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传说中的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 -- 陈郢客

傅大庆不仅是我的同学，而且是我的朋友。同学是无所谓的，但在那时的环境下，我能交朋友，交真正的朋友，则是很不容易的。 　　

1923年春，我们一行十二人，从西欧来到莫斯科进东方大学。东方大学早已有中国班，都是直接从中国来的学生，他们派了十几个人来火车站热烈迎接我们。我们十二个人，连同以前从西欧分别来莫斯科的两人(萧子嶂、张伯简)共十四人。从中国来的学生此时尚在莫斯科的比我们的人数更多些。这两部分中国学生，无形中有些隔阂，很久没有消除。我们从西欧来到的人，相互间不仅是同志，而且是朋友，或深或浅总有点私人的交情；可是，我们和他们无法结交为朋友，他们自己相互间也没有朋友的感情。

从中国直接来到莫斯科的学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导人”，另一类是“被领导人”；“领导人”就是旅莫支部的党、团负责人。选举来选举去总是那几个人轮流(青年团)或永久 (党)当选。“被领导人”则是始终未曾当选为领导的人，他们只能听从前一部分人的安排，他们不敢同我们从西欧来的人亲近。那几个“领导人”则常常找我们说话，但不是找我们交朋友，只是来“了解”的。　

　傅大庆就是“被领导人”当中的一个；除他之外，尚有许之桢、周兆秋、胡士廉、萧劲光、任钧等人。当时我们同他们无法交朋友，甚至无法说话。

我最初就是这样看傅大庆的。如果他给我什么特殊印象，那倒不是他的为人，而是他的俄文名字读音很奇怪，所以俄国人喊他时我还以为是喊另外的人。 　　

还有两个特别的人，不能不提出来说说，这就是蒋光赤和抱朴。他们也是“被领导人”，从未当选为旅莫支部党或团的领导。但他们“不听话”，不只是暗地反对，而且是公然反对那几个“领导人”，发牢骚，甚至鼓动别人起来反对。 　　

这二人不是同我们一起住在大学里，而是住在附近女修道院的一个房间，据说没有人去看望他们。 　　

我到莫斯科后即同这二人交了朋友。抱朴那天也去火车站欢迎我们了，经人介绍，我就用世界语同他攀谈起来。从此之后，我常常去女修道院看他，因此也认识了蒋光赤。我同他们谈文学，谈哲学，谈新文化运动，谈世界语等等，谈得很投机。 　　

有位从西欧来的同学悄悄警告我：抱朴和蒋光赤是反对派，反对旅莫支部领导的，你不要同他们来往，但这警告太迟了，我已经不能断绝同他们的关系了。 　　

一天，我去看他们，意外地看见傅大庆正在同他们谈话，我很惊讶。后来听他们说，傅大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看他们一次——原来并非无人敢去看他们。其实，旅莫支部并无明令禁止同他们往来，不过暗示而已。人们为了避免麻烦，就不敢去看了。 　　

从此我就同傅大庆交了朋友，常常在大学本部同他一起谈话，互相询问家庭情况和经历。以下便是我对他的了解。 　　

他是江西人，似乎父亲早死。他的母亲是一位教师，靠教学收入辛辛苦苦养活几个小孩于。孩子们不仅长大了，而且都受了教育，长子大庆还掌握了英文，不仅能读能听，而且能说能写。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无论是直接来自中国，或从西欧转来的，没有人比他的英文更好。　　　　

1920年，为了继续求学，他从江西来到上海，接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他看了《新青年》后，为陈独秀的文章所折服，便写了一信给陈独秀。陈给他回了信，并约他见面。见面之后，陈独秀要他住到杨明斋新办的“外国语学校”。那里有十几个青年表面上是学俄文，实际上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恰逢莫斯科要办东方大学，杨明斋便把这一批青年送到莫斯科来了。　　

这都是1923年傅大庆告诉我的，至今已有七十多年了，我还记得(不过也许有些事情，年老记错了)。我不能说傅大庆是我的最亲密的朋友，但我欣赏他不怕打击，敢于同领导所厌恶的人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