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解读】一封有意思的信 -- 陈郢客

“后福特主义”的“全面质量管理”、“无库存生产”，恰恰旨在发挥每个劳动者的主动精神，突破斯密式分工对劳动者的创造性的压抑。然而，真正使每个劳动者发挥积极性是不容易的，它要求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使劳动者能够分享工资之外的利润。这就必然触犯资方和管理者的既得利益。意味深长的是，尽管资方不情愿，但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他们不得不诉诸“团队合作”、“全面质量管理”等手段，向劳动者让步。１９８３年以来，美国已经有２７个卅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东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对股东（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ｒ）负责，而且要对广大的“利害相关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负责，而劳动者是“利害相关者 ”中的主要成员（２０）。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子公司赛顿（ｓａｔｕｒｎ）更为彻底，它的每个团队（ｔｅａｍ）负责人和各级管理岗位均配备两人，一人由高层管理者选定，另一人由工会选定。这的确有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味道了（２１）。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一方面，“后福特主义”已是切实可行的选择；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要求走“福特主义”道路的社会势力也颇有影响。但我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力只能给“福特主义”带来暂时的优越，而“后福特主义”的质量型竞争才是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关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对于“鞍钢宪法”在“远东”出现的强调，象征着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从此，在全球舞台上，人们再也不能象从柏拉图到福特的西方思想家那样，来设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最精髓处之所在。无论“鞍钢宪法”在执行中出现过多少失误，其“经济民主”的精神实质仍是中国迎接２１世纪的宝贵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