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那年庐山 (四十)写作心得报告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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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这个任务需要阿汤哥来完成,俺是不敢当啊。。

其实现在当代史的史料还非常的稀缺。----庐山会议能够看得比较清楚,李锐的功劳真的非常巨大。---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而且还是一个一定程度对庐山双方领袖都有所深入了解的人。----所以他的那本实录在之后的当代史研究里,依然是可贵的第一手资料,而后来的几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处,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录者了。

试看近来出的《七千人大会实录》《四清运动实录》《大动乱的时代》等等,虽然已经很努力地做到收集资料,但分析的深度要浅的多。----而对于我们爱好者而言,是在第二手的资料基础上,对于很多关节,就谈不上切实的分析了。

不过话说回来,有一点是可以说说的。。。

庐山会议之后,已经稍稍冷静下来的大跃进运动又重新鼓起勇气,各地纷纷向东哥报来“喜讯”,说“反右倾”之后,各地生产迅速恢复正常,又开始跃进了。。。东哥开头也很鼓舞。。。。该年年底,他还组织了为期两个月的“读书会”, (顺便说说,胡服同志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他的读后感非常好,河里喜欢经济的同学不妨一看。)---但是,事实上,1960年经济比1959年更加困难的一年,----东哥又一次被下面的干部“善意地’欺骗了。。。到了1960年十月左右,“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此后,河南信阳事件曝光,TG高层非常震惊。“信阳事件的材料,1960年十月二十六日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再之后,中央和东哥都紧急采取措施来挽救这个恐怖的危机。----但我们知道,灾难一直到了1961年年底才算结束。------而期间的岁月里,在无声无息间,东哥在之前近乎无往不胜的自信自然而然地被腐蚀了。--1961年三月,东哥以沉痛的心情说到: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五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此后,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睿智的东哥当然知道他在大跃进中的领导是一个深重的失败,-----无论报纸如何吹嘘他的伟大,但没有人可以逃脱自己内心的评论,东哥自然也不例外。---而更让他痛苦的是,----他显然还没有找到失败的根源所在。

而等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一种清算的气氛进入高潮时,(也就是各地的诸侯都纷纷痛哭流涕地向他们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做自我检讨时。)-----有一些东西,在人们的内心中,动摇了。----我们知道,所有参加七千人大会的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经过了残酷的战争岁月,担任至少县一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干部,----换句话说,他们自然是有清晰的头脑和分析的能力的。---尤其是,在饿了三年的肚子后,连他们的胃都会提醒他们的脑。-------所以,当时政治体制的一个支柱,松动了。

胡服同志后来的实质性的威望上升,并非他本人在能力上,或者功绩上有了“跃进”,---而是东哥威望突然(也是必然)空出了一大块,于是刘主席上位了。

但既然刘主席不是因为他的能力或者巨大的功绩上去的。(不是说刘的能力不高,而是相对东哥而言,他的各方面差距过于明显)----所以,刘主席地位的“跃进”并不是一个基础巩固的跃进,----而且这个跃进的冲量和惯性无可避免地碰伤了东哥。

于是,仅仅从政治架构这个角度,文革必然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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