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文摘】陈布雷其人 -- 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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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陈布雷其人

陈布雷自称无派无系,政治上光棍一条,这话也对也不对。倘若

考察他与国民党各主要派别的关系,陈布雷的确不能算是派系中人;

倘若把以侍二处为核心的一批官邸人员,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现象来

考察,就可以发现:其实在国民党政坛上,早就形成了一个新派系,

这就是“官邸派”(也有人称之为“清流派”),而陈布雷就是这个

派别的核心与灵魂。

  侍从室虽然只是一个幕僚机构,所谓位不算高,权亦不算大,然

而,由于他的服务对象是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万乘之君”,

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位置,无异于封建时代的宦官机构,其权力拓展

的空间,可以说小到无孔不入,大到无边无际,其实际权力,绝不是

任何一个浮在面上的中枢机构所能比拟的。作为陈布雷来说,从

1936年初侍从室进行第一次改组,到1945年侍从室结束,在长达10年

的时间里,屁股没有挪动一步,忠心代蒋把守着这样一个政治权力的

核心机构,其地位之尊、权势之大、影响之深,无可测度;也有人说,

除蒋介石以外,国民党内不作第二人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普

遍把陈布雷看作是侍从室的化身,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上,陈布雷

正是通过对侍从室的精心运作,从而注入了自己的政治性格,并在国

民党政坛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作风,亦即官邸派的主要政治特

点。

  官邸派的第一个政治特点,就是注重考察蒋介石心理状态,从而

揣摩逢迎,投其所好。大凡在蒋身边的侍从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体

会,这就是蒋这个人很难侍候。蒋为人精明,个性乖僻,性格多疑,

心理阴郁,让人投机不得,取巧不易,怠慢更难,蒋的难侍候是出了

名的。但是,陈有一个最大优势,这就是当蒋遇有重大事件时,大都

要单独约陈密谈,由陈条陈各方面的意见,以供蒋决策;蒋每次对文

武官吏讲话,或由陈事先起草讲话稿,或由陈预拟讲话提纲。即便是

蒋即席讲演的记录稿,也要经陈润色才能定稿;此外,凡是侍一处、

侍二处发出的重要电稿,都要经陈一一审阅订正。因此,陈布雷不但

对蒋的意图十分熟悉,而且对蒋的心理状态考察极为周密;对侍从室

的业务及蒋对各方面的指示精神,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在此

基础上,陈针对蒋的性格特点,每有建策,鲜有不中。

  在陈布雷的影响下,侍二处的一班幕僚经办文牍,无不多方揣摩

蒋的心理,以窥其意图,把握办事的分寸和诀窍。就以文件呈核来说,

侍二处每日收到的建议书、报告书之类的文件,几乎是天天一大筐,

无论蒋是怎样的三头六臂,毕竟他的一天,也只有24小时,所看公事,

自然有限。于是,蒋便来个规定:每天只准送呈10件。超过这个数字,

就要训斥:“为什么不按规定行事?我又不是事务官,要你们干什么?”

话虽这样说,可是作为幕僚人员,就有些难办了。一方面,下面送来

的公事,自称样样都是军国大事,以幕僚的眼光,哪里能件件弄得清

爽:谁重要,谁不重要;另一方面,蒋看公事,总是下面欲其多,而

本人欲其少。若是做幕僚的按一二三四,分出轻重缓急,权衡去办,

往往因此而得罪权门,由此种下祸根。

  况在蒋的眼里,权力重于生命,芝麻大的权,常常看得比磨盘还

大。陈布雷就曾经向唐纵发牢骚:“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

事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固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

恐将脱节。”唐纵也每有这方面的体会,1943年4月,唐纵天天收到治

安方面的报告,鄂陕甘边区警备总司令祝绍周报告说,甘肃可谓全是

民变,征粮的人便是逼迫民反。唐纵认为:“今日地方胥吏,对于征

兵征粮二事,无不藉此作弊害民,政府非此不可,胥吏以此作福,民

间则以此荡产。此等情形,与历代末朝相似”。对于这类官逼民反的

动乱事件,说它是大事,确是不小,涉及政权根本,岂可等闲视之!

说它是小事,确是不大,盖因天天发生,各级官僚都已习以为常,见

怪不怪了。这样一来,唐纵难办了,是否需要向蒋呈报,唐纵请示陈

布雷,以为:“如不报告,壅于上闻,负责太大,如一一报告,则又

刺激委座心情不宁”,如之奈何?

  遇到这一类事,最让侍二处的一班幕僚头皮发大。但钉子碰多了,

积以时日,也就慢慢开窍,知道蒋讨厌哪些公事,爱看哪些公事。比

如,倘是蒋的亲信爱将或宠臣,或是为他吹捧的御用文人以及知名学

者之类,这些人的所谓报告或建议,蒋不但另眼相待,而且往往要用

红蓝铅笔圈圈点点,表示欣赏;至于一些逆耳之言,蒋是听都不要听

的,不要说看了,不用说,这些公事最好免呈。涉及到一些难以掂出

份量的重要公事,陈布雷等一班幕僚也有办法,这就是拟出提要,再

附上公事送呈,阅与不阅,由蒋圣裁。,蒋看了提要,感到兴趣,自

然会看原文。如此,积日既久,侍二处的这批幕僚,大部分成了善于

揣摩、俯仰依人及雕琢文字的“绍兴师爷”。这一派别始终能得到蒋

的宠信,其因盖出于此。

  官邸派的第二个政治特点,就是注重规行矩步,清廉自律。以至

赢得“清流派”的声誉,这一点在陈布雷身上尤为明显。陈作为侍二

处主任,常常要代蒋接见一些社会名流或专家学者。接见时,陈遵循

言多必失的古训,尽量少讲话,不表态,以免被人利用或产生误导。

抗战初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教授要求谒蒋,蒋要陈代见。

梁以时局真相及政府方针质询于陈。陈认为梁的见解多不正确,故详

切规正。谈话进行了2小时。事后,陈深悔“今日所言者太多,所谓未

可与言而与之言。后当戒之”

  陈布雷位高权重,找他办事的络绎不绝,甚至请他帮忙开后门的

亦不在少数,而陈最感心烦的就是这一类人情世故。陈在日记中写道:

“缮发私函六七函,均为答复请托等事。迩来易感心烦,而此等函件

络绎而来,欲一一应付势有不可能,若峻拒太甚又觉不近人情,唯有

随到随复,以直言告之。而身畔又无一私人书记,遂多日久搁置者,

此亦足使心理不快之一主因也。”

  曾有人评价:“布雷先生的性格,是很温和的,真是‘与人无忤’,

‘与世无争’。任何人,见了布雷先生,他老是那样谦恭,那样客气。

不过他接近群众的机会很少。”陈对自己的这一性格做过一番解释:

“有的人写我孤僻,骂我骄傲,其实这都是冤枉。以我的身体,以我

的性格,以我今天的地位和工作,不适宜于会客,不适宜于讲话,不

适宜于社会。甚至于有时候纪念周我也不到。每到一回会必是满载而

归,遇着了朋友,他们都是以请求委座有事托我,我受人之托,必忠

人之事,所以与会回来之后,一定要把一件一件事替朋友办妥,让其

放心。”

  战前,陈布雷在南京工作,则把家安在上海;战时,陈布雷在重

庆工作,则把家安在北碚,与王允默及子女常分居两地。在陈的考虑,

一方面是为了集中精力侍蒋,一方面也是为了切断人情往来上的干扰。

居住方面,陈只求简朴、安静,反对张扬、奢侈,重庆美专街一幢两

层楼房,既作办公室,又兼卧室,并有一部分房间由侍二处的职员占

用。这里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神经中枢之一,也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思想

加工厂,仅陈布雷一个人在战时“生产”的各种文章,就不下1000余

篇。据有心人统计,蒋在抗战期间共发表各种文章657篇,其中大部分

为陈布雷在美专街“生产”。以如此简陋的“生产”设施,制造出了

如此重要的“产品”,这在国民党内,无人可以超越,也无人可以替

代。

  陈长期为蒋炮制文字,绞尽脑汁,心事重重,精神压力太大;加

之长年服用安眠药,脸呈灰黑色,把身体弄得很坏。陈布雷一次去云

南,吸毒人“慧眼识俊杰”,竟与陈接头打听“吃黑米”的事。弄得

陈大为灰心,一度对自己失去信心。

  陈的日常生活异常简单。重庆时期,许多好友都劝陈要注意增加

营养,陈总是说:“以我今天的生活,营养已经很够”。事实上,每

餐也就是四菜一汤而已。这样一个标准,当然也不能算差。但是,以

他的身体、地位及责任,以当时国民党权势阶层的生活水准而言,这

样一个伙食,自然也不能算好。陈生于浙东,喜吃海鲜之类。然到了

重庆,远在大后方,自然不再有此口福。尽管这样,陈已心满意足。

一次,杨玉清劝他要注意营养,陈解释说:“如果是在英国的话,已

经超过了一个人应该享受的定量。我现在每日除了正餐以外,还有委

座和夫人所赠的一瓶牛奶,还可以吃牛油,还可以有几片面包。”

  战后,国民党大小官僚无不大发接收财,有权有势的几乎一夜间

顿成巨富,从此挥金如土,穷奢极欲,唯官邸派在这方面尚能自律,

丑闻不多。至于陈布雷,依然是一贫如洗。南京市《救国日报》记者

到湖南路508号陈公馆采访,没有见到陈布雷本人,却对门卫大发了一

通议论:“我跑过多少码头,见过多少公馆,像你们这样可怜的只有

两家,一家是陶部长(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公馆,一家就是

你们了。还不如一个小老板。”联想到陶希圣曾经当过汉奸,或许在

陶部长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而颇有些讳“光”,

也讳“亮”,不大敢在生活上过于放纵自己;如此看来,在这位记者

跑过的码头中,真正可怜的“码头”,就只剩下一家陈公馆了。

  据陈的身边人回忆:陈生活俭朴确是事实。根据陈的意见,管总

务的金省吾秘书对生活费控制很严。大菜师傅每天上街买菜,总是买

些青菜、萝卜之类。重庆时期,像四川特产如灯影牛肉;南京时期,

像南京特产如板鸭之类,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即便是中秋节,或双

十节,也不肯买1只鸡,或1只鸭,或1只蹄骨旁 进门,只和平常一样,

猪肉不超过2斤。陈最为享受的一个大菜,就是大葱烧鲫鱼。据说,一

次大菜师傅买了一只约2斤重的甲鱼,劈成4块烧好,陈吃了,认为太

浪费,违背了标准,就通知金秘书辞退了大菜师傅。这件事对公馆上

下刺激很大,从此,谁都不敢乱来了。

  据工作人员回忆:陈从不收礼,上门送礼的也不多。南京时期,

舟山一位官员曾送来一大包目鱼干,硬要放在收发室。收发室不收,

那人摸出一张卡片,放下就走了。收发何仲明只好在登记本上写上那

人的姓名,然后将目鱼干送到厨房,由厨房、门卫等一干人吃掉了,

陈一点不知道。一次中秋节,上海一位国大代表送来5盒月饼,收发何

仲明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如法炮制,替陈布雷“代劳”了。据陈公馆

警卫胡宏猷回忆:“我们在陈公馆总算捞到这两次‘外快’。”

  陈最忌讳涉足赌场、烟花巷或酒馆等处;最反感的是有人上门送

礼。不论看到什么人,若提着礼物上门,一概拒绝。但有两样东西,

陈可以破例,一是高级香烟,一是进口安眠药,而且是韩信点兵,多

多益善。当然,也要看是什么人所赠。据说,送得最多的是蒋夫人,

一来她有这个能力,二来她有这个财力;大概在陈认为:这个秋风不

打白不打。所以,大凡蒋夫人所送,陈都是来者不拒的。陈嗜烟如命,

据说一天吸烟50支以上。这样大的烟瘾,这样大的需求量,自然使得

他在这方面硬不起来,只好心甘情愿地接受“腐蚀”。

  陈布雷有一辆轿车,但平时很少乘坐。杨玉清曾劝他抽空看看戏,

调剂一下精神生活,陈解释说:“到娱乐场去,不是不愿,却是不能。

以我的身体,以我的体质,不能走路,更不能走较远的路。那么,到

娱乐场去,一定非坐车子不可。以今天抗战,物力艰难,坐着车子去

到娱乐场所,人家对我纵不加指责,我自己的良心,也有些不安的。”

一次,国民党中央机关公布各位要人的汽车用油结果,陈公馆名列第

一。陈布雷大发脾气,责问手下人,何至于此?表示要亲自控制用车,

并提出把耗油多的旧车,换成耗油少的福特新轿车。

  陈布雷的薪水不算少,但由于子女多,开支大,生活常有拮据之

感。但是,以他的地位和权势,要想找一条生财之道,机会是很多的,

别的不说,随便向哪个部门暗示一下,都会有人忙不迭地请他兼职。

只要一兼职,马上增加一笔收入,名之曰车马费,这类现象在国民党

内是堂而皇之的事情,就连蒋介石对陈的那种可怜兮兮的样子,都看

不过去了,曾主动劝他弄一份兼职,并表示要帮助联系。以蒋的骄情

与冷峻,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然陈一概婉拒,最后只同意接受了

“中国文化服务社”董事长的兼职,原因是这一兼职没有车马费。

  陈自己不捞钱,也反对手下人捞钱。实际上,以侍二处的任何一

个幕僚,要想捞点外快,发点小财,机会是很多的。但是,受陈的影

响,谁都不敢乱来。即使有之,也是以很隐蔽的方式进行。倘以唐纵

来说,身为蒋介石的情报总管,再兼军统局帮办,威权之大,不言而

喻。然而,唐平时埋头苦干,严守秘密,既不愿外出拉关系,出风头,

也不愿卷入贪污舞弊事件,故生活常有捉襟见肘之感。1943年底,唐

纵在日记中写道:“私人经济,负债1万元。全年生活尚过得去,至年

底生活更形困难。”唐的黄埔六期同学沈重宇任重庆长江实业银行董

事长,为了让“老大哥”免受“孔方兄”的气,有意聘请唐为长江实

业银行挂名董事,每月赠送一份“干薪”,唐总是不敢接受。沈深知

唐是不愿直接挂出自己的大名,灵机一动,就以唐的儿子唐雪东为挂

名董事。结果,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竟然成了陪都金融界中人物。作

为一种交换,沈重宇后来由唐纵一手推荐提携,进入侍从室,成为少

将高参,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廷”人物。一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

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还要如此战战兢兢的,这也就不容易了。陈布雷

曾评价唐纵:“公正恬淡,不与人争权争势”。可见,在这一点上,

陈布雷对唐纵亦有很深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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