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知青岁月 一. 我的农家生活 -- 润树

四川人大多是很实在的，很少有人把报刊杂志和广播电台上的官方语言挂在嘴上，因为这在日常生活中说起来很不自然。当然，在城市和工厂，也不大能听到与官方话语唱反调的话。但到了农村，农民说话的自由放任就没什么约束了。他们很多人对毛主席的称呼是毛老把子（即老头子），这不能说是贬义，但也没什么敬意；对共产党和社会现状的不满的话，也时常口无遮拦地说出来。我与孙队长关系较近，有时到他家去坐一坐，他讲话没什么顾忌。那时正批宋江的投降主义，他问我，毛主席为什么要批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难道他是要大家起来反他吗？我知道他这样理解有误，但也不好回答。他还说，农村在刘少奇搞的那几年比较有办法，让我更觉意外，虽然不同意，但对过去的实际情况不了解，也不好反驳。

我们这里解放前有一个糖坊，可以榨甘蔗制糖，也许能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现在制糖业由国营企业包办，农民种的甘蔗交国家，所获回报就低一些，可能是有些人不满的一个原因。另外解放前比较富裕的一些人，拿现在的生活与过去比较，有不平也是自然的。但由于可以种甘蔗，加上较好的粮食生产条件，我们生产队的效益其实算好的，每十个工分的价值在一元左右，比起那些只有几分或一两角的要好多了。家庭劳动力多的，到年终分红在扣除所有分粮分物的成本后，可得几百元，那就相当殷实了。另外，家家都利用空闲时间买灯草来编草帽，可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我曾请父亲帮忙，给他们买了一些批发价的草帽扣，得到大家的感谢。整体来看，我们生产队多数人家的生活条件是不错的。有些年轻姑娘还穿上了的确良衬衣，而我要等到上了大学才有机会穿上化纤衣服。

农民在自留地里种一些蔬菜，除自己需要的外，多余的就拿到集市上去卖。每家也都养猪养狗养家禽，数量不多，主要是受饲料而不是政策的限制。把这些东西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在我们那里是闻所未闻，（近闻这种做法在那时就被当作极左而受到批判）。养猪平时用青饲料，但猪上架子后（躯干发育完成，约八九十斤），就要连续几个月每天加入一斤多像豌豆或玉米这样的硬饲料，才能使其上膘。因此在粮食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养猪是不容易的。我们生产队每人的平均口粮不足400斤，普通人家一年能送两头150斤左右的肥猪就很不错了。那时国家收购的毛猪价格大约是每斤五六角，这是当地农民现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农民的文化生活比较贫乏。从生产队，到大队和公社，除了有线广播和学校外，没有其它任何文化设施。公社办的有线广播通到每户人家，用来播放通知，也转播一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不过，我们那里的交通比较便利，人们还不算孤陋寡闻。我们偶尔可以在一公里外的甘科所看上露天电影，再远一点就要到三公里外的硫酸厂，或十公里外的县城了。记得75或76年在甘科所看了一部叫《百花齐放》的纪录片，内容是一些器乐名家像闵惠芬等的演奏，被其强烈艺术感染力所震撼。另外，大队、公社和区都有宣传队，偶尔为社员们演出。生产队常开社员大会，讨论生产队的问题，以及评工分、选干部等，也有时事政治学习。76年元旦毛主席的《鸟儿问答》和《重上井冈山》两首词发表后，就专门组织学习过，我还做了讲解者。

从教育上来看，适龄儿童都到大队的民办小学上学，中学生就要到3公里外的公社学校。高中在农村尚未普及，但我们生产队有几个高中毕业生。文革中中学毕业的叫回乡知青，他们不享受国家给予城市下乡知青的安置照顾，但在招工和大学招生时，受到同等对待。他们也更有机会在民办学校任教，当赤脚医生，或者担任其它一些职务。如果只是在生产队劳动，那么有些就不如一般的农民老实本分。有个与我同届的高中毕业生常往我这里跑，喜欢和我说点与生产劳动无关的话。有一次他和几个人一起去集市为生产队卖菜，负责收钱。事情办完，其他人都回来了，他却不知去向，大家猜他可能是拿着钱跑了。可是没几天他还是回来了，交了钱，但数目上有问题。估计他在外面转了几天，看看搞不出什么名堂，花了一点钱后，只好回来。以后他就不大受到信任。

下面记述几个比较典型的农民家庭。

孙队长 – 初中文化程度，媳妇是从邻近的四小队嫁过来的，他们有三个小孩。他的父母和一个妹妹也在队里，但他们是分了家的。在农村当生产队长需精明能干，懂得所有的农活，为人处事公道，干活也要起带头作用。这些孙队长都是具备的。他家的经济条件一般，因为孩子都还小，不能干活。不过他媳妇很能干，出工不单过，还养了两头猪，编草帽也是好手，因此日子也还过得去。孙队长有点狡诘，有时说话不那么直白，还带一点讥讽。他喜欢我写的字，对我也就比较客气。我回家时，母亲常买一点糖果让我带给孙队长，说是给他小孩的，其实也是拉拉关系。孙队长有时去公社开会，顺便就把报纸信件带回来。一次，他带回我的家信，说他已经拆开看过了。我颇感意外，知道他侵犯了我的权利，但也没说什么。他大概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以后就没有再犯。孙姓在生产队占主导地位，但有家周姓三兄弟时有挑战。一次，在周家老大做了一件非常恶劣的事情后，孙队长一怒之下，召开社员大会追究，并摔挑子不干了。此后大队进行了调停，但孙队长去意已决，无可挽留。最后，大家选了女会计当队长，而由孙队长转任会计。这位新任队长姓钟，是个女强人，颇能服众，农活有不懂的，屋里自有男人指点。这男人在屋外却不大成熟，有一次把两口子的房事也说了出来，被人不时拿来取笑。

周家三兄弟 - 周老大四十几岁，个子高文化低，而老二老三却都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有时说话吞吐周纳，别人需要琢磨一番才能理解。这三兄弟都娶了媳妇，各有自己的家，也就是说是分了家的。他们都很能干，但在生产队并没有担任什么职位。周老大很自私，不时干些荒唐的事。有一年夏天，下过大雨，生产队去买来红薯藤，分到每个人头上包干栽种。这位老大，居然把红薯藤大把大把地埋在地里了事。此事被发现后，孙队长实在想不通一个老农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愤而辞职。我当时也很震惊，在日记里写下“富裕中农某某某… …”。犯事的周老大没有受到任何处理，事情就算过去了。哪知到了冬天挖红薯，他又干出一件很恶劣的事。他的一个儿子在学校上小学，放农忙假回来帮生产队挖红薯，有人报告钟队长说看见他把红薯顺路背回了自己的家。钟队长马上在地头召开社员大会，追查事实真相。在事情已经非常清楚，而且小孩所为显系周老大指使的情况下，老二老三以貌似公允的样子出来说了一大堆推理判断的话，为自家大哥开脱的意图非常明显。然而，最后还是以老大认错结束，让两个兄弟白费了功夫。

另一周家两兄弟 - 这兄弟俩也是分了家的，各有老婆孩子。周大很老实，默默无闻，周二却油嘴滑舌，好吃懒做，还干蒙人的勾当，远近闻名。周二的媳妇也不争气，出工不多，家务也做不好，拖着三个小孩子，穿得邋里邋遢，像讨口的一样，家里时常缺粮。其实他们也不比别人家少分粮，而且小孩子吃得比大人少，应该有富余才对。问题是一旦分到粮食，周二就拿到市场上去卖了变钱，或者还帐，或者买酒买吃买什物，家里的粮缸不久就空空如也。周二又只能这里去借，那里去贷，多了，难免就有还不上的，失去信用。时间长了，近的地方借不到，就往远处发展，还借不到，就靠蒙。时间都花在这些上面，出工就少，到了年底，不但没有现金分红，反而欠着生产队钱。如此循环往复，人的脸皮也就越来越厚，管不得别人怎么议论。不过周二也有优点，他往外面跑得勤，社会上的事情知道就多，嘴皮子又好使，每到他回来劳动，总有吸引人的话题。而且大家乡里乡亲，他对生产队的人也还没干过什么太出格的事情，大家对他们一家也多少有些同情，看他们没粮，队里接济一点，也就认了。

小康的孙家 – 这家人的掌门人孙大爷五十几岁，夫妇俩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尚未结婚，大儿子在东北当了几年兵回到农村，娶了邻居家的姑娘，但未与爹娘分家。这样，一家六口人，没一个吃闲饭的。孙大娘主要在家主持家务，其余五个劳动力几乎都是出全勤，工分挣得高，副业也办得全，日子自然过得红红火火，每年年底可得几百元分红。孙家媳妇是队里的记分员，还是团小组长，我这个团员当然归她管。有一次填什么表，我在家庭出身栏填了革命干部（这是我大哥为了搞清楚我们这样的地主的孙辈究竟应该算什么成分，几年前向《人民日报》写信询问得到的答复），她从未听说过这个成分，私下怯生生地来问我。我只解释说自己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没有提过去一直是填地主这档事，她也没穷究。

魏家三父子 – 这户人家就住在我和蔡兄的的屋子后面。魏大爷六十几了，高高的身材，一头白发，红光满面，看上去颇有老者的风度。两个儿子魏大魏二却个子低矮，面相猥琐，话也说不大清楚。他们也算是三个劳动力，家里却是穷得叮当响。魏大爷不干农活，只是给生产队看看山（收获季节防偷盗），魏大魏二算不得强劳动力，三个人挣的工分便都不高。更要命的是没一个女人操持家务，算计生活，一家人穿得衣衫褴褛。魏大虽然能力不强，人却诚实善良，干活不偷奸耍滑，有时还帮助别人。虽然大家时常拿他们兄弟俩打趣，给他们介绍对象的却也不是没有。他们的情况本地人都清楚，自然机会不大，被介绍的女子便都是外乡的。有一次，魏大按约去相亲，像下地干活一样，光着脚就出了门。结果到那女家连家门都没让进。下一次吸取教训，上门前特别去买了一双新鞋。哪知天不作美，头晚下了大雨，天亮起来一看，根本无法穿上鞋在泥路上蹚。魏大倒也有办法，把鞋搭在肩上就上了路。但到那儿仍是满地泥泞，还是无法穿鞋，他也舍不得把新鞋弄脏了，结果婚事没谈成，只好又背着鞋子走回来。多年下来，魏大媳妇没娶上，人们取笑他的谈资倒增加了不少。不用说，魏大不成，魏二的婚事就更没门了。

妇女主任 - 我们生产队的妇女主任倒真是女的，姓孙，除了管计划生育外也负责本大队的知青工作。孙主任对我的表现印象不错，一年下来推荐我为本大队的优秀知青代表，出席全县的表彰大会。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我见证了什么是虚伪，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自知青下乡的政策实行以后，一直有“扎根农村”的舆论宣传和相应的典型人物的塑造。但真正有此愿望的人很少。我下乡后，积极劳动，也是希望早点调回城市。但逐渐地，看见农民一辈子在农村，吃苦耐劳，还不乏乐观风趣，我觉得呆在农村也不是那么可怕，而且今后搞农业机械化，科学种田也是可以有为的。在县里的大会上，有个一表人材的男知青作典型发言，在讲了自己的优秀事迹后，表示要响应号召，一辈子扎根农村，赢得阵阵掌声。但是第二天，我听人说此人获得招工录取的通知其实已经揣在口袋里了，感到难以置信，受到莫大刺激。我从小学到高中，得过的荣誉很多，但从此以后，渐渐把这些看淡了，很少去积极争取。此事也影响到我对孙主任的看法。她是本生产队的几个党员之一，在生产队的劳动中和某些事务上，不仅没能起带头作用，反而落后于一般的群众，大家对她的意见不少。而每当她召集我们知青开会时，讲起话来却冠冕堂皇，我有时便故意和她唱反调，算是消解一点受到的刺激。

以上这些，也许使人对农民产生负面的印象，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中国有句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所谓好事，就是人们为了生活天天都在做的正当的和平常的事，因此不须得到特别的传播。而一些不好的事，被传开了，大家就从中得到一点警戒。尽管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仍然能回忆起生产队几乎每一个人的形象。他们中有当大队民兵排长兼生产队出纳的退伍军人，有认真负责和严守规章制度的保管员，有快乐诙谐的小青年，有洞察世事的老大爷，有教书育人的民办教师，有治病救人的赤脚医生。总之，这是一群整日劳作，很少闲暇，乐天知命，不乏善心的人，他们的音容笑貌，永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