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冯玉祥自传》 -- foundera

第十四章　正月十二日

　　我在海阳镇被监禁到第四天的早上，执事官梁喜奎同几个弁目到我禁闭的屋里来。梁是河南舞阳人，光绪二十九年在韩家墅我们同为哨长。在这里顺便插叙一两件事，以见梁的为人，和我们的交谊。――那时梁极好读书，也希望我专心向学。我说：“我们自小失学，根基不好，自己用功总不行，最好还是请个先生来教我们。”梁告诉我，门口有个卖油条的老先生，是个饱学秀才，原在韩家墅教蒙馆，只因为人太老实，学生都不怕他。有一天学生打架，他不责备，只说：“你们慢慢打，不要打破头。”这事给东家知道了，怪他误人子弟，把他辞退了。他离家太远，腰中不名一文，又患脚疮，没法回家。因此在韩家墅流落，卖卖油条，又替我们军队的厨房挑挑水，借此维持生活。这人沉默寡言，秉性忠厚，我们把他请了来，每月送他四元束：梁出两元，我出两元，我和梁同在他跟前念书，念的是四书。每天讲一次，讲完即读，受的益处很大。这时我和梁同住一间房，朝夕相处，相爱如弟兄。有一天，左队头棚副目高怀仁到我们房里坐，他是河南归德人，和我很熟，因为他抽大烟，谈话之间我就劝他不要抽，把自己弄成废人，实在痛心。哪知高怀仁却生了气，抢白我道：“你不要这样说我!骑快马，坐快车，不抽大烟不算阔!兔子不抽大烟，因为它三片嘴，衔不拢烟枪；王八和鳖不抽大烟，因为它侧不过肩膀。我是人，怎么不抽!我爹也管不了我，不谈你!”骂得我抹不开脸，此时梁喜奎正在旁边，听了他的话大怒，跳起来就要打他。我赶忙从中劝阻。他指着大骂道：“你这浑东西，怎么好话赖话也听不清!人家好意劝你，你倒伤他!简直不识好歹!”――梁的为人，大都类此。他同我既有这样深厚的交谊，这时见了面，很难为情，对我苦笑了一下，说：“你已经批准递解回籍，今早便解往保定去。”

　　两个人也无多话，当即打点动身。我低头沉思着，觉得这样轻轻地发落了我，实在有些意外，但转念又想到，这显然是他们阴险狡猾的另一种手法。因为金铭、从云等横竖已经处死了，倘若还要过细追究，反而把事情扩大，难免不激起新的事变来的。

　　那天早上，我连自己的住处也没有回去，便同喜奎和几个弁目搭京奉路火车前去北京。车到雷庄，天已近午。我隔着车窗外望，看见第三镇的部队还在不断地向这儿输送，企图彻底解决这次举义队伍。这种光景，使我眦裂发指，心如火焚，不由得握紧了拳头，狠狠地在车凳上击了几下。我暗暗地发誓道，假若有一天我能风云际会，誓必继续死难同志的遗志，推翻万恶的清政府，并且消灭卖友求荣的第三镇军阀。十余年来我不敢一日忘记我这个誓言，不敢一日放弃诸位死难朋友的遗志。民国十三年的“首都革命”，终于达到我的愿望，出了一口郁气，把帝制余孽的溥仪驱逐出宫，把祸国殃民的曹、吴军阀打倒。

　　到北京已经夜半，暂在前门外西河沿一家高升客栈落脚。那时陆朗斋将军刚从广东潮州镇守使下任回来，任京防营务处之职。他是我们的老长官，一别已经多年了。梁喜奎要去见他，我说我也去。于是同去，到了那里喜奎把我的事全都向陆将军说明，陆将?就叫喜奎把我量

　　在他这里，不必向保定押送了。喜奎听了这话，很是为难。一方面他固然为人慷慨好义，和我私人交谊又很深厚；但另一方面，他也是非常忠于职责的，从第八章中所叙那年彰德秋操后回南苑，因为丢了一本账簿，他竟急的跳车一事看，很可以概见他的为人。陆将军的要求他是接受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他踌躇着说道：

　　“命令叫我送交保定府衙门，若是交在你这里，回去销不了差，怎么好呢?”

　　“梁副官，”陆将军说，“你是我的部下，冯某也是我的部下，你们长官，潘统制，萧协统、范标统，也都没有一个不是我的旧部。你现在把人交给我，回去有什么不好销差?”

　　喜奎迟疑了一会儿，笑着说道：“话虽是这样，到了时候，公事明明叫我送人到保定，我却跑来见你，又把人交给了你。回去问我话，我怎么回答呢?我和冯某是多年好朋友，他们若说我徇私情，把一个叛徒随便放了，判我罪名，我怎么办呢?”

　　陆将军说：“你回去不必说谎话，你和他们照实说。就说你顺便来看我，我问到，知道是押冯某回籍。我就一定要你把人交给我。你只管照实说，没有你的干系。什么是叛徒，现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就是叛徒，过几天谁都要革命，谁都要做叛徒了。这个时势，谁也说不定的，到了那天，现在这些杀革命，拿叛徒的，保不定自己要干革命，也要做叛徒了。我刚刚从广东潮州府回来，我并不是反对革命才回来的。我在那里人地生疏，言语不通，我想革命，也号召不起来。我说我革命，谁也不相信我；人家说他革命，我也不能相信他，谁也信不了谁。这样我才回来的。――一会儿，大家都要革命了!”

　　喜奎含笑说：“话是这样说，就是我眼前交不了差……”

　　“你即使送到保定府，我打个电去要人，还是要交出来的。现在图省事，所以叫你直接交把我。你说要交差，这不是难事。我可以给你字据，若是还觉得不够，我再打电报去给你长官，说人已经交给我好了。如果那边有困难，说不行，那人在我处，仍旧可以来提的，反正没有你的事，你不必着急。”

　　说到这里，喜奎方才没说话。于是陆将军写了一封给王怀庆和潘、萧、范的信，又写一字据交喜奎带回去。另外又打一电报给王怀庆等，当即把喜奎打发走了。

　　陆将军这种盛情，真使我感激，他同我谈了一回契阔，很恳切地对我说：“你还是先回保定去住住吧，不久一定有机会给你为国家效力的。”

　　我辞别了陆将军，当天便搭平汉车到保定去了。

　　我离开保定，差不多已经有十年，记得自光绪二十八年以后，便很少有机会乩纯赐?了≌?

　　一次回到了康格庄，看看旧居如昔，邻里无恙，心里颇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街坊邻舍大半都还认识我，看见我回来了，就高兴嚷着说：

　　“科宝，你回来了?几年不见你，发福多了。”

　　那种亲热的神情，使我真要感动得流下泪来，觉得眼前腐恶阴险的世界，到底还有它温暖可爱的一面。

　　我在康格庄住着，几乎每天都要到保定府城里去。从康格庄到保定府，约有两里路。保定府东关附近有一个火药库，里面贮藏着多量的军火，由王怀庆统带的淮军把守。东关，正是我往来康格庄必经的要道，我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受检查。盘查我的人，虽然不见得就认识我，但我头上却装着一条假辫。那时王怀庆有命令，凡是没有辫子的，就是革命党，都加以逮捕。我为了头上的假辫子，每次进城，都是提心吊胆，惟恐被守兵看出破绽，惹下无谓的乱子。若是绕路，又太不方便。再三考虑，终于把家眷搬到城里，在羊肉胡同租了几间房子住下。这时过从相谈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老朋友叫做王兆祥的，住在城隍庙街一家古玩铺里，因为他的舅父在那古玩铺中做掌柜。他这里很有几位青年朋友，都是热血赤心，倾向革命的，他们也都剪了辫子，并且私下弄报纸看。那时保定府不许民间私下看报，凡是私下看报的，就都以革命党论。我们秘密的过从相谈，十分的投契。此外在城里炮台开茶馆的一位安亮先生那里，我也常常去坐谈。我往来相与的朋友很多，他们有的也谈谈时局，赞成革命；有的则不敢谈，怕谈；有的则什么也不懂，根本谈不来。我渐渐感觉到精神上的寂寞，觉得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事，同时生活也驱迫着我，使我不能在家里久住。因此决定离开保定。

　　一九一二年正月初三日，我搭早车到北京去。行前我把自己所有的一点东西全都送进当铺，换成几块大洋作为川资。

　　在前门下车，口袋里只剩了八个铜子。一个人没精打采地随着旅客们走出站台，一面盘算着下车后的行止，一面却又不住地数着口袋里的铜子。一时觉得天地虽阔，世界虽大，独没有我容身的地方。正在这样胡思乱想，忽然看见许多旅馆的接客者整齐地在站外排列着。他们手里都拿着旅馆的招牌纸，放大了喉咙，好像在欢迎我。我也不假思索，顺手随便拈了一张，一看，奇怪的这仍然是我上次住过的那家高升栈。我随着接客者走出站来，随即又被一群欢迎我的洋车夫包围起来。好一阵工夫，我才冲出重围，走过前门，不久便到西河沿。高升栈就在这儿的东口上。在旅馆里休息片刻，肚子里一阵辘辘作响，我起身呷了一口?，深晨

　　地呼了一口气，又不得不开始想到“当当”的事上来。好在我已成了“当当”的老手，进当铺已不感觉苦痛，于是捡了随身带来的几件衣服，打成一个包袱，走出栈房，送到当铺里，换了一顿饱餐。当晚便去京防营务处晋见陆将军。我把来意向他说明，陆将军给我的答复是让我先住着。

　　客栈里的规矩是两天一算账，到时掌柜的板着面孔进房来，向客人讨房钱。我因为不知道这种规矩，所以事先没预备这一着，骤然听说要房钱，不由我一时慌了手脚，急得直出汗。呆了半晌，想不出法儿来，于是又只好把身上的坎肩送进当铺里去了。这回得了钱，不待掌柜的向我讨索，我就自己把房钱向他付清，免得再看他的白眼。我担负不了这项房钱，就搬到京防营务处住下了。

　　这时候北京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都乱七八糟，许多令人悲愤的现象，每天不断地听到见到。最出人意料的，就是捕杀革命党的事。满清政府推翻了，民国建立了，新的当局因革命而握得政权，却反过来仍要仇视革命。社会上凡稍有革命思想和同情革命的人，都被当局者假造一个什么口实，或秘密地予以逮捕，关到监牢中，胡乱处置掉。有时甚至不惜出以暗杀的手段。军队中的革命分子，更大有铲除尽净的样子。青年军官中，凡是用功读书的，喜欢看报的，喜发议论或喜研究国事的，都一律视为革命党，都在铲除之列。虽然不曾挨户挨室的搜查，但侦探密布，写信，谈话，一举一动，都得分外小心。有时忽然被捕本人还莫名其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以为满清遗老所组织的宗社党，与革命党正是对立的，总不致有什么危险了吧?哪知大大不然，宗社党也是不容的。有一位侦探长郝某，就借此大施敲诈，常常拿不到证据，他就自己捏造一封信，由邮局寄给某一位满清亲贵，比如寄给肃亲王，而后他就到肃亲王门口去等着。看见信班一来，他就搜出那封信来，作为话柄，说肃亲王是宗社党，危害革命，敲个十万两银子方肯罢休。敲了一次，还要二次三次地去敲。到后来，肃亲王、顺承王等被逼得没奈何，都跑到袁世凯、陆将军跟前去跪着，请赐他们死。亲王所遭遇的尚且如此，旗人中的平民百姓更不用说了。

　　在北京的一些所谓青年革命者的情形，也很叫人痛心。他们由于热情的驱策，不满意当前的黑暗，确乎抱着大志，想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的。可是不久他们因干革命，或谈革命，受了一点挫折，吃了一点亏苦之后，就立刻心灰意懒，一变而为悲观主义者，有的反而终天痛骂起革命来，有的甚至向黑暗投降，拿革命来升官发财。就我所熟知的，就有许多青年志士，有的勤苦耐劳，真诚不苟，的确是以教徒的虔诚去献身革命的，可是经了一次打击，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纵情享乐，再也不提革命这回事了。有的则热情如火，平常高谈阔论，拍桌顿脚，热泪泉涌，真是好样儿的革命志士，可是在北京社会上混不多天，也就变了样儿，也是成天打牌喝酒，吸鸦片，逛胡同，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为吃喝嫖赌吹的健将了。这真叫人看着太可痛心了。当时有一位李六庚老先生，看着这些情形，忧愤至极，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说：“你们这些青年革命者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问他干什么，他就眼泪汪汪地流道：“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李老先生竟因此神经失常，忧愤而死。

　　我在京防营务处住了不久，就遇到正月十二日晚间兵变的事，这是一段民国史上极饶兴味的史实。

　　这天的兵变，最初是从东城铁狮子胡同总统府爆发，变兵是第三镇全体。起事的时候，他们把总统府团团包围，又撞进去放了一排乱枪，接着便大举抢掠，府中比较珍重的东西，搜刮净尽，连窗户什物也都捣毁一空。袁世凯的卧房也被击破了一角。这样闹了一阵，他们怒犹未息，又大举纵火，接着南北两城也陆续起火。这时候不过九点钟光景，还没有吹熄灯号。陆将军得到消息，和大家说：

　　“段芝贵这个人真该杀!前几天商谈，大家都说士兵生活很苦，不能减饷，他却偏要把出征的饷银减去了一两。大家坚持不同意，他就抢白人说：‘减了饷怎么着，你的兵难道是老虎，还会咬人吗?’现在好了!激起兵变来了!看他怎么收拾!真是该杀!该杀!”

　　原来军队开拔，士兵每人加饷一两，这差不多已经成了定例。现在段芝贵却凭空把这一两银子减去。一两银子似乎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士兵的眼中，却非同小可。因为他们天天盼望的就是关饷。饷下来，扣除了伙食费，还剩得多少，他们一切打算和指望就都放在这上面。如今平白少去一两银子，这实在比要他们的性命还要严重。减饷的消息一传下来，士兵们无不愤激，口里不住地咒骂，算是袁世凯的八代遭殃，给他们骂烂了。士兵虽然知识浅陋，但决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军阀官僚们对于自己则奢侈淫逸，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士兵，却剥削压迫，无微不至。这样的情形，兵心怎么维系?十年、二十年的光阴，不一定能训练得出好军纪，但是破坏起来，一件小事就可以把军纪一扫而光的。这次的兵变，减饷的事实在是一个导火线。

　　却说当晚火起之后，继之以枪声，霎时间东南北三城火光烛天，枪声人声糟成一团。陆将军看见事变扩大，情形紧迫，急把营务处的一队骑兵同两队步兵，统统调集到西单头条他的公署前面讲话。那天陆将军穿着一件皮袍，衣襟上的纽扣还没来得及扣上，他用手倒挟着衣裳，一只脚蹬在门口的上马石上，态度从容不迫，嬉笑着脸向士兵问道：

　　“你们知道那边枪响是干什么的吗?”

　　大家回答道：“不知道。”

　　“大概是兵变。”陆将军亲切地笑着说，“依你们看，他们在北京抢了人家的东西，发了财，能回到山东河南的老家去享福吗?”

　　大家回说：“不能够。”

　　“他们抢了东西，三个五个地溜回家去，行不行?”

　　大家说：“不行。”

　　“自然不行。溜到半路上就要给人家捉住砍头的。可是他们现在那里抢的热闹，我们却什么也摸不着，依大家的意思，怎么办才好呢?”

　　“不知道，全听营务处主张。”

　　“若是这样的乱抢一阵，大家就能发财，那我早就领着大家去抢了。我比你们年纪大些，见的比你们多些。依我的主意，咱们暂时不要动手，等会儿，看着能抢的时候，咱们再大伙儿动手。那时我们抢到的都集在一起，大家保管，大家花用。但要紧的是不要让他们抢过了界，不然抢光了，就没咱们的份儿了。现在大家快到西交民巷口去防堵，若是那边有变兵望这边冲，你们就告诉他们，就说西城留着咱们自己抢，不要让他们闯过来!”

　　那时事变蔓延，人心浮动，有限的一点纪律，显有不能维系之虞。京中无论哪个部队，都变得不稳。其情势如瘟疫之传播，如大火之燎原，谁也没能力遏止。这样的时候，陆将军却能不慌不忙，从容应变，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当时他讲这番话时，我就在旁边，他那种镇静自然的神情，使我非常的惊佩。这就是那次北京兵变，全城都焚劫一空，独西城没有遭难的缘故。

　　十二点钟左右，枪声渐渐响到前门外，这时陆将军带了二三十匹马队，坐了一辆马车，从西单牌楼经西四牌楼绕过后门北新桥，转而南行，到了总统府。那时袁世凯同他的少爷袁克定正在瞠目相向，毫无办法。府中门窗什物，七零八落，地上纵横狼藉地堆满了残断的文件。袁看见陆将军来了，喜出望外，哭丧着脸对陆将军说道：

　　“到了这样时候，什么人都躲光了，你怎么反倒来了?”

　　陆将军说：“平常时候我可以不来，现在我却不能不来。说话我不大会，赶到做实事的时候，我也许可以凑付的。”

　　袁就问陆将军这事该怎么办?陆将军说：“这事请总统不要管，无非一些土匪捣乱。交给我和姜桂题去办好了。”

　　袁沉思一下，窘苦地说道：“好吧，这事就交把你们去办吧。”

　　陆将军退出来，已是天光破晓的时候了。

　　第三镇残余的部队，当晚即开城外，分驻南苑和长辛店等地。刁坏的分子闹了这一场，善良的官兵自觉肉臭同味，走过街头，低头藏脸，羞愤的不得了。街上家家铺子都关着门，门上贴出“抢劫一空”的字条，满街上冷清清的，地上散乱着变兵们扔下的财物。一些穷人们瑟缩着身子到处搜寻拾着。

　　第二天绝早，各城口上和街衢上便贴遍了陆将军同姜桂题会衔搜拿土匪严禁造谣的布告，于是满街上捉土匪，抓嫌疑犯。一场巨大的兵变，硬被偷天换日，饰为土匪的骚乱了。

　　“草寇逃了民遭殃”，这话一点不错的。抢掠财物的明明是那些官僚军阀们制造出来的变兵，可是等到搜拿的时候，他们早已在天亮以前就四散窜逃得无影无踪了。街头巷尾狼藉着的布匹财物，都是变兵老爷们扔下的残余，无知的穷人们看了，不由得眼热心迷，视为发财的大好机会。这一下就把他们坑了!早上搜拿匪徒的布告张贴出来，穷人们却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于是揭开了最惨痛的场面：满街上不少的小贩和车夫们，背负着被窝，挟带着布匹衣服，被搜拿匪徒的军警们追着乱跑。有的慌了手脚，望胡同里躲藏，军警在两头一堵截，一个又一个，都被拴上了绳索。“人家牵牛他拔橛”，这就是罪状。那些可怜无告的穷人们，都被当做了昨夜闹事的匪徒，牵到天桥去砍下头来，把东单、西单和西四牌楼的牌楼上各挂两个，示众了案。

　　一场大祸完结了，惶惶的人心也渐渐安定下来了。不料秩序还未恢复，第二天晚上，姜桂题的队伍――毅军――又在西城哗变起来。接着十四、十五两日，天津、保定，都继续发生兵变的事，一发不可收拾!兵变的范围所以扩大到如此地步，一来是由于那些军队本身平素毫无训练，毫无教育；二来也因为当局的处理，掩耳盗铃，欺人自欺，他们看着人家闹了事，发了财，并未蒙罪，于是不由得眼红心动，从而效尤。这在当时人人都不及料，都不明白何由致此的。袁世凯看着旧有的军队，都是靠不住的了，于是另新编练部队，便有备补军。待后边再慢慢地说到。

　　在这里，我要郑重地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关于一九一二年正月十二日的北京兵变，许多文献中都众口一词，说那是袁世凯预定的阴谋，故意制作出来，以为他不能到南京去的借口的。我觉得这未免太恭维了袁世凯，当时老袁对于部队哪有这样擒纵的能力?我是一个实地的亲身经历者，据我所知，事实决不是那样的。至于上面陆将军说过的段芝贵减饷的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其实还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在哪里呢?第一，满清政府虽已推倒，中华民国的金字招牌虽已挂了出来，可是整个社会的实质和政治方面机构，却并没有什么改变。一般人民的脑筋里，依旧牢固的存着一个皇帝的偶像。尤其是军队中，士兵们平素受的政治教育，只是忠于皇家，以革命为反叛。袁世凯以及他的左右，刚不久还是如此教育士兵，并且到处镇压革命，捕杀革命党。忽然一天抖身一变，自己做起大总统，成为革命国家的首领了。士兵们的头脑是简单而固执的，在这一变换的中间，官长们又并未给他们以些微的新的政治意识。这样，如何维系军心?当时老袁做了大总统，我就常常亲见亲闻许多官长目兵在背后切齿咒骂他，说他是个篡位的奸贼，愤激达于极点。第二，第三镇的队伍自在长春驻扎，军纪即极败坏。开到北京以后，堕落更甚。官长目兵，公开聚赌，纵饮狂嫖，无所不为，训练教育的事，完全废弛了。唐天熹一团，甚至在总统府大赌大嫖，肆无忌惮。第三镇这样，其余京畿一带的驻军无不如此。带兵的荒唐，目兵从而效尤，统帅者听任不问。好像他们以为皇帝倒了，世界变了，一切都可以胡作非为，用不着受拘束的了。第三，一方面是如此任其荒唐败坏，一方面对于精明干练，前进有为的青年官佐，则百般嫉妒，视如眼中钉。总要借些口实，把他们迫逐了才安心。比如刘一清、孙岳等许多热血赤心，有志有为的官佐，多被逐走。于是庸懦无能者一一升官，各个军队都变成废物集团。可是这种清除，事实上并不能做得彻底，留下来的官佐目兵之稍有志气者，把这些不平的事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不由得不愤郁怨恨。结果一遇机会，自然就会溃决流脓的。这就是当年北京兵变的真正原因。编著历史的人，说那是老袁有意指使的，固与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就是减饷的事，也不过是一个导火线罢了。

　　说到编史的事，我在这里想起一段题外的话来。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遇某部次长，他拿他编著的一部中山全集给我看。这部书分上中下三册，足有三寸多厚。我随手翻阅了一下，无意中发现许多错误的记载，甚至把冯玉祥和冯国璋当成一个人。我把这种种错误一连找出十几处，指给他看，他也觉得很不安。又比如一九三六年我在南京，有一天偶然翻阅高初中的历史教科书，发现其中现代史各章，把十三年的打倒曹吴等役，都一律名之曰“军阀混战”，置革命的真义于不顾。我找了些当时的报纸请其参考，于是又改了回来。编写历史，如此颠倒黑白，轻率任意，实在是不应该的。我觉得写历史的人，不独需要深思远见与丰富的资料，同时更需要无偏无倚的客观态度，和力求翔实的科学精神。这是极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