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玄武门之变之太子之争、一 -- 唐一介

杨文幹事变

这样的转变，本来应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既取决于客观形势的变化，也决定于李渊等人主观意志的转变。比如李渊是让李建成而不是李世民去讨伐刘黑闼的二次叛乱，比如李渊对他最亲信的大臣裴寂说：“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比如他轻信嫔妃对李世民的诬告，但对李世民的“深自辩析”，却是“终不信”。这都表明李渊的态度在逐渐改变，由仅仅无废立太子之意逐渐的转向防范李世民。（本段所引皆出《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卷》）

但一次影响巨大的事件，却让这种渐变变成了突变，让李世民一下子跌到了深渊。这个事件就是杨文幹事变。由于此事的重要性，这里把史书（主要依据《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的相关部分，兼以《旧唐书》、《新唐书》为补充）中对该事变的记载叙述如下：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六月初三，李渊离开长安前往仁智宫避暑，李世民与李元吉同行，李建成留在长安镇守。此时已与李建成结为一党的李元吉，已经有了从肉体上将李世民消灭的想法，因为李建成的阻止才没有付诸实施。在这个时候，李元吉更是劝李建成乘机搞掉李世民。①

当时的庆州都督杨文幹，原来曾担任过东宫禁卫的职务，和李建成关系密切。李建成在以前的时候，曾经私下里指使他募集勇士送给他自己作为私人武装。这时李建成又派遣尔朱焕和乔山公这两个东宫中级军官，给杨文幹运送铠甲。结果尔朱焕和乔山公在中途的时候跑去仁智宫向李渊告发了此事，说李建成指使杨文幹造反，准备里应外合对付李渊。同时，宁州（在仁智宫附近）也有个叫作杜凤举的人前来告发此事。

由于庆州离仁智宫不远，此事如果属实，那李渊的处境就非常危险，又惊又怒的他就找了个理由，派人前去召李建成前来仁智宫。得知消息的李建成恐惧不敢前往，一个叫徐师谟的幕僚劝他起兵造反，不过在最后他还是听从了另外一个幕僚赵弘智的建议，轻装前往仁智宫向李渊请罪。

李渊马上就把李建成囚禁了起来，然后又派大臣宇文颖前去召杨文幹（自然又是找的别的理由），宇文颖见到杨文幹后却将实情告诉了他。在六月二十四日的时候，杨文幹就干脆起兵造反了。

李渊得知消息吓得不轻，一方面派人前去讨伐，一方面就召李世民前来，让他率领军队前去讨伐杨文幹。李世民表示杨文幹不足为虑，派遣一员大将前去就足够了。李渊认为此事既然牵连到了太子李建成，响应的人恐怕会很多，执意让李世民前往，还向他许诺说平叛回来后就立他为太子，将李建成降为蜀王。这是六月二十六日的事情。②

当天晚上，李渊因为担心一旦难发，夜间在仁智宫难以应对，就离开仁智宫前往山外扎营，在第二天白天才返回。

李世民出发后，李元吉和嫔妃们不停给李建成说情，大臣封伦也为其营解，结果竟说得李渊回心转意，将李建成放回长安，继续镇守。同时将此事的性质定为兄弟不和，归罪于东宫中允王珪、东宫左卫率韦挺和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将三人都流放了。（其中前二人是李建成东宫官员，杜淹是李世民天策府的属官）③

李世民对此并不服气，派人给杜淹送去了三百两黄金。（此事见《旧唐书》及《新唐书》的《杜淹传》，其中前者说李世民“知淹非罪”，后者说李世民“知其诬”。）

李世民率军进抵宁州后，杨文幹的部队全部溃散。七月五日，杨文幹为自己的手下所杀，宇文颖则被李世民捉住，在送到长安被李渊质问后斩首。④

以上就是杨文幹事变的过程。

①：《资治通鉴》原文如下：初，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当为兄手刃之！”世民从上幸元吉第，元吉伏护军宇文宝于寝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元吉愠曰：“为兄计耳，于我何有！”

要在政治上搞掉一个人，直接从肉体上将其消灭未必是最高明的办法，但却绝对是非常直接而有效的方式。这里的李建成不同意李元吉直接从肉体上将李世民搞掉的建议，固然难免与他的能某善断的性情缺陷有关，但却不能说没有“性颇仁厚”的因素在里面。

此时，李唐王朝统一天下的进程已基本结束，李世民因为自己军事上突出的才能，而对李渊和唐王朝所形成的不可或缺性已经从根本上丧失了。（当然，这是在将突厥的外患这一因素置之度外的情况下的情形。）在这样的形势下，李渊对李世民的态度，固然会因为他不再有机会像之前那样对自己产生强烈的冲击而有所缓解，但同时，一旦出现李世民继续对自己产生强烈冲击或别的让他难以容忍的状况，他却会因为少了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更大程度上的依据自己的主观意志行事。也就是说一旦出现需要用兵的情况，李渊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把兵权交给李世民所带来的后果将不再是灾难性的，进一步而言，如果因为某些原因而需要彻底剥夺李世民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前途，李渊也只需要跨过心里的坎儿就行了，因为这样做不会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对他来讲也就缺乏必要的客观制约。

可以设想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包括李元吉）对李渊的这一心理是有着基本上较为准确的把握的。那么在至少早在两年前（也就是武德五年），李建成和李世民关于太子之位的竞争在客观上就已经很白热化，而且李建成至少在表面上是处于劣势的局面下，作为太子之位竞争者的李建成，就有着充分的理由从政治上削弱乃至搞掉李世民的理由，又由于上面的分析，李建成搞掉李世民的所带来的后果（对李建成来讲），肯定会是得大于失的。（在李渊年事已高，并且只有三个嗣出的成年儿子的情况下，一旦李世民被李建成和李元吉搞掉，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出将这另外两个儿子也搞掉的选择——这一点无论是对作为父亲的李渊来讲还是作为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的李渊来讲都是如此）

因此，李建成拒绝李元吉从肉体上将李世民消灭的建议，就不是出于客观因素的制约，而只是被自己的主观意志所劝阻。很显然，作为太子之争中的一方，也就是作为政治斗争中的主角的李建成，是缺乏这样的主观意志的，那么，这就只能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面对小自己十多岁的弟弟的兄长时的他的恻隐之心了。不管李建成是否知道这样的选择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不管李建成是否是认为自己不必依靠这样的手段也可以在这场太子争夺战中胜出，他能够在这时候因为恻隐之心而拒绝李元吉的这一建议，都是配得上《通鉴》“性颇仁厚”的评价的。

政治斗争是无情的，但这不是说参与政治斗争的人物没有感情，而是说他们将这感情牺牲了。

②：《资治通鉴》原文如下：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谋之，世民曰：“文竖子，敢为狂逆，计府僚已应擒戮；若不尔，正应遣一将讨之耳。”上曰：“不然。文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这样的对话，不像是一个军事家与一个统帅（这里的统帅是指李渊）针对军事上的形势进行战略战术上的分析探讨，而像是一对买卖的对象在进行讨价还价。

在一般的买卖中，掌握主动总是卖家，因为货在他手中，因为他知道货的底线（底价），但在这里，掌握主动的却成了买家。李渊的丧失主动权情有可原，因为未能充分掌握相关信息的他难以对形势作出客观的判断（事实上他是将形势估计的过于严重），也就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底线。与此相比，李世民的掌握主动权就显得有些不正常了，因为如果不是什么特别的原因，他对相关信息的掌握至多也只能与李渊持平，即使他因为自己杰出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华而能较为小范围的圈定这次反叛的性质和程度，那他的反应也只应该是对李渊的分析进行补充和更正，并就此制定相关的对策而已，是不至于就此进行讨价还价，进而在取得了想要的价格之后就突然变得一切尽在掌握了。

从后面的事态发展可以看出，李世民在叛乱的形势上的确是成竹在胸的，这已经很可疑了。不过还有更可疑的，这一点后面再进行分析。

③：《资治通鉴》原文如下：世民既行，元吉与妃嫔更迭为建成请，封德彝复为之营解于外，上意遂变，复遣建成还京师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太子中允王、左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并流于州。挺，冲之子也。初，洛阳既平，杜淹久不得调，欲求事建成。房玄龄以淹多狡数，恐其教导建成，益为世民不利，乃言于世民，引入天策府。

这里先将原文引用在此，分析在后面进行。

④：此事《资治通鉴》的记载颇为简略，容易让人误会李世民在当时就将宇文颖诛杀了。但《新唐书》则十分详尽的，将宇文颖被擒，送往长安，被李渊质问，及最后被诛杀的过程记载了下来，事见《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附宇文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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