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暗战千年——间谍简史 -- 龙神将

8.下一站，中国……

当年沙勿略在印度和日本建立了耶稣会组织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由于南洋民丹岛的穆斯林首领马来苏勒檀曾向明朝政府密告说：欧洲人为未来的征服在从事间谍活动，所以明朝政府严禁耶稣会进入自己的国土。1552年，“壮志未酬”的他死在中国广东外海的上川岛，终究还是没能踏上中国的土地。在他之后继续有耶稣会教士尝试前往中国传教，1557年葡萄牙人用贿赂和欺骗的手段非法占据了中国的澳门岛，随后耶稣会教士便接踵而来。1576年教皇格里哥利十三世下令在澳门设立东亚第一个教区，负责中国、日本等地区的传教事务。1579年与1582年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先后来到澳门，他们先学习汉语因为这是耶稣会的策略——“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同时也准备贿赂中国官员的礼物，然后从澳门到广东肇庆等地建造教堂传教，开始了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

1583年，30岁的利玛窦到了广东。一开始为了掩人耳目，利玛窦穿着和尚的僧袍，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这位狡猾的教士不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会被立即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由此揭开了“西学东渐”的潮流。

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

在中国南方辗转度过18年后，终于在1601年进入北京。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总论》中说：“中国的科学在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之前已有二千年的历史，……它和西方科学却很少有共同之处。”在十年中，利玛窦以其精湛的欧洲天文、数学和地理知识和对中国经典的通晓，在中国的知识份子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更得到了明朝皇室的器重。他吸收很多官员入教，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就是其中之一，在徐光启的故乡上海徐家汇，至今还耸立着天主教圣依纳德大教堂。利玛窦在写给耶稣会的报告中这样写到：“他们拥护孔夫子，可以对孔夫子著作中遗留下来的这种或那种不肯定的东西，做出有利于我们的解释。这样一来，我们的人就可以博得儒士们的极大好感。”

利玛窦的成功模式也被其他许多相继来华的耶稣会士采用，但是他们的大规模渗透也始终令明朝政府警惕，曾有过不少教士擅自前往内地传教被驱逐的情况，而这时渗透到中国的教士已经达到472名之多！当1644年满清入关后，顺治、康熙皇帝继续重用耶稣会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相继出任钦天监正，全国信徒已达27万。这时发生了著名的“礼仪之争”，其焦点集中在两方面：第一，关于“天主”或“上帝”名称之争。天主教传统上称神为“天主”，故而得名。利玛窦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上帝”这个词具有同样的含义，所以出于融合中西文化更好为中国信众接受的考虑，主张上帝和天主可以并用。当时的耶稣会士大多支持他，但其他派别的传教士则反对。第二，关于尊孔祭祖的问题。利玛窦认为尊孔祭祖是中国的传统礼仪活动，没有宗教意义，没有必要禁止信徒参加。而其他派别的传教士则认为此举是异教徒的举动。

1631年，在福建传教的多明我会士以“耶稣会士允许中国信徒尊孔祭祖”为名联合方济各会士上书教皇乌尔班八世控告耶稣会，教皇未做答复。1637年，来华传教的多明我会会士黎玉范返回罗马后向教皇英诺森十世指控耶稣会渎神，梵蒂冈于1645年9月12日向中国天主教徒正式发出了禁止称造物主为“上帝”和禁止尊孔祭祖的命令，并谴责了在中国的耶稣会教士。

到了1742年，教皇本笃十四世发布《自上主圣意》通谕，对中国礼仪之争作最后裁决：坚决禁止尊孔祭祖。康熙闻讯大怒，认为这样会直接威胁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遂一改过去对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宽容政策，转而实施比较严厉的禁教政策。1723年雍正继位后，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禁教措施。清朝政府在全国查禁天主教，大量的传教士被驱逐出境，但在北京宫廷里却留用一批耶稣会士，担任御用的学者和艺术家。其中有擅长绘画的郎世宁和负责制作地图的蒋友仁神父。直到17世纪后期，耶稣会传教士是西方了解中国的最高权威。

耶稣会教士在中国小心翼翼的活动不是他们放弃了初衷，而是他们懂得当时的中国是欧洲天主教势力无法征服的强大国家。当清朝衰落之后，当年马来苏勒檀的警报就变为现实。耶稣会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他们通过自己的教民做间谍大肆刺探情报，教士们在清朝境内横行霸道，比政府官员还威风。连中国的野心家也开始借助基督教的影响力，1843年，洪秀全借助基督教的教义，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建立“拜上帝会”，不久后便开始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大起义。

自清末以后，耶稣会等基督渗透势力在中国的传教方式大致如下：重点发展中老年妇女、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体力劳动者、病人、生活贫困者、以及生活中的弱者和社会较少关心的边缘人物。

耶稣会特别注重信徒传教，首选对象就是身边的上述人群，信徒们以锲而不舍的精神连续上门做工作，不把人拉下水不罢休。信徒传教往往从几方面来说服对方，首先是宣传神迹，往往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见证，宣传信耶稣能治病、能免灾祸、能得到幸福。相信神秘主义是宗教共同的信仰基础，这种劝说往往很灵。二是介绍教会做礼拜不像去寺庙要收香火钱，信徒的经济负担轻，贫困者很愿意一试。耶稣会等基督教团体还会以做礼拜后免费吃饭、甚至是提供信徒少量资金的办法吸引人。三是信徒的团结精神强，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这种感情投资往往使人难以拒绝。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传播方式决不仅限于耶稣会，其他基督教团体在向中国民间渗透时的做法也基本与之相同。

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曾受到义和团爱国主义运动的沉重打击，5千名平时横行乡里、作威作福的信徒被愤慨的民众杀死，但是耶稣会迅速恢复了元气并继续发展。直到1952年，所有的耶稣会教士全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大陆地区。

随着耶稣会势力的不断扩张，这个秘密组织也越来越受到来自天主教势力内部的质疑。很多任教皇都担心这个宣誓效忠于自己的组织将来会反噬主人，而天主教各国也越来越对这个任意行动的间谍组织感到担心。在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影响下，欧洲一些民族国家如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对教廷的离心倾向日益增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喜欢自己境内存在不受控制的间谍集团，更何况是个试图干涉并控制所有国家内政外交的可怕组织，最令各国君主恐惧的是耶稣会是如此钟情于暗杀这种手段，所以到18世纪中叶以后，他们的忍耐到了终点。1762年，法国颁布了解散耶稣会的命令。教皇克雷芒十四世迫于法国政府压力，于1773年宣布解散耶稣会。但是耶稣会已经强大到教皇不能将其消灭的程度，教士转而前往不承认教皇统治的俄罗斯和普鲁士继续活动，在各个欧洲国家中秘密的耶稣会组织也始终存在着。此外梵蒂冈始终对失去对一个得力工具的控制感到惋惜，所以到了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时又再度认可了耶稣会。

1929年2月11日，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代表与意大利王国代表在罗马的拉特兰宫签署了解决双方悬案的最终协议，即《拉特兰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教廷最终承认意大利的统一，以及罗马成为意大利首都。意大利王国承认教皇在梵蒂冈城堡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世俗统治权力，梵蒂冈城堡成为独立的梵蒂冈城国。从法理上说，延续了11个世纪的教皇国在1929年2月11日这一天正式灭亡，由梵蒂冈城国取而代之。不过梵蒂冈的传统并没有被舍弃，教会组织的间谍情报工作从来也未曾结束过，直到今天包括耶稣会在内的各种基督教情报组织仍在各个国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