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解读】他传即自传：黎澍十年祭 上 -- 陈郢客

陈郢客:【解读】他传即自传：黎澍十年祭 中

陈郢客:【解读】他传即自传：黎澍十年祭 下

黎澍十年祭 李锐

（注：此文写于1998年。黎澍是1988年逝世的。范文澜于他颇有救助。可见此帖。大家可救人命。黎澍应属中材。（细分：中等偏上）读马克思主义也读历史，有读明白的，也有限于视界，读不明白的——当然，他较不少人还是高明的。）

日子过得真快，黎澍离开我们10年了，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心中稍感安慰的是，世事变迁仍顺着他生前的愿望在发展。他去世时，我只写了篇短文，记述他书桌上几篇未完的文稿的情况。

黎澍是历史学家，更是思想家和理论家。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已有许多学者、专家论述，这些文章的一部分已收入唐振常编的《黎澍之路》一书中。我同黎澍虽是平生至交，但无力论说他的学术成就，现在只将我们半个世纪的交往作些回忆。

1938年夏，我从徐州突围，辗转敌后经沪港回到武汉，长江局派我到湖南省委工作。黎澍（那时用原名黎树苍）正主持《观察日报》的笔政，任总编辑，我就在报社编辑部营盘街，每天同桌吃饭。那时我负责省青委的工作，大家各忙各的，他在地上，我在地下。这个报纸是四开版，编得较通俗活泼，有“抗战地理 ”“、战事演义”“、经济讲座”“、社会服务”等专栏有“老百姓”副刊；文艺副刊由张天翼等主编。当时田汉、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王西彦等文化界名流都在长沙停留过，都为这个报纸写过文章，谭丕模任过省委宣传部长，领导过报社的工作。我在长沙时，也为报纸主编过“青年阵地”周刊，也写过文章。黎澍写社论最多，常直接批评国民党的限制出版自由、不发动群众等，很受读者尤其进步青年的欢迎。长沙大火后，省委迁到邵阳，报社也迁去，曾全文刊载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于是由内部的变成公开的省委机关报，不久以后，报纸就被国民党查封了。黎澍没有随省委到邵阳，由于地方上层关系，他到茶陵另办了《开明日报》，后来迁到衡阳。从此天各一方，整个战争年代我们没有再见过面。

1952年我调到北京后，我们才又重逢，但更是各忙各的，我在管水电建设，他在中央宣传部，真是隔行隔山。但如古人所云：响必应之于同声，道固从之于同类。由于自己从来好文史，在武汉大学是工学院学生，却读过李剑农的《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李在文法学院教历史），以及左舜生编的那套中国近百年史资料（注：若研究李锐，这两本书值得一看），这时在工作忙碌的空隙，读了黎澍送我的他写的书《辛亥革命与袁世凯》（重版改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因而知道他虽然长期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却对近代历史下过大功夫，这是一本很有影响的书（随后知道，吴玉章论辛亥革命的小册子也是他执笔的）。我转业前写的一本书《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1953年在《中国青年》连载前，就在中宣部刚创刊的《党史资料》一、二期全部刊出，而且排在卷首。（注：自豪。）这个刊物即由黎澍主编。我写这书的来龙去脉他是知道的，排印的原稿曾寄给中宣部。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时做的另一件事，收集《湘江评论》和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结集为《毛主席旧作辑录》，印了50本，（注：作家颇多反感非拿着未成熟练笔文字死命要归入文集的。作家和挖掘早年旧作者向为敌人。李锐如此解构一位政治家，关涉甚重，哪里只是出一本书这么简单？倘若他的政治视野便是如此，一叹）

却挨了胡乔木的批评，命全部上缴中宣部。（注：胡乔木的政治素养、政治敏感便高于李锐。即使出于无心或单纯，然而事情只会导向失控。大家想想论坛上拿着40年代《新华日报》大作文章的吧。）这个过程他是清楚的。他也知道我挨了批评不服气，因此才发愤写出《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你胡乔木说辑印那些有错误观点的旧作，是“有害无益我偏偏要将它写出书来，看看究竟是有害还是有益。（注:从“小我”理解事实）我坚决离开湖南省委宣传部（我是部长），转业到工业系统，北京中宣部的人并不知情。（注：个性可见）等我到了北京，中央组织部办好手续到燃料工业部上班前夕，胡乔木才知道。于是打电话给我，说消息知道太晚，有央求之意，（注：不能排除胡爱才惜才或更高层爱才惜才胡遂如此的可能性。“央求”之语，何其小我）要我到中宣部主管党史工作。我当然婉言谢绝。这件事，黎澍也是知道的，他了解我同乔木相识与在延安的工作关系。

50年代，我们也偶有相聚，当然总是上下古今、海阔天空漫谈，自不免议论时政，臧否人物。(注：其人可见）其中还有个关系人，有时碰到一起，即田家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注：圈子亦可见）我刚到北京时，住在东城演乐胡同，约田家英来家就是同黎澍一起来的。我将收集的几十本有关近现代的历史书，包括同盟会在日本出版的（民报》全套原本（这是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的同乡好友陈长簇送我的，陈是湖南和平解放时的民主人士），全部送给田家英，表示“洗手不干”的决心：转业水电，不再耍笔杆了。（注：一叹）记忆中还有两次这样的三人相聚。一次是晚上到中南海黎澍家中，田家英也来了，一起乱扯谈。《龙胆紫集》“怀田家英”六首之一，记下此情此景（当年黎澍是很能喝酒的）：

咫尺天涯见面难，只缘都在做京官；

百年不遇龙门阵，西四牌楼消夜摊。（注：诸青年之状，亦可还原）

（1954年某日，与家英、黎澍聚谈至夜，意犹未尽，又到西四街头小摊喝酒，深夜两点始归。）

另外一次，黎澍大概已到政治研究室历史组工作了，是在万寿路田家英处。我们一起大侃当代“掌故”，谈起“高岗事件”。由于1948年在东北当过高岗 8个月的政治秘书，自己对高的为人处事有一定的看法，而主动离开。（注：先记下）这种看法只同信得过的黄克诚谈过。（注：各派都知黄克诚性格，胸怀）高任国家计委主任时，觉得此种安排不当，但不敢向中央反映，（注：此种安排所叙何事？按逻辑，应是李锐对高岗计委主任时的安排，两人理念并不一致，那么高岗计委主任时的主张便要参阅，李锐和高岗哪处分歧，亦需确认）只能私下向黄克诚谈及。由此也就议论到党内民主谈何容易。（注：这一幕值得参照）我们之间却毫无这种隔膜，（注：参照备用）还是同当年在营盘街一样，这也就是所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吧。

1959年庐山事件之后，还能保持一点联系的老朋友，也就只有黎澍和田家英了。记得1961年年尾，从北大荒劳动回到北京后，同黎澍的一次见面是在鼓楼前的马凯饭庄，这时我还住在离此处较近的六铺炕，他特地从沙滩家中到这儿来，请我吃一顿湖南饭菜，他知道我在北大荒是饿苦了的。这天谈得很久，我还谈了一些庐山会议的细节。

从北大荒回京一周后，我就同意到法院申办了离婚手续。（注：李锐生活受了不少影响，需考虑在内）我的私生活，包括延安旧事，他是很了解的。谈话中这也是一个题目，他认为这合情合理，夫妻间思想观点南辕北辙，最为痛苦。临别时，他还发了这样的感叹：历史上能够传名后世的人物，往往是身陷逆境或犯上受害者，彭德怀一定会永垂史册。（注：黎澍，中才也。做事比青史更重要。彭老总必深以为然。彭是为国家为事情发言，——唯有知识分子才如此看重青史之名。彭一定会永垂史册，这是一件事，一群人若节制发言，会议走向如何——这同样是资治通鉴的一部分。）

这天的相聚和这样的言谈，对我当然是莫大的安慰。（注：真切可见）当时我独自住在机关的一幢单身宿舍中，目睹人们天上下班，自己关起门来用一个小电炉做饭吃。

1963年，我又下放到安徽大别山中一个水电站去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6月3日的《人民日报》就刊有整版批判黎澍的文章。他被指责为“资产阶级霸占史学阵地”的“东霸天、西霸天，像奸商一样垄断”。（注：这属于学界派系之争，今日尚有。）“文革”前那几年，黎澍认为教条主义剪裁历史事实，使之适应教条，历史的丰富内容不见了，剩下的是说明教条的一些简单的事实，而且往往还是靠不住的。这当然不能令人满意，以致惊呼出现了史学危机。这是对教条主义历史学的一种抗议，历史学界争论的这个核心问题，在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理解。黎澍认为，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除了农民战争，还有民族战争，权力斗争，种姓斗争等等。（注：黎澍对农民起义的评价不高。对义和团的评价也不高，对“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更乏认同。他自然不理解毛公此说的用意。），一概称做阶级斗争，太简单化了。以马恩这句话，将中国古代史理解为农民战争史不对，将中国近代史理解为一部革命史也不对。黎澍批评了《联共（布）党史》的错误观点，即历史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所创造，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黎澍问道：既然如此，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以前有没有历史呢？在阶级消灭以后有没有历史呢？（注：李锐在描述这一事件时，有捡有利的说的倾向。另外，还更有自我发挥。读黎澍原著，大约才有感觉）

当年史学界的争论情况，黎澍的角色和所起作用，我全不清楚。（注：全不清楚，为何上文刚刚讲了如许多？不清楚还要讲，可见不慎重。其实这是遁语）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忧，这时遥望北国，真是鱼书欲寄何由达，水恶山穷处处同。（注：自我投射。）

1975年5月，从秦城释放，我仍回到那个水电站过劳改生活。1978年黎澍知道我的下落后，特来信让我写庐山回忆。这时，我已将那本旧书增订完毕。于是将新书的一节——“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寄给他。（注：此文需找来读）我是1979年1月6日回到北京复职的，这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了这篇长文。从而社会上也就知道李锐其人还活着，且又故态复萌了。回北京之前，他还给我来信，也希望我能在社会科学系统工作。可是我还是思恋故土，仍旧回到水电建设岗位。

一别18年之后，萧疏鬓已斑，欢笑情如旧。我们不免又继续“南朝皆旷达，东晋最风流”起来。（注：形象）第一次见面时，他谈到的两件事还记得。第一件是在天安门漫步遇见胡乔木，他指着正在修建的纪念堂说的一句话，使乔木大惊失色。这句话是从历史角度，着眼长远的将来说的，我也有同感。（注：恰见眼界之小。李锐抬出黎澍，写乔木之小，其实恰见邓公、胡乔木是政治之才。李锐始终未登堂入室。与政治牵涉却如此深，为他一叹，也为中国一叹）乔木是我们共同的熟人，也可说是共同的朋友，都有过老上下级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我离开延安后不存在了，他却一直摆脱不了。（注：乔木的胸怀，到底是李锐上司，大了不少）我们臧否人物的议论，乔木常在其内。第二件也是有关乔木的，李新给我看的回忆文章写到这件事。“四人帮”扫除之后，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一时成为最具战斗性的学术刊物，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他最早写文章批判“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也最早提出要写“文革史”。 1978年8月15日（大家记得是日本投降这一天），黎澍、李新、廖盖隆等五六个人从乔木家中往中央党校去，黎、李与乔木同乘一车，三人闲谈起来。黎澍很郑重地对乔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在说不通。（注：黎澍果然不明白“继续革命”的苦心）乔木说：要不断革命嘛。（注：乔木立场）黎澍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自己的政权，继续革命，革谁的命呢？（注：好问题。）李新就笑着说：林彪说过嘛，革革过命的命嘛。（注：李新可见）乔木过了一阵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考虑。（注：确实重要）以后他就写文章，大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发明权就据为己有了。（注：黎澍是个提问者，乔木对此思考。不关涉发明权之事。大家均会思考，若思想也动不动论“发明权”，言谈中即算，这会是何等场面？何等世界？同样，如此，乔木便绝非左派。）黎澍同我说过，乔木常爱批评他标新立异，其实这乃乔木自己的专有权，别人不能抢先也。（注：下属评论上司，备存。需看更多资料，能证实还是可能证伪。不过李锐对胡乔木如此私见，聊备考）

周扬在马克思逝世百年做的报告，夏衍同黎澍说：如果这个报告让乔木去做，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注：夏衍可见。乔木可见）

1980年10月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我们有过接触和议论。黎澍的一个真知灼见一直记得，即认为对历史的认识从来不是一次完成的（对真理的认识也是如此），因此希望这场讨论不要拖得太久，应及早结束，形成决议，以后就好办事了。他谈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4年，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认识也是逐步加深的。最初两年，感到极左已成惯性，个人迷信似乎少不得，要改变那套专制制度很难。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一系列的思想斗争，感到发展还是快的，但是种种阻力还是不小。他相信通过这个决议后，会使阻力减少。他谈到苏联的党史就写过几次。《联共（布）党史》是斯大林时编的，我们曾将它当做百科全书；斯大林死后，重新编写《苏共党史》；赫鲁晓夫倒台后，勃列日涅夫时期又重新编写；现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又要重新编。为什么老要重新编写呢？因为都有它的片面性，每一次写党史都只是论证现在领导的合理性，换一个人就不一样了。（注：这是句大实话。需警惕并自省）因此，历史要站得住，必须讲的是真正的事实，写出来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真实的，推翻不了的。跟着现实政治的风向团团转，那就不可能写出一部大家都承认的可信的历史。

我的《庐山会议实录》初稿是1987年夏季写出的，先送他看过。他常谈起，过去写的历史著作中，主要是存在片面性，不够客观。就他自己说，多年来讲抗日战争史，只讲我们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不讲国民党抗战。现在开始纠正这种片面性，也讲台儿庄等战役了，这样就全面些了。他说过去还有一个片面性，是为了鼓吹革命、鼓动大家起来革命而产生的，我们的历史只讲革命。有一个口号相当普遍，“为革命研究历史”，听起来似无可厚非，实际上有片面性。“为革命研究历史”，那就是以革命为目的了。其实，革命不是目的。革命的目的是要改革社会制度，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注：黎澍大约并不能把“革命”和“改革社会制度”统一起来，老蒋的新生活运动也是称“革命”的。除去这层，倒是不错。黎澍是一个中才历史学家，然而到底是个历史学家）我们过去写的历史主要问题在于只讲革命。1949年革命胜利后，依然讲要革命，甚至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在历史上找不到根据，得不到说明。（注：中国历史读得太不够深）我们过去有许多革命的观念，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产生的，是为革命而产生的，不免带有片面性。当然，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或者马克思的某些观点也有其历史限制，不能一概照搬。

我们议论过“兴无灭资”的口号，因为80年代中还有主管宣传的人坚持这个口号。黎澍以为这是一个彻底非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提这个口号的人连《共产党宣言》都没有读过，很可能还是从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脱胎而来。（注：黎澍对义和团的态度可见。黎澍恰恰往往把无产阶级革命者视为和“义和团”一个思想境界的，这是他和毛分歧的关键）《宣言》说：“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所谓“兴无灭资”岂不是大笑话！至于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对抗中各自发生的变化，社会主义大弯路，资本主义大发展，这些马克思、恩格斯怎么能预料得到。（注：80年代氛围可见。李锐思想可见）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我们也议论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民主与自由，是人类社会赖以进步的历史产物，是专制与独裁的对立物。（注：常见）西方经过几百年斗争，依靠民主、自由和科学，才从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黎澍说：自由是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首要条件。而且“自由”是一切革命者所向往的最美好的理想，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很清楚。在革命斗争中多少烈士为自由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注：革命者是为“自由”牺牲的吗？我相信有人为解放人类的理念牺牲，有人为要分到手的土地牺牲，“自由”二字太空太浪漫了。知识分子气，呼之欲出），何以我们现在提都不能提，每一次有人提自由，就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大动干戈加以反对？（注：可见）党对学术文化的领导，应当表现在保证有发表的自由，而不是动辄违反宪法，任意剥夺这种自由。当然，自由不能没有范围。约翰穆勒《论自由》一书，最初介绍到中国来，严复曾把它译为《群己权界论》。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各种自由权利，不得侵犯。但是法律规定自由有范围，例如不能妨碍他人身体自由，不得危害国家民族利益，不得违反政府法令，等等，都是把自由限制在一定范围以内。有了这些规定，自然就不必怀疑自由是专属资产阶级的特权了，社会主义离开了自由和民主，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只能名之曰封建社会主义。（注：我们现在搞的这一套，有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封建”呢？转型向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