为白鸽飞去。良甫腹痛，至四月中，肾囊退缩，化为妇人。”

《型世言》在此流言基础上作了大量艺术加工，首先是加入自己的见解，与汉代的思想颇为一致：

“人若能持正性，冠笄中有丈夫；人若还无贞志，衣冠中多女子。故如今世上有一种娈童，修眉曼脸，媚骨柔肠，与女争宠，这便是少年中女子。有一种佞人，和言婉气，顺旨承欢，浑身雌骨，这便是男子中妇人。又有一种蹐躬踽步，趋膻附炎，满腔媚想，这便是衿绅中妾媵。何消得裂去衣冠，换作簪袄？何消得脱却须眉，涂上脂粉？世上半已是阴类。但举世习为妖淫，天必定与他一个端兆……我朝自这干阉奴王振、汪直、刘瑾、与冯保，不雄不雌的，在那边乱政，因有这小人磕头掇脚、搽脂画粉去奉承着他，昔人道的举朝皆妾妇也。上天以炎异示人，此隆庆年间，有李良雨一事。”

而在具体的故事描写中，强调情欲的描写很多，这里不便一一列举，但从文中描写来看，主角李良雨虽稍有反抗，但也很容易就沉溺于男欢女爱中：

“李良雨酒都做了满身汗，醒了，道：‘吕大哥，这事实非偶然。我在那日晕去时，到阴司里，被阎王改作女身，也曾道该与你为夫妇，只嫌你太急率些。’……自此之后，两个便做了人前的伙计，暗里夫妻。吕达是久不见女人的男子，良雨是做过男子的妇人，两下你贪我爱，灯前对酌，被底相勾，银烛笑吹，罗衫偷解，好不快乐。”

她甘为女性，嫁为人妻，思维方式与一般女性无异，而导致此异变的原因也并非因为她前世罪孽，而是因为阴司自身当初犯的“将女作男”的错误，最后的结局也挺美满。总之，在冷酷的神道设教故事当道的时候，出现这样十日谈类型的情爱故事，确实是可以看作是人性的一种解放。

然而可惜的是，这种故事终究是太少，不能称为主流，以致我常发出感慨，柏杨曾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大酱缸，以他基督教的背景看，说这话有失公允，但到了明清，封建文化走到末路，那的确是千年以来的糟粕沉渣泛起的时代，而女性是其中最为不幸的牺牲品之一。男人虽然是“欲作奴才而不可得”，但终究还有男性的身份，对女性依然可以保持强势，而女性则几乎是欲作人而不可得了。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虽然李渔在《十二楼》中对女性还算公允，在《无声戏》第一回中对“美妻嫁了丑夫，才女配了俗子”抱有宿命论的同情，“不是因她有了红颜，然后才薄命；只为她应该薄命，所以才罚做红颜”，但这不妨碍他写作《肉蒲团》；虽然沈复《浮生六记》中对夫妻之温情脉脉大加赞颂，却也不妨他写上一笔，“正月既望，有署中园乡三友拉余游河观妓，名曰‘打水围’”。在这种浊浪中，恐怕只有李汝珍的《镜花缘》极度歌颂女子之才德，堪称先进，还有《红楼梦》中描写女子之鲜明，堪称榜样了。看《镜花缘》中武后考才女的恩诏，非重女子之才德者想不出此情节，而像《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名言：“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更是高绝之语，只可惜这些思想终究不可能成为明清社会的主流，不免叫人叹息。

阴阳变—中国古代小说中男变女情节的标本式浅析与批判（上）

阴阳变—中国古代小说中男变女情节的标本式浅析与批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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