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民主谈起 -- 吴非

感谢各位的阅读和鲜花。这种文字写起来很艰难，还容易出现逻辑上的不完备，欢迎各位批评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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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我们讲了，民主的政权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由大多数人做主的理想的政治制度。同时我们也提到，建设理想的政权真正的目的是实现正义，民主只是通向建设理想的政治制度的一个途径。民主可以产生正义，但是民主不是正义本身。严格地讲，正义可以通过民主产生，也可以不需要通过民主。本文将就正义做一些讨论，以求对后面的分析做铺垫。之所以从民主的讨论引申到对正义的讨论，是想给民主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亦即为了正义而民主，而不是为了民主而民主。

中文里正义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由于这两个字构成的词其前后关系是并列，正义可以被理解为“即正且义”或者“正的和义的”，也就是逻辑上的“与”，表明“正”和“义”缺一不可。如果我们对“正”和“义”各自的意思有了精确的解释，那么正义的含义也就清楚了。

“正”是一个表示方向的字，亦即在众多方向中有一个方向是正确的，其他的方向则是斜的和反的。我们常常说“获得正义”或者“正义的事业”，这里的“正”是什么意思呢？本人以为对于人而言的这个“正”指的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人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人首先要在自然界里生存下去，他们要去觅食和繁衍，要躲避疾病和自然灾害。从在自然界生存的角度来看，人和其他物种，动物和植物等，没有区别。另一方面，人作为拥有已知最高文明的动物，他们还有不同于其他物种更高的追求，他们希望过得更好，要有文化和有幸福，即要有所发展。对于发展的追求是人和自然界其他已知物种之间的在正的方向上的区别。

关于人的“正”的讨论暗示了另一个判断，即并不是只有人类才有前面所说的“正”，所有自然界的物种都有这个“正”，因为所有物种都有要生存下去的愿望。为了这个“正”，每一个物种在进化过程中都练就了各自的本领和绝招。如蜻蜓的翅膀、虎豹的牙齿、羚羊的奔跑等，人所倚仗的本领是人的智慧。之所以将人和自然界所有物种并列讨论，是因为人类虽然在“正”的要求上有自己不同于其他物种的“增值”之处，但从根本方向上来看并无异处。

“正”有两个性质要在这里指出。还是以人为例，第一，“正”是有大小之别的。人最大的“正”是保证人类不灭绝。在这之下，有民族、国家和种族等的“正”，再小的有区域、城市和村落等，最小的“正”是人的个体，因为每个人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力。第二，追求“正”的过程要付出劳动和代价。例如水利设施的修建是人们在付出了家毁人亡的代价后采取的措施。每个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都会开动智慧掌握一些本领。人类“正”的这两个性质也同样存在于自然界其他物种里，有许多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相同的道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由于人们都有追求“正”的权力，那么当人们在一起相处时不同人的“正”之间就会有所相关，这种关系是有协作和竞争之分的。例如人们可以交换各自的产品以互通有无，可以通力合作以抵御自然灾害；但是人们也会彼此竞争以至于互相残杀。人的智慧和其他物种的本领相比是一种威力巨大的工具，工具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如果人把智慧用于相互残杀，人类的命运就可堪忧了。德国纳粹当年强调自己的生存权力而蔑视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生存权力，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煽动德国民众的作用，将战火燃遍世界。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宣传其侵华战争的目的时，也将拓展民族生存空间作为借口。他们所追求的都是本国本民族的“正”，但是他们践踏了他人的“正”。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仅仅满足了对“正”的要求还不能保证人类在自然界长久地存在下去。

在“正”的关系中合作是我们所期望的，竞争中有些良性的东西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要摒弃的是那些不良的竞争。于是“义”被引入以用于引导并约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义”是人们相处过程中那些合理的准则。这些准则在细节上有许多需要分辨的地方，但是在大的方面上应该是有共识的。这些共识包括：（1）每个人的“正”都同等的重要，都要被尊重。（2）在危机和冲突出现时，小“正”要服从于大“正”。毫无疑问，最大的“正”是人类的整体要存在下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当他与别人相处的时候，就要一定程度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个人以为，在一个群体中相处的最低界线是和平共处互通有无，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高境界是和睦相处协作发展，后者意味着在彼此相处之中获得生活的乐趣和发展的力量。人的力量和智慧在相处过程中是可以相加的（不是简单的算术相加），如众心齐，泰山移说的是力量相加，而一人智短，三人智长说的是智慧相加。理论上讲能够调动的人数量越多，相加获得的效果就越大，就越能保证这一众人群生存和发展的“正”的优势地位。这个众人的群体可以扩展到超越国家的范围，例如中国古代有天下的概念，建立天下一统的政权是历朝历代的愿望和目标。这个愿望和目标的依据便是要将人的力量和智慧相加，在一个区域内获得“正”的最大值。

“义”的本意里是有自觉付出的意思的。一方面，一个人在一个群体里愿意约束自己的行为，愿意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其原因是他在这个群体里可以生存和发展，可以获得应有的尊重。这恰是“义”的第一个原则所指出的。同时，“义”的有关个人之间相处的原则可以推广到群体之间、民族之间以及国家之间。另一方面，当这个群体的生存出现危机时，群体中人们的反应是不同的。一些人会选择为这个群体的生存而战斗，通过付出少数个体的代价甚至牺牲来换取整个群体的转危为安的可能。另外一些人会想方设法来摆脱这个群体，寻找可以生存的其他群体。依照义的第二个原则，前后两种行为就是以这个群体为参照的“义”和“不义”。

在文字中，“义”也常常和道连在一起使用，合称为“道义”。如果我们将“道”明确定义为自然规律，那么符合道义就可以解释为既符合自然规律也遵循人们之间相处的正确准则。

正义合在一起就成为了进步的动力，因为它全面概括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及彼此之间合作和良性竞争的关系。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所有成就的取得，其根本的推动力就是正义。在一个由人组成的群体里，正义通俗地讲可以被看做能够增加和减少的元素变量。一件事的实施如果能够增加群体里正义的元素，那么这件事就被称为是对的和正义的，反之则为是错的和不正义的。

举几个正义的例子。商鞅变法对秦国是正义的，这一变法使得秦国的普通百姓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极大地鼓励了人们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同样理由，妇女解放是正义的，黑人的解放和获得他们应有的平等权利也是正义的。白话文和简化汉字的推行在中国是正义的，因为这使得知识不再成为少数人垄断的工具，而能够被更多的人学习和掌握。在这几个例子里，正义都显示为被禁锢被压迫的一方获得解放的机会。这个判断的逻辑逆反推论也是成立的，即，如果社会上存在着被压迫和被禁锢的人众或阶层，这个社会就有非正义存在。

人类历史上非正义的例子也很多，如部落、种族和国家间为了争夺财富和资源的战争，殖民者的占领和掠夺，一国之内种族的隔离和等级的划分等。这些例子表明，非正义一般体现为一方为了自己的利益无视他人的存在和践踏他人的生存权力。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很显然是非正义的。根据以前的分析，这场战争的发动对内是转移资本，剥夺广大劳动者的生产成果；对外则是赤裸裸的掠夺，亦即抢掠别人生存的物质资料。这场战争唯一的光鲜之处不过是一件民主的外衣而已。

朝代从建立到终结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正义由多变少直至枯竭的过程。以中国的封建朝代为例，朝代建立之初一般都有个刀枪入库，铸剑为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一般可以使得耕者有其田，大多数人有赖以生存的条件。由于封建统治的建立是以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多寡为依据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越多则社会地位越高，反之则越低，于是就有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兼并。而封建的统治，其政策、措施和方法也从根本上鼓励了这种集中和兼并，直至使得土地等生产资料落入极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则失去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社会逐渐分化为两个利益明显对立的阶层。由于那个拥有政权的少数人阶层把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在剥夺甚至毁灭其他大多数人阶层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的基础上，使得朝代的正义丧失殆尽，朝代更迭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以上改朝换代的过程反复出现在中国封建历史上，近乎成为一个死循环。好的执政措施或者一个英明神武的封建帝王只能延缓朝代崩塌的时间，但是不能阻止其崩塌的必然性。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中有许多朝代更迭的例子，这些朝代更迭的发动可能是由一个天灾、一次外敌入侵或者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引起的，其内在原因却要从政权的基础上寻找。事实上这些朝代的更迭并不是一个政治制度的结束，因为新的朝代到头来又是前朝的重复，所改换的只不过是一伙新人而已。那么是否可以说这种朝代的更迭就没有积极的意义了呢？其实不然，朝代的更迭是将前朝丧失的正义部分地寻找回来。这有点像计算机重装操作系统，一个运行即将瘫痪的计算机可以通过重装操作系统来恢复，只是这系统重装需要付出代价；当然，重装后的操作系统也并不能保证今后不再重蹈覆辙。

朝代更迭的代价实在是很大的，但是较之正义的丧失，这个代价却还是值得支付的，因为它可以给正义留出生长的空间；它是人类为了寻找持久正义所做的探索，所付出的必要代价。同时，被压迫者的反抗对于统治者来说至少也有劝诫的作用，使后者心存敬畏。现今有许多所谓专家学者，他们打着研究和新思维的幌子来丑化那些反抗少数人的压迫，追求大多数人的解放的起义者。不知道这些专家学者们是否真正思考过什么是正义，不知他们心中是否还想到过别人也有相同的生存权力。

回到关于政权和民主的讨论上来，由于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代表了一个群体中最大的正义，那么在这个群体中如果以大多数人为基础建立政权，这个政权就应该可以实现最大的正义。这个判断应该是建立民主政权的依据。这个判断可以这样表述，即：民主的政权可以导致正义的产生；而不民主的政权肯定是不能保证正义的存在的，它最终的命运只能是逐步走向灭亡。

其实民主的政权如果运行和操作不当，也会逐步导致正义的减少。当这种减少超过了一定界限，政权的基础就会动摇以至颠覆。苏东就是很好的例子。对于民主的政权，如何在操作中避免发生正义的丢失，实在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这个话题会在后面的讨论中涉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