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史不可势利兼谈郭沫若 -- 丁坎

人从细节处就可以立起来的。

鲁郭茅，巴老曹——民族大义上都没有问题，路线方向也是面向未来趋势的，这才登得上所谓的神坛。反“神坛”可以，但也要客观对待这些人。

鲁迅老成，文章深沉，其实心地倒有一份天真处，年纪不小有地位了还做愤青，——做啥都做得特别认真。他比郭沫若年长。先有“呐喊”，而青年人总要面对世界的招安和镇压的，旧友纷纷或转型或无声，他于是“彷徨”——“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这世界永会有新的年轻人。郭沫若这帮创造社成员，才能与机会不相称的时候，自然会有呐喊和呼声。他们还曾经和胡适交手，胡适以其城府处理此事——鲁迅曾这么评论过几位新青年同仁：“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鲁迅评人非常有一套，有眼光且坦诚，真爱八卦的不妨细看。譬如他评论同仁李大钊，“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

几个年轻人拿着苏联理论，拿着满腔热情和勇气向旧社会开炮的时候，——自然也会觉得鲁迅已有些暮气。这和今日论坛一样。年纪会有代沟，20多和30多的想法会有差异，——等到自己30多，也就明白了以前也许不理解的人物。这论坛里和自己完全一样的人肯定少有，方向一致的，并不少见。很多事情，不是二人不同，便非得倒下一个的。二桃三士是一种逻辑；和而不同是另一种逻辑。这两人，大方向是一致的。

恰如丁侃兄所指出的，只要认真读过郭沫若几本书的，都知道他自然爱李白，爱德国狂飙派，——这是个性情偏好问题。

与其强调郭沫若建国后身段柔软，我还得指出一件事：郭沫若和周作人关系并不算近；周也未曾“市恩”于他。可是抗战时期，为劝周作人南下，郭沫若写了一篇《国难声中怀知堂》，用过这样的句子，【“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另有一句，【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就这句话便知他此时会如何看视鲁迅了。此时郭沫若已不是毛头小伙儿了。

你当然可以说“肉麻”，——但你也会晓得他的性情，而且这事没做错，他的胸襟亦可见。这时他有声名有地位，然而对待周，却能“低到尘埃里”，这便是他的性情。

他写《女神》时，曾经激动地伏在地上亲吻着泥土。不是这样的人，写不出《女神》和《天狗》的。他热情洋溢，非同一般。现在青年普遍冷静，就会觉得他夸张，——其实也是我们没有这么充沛的情感了。

郭沫若得亦如此，失亦如此。——我反对神坛，同样反对标签化人物。郭沫若离别安娜和孩子的心情，曾诉诸文字，——今日人们见了，也许又会笑，夸张，煽情——这是他的文字风格，可是你得知道，做这件事并不容易。他不是个好老公，也不是个好老爸，安娜和孩子对他怨尤，这是自然之理，——不过他对得起中国。

将他们还原成真实个人，客观对待为好。否则，徒见我们的势利和媚骨。

【附录】

a：国难声中怀知堂

　　郭沫若

　　古人说：“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的我们的知堂。

　　他那娓婉而有内容的文章，近来在《宇宙风》上已有好两期不见了。记得最后一篇文章的末尾，是把苦雨斋记成为“苦住斋”的。苦住在敌人重围中的知堂，目前不知怎样了。

　　前天王剑三来看我，他是才从青岛回上海的，我问到他，有没有关于知堂的消息？

　　他说，有人造他的谣言，说他花了九千块钱包了一架飞机，准备南下。

　　其实这“谣言”，我倒希望它要不是谣言才好。九千块钱算得什么，虽然在鼎沸时期要拿出九千块钱的现金未免也夸张得一点，然而，我们如损失了一个知堂，那损失是不可计量的。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要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想写的还多，然而就此切着。

　　八月二十三日辰

　　原载1937年8月30日《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第1期

b：《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

鲁迅

　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

　　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终于被张作霖们害死了。

　　段将军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几个是我的学生，我实在很觉得一点痛楚；张将军的屠戮，死的好象是十多人，手头没有记录，说不清楚了，但我所认识的只有一个守常先生。在厦门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这是我历来的偏见：见同辈之死，总没有象见青年之死的悲伤。

　　这回听说在北平公然举行了葬式，计算起来，去被害的时候已经七年了。这是极应该的。我不知道他那时被将军们所编排的罪状，——大概总不外乎“危害民国”罢。然而仅在这短短的七年中，事实就铁铸一般的证明了断送民国的四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

　　那么，公然下葬的宽典，该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报章上，又看见北平当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了罢。倘其果然，则铁铸一般的反证，实在来得更加神速：看罢，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军呢还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叠叠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 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

　　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