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北京对西方为何不再忍让(1) -- 常乐

1. 北京近期对西方不再忍让

北京对萨科奇要见达赖的应招严厉之极：无限期推迟筹备就绪的中欧峰会，无限期推迟100亿欧元的空客采购。这震撼了巴黎、欧盟和西方。西方近三十年来习惯了北京的一忍再忍（回想奥运火炬手受侮辱时的忍让），却突然遭到了北京的迎头痛击。

北京的不再忍让，不止于此。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前几天，北京不但不像以往几次让人民币多升一点，反而贬值。美国高官到了，北京高官不再听他们讲经济管理课，而是倒过来给他们讲经济管理课。近日中国两条海监船开到钓鱼岛附近（1-6海里处）宣示主权，不理睬日本巡逻舰要求其离开的无线电通知，停留九小时。这看来还是声援正在日本坚持钓鱼岛主权的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可以比较一下，胡总春天访日时对于东海争议的忍让。

忍让还是强硬，基于局势判断。让北京可以扬眉吐气不再忍让的新兴诸大国与西方的局势大反转，当然是始于915雷曼兄弟倒闭引爆的西方金融和经济崩塌。地基塌陷的西方大厦必将损毁严重，损毁程度要等尘埃落定才能看清了。

对于正在快速衰败的西方，北京静观其变。对于萨科奇的不自量力，乐得痛下杀手，以儆效尤。对于正在适应下滑中地位的美日，也表明了不再忍让的态度。

2. 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小，但能够大为改善

国际博弈，实力说话。在国际上维护国家利益，依赖的是实力增强，也就是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北京主要要办好自己的事情，就是要化解去年三季度开始的经济回调叠加上了国际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

北京面对的国内主要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说到底是净出口偏大的道路走到头了。

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类似于日本、四小龙和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部分亚洲经济体如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和部分拉美经济体如墨西哥、阿根廷以及土耳其），这不同于矿产丰富的新兴经济体（俄罗斯、部分拉美经济体如巴西、委内瑞拉、智利以及南非）。

就经济模式来说，北京近三十年来学习的对象先后有南斯拉夫、日本和美国，但日本模式的影响最深，特别是净出口偏大的道路。

2.1. 中国经济是内需导向型的，不是出口导向型的

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分量偏大，但并没有某些西方经济分析师或记者渲染得那么大。这里有净出口占比、净出口增长贡献率和出口或外贸依存度等简单指标的认识问题。这些简单指标忽略了出口和GDP的计算方法存在的本质区别。出口度量的是总量规模，而GDP度量的则是增加值或附加值。如果仿照GDP的计算方法来度量出口，那么，外需的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得到更为合理的评估。

出口中至少包括两部分是计算增加值时需要扣除的。一是出口中所包含的进口产品部分，比如来料加工产业中的原材料，二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在国内生产的中间产品部分，比如有国内企业提供的原材料。后一部分之所以要扣除，是因为它也是不计入GDP的。只有如此，出口的指标才是增加值意义上的，才可以与GDP相比较。中国出口中制造业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制造业中的很多投入是需要从国外进口的，一进一出后，出口规模虽然庞大，但附加值其实并不大，因而对GDP的意义也并不大。所以通俗而言，GDP只度量附加值。

经过这样的调整，2007年中国“真实的”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就从逾一成下降到一成以下。这一比例虽比日本略高，但低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新加坡和台湾。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有时出口的大幅下降并没有导致经济增长的大幅放缓。在IT泡沫破灭的2001年，中国的出口下降了35％之多，但中国整体的 GDP增长率只下降了不到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就业指标也证明了出口部门在经济的比重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大。

近三年中国的净出口增长很快，2005年之前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5%左右，2005年开始突然暴涨到了20%及以上，2007年达到了 23.85%。但是应该注意到，首先净出口的放量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出口规模的大幅上升，而是因为进口规模的明显下降。其次，尽管净出口很重要，但这种重要性也不宜夸大；实际上，即便是中国的净出口下降为零，中国内需仍然可以推动接近9％的高增长率。最后，从地缘分布上看，中国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占到了更大的比重，而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活力十足。

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57306亿元，按全年平均汇率7.6071计算，约为33824.45亿美元。货物出口12180亿美元，折合为92654.478亿元。出口相对于GDP的比率为36.01%。这样看的出口依存度偏高，但是附加值并不大。这样简单比较出口额（不扣除占大多数的非附加值）和GDP（只度量附加值）的出口或外贸依存度，会误导外行对中国经济的认识。

中国的净出口占比虽然不算特别高，但还是偏大，而且近三年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出口额（特别是绝对数额）也还是偏大，容易受到国外市场萎缩的冲击。

应该明确的是，中国经济是内需导向型的，不是出口导向型的。2007年的内需占GDP的近九成（消费占比37%，投资占比超过52%）。比净出口偏大更成问题的是，消费占比偏小，投资占比偏大。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是内需增长，2007年消费和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6.15%。

2.2. 净出口偏大等经济和社会问题有待改善

净出口偏大的道路，需要海外有容忍外贸长期大幅逆差的经济体。一般经济体会注意进出口平衡，有了较大逆差，也会增加出口以作弥补。容忍长期大幅逆差，或者是家底厚，有财富可供消耗，或者是长期借贷，如美国等西方国家（美国积累了8千亿美元的外贸赤字）。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原因之一是长期大幅逆差，因此会在危机缓和后不得不开始减少逆差，即减少进口和增加出口。所以容忍长期大幅逆差的海外市场会越来越小，净出口偏大的道路也就到头了。当然发展制造业的新兴经济体还是需要增加出口，以换取原材料和所需货物。

这条道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不少好处，如吸引外资投入和产业迁入，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私有和公有资本积累，促进工业化进程。

它也造成不少弊病。首先是出口型企业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性。海外对象市场萎缩，出口型企业就要另寻国内或海外替代市场。找不到替代市场，就只好减产、停产乃至倒闭，造成失业增加和消费减少，麻烦就传导到以这些员工为市场的企业。这样就形成了市场萎缩和失业增加的恶性循环，可能导致国内经济增长放缓或衰退。

第二个弊病是政府过于鼓励出口。这首先是为出口型企业提供的土地等资源价格过于低廉，容忍其过分压低员工薪酬。这样就连带压低了整个资源和人力价格。整体的劳动者收入偏低，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偏低，国内市场偏小。另一个后果是下层劳动者收入和资源价格偏低形成的财富，部分落入企业主、高级职员和相关官员等手中，加剧贫富分化。其次是因为居民消费能力偏低，无力消费掉出口货物换取的全部进口货物或其加工产品，限制了进口，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有缩水风险。第三是政府为压低出口货物价格而过分压低本币汇率，这减少了使用进口原材料、设备等货物的企业所得，也使得居民对进口货物及其加工产品的消费能力更低。

除了上述弊病（对海外市场依赖偏大、土地等资源价格偏低、下层劳动者收入偏低导致总消费偏低、贫富分化偏大、巨额外汇储备风险大、进口货物偏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还有不少与此有关无关的全局性难题，如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偏大、社会保障（免费基础教育和平价公立非基础教育、医疗保险和平价公立医院、养老金、失业救济、面向低收入者的低租金或低价住房）不足、总消费偏低导致总投资偏高、技术创新偏少和技术密集及服务产业比重偏低、产业的自然资源消耗偏高和环境破坏偏大、有些产业被国企垄断、政府收入和支出（特别是吃喝、用车和旅游）偏高、官员腐败问题严重。

上述难题多年前就已浮现，并试图解决，但进展较慢。由于海外市场萎缩和容忍长期大幅逆差的海外市场会越来越小，政府终将被迫放弃过于鼓励出口的政策，为了提高总消费，逐步提高提高下层劳动者收入（如通过逐步提高最低工资线和农产品最低收购价）和加大社会保障。这个从向外到向内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改变的结果，还有减少最低端产品的出口、减少海外经济危机的冲击、缩小贫富、城乡、地区差距、增加进口、减少外储积累、降低总投资相对于总消费的比率、减少产业的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

短期内中国将经历经济增长的较大放缓，北京的应对方针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重民生”。“扩内需”是扩大投资和消费。扩大投资分三部分：扩大房地产投资（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如廉租房中央财政投资20%，各地积极争取）、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加大铁路、桥梁、港口、机场等投资）、扩大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增值税转型之后，企业可以在购物设备中扣除增值税，加大更新改造投资）。扩大消费是以提高中低群体收入为主，如提高粮食价格、加大对农民的各种补贴力度、提高城市低保、社保、离退休金、以加大社会保障改善消费者预期。”扩内需”和“调结构”有冲突之处，如“扩内需”的扩大投资和“调结构”的降低总投资相对于总消费的比例，但事急从权，不得已而为之。由于中国经济良好的基本面和较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这次增长放缓不会持续较久（财政政策见效需三至六个月，货币政策见效需六至九个月）。

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见效后，接着是未来一两年后，冻结并可能下跌一定幅度的房地产市场将解冻或回暖。此时开始需用数年时间解决诸多全局性经济和社会难题，调整经济和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