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南街村的可推广和不可推广 -- 达雅

达雅兄问我对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均寿命增长速度明显下降怎么看。我认真读了王绍光教授的报告，触目惊心！卖淫导致绝迹多年的性病死灰复燃，河南农民卖血艾滋病泛滥，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国的现状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堕落和罪恶何其相似，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跨越马克思所谓的“卡夫丁峡谷”，咱这真还不太好说是社会主义。看来，确定什么样的发展目标，怎样的发展道路的确是我国现阶段的核心问题。

您设问

我想，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也不会觉得这8年比“三年苦难时期”更坏。显然您的说法有问题。

首先，中国人均寿命增长仅为两岁，少于对照组增长5岁的数据，这当然说明那个时段中国发展存在问题。但和人均早死3年不是一回事。幼儿园小朋友分糖果，给达雅小朋友2块糖，给其他小朋友每人5块，达雅小朋友会高兴但不满意。如果其他小朋友没有分糖，老师从达雅小朋友兜兜里拿走2块糖，达雅小朋友还会高兴吗？

其次，您说

第三，即使你的计算有数据支持，我们还要考虑边际效用问题。海伦·凯勒说“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她可怜的愿望令我们感动，三天光明对明眼人来说根本无所谓，对一个盲人来说却太重要了。她还说

第四，王绍光教授比谁不好比，对照组里面是“澳大利亚、香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怎样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钱，能投入得起。如果对比低收入国家平均3岁，中国不算太差。

第五，我记得您为毛泽东时代辩护，提到大饥荒说到：

毛公的大跃进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您这个辩护真蹩脚啊。中国近代一盘散沙极弱时期发生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

王绍光教授说，

王绍光教授断定中国医疗改革失败是因为市场化却未必正确。周其仁对医疗问题调查思考很有深度，他指出

王绍光教授在论文中指出

即以上海为例，每千人床位从4.33增加到不到6.28。两者相对照，周其仁的数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周其仁还调查到：“

达雅兄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何妨花点时间，捏着鼻子看完周其仁医疗改革专题，相信必有所得。

我也深有体会：医改前，我们企业药费是完全报销的，反正不报白不报，大家都拿或真或假的发票来报销，小工人不过几百元，有权势的动辄几万元。这是很大的不公，也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还不如现在每人医疗卡里一部分钱，自由选择医院好。对于慢性病，干脆不去医院买药好了，药店有竞争，价格便宜的多，还不至于被医生糊弄。

医疗服务要分层次来，低层次要保证全民基本理疗服务和卫生防疫，高层次筹办有上限的大病保险，社会互济合作医疗，对于无法治愈，消耗资源又特别多的疾病，比如对于尿毒症、癌症、艾滋病之类的疾病如果没有上限对社会来说是个灾难。这类病基本是有多少钱就维持多长时间，自己家没有钱了，尽到了亲情责任就放弃治疗，对社会只是个小损失。如果提供部分公费医疗，个人按比例掏一点，实际还是自己家没有钱了才放弃治疗，个人还是掏那么多，病人早晚死，社会已经付出很多了。如果完全公费医疗，个人一点也不掏，那么天价医疗费一点也不稀奇。公共财富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反正人早晚得死，一路哭何如一家哭？尽人事安天命，用生殖补充损失的人口吧。把大量社会财富用在将死之人身上，即便这人是牛顿、爱因斯坦也不值得，谁知道会不会挤占了襁褓中的牛顿、爱因斯坦的医疗、教育资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