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解读】他传即自传：黎澍十年祭 上 -- 陈郢客

1988年6月，王元化从上海来，我们还一起谈过“五四”和新儒学复古的问题。大概是从李泽厚的“五四断裂”问题谈起。黎说：“五四”有三股潮流：1915年陈独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包括文学革命；反巴黎和约的爱国救亡运动；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共产党。他说，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神话已经破灭，马克思、列宁也不要再尊之为神。列宁批马赫，自己并不懂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有错误，哪里来的什么哲学两条路线斗争。马克思从黑格尔等唯心主义接受了许多新东西，并未讲过两条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搞起来的，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有发展。我们现在还是老一套的唯马首是瞻。（注：这段话黎澍的话和李锐的话，还宜分开为好。当然，两人边界不易截，个人逻辑难免有不同判断，还需读黎澍原著为佳，可加强判断能力）

11月20日，广东番禺梅山糖厂主人在仿膳宴请，我们和于光远、胡绩伟、朱厚泽等一起参加了，黎澍毫无病态。

11月29日，黎澍伏案起身倒地，后脑震破大出血住协和医院后，即诊断全身动脉已硬化。12月4日入急救室。我与老伴去探望时，他带氧气罩，呼吸已困难，双目紧闭，手脑不断颤动。我轻轻抚摸他的头部和手臂，没有反应，老伴贴近耳朵讲话也没有反应。我同值班医生谈，这是中国第一流历史学家，请全力抢救；我还同卫生部部长陈敏章通电话，告知黎的病情。医院决定要切开喉管。5日，徐滨告知，心律已衰竭，在作最后抢救。一同议定几件后事：出文集，《新观察》出专刊，老朋友们出纪念文集。徐滨说，他生前谈到不入八宝山，那些人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那些人，还是上万安公墓。我让家人将他书桌上一大摊书稿拍照，准备写《最后一天的书案》，说明这位学者和思想家是战死在岗位上的。晚上接戈扬电话，泣不成声，说光远电话告她，黎澍已去世。我即将危险病情告知，并商定纪念办法。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李学昆、徐宗勉来，谈黎澍生平及后事，他们都是黎的助手，相互间感情很深。徐被打成右派时，黎澍很不同意，多年来同情地保护他。黎澍自己因此挨整，作十次检讨通不过，终于调离中央宣传部，并下放。（注：可结合范文澜一事，加深理解。）老“左”们总说黎澍偏激，以致他在政治研究室老受排挤。（注：说黎澍偏激的未必是老左。同样可结合范文澜之事）我对他俩说，黎澍不仅是历史学家，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注：黎澍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的理解，应在范文澜之下，登堂而未入室之语，恐怕更为贴切。李锐对黎澍下如此判断，可见的恰是李锐思想）

谈到他的长期受压，不能尽展其才，我的声音也咽噎了。12月9日黎澍二女儿来告知：下午2点25分，爸爸与世长辞了，这也正是52年前他在北平街头游行示威之时。他们一家让我审定生平稿与新闻稿。晚上12点，我写好《最后一天的书案——哭黎澍》文，第二天寄《人民日报》与《新观察》（后者发表时没有删节）。12月10日，社科院来4人，取走黎澍生平稿，并拟定火葬前告别名单。12月11日上午，我与于光远、胡绩伟一起到徐滨处，谈学术纪念会可以从缓一些，光远谈中宣部旧事，称黎澍为人的正直与勤奋，思想的不同凡响。

12月5日，应徐滨夫人嘱，用一丈多长白布作横幅，挂黎澍遗体告别灵堂，我代撰书一联（徐滨泣献）：

再思三思，时有文章惊海内；

言传身教，长留风范示儿孙。

12月16日，向黎澍遗体告别，去的仍在百人以上，许多人禁不住流泪。告别后，我因事离开，老伴张玉珍同王若水夫妇、沈容等和黎的家人一起，送到火葬场。

一别10年的树苍兄，上面写了这么多旧事旧话，是用来表示我对你的怀念，说明我没忘记你的言谈，你的思想和观点，这些不仅永远留在我的心中，也会永远留在你的朋友们心中。我们依然是同心相应的，我们依然同你一样勤奋地思索着，工作着。我没有忘记你的希望：愈老愈英雄——奋发更为雄！

去年我已满80岁，在京友好为我祝寿时，有六首《八十自寿》略表心意。现录下其中两首，是否可以告慰吾兄在天之灵呢：

精神独立自由难，八十行吟气浩然。

曾探骊珠沦厄运，仍骑虎背进诤言。

早知世事多波折，堪慰平生未左偏。

欲唤人间归正道，学操董笔度余年。

不发牢骚不自怜，楚狂本色总依然。

难充工具难驯服，却近人情却达观。

长觉此身仍属我，厌随流俗只当官。

韶华幸喜没空老，放胆高歌世变迁。

就此文可见：1. 道路之争，思想之争，确是大处。

２.李锐在涉及黎澍被批一事，有遁语，亦用过移花接木的手法。黎澍并不是个大人物或曰重要人物，尚且如此，不得不需要慎思李锐证人的有效性。

　　　　　　３.李锐评论他人，喜欢借别人的话，——并加入自己的话。或看似不经意写上一段，最终点题。不管是评论别人，还是评论自己，这种态度尤需阅读者警惕。间接派证人，向来比直接派证人麻烦。

　　　　　　４. 李锐将太多人写小了，将胡乔木、钱钟书、黎澍、夏衍、聂绀弩均写小了。必须要考虑他失之境界处，只从他的眼界看问题，恐怕亦会被他所限。

５.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节选)梁漱溟“他说你现在可以参加政府吧？我有点沉吟，思索了一下，才回答。我说，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这话在我有我的用意，可是在他听起来他不高兴，他想拉我拉近一点，可我不想靠近。我当时不想靠近，还是把事情看得错误，怎么错误呢？我不知道，中国的大局就能够统一、稳定下来，我不知道，我不敢这样乐观，因为过去中国内战老打不完，多少年老打不完。”——这段话一出，尤其令人感佩且兴奋。其证人资格，不言自明。如此史料，后世人可省却不少弯路。然而，这样的人物，真是太少太少了。梁漱溟被人视为“最后的儒家”，——自己却说，“我是儒家也是佛家”。

作序的艾凯教授，亦说了些发人深思的话：

【我认为中国文化本就是个融合许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体，却同时又喜欢分门别类的文化。只需留心便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融合各类的思想于一身。比方程朱陆王，同为新儒家，虽然讲义理心性，歧异很大，但他们的思想中都含有许多佛家的成分。晚清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章太炎，固然在政治立场与今古文经学上分踞两极，但同样都将佛家、西方思想及儒家融入他们个人的学思中。

　　这解释了为什么对于受现代学术规范训练的我而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儒家，又是马列信徒；但对梁先生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从这点看来，梁先生仍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依我浅见，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连，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这种宇宙观，经历数千年，仍深植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底层，是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在一个人的思想里，运行不悖。】

【就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假如我们要理解一个人的话，要使用语言同样穿越语言（非陷于名词主义，只能一叹）。譬如我说，毛泽东是真正的法家，也是真正的儒家，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唯有如此表达，才能勉强准确定义这个人物。

思考当下仍然要回到梁漱溟和毛泽东：

【梁：我跟其他跟我以外的、搞政治活动的人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几乎都是梦想英国式的政党政治：在议会里头主要是两个大党，这个党上台，那个党在底下，监督着这个政府，或者上台的那个，有什么做错的，或者不得人心的，下台，他就上去了，两党轮流执政，这就是英国的情况。我以外的人他们都是梦想这个东西。英国，美国也是两党。

　　我就是说，这个不合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国在物质文明上，在经济建设上，主要说是在工业上，同国外比较，差得太远了，太落后了。这样一个太落后的中国，那非赶紧、赶快，急起直追，把这个缺欠把它补上去不成，要补上这个事情，必须是有一个全国性的政权，采取一定的方针路线，依靠这个全国性的政权，确定一个方针路线，几十年的稳定的局面贯彻去搞，去建设，才能够把那个补回来，不能够你上来，我下去，你上来，我下去，这样子就不行啊！这样今天是这样方针计划，明天又那样子，那不行。所以我一个人总是梦想这个样子，可是旁人，就是说我以外的其他的党派，他们都不是这个意思，他们都是想学英、美，学两大党。可是后来嘛，局面居然落到我所想的，把国民党赶出去了，大陆上统一了，统一了，共产党掌握政权，一直掌握几十年，刚好做了不少事。可惜这里头还有些动乱，可惜在这个过去的30年里，还有些个动乱，可惜。可是看现在这个样子，动乱过去了，今后可以迈大步前进，所以我很乐观。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的希望。】

倘若必须一党，如何监督？毛泽东曾发动知识分子，后又发动群众，试图建立的亦是这个“监督”体制，或者真正解决我们这条道路上的问题。

我们是实践多党制还是落实并完善这个“监督”?中国的道路，从漫长的历史蹒跚走来，是不左了是开放就能彻底解决的吗？

这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我们能不能真正踏入民主社会，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取舍，每个人的作为。民主是大家的日用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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