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演变述论之一 -- zhhkcy1

从九一八到七七

-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演变述论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至七七事变发生后，演变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面对日寇的入侵，中华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而在此期间，中国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经历了较大的变更，本文将依据史料阐述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演变，以求对此一时期的历史变局能有更深入之认识，也请方家多多指正。

一、 避免冲突、循外交途径获合理之解决：（九一八―一二八）

（一）不抵抗主义出台

1931年9月18日夜10点20分，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按预定计划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铁轨，并诬为中国军队所为，随后，关东军炮击北大营，并大举进攻沈阳，是为九一八事变。

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中方作出了怎样的反应呢。首先做出反应的是东北地方当局，9月18日晚，日军的进攻刚一开始，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立即用电话向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报告和请示 1，王立即报告东北边防军长官总署参谋长荣臻，赵镇藩随后也直接向荣臻报告，荣命令部队不要抵抗 2，并与臧式毅一起将情况报告给时在北平的张学良。正在北平前外中和戏院陪人听戏的张立刻回到养病的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电话后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3。 ” 荣臻遂命令第七旅官兵：“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4。”次日凌晨5时臧式毅和荣臻联名致电张学良，称：“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5 。”张在9月19日对《大公报》记者谈话时亦称：“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6 。”

由上述情况可知，实行不抵抗主义，是东北地方当局在九一八事变后做出的反应。做出这一决策大致有四方面原因：1.东北边防力量薄弱，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布“巧电”，入关助蒋，此举令东北军取得河北和察哈尔等地盘，但近10万东北军入关，令边防力量大为减弱。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的31年7月，反复无常的石友三发动倒张的军事行动，为平息石友三之乱，张学良先后抽调驻辽宁的3个步兵旅、炮兵两个旅3个团，“黑龙江省仅有的2个国防步兵旅也调进关内7，” ，在东北的军力进一步削弱。2.关内吃紧，形势严峻，蒋得张之助在中原大战中获胜后，并未就此天下太平，1931年2月蒋软禁胡汉民后，粤、桂系于5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宁粤对立愈演愈烈，北方也不安宁。张学良坐镇北平，受蒋之委掌控北方局势。但7月石友三起兵反蒋、张，中原大战后逃往大连的阎锡山在31年8月乘日本飞机秘密回山西，隐居河边村，遥控太原。南京国民政府8所委的省主席商震已难以掌握晋系诸军，山东的韩复渠也蠢蠢欲动（石友三起事时约韩共同行动，韩顾忌蒋在徐州驻扎重兵，不敢轻举妄动）。这些北方反蒋势力的会合也令张难以调动大军出关。3.对日本军力的畏惧情绪。张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对日本甚为仇视，其主政东北后，大力建设铁路、港口，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加强东北之经济国防力量，并注意引进英、美资本以制约日资在东北的扩张。但同时在对日交涉中，张仍保持低调，尽管东北民间反日情绪高涨，张仍与日虚与委蛇，关于铁路建设的谈判虽无实质性进展，但一直在进行中。张之所以如此，同其认为东北实力不足，难以与日本正面对抗的想法有关，张认为“中国没有力量跟日本打9。” 1929年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惨败于苏联红军，屈辱的“伯力议定书”更令张缺乏信心，东北军力既无力制苏联远东军，则也难与日本相抗，如无全国发动，张是既不愿也不能以东北一隅之地与日对抗。4.中央政府的态度。张认为与日对抗，非举国投入不可，因而中央政府的对日态度对张的决策也有重要影响。31年下半年，东北境内中日摩擦增多，相继发生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形势渐趋紧张，张亦数电中央政府请示方略，主持中央政府的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十分愤慨，如接到”万宝山事件”的报告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日人如此蛮横，吾国亦不成国矣！”他指示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和交涉。并积极发动民间经济对日绝交活动10 。但鉴于国内形势险峻，长江大水，受灾面甚广，宁粤对立，反蒋各派摩拳擦掌，意图大举。在对日的正面交涉中蒋亦主暂时妥协，避免发生战端。“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在7月11、12日致电张学良，要求东北当局抑制民众运动；并着重指出：“此非对日作战之时11。” 中村事件发生后，日本对华强硬空气高涨12 ，蒋亦电张劝其保持克制13 。故而张在9月5日对应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畔，退避为上14。” ９月６日张学良又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指示：“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15。”。 此外，张对关东军此次行动判断有误，认为是一种挑衅行为而非有目的之侵略，也是促成其采取不抵抗之策的重要因素。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乘永绥舰离南京赴江西督剿红军，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事变情况的电报后，于9月19日召开了中常委临时会议，决定以中执委名义通知各省市和海外党部，日军侵入东北，全党须团结一致，并急电蒋介石回京主持一切16。 外交部就日军侵占沈阳事件照会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紧急严重抗议，要求立即电告日本政府迅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将日军撤回原防17。 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同日向国联大会报告日军侵占沈阳事，并于当晚就“沈阳事件”发表宣言。乘舰西行的蒋于19日在湖口接到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日人之举动，蒋以为：“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但如何抗御，他身感“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弊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18，”既然力不足御侮，自然要小心应付，谨慎处理事变，当晚蒋在南昌致电张学良：“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戎 19。”事变发生仓促，蒋首先要了解情况，同时劝勉张小心为上。 9月21日，蒋返回南京，主持在京中央委员会议，商讨对日策略，蒋主张“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联与签订非战条约诸国……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让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于自卫最后之行动20 。”会议决定军事上取不抵抗，外交上则绝不能屈服，与粤方停止军事行动，督促胡汉民即日视事。向国际联盟申诉，以求得公平的决断21。 同日，施肇基正式照会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要求国联制止日本侵略。随后，蒋在次日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全国民众其“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22。 ”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民书》，亦称“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23。”

很显然，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与日本交锋的同时，在军事上默认了张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南京国民政府和蒋采取如此举措，实乃受制于内外交困之局，国际上西方诸强陷于经济危机困境难以自拔，国联态度暧昧，苏联只要日本不侵犯其中东路权益，乐得作壁上观。国内宁粤对立难解，虽然九一八事变后蒋对粤方取和解政策，但对方不依不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粤方几次发表通电，虽言抗日救国，但“今日之计，舍蒋下野，对内对外一切救亡大计，皆将无从进行24。” 。总之，在粤方眼中，只有打倒蒋介石，才能抗日救国25。 如此情况，要达成举国一致，谈何容易。

既将九一八事件提交国际交涉，蒋在9月22日电告张学良：“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21条为退兵条件，应设法严拒，此案在京已归为国际交涉26。” 23日，又在与万福麟的谈话中要其转告张，“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骄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27。” 蒋之所以如此叮嘱张，实在是张在对外交涉中，多有不经中央政府，自行而为之举动，如中东路事件，张未经政府同意便派出交涉员与苏方进行停战谈判。

（二） 中日直接交涉与撤兵之争

南京国民政府决策军事上取不抵抗，外交上则绝不能屈服，并决定不与日方直接交涉，那么要让日本撤军，则必然要诉诸国联的“公平裁决”。9月30日，国联通过解决中日满洲问题决议案，共分九条，主要内容为国联休会至10月14日，在此期间日军应撤回原地，中方表示接受决议案，同时声明请国联援助确定九一八事变后的责任问题和赔偿，并要求国联派中立国人士组成监督委员会赴东北监督撤军。日方表示接受决议案，但拒绝中方的声明和要求28。 早在9月23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日方就有“对东三省以外交保障占领”的决定29 。9月30日国联通过要求日撤军决议案后，日本利用九条中关于中国保护日本侨民条款，声言中国的排日运动导致撤军条件不具备，不仅不撤军，相反积极要求与中国直接交涉，意图以撤军为饵，迫使中方进一步承认尚为悬案的日本在满蒙之特殊利益，10月8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教育总监武藤联合向内阁提出《对满洲事件今后方案》，认为应乘此时机解决满蒙悬案，并提议树立满洲新政权。9日重光葵在给中方外交复文中称日方将与中国准备协商有关必要基本大纲，以解决满洲问题，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亦在与中国驻日本大使蒋作宾谈话中表示：“所用大纲尚未协定，国民感情亦难缓和，日军自不能安心撤退30。 ”

对于日方的直接交涉要求，特种外交委员会（以下简称外委31）讨论多日难决，“外委诸公主张，如国联无办法，再请美国提出九国公约以制日32，” 倾向于拒绝日方要求，但又担心激化中日矛盾，撤军更陷僵局。外委秘书长顾维钧深感“彼外交、军事双方并进，着着逼我，若不速定全盘方针…….危险更不堪设想33，” 蒋深以为然。14日外委会议，顾建议中方驻国联代表以日方即时撤兵为原则赞成日方关于中日以协定方式解决两国问题之条件，同时声明对日方所提大纲保留修改和反对之权，并要日方将大纲条文向国联诸成员国公开。宋子文（外委副委员长）、颜惠庆(外委委员)“虽皆称是，犹未能决定34。” 10月15日英公使蓝浦森见蒋，认为“两国直接交涉终难避免，如能由第三者加入旁听，如华府解决山东问题之例，实为上策。”当日外委会后，戴季陶（外委委员长）、顾维钧、宋子文在宋寓所继续商议对日外交方针，蒋亦到。由英方处得知国联常务理事会主席白里安（法国驻国联代表）已拟定三点解决办法：（1）日军退出被占领域，（2）派中立国文武人员监视接收，（3）两国举行直接交涉。讨论倾向接受白所提解决方法。但蒋坚持“至少须设法办到华府办法，由第三国代表旁听为宜35，” 16日，国联理事会讨论邀请美国代表参加理事会共商中日“满洲”事件问题议案，日方代表竭力反对，并提出修正案，要求组织法律委员会表决，经表决日方修正案被否决，原议案通过。

17日，外委会议 “经长时间讨论，决定以下各点预备方案，一、由国联监视之下，日日兵推出占领区域。二、中日将来一切交涉必须在国联照拂之下进行。三、交涉地点在日内瓦和欧美各地。四、将来中日交涉，必须在国际公约原则下进行。甲、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乙、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丙、为维持东亚和平计，不得用武力行使国策。五、日本必须负此次出兵责任。六、无论日本提出任何条件，中国皆须保留有修正及另自提案之权。36。” 国联于当日开会讨论中日问题，会中考虑一折衷解决办法，即在日本分期撤兵的同时，中日两国开始直接谈判。20日日方向国联递交日本对满洲撤兵五项条件。主要内容为要求中方禁止排日运动，保障日侨生命财产安全，承认日方在东北的筑路、租借地等权利，并偿付日本修路之款37。 23日国联讨论白里安拟定之提案，该提案要点为日军立即开始撤军，在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下次开会前将军队撤至铁路以西区域，中日双方在此期间指派代表商定谈判细则，日本撤军完成后两国即直接交涉解决悬案问题。中方代表表示接受，日方代表提出修正案，对美方参加调解和撤兵期限均不接受。24日 国联会议以13票对1票通过限期日本撤兵案。但唯一反对票既为日方所投，则“国联结果，道德上固属胜利，实际成为僵局……夜长梦多，殊堪忧虑38。 ”26日日本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声明，声称国联决议案未经一致通过，无实行效力。强调中日应直接交涉，并列出交涉所必须的基本大纲（共5点），对于日方声明，顾维钧认为“日政府声明末段措词，日方似已稍让步，将基本大纲与撤兵接受事宜混为一谈，准备与吾国开议，如果日本诚意转圜，不难就其提议谋一无损双方体面而有利吾国主张途径，以辟僵局39。” 倾向于在日撤兵期间与日本直接交涉，顾随后与蒋谈，蒋“亦深以速觅两全之途径为然。”但蒋的态度很快又有变化，11月1日，外委训令施肇基向国联提出照会，驳斥日方声明，强调“日本如按期撤兵，一切困难均可解决40。” 2日蒋召见外委成员，确定对日方针仍为“日军未撤尽之前，不与日本作任何接洽。即将来撤兵后如何开议，手续问题亦不宜先表示。另用间接方法催其撤兵41。”

蒋之所以如此快的否定顾维钧的建议，实在是中方若退后一步，日方手握撤军法宝，以解决悬案相要挟，则中方进退维谷，如以悬案问题的让步换取日军撤退，则恐怕所失更甚于所得。11月16日顾维钧与法公使韦礼德的谈话中所涉内容很能反映中方这种进退两难的心态，法公使在谈话中问及：“日本所坚持之尊重条约，或将要求履行民四条约，中国方面态度如何”，顾答以“二十一条之约，订于武力胁迫之下，举国痛心，至今不忘，此为十余年国民一致所力争者，如再提出，恐将使东北问题愈难解决42。 ”很显然，一旦中日直接交涉，此等问题甚为棘手，稍有闪失，都将令蒋氏大失人心。而政府内部，胡汉民对蒋之对日策略大加抨击，11月16日胡在沪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谓对于日本的侵略，如果政府当局仍不醒悟，“继续以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三无主义为应付日本之唯一方针，则必至国亡而种灭而已43。” 胡如此表态，当然令蒋头痛。18日施肇基报告外委英外相西门建议中方向日本、列强、美国声明中国尊重满洲之条约义务，双方合组一铁路专门委员会，主席由国联指派，先就满洲铁路营业问题达成协议，然后实行撤兵44。 如此“撇开法律，注意经济，使双方均能接受45，” 有助于打开僵局。但条约效力问题极为棘手，中方断无可能承认二十一条，虽然施肇基在18日国联秘密会议上就条约效力问题作解释时强调“日本所称条约倘包括二十一条，则中国不能以承认条约为撤兵代价，”并称所涉及条约 “以在国联盟约范围内者为限”，外委“仍恐未能将吾国立场保障46。 ”粤方也对南京国民政府谈中日条约问题不满，11月20日，汪精卫、伍朝枢、邹鲁等电蔡元培等宁方出席宁粤会议之代表，指责南京政府舍坚持日本撤兵主张，而谈中日条约为“最大失策”，应令施肇基“只讨论撤兵，不能谈及别事47” ，在宁粤走向和解之际，粤方的态度宁方不能不重视。而东北形势在此期间也继续恶化。11月4日起日方以修复嫩江桥为由进攻黑龙江守军，扩大侵略范围。守军奋起抵抗，是为嫩江桥抗战。时张学良仍持不抵抗主义态度。早在10月14日伪军张海鹏部北犯时，张即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糜烂地方。于拒不听令，将江桥炸毁，以阻伪军前进48。 对于江桥抗战，张一方面通电全国，肯定马占山的爱国壮举，表示对日军进攻“除随时报中央转报国联要求设法制止外，并饬各部切实采取正当自卫办法49。” 但另一方面，张对江桥抗战并无实质援助，整个江桥抗战期间，马占山军始终为孤军作战，时驻锦州区域东北军不下5万人，但皆“无战斗准备50，” 坐视齐齐哈尔沦陷。齐齐哈尔陷落后，日方态度变化，由坚持撤兵前中日直接交涉改为提议先由国联派调查团调查后，再行解决满洲问题。中日直接交涉与撤兵之争遂告一段落。

（三）国际调查团之始与锦州之失

1931年11月20日，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会见施肇基，告其日方代表将在21日于理事会声明不再坚持中日于撤兵前直接谈判五项基本原则，而提议国联派遣委员会调查中日间各问题51。 对于日方政策上这一新的变化 52，外委于22日开会，“会中讨论良久，意见颇多”。最后议决办法七项，仍以撤兵为第一要务（“（二）日本于两星期内完成撤兵”），同时四、七项均提到“国联与美国共同组织中立国代表团……由美国与国联共同召集有关系各国之国际会议”，之所以有此内容，与18日理事会秘密会议时美方代表道威斯所发表声明的影响 53有关，在国联讨论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希望美国出面，以华盛顿会议方式来解决东北问题。与此同时，国内抗日情绪高涨，11月20日宁方国民党四全大会第六次会议决议蒋立即北上抗日 54。而日军在夺取齐齐哈尔后，又向锦州推进。11月下旬，关东军以“天津事件”为借口，声言救援天津日军，派第四混成旅越过辽河，向锦州进犯。面对锦州危局，顾维钧提出锦州中立化方案，“我军可自锦州撤至山海关，但日军须向英、法、美各国声明，担保不向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区域进兵并不干涉该区域内中国行政机关及警察，此项担保须经各该国认为满意55。”随经外委讨论通过并约晤英、法、美使，“各使均认为善策”。25日施肇基奉政府训令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提案，由英、法、意中立国军队驻守，日军于中立区成立十五日内撤出占领区。同日外委会议继续讨论锦州问题，顾维钧主张“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关系全国，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存56。” 顾氏建议获蒋和外委赞同，蒋并要顾致电张学良，对此“特加注意，并询近日布置之若何程度”。16日，国联将中方提案正式发表，由于英、法等都表示无法提供军队，日方又坚持锦州须在日军管辖区内，国联理事会于12月7日议决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既然各国援助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存。而张学良自“锦州中立化”方案提出后，便对此大感兴趣，11月底，张学良与日公使馆参事矢野真就“锦州中立化”问题进行直接交涉，同时张开始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对此外委甚为忧虑，顾维钧于12月2日致电张，告知“锦州问题，如无中立国团体切实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57，” 3日又电张相劝：“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58。” 5日，顾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59。” 国联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后，12月8日，宋子文、顾维钧两次急电张学良，要张“所提抽调驻锦军队一部分入关一节，请万勿实行……吾若抽调一部后退，仍不能阻其进攻，不如坚守原防60。” 同日，蒋也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61。” 次日蒋又电告张：“航空第一队已令期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62，” 以坚张守锦州之心。但张仍抱持不抵抗主义，据日方资料显示，张已在7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动撤退的答复63。 日本方面在11月底因受国际压力，曾撤到辽河以东。12月犬养毅新内阁成立后，皇道派荒木任陆相，载仁出任参谋总长。新内阁和军部改变了若?材诟笫逼诘牟焕┐蠓秸耄?支持进攻锦州，“‘劝令’东北当局将其军队撤入关内6 4。” 10日，国联通过解决满洲问题决议案，除重申9月决议案有效外，决定派遣5人委员会就地调查。日方代表表示接受决议案，但声明决议案第二款（“当事国采取必要之手段，禁止易致酿成丧失生命力之任何行为”）“不能阻止日军对于东省各处猖獗之土匪及不法之扰乱”所采取的行动。中方表示接受，但提出八项保留意见65。 日军以剿匪为借口，再次策划向锦州进犯。

12月15日，蒋在粤方压力下通电下野，张亦于同日电蒋辞陆海空副司令职，南京国民政府改委其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66。 蒋下野后，张学良更无坚守锦州之心。21日，他电令王树常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该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67。” 。根据张的命令，驻锦州的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骑兵第三旅相继撤入关内，留锦兵力仅剩熊飞率领的3个公安骑兵总队。而日军已开始步步进逼。28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推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决定由孙科接掌行政院。29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如遇侵犯，则抵御之。”此前对于锦州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几次电张要其抵抗。24日，吴稚晖致电张学良：“当此外不见格于强盗之倭贼，内不见容于卖国之国贼，而锦州力抗，孤注一掷，尚何待于再计68？” 25日，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要他“积极筹划自己，以固强圉。对于（日军）进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69。” 张认为仅靠东北军守锦无济于事，他复电抱怨：“是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中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70！”。 28日，关东军向锦州发动全面进攻，29日，盘山陷落，“我国正规军均不作抵抗，抵抗日军者多为民团及义勇军71，” 荣臻于同日从北平谒张返锦，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枪弹缺乏，后援不及”为由下令各军撤退。30日，国民政府再电令张学良坚守锦州，谓“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张置若罔闻，1月2 日，东北军队各部已从锦州撤退完毕，再演不抵抗一幕。3日，日军轻取锦州，关内外宣告隔绝。几个月的折冲樽俎，仍不能免东北领土之丧失。1月28日，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开始淞沪抗战，而国民政府之对日外交，亦进入一新阶段。

注释：

1赵镇藩：《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2《京津泰唔士报》1931年9月25日，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编著（一），台北1981年版，第262页。

4 同1

5《革命文献》第34辑，台北196 4年版，总第 7557页。该电张于同日转发给南京国民政府。台湾学者（如蒋永敬）认为此是“不抵抗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但据冯筱才在《“不抵抗主义”再探》一文中考证这一提法至少在事变煤发后一二小时内就已使用，而见诸文字最迟也应在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发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报即开始。

6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37页，另张在9月21日晚接受外国记者时亦称：“当余闻及日军在东北将有某种行动时，余即命令中国军警收军器于兵库，取不抵抗主义。”《北平晨报》1931年9月22日。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7郑殿起等：《“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境内我军的兵力考证》

8由于宁粤对立，当时存在两个国民政府，我们分别以南京国民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称之。

9（日）臼井胜美：《昭和史的最后语言―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10当时的抵制日货等运动各省党部出力甚多。

11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83―84页。

12日本陆军省于8月24日决定，在中方否认杀害中村一事，或不能得到满意解决的情况下，有必要断然占领洮索地区。日本外务省纪录IMT523，第238页，转引自陆军、杜连庆：《张学良与东北军》，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13国内研究者多引蒋在8月16日给张的铣电：“汉卿：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中正铣机樱”说明张九一八事变中之不抵抗系受命于蒋，但张早在7月6日就从北平致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指示：“此时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要求割地赔款，东北万劫不复，宜力避冲突，以公理相周旋。”（《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20年7至12月份，57页），足见对于不抵抗之决策张早已成竹在胸；且九一八事变前后形势变化极快，同样文字，在不同时间发出，性质大不一样。8月份战端未开，处理方针当然与九一八事变当日和以后不同。而且蒋在这一时期与张有多封往返电报，要判断蒋的想法，掌握更多的资料才更可靠。

14土田哲夫：《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15同6，232页

16 同6，236页

17同6，237页

18《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编著（一），第306页。

1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编著（一），第278页。，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在现已公布的正式史料中，这是事变后蒋给张最早的一份电报。长期以来所谓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突发时下令东北军或张学良不抵抗的记载，至少难以得到现有史料的支持。

20《蒋主席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纪事》，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编著（一），第281页。

21同16

22同6，238页

23《革命文献》第35辑，总第7865页。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24 1931年9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通电，引自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38页

25这种态度，正如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言，“有几个官僚政客党官和失意文人（除掉“少不更事”后来坐了５０年大牢的张少帅）喊抗日口号，不是为着“倒 蒋”（或捣蒋）、出难题让老蒋过不去呢？“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陈布雷有名的八股巨著）；先亡老蒋，让大家都出口气再说。 ”

26 《中华民国史料从稿-大事记》第17辑， 158页，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27 同6，9月23日。

28《史汀生主义文件一束》，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编著（一），328页

29同26

30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上），《民国档案》第1期，12日文酉电

31 9月21日国民党中央会议确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外交的决策机关。

32同30，14日寒巳电

33同30，14日寒申电

34同30，14日寒亥电

35同30，15日删戌电

36同30，17日筱酉电

37同26， 188页。

38同30，25日有亥电

39同30，28日俭亥电

40同26， 195页。

41同30，11月2日冬戌电

42同30，11月16日铣甲电。

43同6，272页

44同30，11月18日巧未电。

45同30，11月19日效未电。

46同30，11月20日号酉电。

47同6，275页

48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171页。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49，同6，266页

50《北平晨报》1931年12月6日。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51同30，11月21日马亥电。

52若?怖翊卫赡诟笏淝阆蛴诓焕┐蠓秸耄?但既无力追究朝鲜师团独断之越界事件，军部之气焰日益嚣张。若?材诟筇嵋榕汕补?际调查团，固有缓和中日关系之意，但其自身已难以应付军部越来越大之压力，终至倒台。继任之犬养内阁态度更趋强硬。

53道威斯在声明中称美国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不能放弃其反对在华特殊利益之传统政策。

54同6，275页。顾维钧认为此举“必使全世界观听为之一震，未始非促起各国注意，俾得速谋解决之一道。惟日本方面，正在肆意侵略之时，借题发挥，无微不至。若我方有类似军事关系之行动，则彼借口自卫，益必振振有词，在外交上或须更费唇舌，欧美之利于我者，尚未可逆睹，而日本之有所借口，则不可不事先预防。”见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第2期，11月23日漾戌电。

55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第2期，11月24日敬亥电。

56同55，11月25日有亥电。

57同55，12月2日冬亥电。

58同55，12月3日江亥电。

59同55，12月5日微亥电。

60同55，12月8日庚未、庚申电。

61刘禹：《张学良大传》，140页，青岛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6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编著（一），第312页。

63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第345页，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6 4同上。

65同6，286页。

66同6，288页。

67《世界日报》1931年12月14日，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68《革命文献》第34辑，第总7810页，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69同26，第244页。

70（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第351―352页。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71同6，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