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那年庐山（九） 东哥发言了。 -- 史文恭

1、大跃进是全民族的狂热

共产主义道路该怎么走？马克思那里只有原理，并没有具体的方法。尤其中国本身并不具备马所说的前提条件下，这条路谁也不清楚该如何走。中国开始是模仿苏联的道路，可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其后连续发生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之后，苏联模式的弊端日渐明显。这时候，不可能再继续模仿下去，于是开始自己探索的道路。 探索的结果，第一个是搞了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意是号召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谁知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演变，却变成阳谋、变成反右，这一次探索失败。此事跟本文关系不大，这里不多说。

第二次探索就是大跃进。没有毛泽东，不会出现大跃进。可老毛只是提出了一个“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并没有提出太多具体措施。实际工作中该怎么走，从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邓到地方官员，大家都在探索尝试。比方说，赶超英美是毛从赫鲁晓夫那儿学来的，由刘少奇首先在57第8次全国工代会上正式提出；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一向以稳重著名的刘少奇，甚至说过中国在三年之内就可以赶超英国；“跃进”这个词是周恩来发明的；“公社”这个名词，是刘少奇与另外几个领导人在闲聊中发明的；“人民公社”也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它是河南查牙山人于58年4月先提出来的。同年8月，毛在山东省委书记潭启龙陪同下参观时，新华社记者问老毛：“人民公社好不好”，老毛随口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这句话随即被当成的重要指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于是，各地不顾实际，竞相开办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也是由地方发明的，同样也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李富春和李先念在二五计划中也说，中国不须三年就可以在工业上超过英国。还说农业增产率可高至百分之三十五；薄一波也在58年7月17日作了一个题为<<两年赶超英国>>的报告；58年7月15日，陶铸就在中央的理论喉舌<<红旗>>上，发表的题为<<驳粮食增产有限论>>文章中说，在广东亩产三千到一万斤是可能的；以任性和直爽闻名的陈毅，也说他在广东亲眼看到红薯亩产一百万斤，甘蔗亩产六十万斤，水稻亩产五万斤；谭震林更厉害，“人有多胆，地有多高产”就是他说的；就连宋庆龄，也在家里院中的花草砍去，筑起‘小高炉’土法炼钢。。。。。。

大跃进的责任，能明确归到老毛头上的其实并不多，直接责任是钢铁指标过高（这个指标也不是毛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最早是当时经过专家论证，由当时的冶金部部长上报，然后毛认可后提出的）；间接责任一个是“反瞒产” 运动（跟赵紫阳的报告有关）；另一个是后期一度批评“反冒进”（跟当时农机部部长的陈正人的汇报有关）。至于浮夸风、共产风等等，老毛只能承担最高领导这一责任。

大跃进期间刘少奇的表现，书籍方面我看到的有两本，一个是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这书情绪化色彩太浓，一些结论我也不认同，但书中的史料还是非常有价值。里面有20多篇刘少奇当时在中央和人民日报上的讲话和指示，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二本是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写的回忆录，可以大致了解卫星是如何能上人民日报的，毛泽东后期又是如何纠正的。

正式的学术文章方面看到过三篇，黄岭峻的《刘少奇与大跃进》（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结论是：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除了在当时推广“公社”这一用词外，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随着“大跃进”危害日益明显，从1961年开始，刘才对“大跃进”的错误才有所纠正，其前提仍是承认“三面红旗”的正确性；第二篇，李晓红的《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求实精神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结论：对于大跃进的发动，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的刘少奇，不是真如一些人所说的“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第三篇谭炳华的《刘少奇的调查研究与“七千人大会”》（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结论：刘少奇同志并没有从1958年开始就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

列举这么多材料，并非要指责当时的某人，只是说明这并非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异想天开而导致，在把一个落后的中国很快建成富强国家的渴望下，使整个国人都从上到下陷入非理性的狂热之中。今天看起来，这一切太滑稽太悲哀了，可是如果处于当时的历史中，我们未必不会更加狂热。

2、庐山会议期间该不该追究责任？

面对全民族广泛参与却又带来巨大灾难的大跃进，如果当时要追究责任，难道仅仅是个别领导人检讨就可以了吗？我认为绝对不可能这么简单就完结了，演变下去一定会变成整个官僚系统的大清洗（很可能比文革更猛烈），最后成千上万人头落地并非夸张。在当时跟美国仍然敌对，同时中苏交恶，中印关系也开始恶化，老蒋时不时骚扰一下的背景下，追究责任最终会引起什么后果？

大跃进的负面影响在58年底已露出苗头，早在庐山会议前九个月，毛就已经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左”。1958年11月2日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批评急于过渡和取消商品、货币、交换；11月21日武昌会议提出反对高指标和五风，注意劳逸结合；11月26日的六中全会又强调过渡时期的长期性、调低部分经济指标；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决定整顿人民公社，强调队为基础；59年4月29日，绕过中央，直接发给下面《党内通信》，要求顶住浮夸风；59年5月提出恢复自留地；6月又提出允许大集体中小私有，29日毛泽东指出大跃进错在没有注意综合平衡。在庐山会议后，整个方向变成反右倾时，毛还是发表了大约5篇文章痛斥“共产风”。

庐山会议原定议题本来就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会议开始，毛提出18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包括读书、形势、今明年的任务、宣传、综合平衡、公共食堂、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团结等问题。客观的说，如果就“纠左”而言，彭总上书的内容，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没超过这18个问题。因而，毛对彭上书目的的判断，是“挑拨性的话”，那么请问是挑拨谁与谁？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请问谁是沛公？

3、同样的材料，完全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现在一方面是材料的缺乏，居于某些可以理解的原因，很多东西国内是一直避而不谈的。比如说邓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全面主持宣传工作，却找不到大跃进这段时期的谈话指示，如此重任下，总不可能天天在家打桥牌吧。在《邓小平文集》中，自57年5月共青团代会的一个祝词后，一下就跳到60年3月。

另一方面，就是同样的材料，完全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你说的“如果彭总是对刘不满的话，他何必要等到周小舟鼓动后，才会要给东哥上书呢？”

先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主要讲了四点：

（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

（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这时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四）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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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舟，30年代后期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时任湖南省委书记，“上有好者”是指毛泽东吗？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周小舟哪来的胆量敢当面调侃老毛。从毛的反应来看，“可是毛泽东不仅丝毫没有引起反感，反而更加谈笑风生了”。那么，这个“上”是指刘的可能性大，还是指毛的可能性大？

“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一段，从王任重的回忆录来看，良将应该是指陈云。在6月24日，毛同王任重谈话中说过“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说事务主义，周恩来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周当时并不主管经济，这个“有的同志”是指谁？刘或者刘系人马的可能性更大吧。

7月12日晚，周小舟、周惠（时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李锐（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到彭德怀房间，向他谈了毛泽东前一天晚上找他们谈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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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材料，我得出的结论是彭总通过周小舟的谈话，知道了毛表现出来的对当时一线中央的不满后，所以才大胆上书。至于是不是针对刘，以现有的材料，这个是无法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