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冯玉祥自传》 -- foundera

第十七章　剿白狼

　　我在新乡的时候，就听说著名悍匪白狼在豫东豫西一带闹得很厉害。许多追剿的正式部队受了很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灭的也很有几部分。我回到北京不久，陆将军即奉令为剿匪督办，原来的备补军改为警卫军，我带的一团人扩充为警卫军左翼第一旅，仍由我为旅长并兼任第一团团长。部署既毕，奉令到渑池集中待命。

　　从备补军成立以来，到此刻不过二年多的工夫，部队的训练，自然还很不够，尤其关于行军驻军一切实地的知识，都十分欠缺。因此在出发之前，我不得不对部队加紧训练一番，不扰民不害民的纪律，尤要大家尽力遵守不渝。

　　开拔之前，成立了一个幕营队同一个设营队。

　　历来军队中幕营用的帐篷橛，统由军装局承做。那种帐篷橛，用一句保定话说，是“管凉不管酸”，帐篷橛有是有了，能用不能用，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是不管的。军装局给做的帐篷橛，明明知道不能用，仍然照例分发到各营来。他们的意思是只要把公事应付过去，就算尽了责任。中国官厅做事，向来是如此敷衍塞责的。帐篷橛虽是极小的东西，关系军民的感情却非常大。因为幕营的时候，军装局制发的帐篷橛，都是锤了三两下就坏了，帐篷就搭不起来，当兵的只有直瞪眼。他们整天行军，疲劳已极，急需休息，情急之下，他们不得不向附近地方砍伐树木以应急需。百姓即怨言四起，因而打架闹事，都由此而生。还有那种缺乏纪律的军队，搭不成帐篷，就去占住民房，那就更加扰民不安了。我深知道这种底蕴，所以这次出发的时候，即将这些道理报告陆将军，领下四百多元，按照一定的尺寸，自己另造一种顶上镶套铁箍的杉木橛，责令幕营队监制。制好之后，先拿到野外试验，试验合用，然后再发给各营应用。我觉得带军队没有比爱百姓更重要的事了。要爱百姓，就必须在这种小事上面切切实实地注意，若是空言爱百姓，那是没有实效的。

　　至于设营的任务以及必要的知识，《野外勤务》上都有详明的阐述。我的设营队的编制，是每棚一兵，每连一官长，每营一营副，另由各团各派一团附统率全队，如此合组而成。编好之后，即开始实地练习，由队长带领着全队队员头里走，到了目的地，看好适宜的公所，就写上条子，注明某营或某连驻此的字样。队伍一到，先在村外休息，等设营队回来，而后带领其各本团、本营、本连、本棚的弟兄去，依照原先贴的标志落脚。要练习办的快，秩序好。比如屋子的干净与否，大小如何，亦皆由设营队负责。如此各队伍各有其够住的相当地位，有条不紊。普通大军一到，乱如散沙的毛病，就可以免除了。

　　除幕营、设营而外，全体士兵也要作种种的练习。比如上火车，即特地在操场上用棍子画一个火车图，临时搬来凳子排列，将火车里边凳子排列的情形，凳子数目的多少，每条凳子可容几个人，哪里是站台，哪里是门，人上了车，怎样坐法，怎样拿枪，三等车如何，铁篷车如何，敞车如何，都口讲指画地详细说给他们听，而后再分别演习。上车下车怕兵们出错，将兵们身上的零星东西，都编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等号码，每次站队的时候，都把号码喊一次，使他自己注意，以免失落。比如喊“一”，他们就知道摸一摸水壶；喊“二”，他们就知道摸一摸饭包；喊“三”，就知道摸一摸刺刀；喊“四”，就知道摸一摸子弹。它如铁镐、铁铲等也无不如此。上车下车这样喊一遍，休息完毕，再走的时候，也喊一遍。我这样的办事，或者有人会笑我罗嗦，但笑我的人可不知道，这样训练出来的队伍，却最有秩序，最有纪律，最为整齐，绝对没有零乱纷杂，不守秩序，丢东失西的毛病。

　　马匹的装运，也是很成问题的。官长骑的马，和拉大车的骡马，都不惯乘火车。平素既然没有这种训练，临时要它上车，就不免畏缩惊逃，闹出麻烦来，毫没办法。因此事先在操场上挖了坑，上搭条板，牵马上下，每日训练，使它能够很驯服地上火车。又在车上如何排立，喂料如何，一举一动，都加熟练。我看见别人行军，每每上车时马不肯上，于是用棍子硬抬后腿，马便挣扎，往往闹出乱子。

　　以上种种情事，为使士兵便于记忆，除熟加练习外，更详细地写成条文，油印出来，集合官长目兵在一块，反复讲读。其他行军中一切应注意的事项，也都一一写出。记得里头最要紧的一条是切戒士兵在火车上吸纸烟。这是从事实得来的教训。因为有一次一位徐旅长的儿子在火车上吸纸烟，一个不小心，竟闹出大祸，把火车给烧掉了，他自己也葬身火窟。

　　夏天行军最要紧的是时疫的防范。出发之前，暑药也备办齐全。除了分散给士兵以外，官长头目另外多分带几包。

　　怕火车中途发生意外，我再三地告诫列车司令，要他务必对开车的时间严切注意，万一失慎的话，关系到全体的生命，那可不是闹玩笑的。

　　出发时，第一团分乘三列车先走，到了渑池下车，即着手搭帐篷。帐篷刚刚搭好，正在等候北京电报，我看见几个初级官长携着手向街上去。接着是三三两两地陆续地向外出走。我看了这种情形，不由得发起火来，马上集合官长讲话，很严厉地申斥了他们一顿。原来弟兄们之中，以河南人为最多，他们到了渑池，就同到了他们家乡一样，都拥下车来，希望着看看朋友，望望亲戚，自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过这是行军，是追剿行踪飘忽的流寇(此时白狼两三万匪众，方从此地窜过)。“水军不能离船，陆军不能离营”，这是行军时应严格遵守的教条，否则天大的危险立刻会招致而来。曾文正公说带兵之道，如鸡之孵卵，如炉之炼丹，这是金科玉律，古今不移的定理。每次扎营的时候，我住的帐篷总要与士兵的接近，原因亦就在此。

　　在渑池略作停留，即继续前行，经陕州转往潼关。途中经过张茅峡石等许多险要之地，崇山峻岭，深沟绝壑，凡人走过，一不小心，往往出事。这些地方都未经开辟，往往数十里数百里不见人迹。

　　部队到达陕州，设营队为避免占用百姓的田亩，特在山坡上看好了宿营地。等我拜会了陕州的地方官回来，帐篷都已搭好，一、二两营都照原来指定的地方扎营，惟独三营却搭在黄河的浅滩上。我到高地上把地势一看，急忙向孙营长问道：

　　“为什么把帐篷搭在河滩上呢?”

　　孙振海答道：“两岸都是百姓的麦地，附近也没有干燥平坦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把帐篷搭在这儿。”

　　我说：“赶快拔营，洼下地方，决不能扎营!”

　　孙营长脾气本来很固执，他的“孙气”的雅号就是这样来的。他听见我要他拔营，马上就不高兴，沉下脸来，说道：“已经搭好了，怎么又要拔?”

　　我还是说：“非拔不可，洼下地方万不可扎营!”言下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

　　那时目兵们正预备休息，个个显出疲乏懒散的样子。有的蹲着在地上喝水，有的刚在解裹腿，总之，眼前的景象，是需要我对自己的命令收回或加以修正的。从这次，我更确切地知道人们的果断力是万不可缺少的，当我决定要他拔营的念头之后，无论如何非即拔营不可。不管这时“孙气”如何生气，如何不高兴，士兵们如何疲乏，如何急需休息，我只一心一意要他拔营，并且用全副精神贯注在这一件事上。

　　终于不顾一切，勉强逼令第三营把营拔了，挪到西山山坡上，与一、二两营同住到一起去。

　　我当时虽然坚决地执行了这个命令，但并没料到当晚真的会有山洪暴发的巧事，只不过为的训练部属，要使训条不被玩忽罢了。不料就因这一着，竟得免一营人葬身鱼腹之惨。这天晚上九点钟的光景，忽然阴云四合，雷声暴响，一阵狂风过后，暴雨倾盆下降。陕州正在黄河中游，与秦岭山脉相连的那些山上的洪流，都逼向这方面灌注下来。霎时之间，河水陡涨，汹涌奔腾，猛不可当。天明一看，原来搭帐篷的地方，水深已有一丈多了。我在惊心骇目之下，即下令集合全体官长目兵到河岸上看水，官长里头，第一个鞠躬如也的便是那位孙营长。他又侥幸，又惭愧地和我说：“旅长，您真有阅历，真有眼光，我真佩服了!我……我……”

　　那时河滩两岸有许多百姓争着在水浅的地方过河。不久，对岸来了一辆黄牛车，急急惶惶地也想渡河，起初下水的时候，水深不过三尺，不料走到中心，河水骤然暴涨起来，俄顷车子也被冲翻了，人也随着漩下去。同时往来过河的百姓被淹死的也很不在少数。我看见这样的情形，急忙对全体目兵说：“谁捞上一个人来，赏洋三十元。”这话还没说完，几个兵士已经跳到水里去了。这时水势澎湃，近岸浅处也已涨至六七尺深，上流倾注而来的水越来越猛。人在水里七上八下浮沉着，令人看着好不发急。最勇猛的一个兵名叫展得功，水性很好，不大一会儿工夫，一来一去已经捞上了三个人。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实在值得人钦佩。训练不到一年的兵就有这样成绩，我自己也觉得很欣慰。我感到这种精神的可贵，想拟一个嘉奖的传单，赞扬展得功的英勇，借资激劝。当时找文书拟稿，有一位谷参议要一显身手，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拟这个传单。”那时随军谘议邱岘章先生也在一起，他也赞同谷先生推敲。那文从头至尾都写的四六骈体，辞藻浮华，言之无物，最可笑的是提到展得功的名字时，因为怎么也凑不上四个字来，累得他满头是汗，没有办法，竟把展得功三个字拆了开来，添上一个“奇”字，凑成“展得奇功”。我和邱先生当时就问他：“为什么把人家名字给拆开来，还要另外嵌上一个字呢?这一来还成个人名吗?这可来不得!”

　　谷先生窘迫地答道：“怎么来不得?若不加上一个字，怎么能成四六句呢?”

　　我听了不禁大笑起来：“啊!你们这些文章家，真写得出妙文来!”

　　原来他们这类人之所谓文章，所注意的只是对仗工整，用词典雅，意思和内容则可以不管。拟传单要做文章，写信也要做文章，甚至贴张禁止小便的告条也要做文章。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所以如此落伍，说句天理良心的话，所谓文章也者，实不能辞其应得之咎。不信，请睁眼睛看吧!我们大多数的劳苦同胞，整天愁的是柴米油盐，做的是奴隶牛马，住的是猪棚狗窝，穿的是悬鹑百结，圣人的门墙，压根儿哪里进得来?进一万步来说，即使勉强进了学房，念了两天“子曰诗云”，试问对那种离奇古怪奥妙莫测的所谓文章，又能了解什么?如此一来，只可“使由之”的愚民，就永远没有求得知识的可能；而一般所谓士子，也就在文章里打着圈儿，永远没有求知的余暇了。就这样把我们的国家社会弄成了泰山顶上的无字碑，永远立在那儿，动也不动，无论星移物换也罢，改元正号也罢，与它都丝毫不相干。我常常想，若要我们的国家社会进步，必须打倒这种腐败无用的文章滥调，否则将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但这意思我始终是闷在肚里，到后来“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起来，中国一部分先觉者大声疾呼地提倡白话文，这时我的一口郁气才得稍稍宣泄。不过我还觉得不满足。因为这仍是少数知识分子所享有的文字，要他真正成为工农大众的文化工具，还须一番大大地努力的。

　　大雨过后，在陕州停留了一天，又接到向潼关前进的命令。

　　由陕州去潼关是有名的一条险道，自古就有天险之称。这时盗匪出没无常，为了避免意外，行前着实费了一番筹思。决定把给养子弹车放在大队中间，由军队前后掩护着行进。同时又添置了一些铁锹、木镐一类的用具，交与工作队携带同行。防备着车辆中途遭受阻碍，不致束手无策，又买了许多粗绳子，专为拉拽车子上山之用。另外又组织一个护车队，专门照料车辆。

　　出了陕州，第一天到灵宝，第二天到函谷关。沿途尽是深沟险壑，尤其是函谷关一带，崎岖险峻，步步使人惊心骇目，往往从深沟走入，仿佛到了绝地，两边山峦壁立，中间一条车道，那就是惟一的可以行人的路。有时走到特别险窄的地方，只能容一车一骑行走，万一对方这时也有车辆过来，那就只好都停在这儿，谁也别想走过去，必得借铁镐临时在路侧开一地方让车，始可通过。“丸泥可封函关”即指此而言。在平原上住惯了的人，哪里见过这个!李太白的诗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句，我觉这地方与蜀道相比，实在差不了多少。我们一团人像巨蛇攒洞一样，一直攒了两天，方才平安出了这条险径。一路上使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想着万一走在中途，山洪暴发下来，那这一团人都免不了要粉骨碎身或葬身鱼腹。如今提起这件事来，我还觉得有些儿惊悸。一九二六年我第二次从这里经过，曾经令队伍在函谷关顶上修了一条三丈宽的汽车路，预计经潼关、长安，过甘肃、新疆一直到阿富汗。可惜只修了一段，因为时事的急变，全盘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在灵宝县函谷关口，有一巨碑，书曰“通欧罗巴”，每字大有二尺，就是那时我所建立的。

　　函谷关深有十多丈，高有五六丈，为石所砌成。顶上另外矗立着许多同房子大小的大岩石，都是由指头般大小的石子结晶而成，名曰“指拇石”。这些大岩石，看去决不像天然生长的，但又如何搬上去的呢?这真是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迹。据说万千年前，这儿是黄河底，后来却变成了山岭。所谓“沧海桑田”一语，想来总不是虚构的了。

　　到潼关的时候，已是五月下旬。这是我第一次到潼关。我决计没料到以后几十年的军事生活，始终与它有关系。潼关!潼关!你的印象已永远留在我脑子里了。

　　在潼关休息了一天，继续向长安西行。走到华阴县境，又接到改编的命令。原来的警卫军第一师改为第七师(陆将军自兼师长)，中路备补军改为第三旅，我带的左翼第一旅改为第十四旅。改编了不几天，由北京派来了大批的人员，谋求位置。说起他们的资格，都是顶呱呱的，有从日本士官回来的，有曾在陆军部做过事的，还有在参谋本部供过职的。这样一批大贤小贤，竟愿离开十里京华，跑向这黄沙漠漠的僻地来，我真佩服他们的勇气。我同他们一个也不认识，见面谈了一回，有的很有学问，态度也很郑重，但多半都是说话有头无尾，慌慌张张，半生不熟，徒有其名的人物。他们之中，有的因为过去同陕督张凤

　　(岁羽)是同学，到了长安就公私不分，借着这种关系，向张凤(岁羽)要求招待，要求位置，要马要钱，要衣服，无一不要，毫不客气。忘记了自己是统帅办事处等高级政府机关派来的人员，忘记了自己顶着顾问、参议、谘议等的名衔，不顾名分，不留体面。我眼看着这些情由，不由得不摇头叹息。我想我们的政府任派人员，万不可不经一番考核。虽不能要求个个人都能老成干练，确能负责做事，但是品行端正，通达情理，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如今却随便凑集着这样一些汲汲于名利，招摇撞骗的人物，只凭着个眩人的头衔，胡乱塞给人家，叫人家派他们任职服务，这不但近于危险，而且也流于滑稽。为这事陆将军当时得罪了不少的人。当初这批大贤小贤，各因其背景，混了一个名衔，即急于要得高官厚禄，甚至把整家的弄来纠缠不休。但是位置究竟有限，事实上是不够分派，无法容纳的。不得已，就弄出顾问、参议、谘议一类的空头名衔来，以为敷衍，随手又塞给了人家。等到他们要你兑现时，你却经济困竭，不能应付。于是他们就到处对你造谣中伤，散放弥天的烟雾，弄得你简直不能立足。假如我说，中国之糟，正就在这些事上面，那自然未免过分，但政治机构的窳败，确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却是无法否认的。

　　我们的队伍过了华县，走到渭南附近，迎面遇着一个农夫，和我们报告渭河北岸田金屯地方土匪正在那里抢劫，要求我们的队伍火速进剿。这时我们派出的侦探并无此项报告，一路上也没有听见这样的风传。因此我疑心农夫的话有蹊跷，不敢置信。后来经多方探询，才晓得是甲乙两村械斗，甲村想假军队之手以报仇怨，所以想出这条妙计。当将报告的这人拘禁，讯问属实，送到县署去坐牢。这次若稍有大意疏忽，就会闯出一场大祸，不知道多少人的生命都会冤枉葬送了。后来我知道民间械斗常常以此伎俩假刀杀人，而军队因为不加深察，闹出乱子，铸成大错的，也很多很多。我得了这次的经验，真是吃惊不小，常常告诉别人，请他们在行军时严加注意。

　　到了临潼，当天未再前行。陕西省长宋联魁先生听说，特地走出省城几十里路来迎接我，这种盛情，使我深觉感愧。宋先生态度诚恳，听说在长安的政声也很好。谈吐之间，知道他对于中国的旧学问很有根底。我叩问他我们的部队可以驻在什么地方，他说：“可驻南门外小雁塔寺，那里一切都已预备好了。”我听了很是感谢。

　　陕西那时除了陕督张凤(岁羽)以外，还有一师师长张云山(驻长安)同二师师长张钫(驻陕南)，二人也是当时陕省的权力者。张云山原为号兵出身，在辛亥革命时，出过一点力，即以此自视非凡。他加入了“哥老会”，渐为“哥老会”首领，但因不读书，毫无知识，一味狂妄自尊，做出许多可笑的事来。比如他看见别人立“兵马大元帅”之名，他就给自己上了“见官大一级”的尊衔。他之得以飞黄腾达，也是仗着“哥老会”为他撑腰的。他在地方上搅了些时候，搜刮些民脂民膏，把腰里弄满饱了，就尽力搜刮陕西古物，在本地修盖了一座大房子，成天在里头赏玩古董珠玉，一心做起高人雅士来了。后来他的暴死，恐怕就是那些珍贵古董招致的。张钫那时为陕南镇守使，坐镇一方，自然也煊赫的了不得。

　　六月初，陆将军从北京赶到长安，住东关外八仙庵。这是一个很大的庵，有两棵很大的黄杨树，特别高大，其他奇花异草极多，都是平常不易看见的。庵里一位老道，善于逢迎巴结，真是一个妖道。时白狼已到甘肃，过了河，窜至天水以西，匪氛越闹越是厉害。我奉命带了一团人，又另编一连炮兵、一连机关枪，同赴甘肃跟踪追剿。炮兵连是由第二师拨来，连长为张基实；机关枪连由第三师拨来，连长为吴家瑞。同我协剿白狼的队伍，还有第八师赵倜的毅军，另外尚有若干零星的部队。

　　这一年陕西麦子丰收，粮价大落，为行军方便，令队伍都改吃烙饼，另外又买了些小锅带着，以便途中制烙饼之用。原来，吃饭是以连为单位，这时改为以班为单位。那时的生活程度甚低，在(分阝)州，白面每斤只售十四文，还不到现在一个半铜子。这话说来，怕现在的人都要感到惊异的。

　　这时正是六月天气，火日当空，晒得人发昏。士兵身上尚背负兵器给养，足有十几斤，走起路来，汗水不住地流，犹如过火焰山。所谓军人应当耐困苦，忍缺乏，在平时不觉得重要，到了这样的时候，就看出重要来了。若是素质不好的军队，经此一番折磨，怕都要变成病夫，无法作战，或者军心涣散，无法维系了。平时多流一滴汗，战时少流一滴血，这道理一点也不错的。

　　催着加速行程的电报一次一次地拍来。每接到一次电报，我的神经即感到一次紧张。快到泾州边境，忽然接到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叫我火速把大车舍去，换乘骡驮子，赶赴陇州截击。电报上的语气，与从前几次迥不相同，看情形是非要我即刻到达不可。于是我立刻舍去大车，换成骡驮子，准备午前三点出发。不料到了夜间两点钟，突然又来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令，说白狼有回窜长安之势，着该旅长星夜回援长安。刚舍了的大车，于是又只得从新换回，挑选一批快腿的士兵，乘车连夜去援长安。但不想走到中途，白狼又已由子午口入山，出荆紫关，窜得很远很远了。这期间我那一旅的第二团一、二两营由团长何乃中带领着，曾在子午镇附近截击了一阵，战况很是激烈。可恨军队射击技术太无训练，这一仗，足足消耗了二十万发子弹，可是等到陆将军问何乃中要土匪的尸首，数一数，连二百人也不到。白狼且战且退，一路上放火烧麦子，竟不知道是打哪里窜走的，于是军队跟踪追剿。子午镇进去为子午谷，三国时孔明举兵，魏延献计，请他勿出祁山，当走子午谷，就是这个子午谷，其地至为险峻。白狼若不窜入这条绝路，后来当不致失败的。

　　白狼窜到荆紫关，一下子又窜回到河南边境，这时我这一旅的第二团一、二两营已折回到灵宝一带。为收容指挥第二团的队伍，并防止白狼北窜，在六月尾上，我带了两连卫队，经临潼，灵宝循原路回陕州。在回到陕州不久，白狼便被他的部下枪毙。白狼死了的消息一传扬出来，社会上生了很大的波动。赵倜灵机一动，便悬赏重金购买尸身，把已死多日的尸身，重从土里挖出，砍下头来，送到北京去献功，结果他便荣任河南督军了。

　　我在陕州驻了两个月的光景，又奉令开回长安。

　　从四月入陕以来，几个月的光阴，可说都是消磨在行军的途程中。虽然说行军的生活比较的艰苦，但经过这样一番磨练，使我对于行军增长了很大的见识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