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陈布雷其人 -- 温相
陈布雷自称无派无系,政治上光棍一条,这话也对也不对。倘若
考察他与国民党各主要派别的关系,陈布雷的确不能算是派系中人;
倘若把以侍二处为核心的一批官邸人员,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现象来
考察,就可以发现:其实在国民党政坛上,早就形成了一个新派系,
这就是“官邸派”(也有人称之为“清流派”),而陈布雷就是这个
派别的核心与灵魂。
侍从室虽然只是一个幕僚机构,所谓位不算高,权亦不算大,然
而,由于他的服务对象是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万乘之君”,
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位置,无异于封建时代的宦官机构,其权力拓展
的空间,可以说小到无孔不入,大到无边无际,其实际权力,绝不是
任何一个浮在面上的中枢机构所能比拟的。作为陈布雷来说,从
1936年初侍从室进行第一次改组,到1945年侍从室结束,在长达10年
的时间里,屁股没有挪动一步,忠心代蒋把守着这样一个政治权力的
核心机构,其地位之尊、权势之大、影响之深,无可测度;也有人说,
除蒋介石以外,国民党内不作第二人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普
遍把陈布雷看作是侍从室的化身,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上,陈布雷
正是通过对侍从室的精心运作,从而注入了自己的政治性格,并在国
民党政坛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作风,亦即官邸派的主要政治特
点。
官邸派的第一个政治特点,就是注重考察蒋介石心理状态,从而
揣摩逢迎,投其所好。大凡在蒋身边的侍从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体
会,这就是蒋这个人很难侍候。蒋为人精明,个性乖僻,性格多疑,
心理阴郁,让人投机不得,取巧不易,怠慢更难,蒋的难侍候是出了
名的。但是,陈有一个最大优势,这就是当蒋遇有重大事件时,大都
要单独约陈密谈,由陈条陈各方面的意见,以供蒋决策;蒋每次对文
武官吏讲话,或由陈事先起草讲话稿,或由陈预拟讲话提纲。即便是
蒋即席讲演的记录稿,也要经陈润色才能定稿;此外,凡是侍一处、
侍二处发出的重要电稿,都要经陈一一审阅订正。因此,陈布雷不但
对蒋的意图十分熟悉,而且对蒋的心理状态考察极为周密;对侍从室
的业务及蒋对各方面的指示精神,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在此
基础上,陈针对蒋的性格特点,每有建策,鲜有不中。
在陈布雷的影响下,侍二处的一班幕僚经办文牍,无不多方揣摩
蒋的心理,以窥其意图,把握办事的分寸和诀窍。就以文件呈核来说,
侍二处每日收到的建议书、报告书之类的文件,几乎是天天一大筐,
无论蒋是怎样的三头六臂,毕竟他的一天,也只有24小时,所看公事,
自然有限。于是,蒋便来个规定:每天只准送呈10件。超过这个数字,
就要训斥:“为什么不按规定行事?我又不是事务官,要你们干什么?”
话虽这样说,可是作为幕僚人员,就有些难办了。一方面,下面送来
的公事,自称样样都是军国大事,以幕僚的眼光,哪里能件件弄得清
爽:谁重要,谁不重要;另一方面,蒋看公事,总是下面欲其多,而
本人欲其少。若是做幕僚的按一二三四,分出轻重缓急,权衡去办,
往往因此而得罪权门,由此种下祸根。
况在蒋的眼里,权力重于生命,芝麻大的权,常常看得比磨盘还
大。陈布雷就曾经向唐纵发牢骚:“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
事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固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
恐将脱节。”唐纵也每有这方面的体会,1943年4月,唐纵天天收到治
安方面的报告,鄂陕甘边区警备总司令祝绍周报告说,甘肃可谓全是
民变,征粮的人便是逼迫民反。唐纵认为:“今日地方胥吏,对于征
兵征粮二事,无不藉此作弊害民,政府非此不可,胥吏以此作福,民
间则以此荡产。此等情形,与历代末朝相似”。对于这类官逼民反的
动乱事件,说它是大事,确是不小,涉及政权根本,岂可等闲视之!
说它是小事,确是不大,盖因天天发生,各级官僚都已习以为常,见
怪不怪了。这样一来,唐纵难办了,是否需要向蒋呈报,唐纵请示陈
布雷,以为:“如不报告,壅于上闻,负责太大,如一一报告,则又
刺激委座心情不宁”,如之奈何?
遇到这一类事,最让侍二处的一班幕僚头皮发大。但钉子碰多了,
积以时日,也就慢慢开窍,知道蒋讨厌哪些公事,爱看哪些公事。比
如,倘是蒋的亲信爱将或宠臣,或是为他吹捧的御用文人以及知名学
者之类,这些人的所谓报告或建议,蒋不但另眼相待,而且往往要用
红蓝铅笔圈圈点点,表示欣赏;至于一些逆耳之言,蒋是听都不要听
的,不要说看了,不用说,这些公事最好免呈。涉及到一些难以掂出
份量的重要公事,陈布雷等一班幕僚也有办法,这就是拟出提要,再
附上公事送呈,阅与不阅,由蒋圣裁。,蒋看了提要,感到兴趣,自
然会看原文。如此,积日既久,侍二处的这批幕僚,大部分成了善于
揣摩、俯仰依人及雕琢文字的“绍兴师爷”。这一派别始终能得到蒋
的宠信,其因盖出于此。
官邸派的第二个政治特点,就是注重规行矩步,清廉自律。以至
赢得“清流派”的声誉,这一点在陈布雷身上尤为明显。陈作为侍二
处主任,常常要代蒋接见一些社会名流或专家学者。接见时,陈遵循
言多必失的古训,尽量少讲话,不表态,以免被人利用或产生误导。
抗战初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教授要求谒蒋,蒋要陈代见。
梁以时局真相及政府方针质询于陈。陈认为梁的见解多不正确,故详
切规正。谈话进行了2小时。事后,陈深悔“今日所言者太多,所谓未
可与言而与之言。后当戒之”
陈布雷位高权重,找他办事的络绎不绝,甚至请他帮忙开后门的
亦不在少数,而陈最感心烦的就是这一类人情世故。陈在日记中写道:
“缮发私函六七函,均为答复请托等事。迩来易感心烦,而此等函件
络绎而来,欲一一应付势有不可能,若峻拒太甚又觉不近人情,唯有
随到随复,以直言告之。而身畔又无一私人书记,遂多日久搁置者,
此亦足使心理不快之一主因也。”
曾有人评价:“布雷先生的性格,是很温和的,真是‘与人无忤’,
‘与世无争’。任何人,见了布雷先生,他老是那样谦恭,那样客气。
不过他接近群众的机会很少。”陈对自己的这一性格做过一番解释:
“有的人写我孤僻,骂我骄傲,其实这都是冤枉。以我的身体,以我
的性格,以我今天的地位和工作,不适宜于会客,不适宜于讲话,不
适宜于社会。甚至于有时候纪念周我也不到。每到一回会必是满载而
归,遇着了朋友,他们都是以请求委座有事托我,我受人之托,必忠
人之事,所以与会回来之后,一定要把一件一件事替朋友办妥,让其
放心。”
战前,陈布雷在南京工作,则把家安在上海;战时,陈布雷在重
庆工作,则把家安在北碚,与王允默及子女常分居两地。在陈的考虑,
一方面是为了集中精力侍蒋,一方面也是为了切断人情往来上的干扰。
居住方面,陈只求简朴、安静,反对张扬、奢侈,重庆美专街一幢两
层楼房,既作办公室,又兼卧室,并有一部分房间由侍二处的职员占
用。这里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神经中枢之一,也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思想
加工厂,仅陈布雷一个人在战时“生产”的各种文章,就不下1000余
篇。据有心人统计,蒋在抗战期间共发表各种文章657篇,其中大部分
为陈布雷在美专街“生产”。以如此简陋的“生产”设施,制造出了
如此重要的“产品”,这在国民党内,无人可以超越,也无人可以替
代。
陈长期为蒋炮制文字,绞尽脑汁,心事重重,精神压力太大;加
之长年服用安眠药,脸呈灰黑色,把身体弄得很坏。陈布雷一次去云
南,吸毒人“慧眼识俊杰”,竟与陈接头打听“吃黑米”的事。弄得
陈大为灰心,一度对自己失去信心。
陈的日常生活异常简单。重庆时期,许多好友都劝陈要注意增加
营养,陈总是说:“以我今天的生活,营养已经很够”。事实上,每
餐也就是四菜一汤而已。这样一个标准,当然也不能算差。但是,以
他的身体、地位及责任,以当时国民党权势阶层的生活水准而言,这
样一个伙食,自然也不能算好。陈生于浙东,喜吃海鲜之类。然到了
重庆,远在大后方,自然不再有此口福。尽管这样,陈已心满意足。
一次,杨玉清劝他要注意营养,陈解释说:“如果是在英国的话,已
经超过了一个人应该享受的定量。我现在每日除了正餐以外,还有委
座和夫人所赠的一瓶牛奶,还可以吃牛油,还可以有几片面包。”
战后,国民党大小官僚无不大发接收财,有权有势的几乎一夜间
顿成巨富,从此挥金如土,穷奢极欲,唯官邸派在这方面尚能自律,
丑闻不多。至于陈布雷,依然是一贫如洗。南京市《救国日报》记者
到湖南路508号陈公馆采访,没有见到陈布雷本人,却对门卫大发了一
通议论:“我跑过多少码头,见过多少公馆,像你们这样可怜的只有
两家,一家是陶部长(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公馆,一家就是
你们了。还不如一个小老板。”联想到陶希圣曾经当过汉奸,或许在
陶部长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而颇有些讳“光”,
也讳“亮”,不大敢在生活上过于放纵自己;如此看来,在这位记者
跑过的码头中,真正可怜的“码头”,就只剩下一家陈公馆了。
据陈的身边人回忆:陈生活俭朴确是事实。根据陈的意见,管总
务的金省吾秘书对生活费控制很严。大菜师傅每天上街买菜,总是买
些青菜、萝卜之类。重庆时期,像四川特产如灯影牛肉;南京时期,
像南京特产如板鸭之类,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即便是中秋节,或双
十节,也不肯买1只鸡,或1只鸭,或1只蹄骨旁 进门,只和平常一样,
猪肉不超过2斤。陈最为享受的一个大菜,就是大葱烧鲫鱼。据说,一
次大菜师傅买了一只约2斤重的甲鱼,劈成4块烧好,陈吃了,认为太
浪费,违背了标准,就通知金秘书辞退了大菜师傅。这件事对公馆上
下刺激很大,从此,谁都不敢乱来了。
据工作人员回忆:陈从不收礼,上门送礼的也不多。南京时期,
舟山一位官员曾送来一大包目鱼干,硬要放在收发室。收发室不收,
那人摸出一张卡片,放下就走了。收发何仲明只好在登记本上写上那
人的姓名,然后将目鱼干送到厨房,由厨房、门卫等一干人吃掉了,
陈一点不知道。一次中秋节,上海一位国大代表送来5盒月饼,收发何
仲明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如法炮制,替陈布雷“代劳”了。据陈公馆
警卫胡宏猷回忆:“我们在陈公馆总算捞到这两次‘外快’。”
陈最忌讳涉足赌场、烟花巷或酒馆等处;最反感的是有人上门送
礼。不论看到什么人,若提着礼物上门,一概拒绝。但有两样东西,
陈可以破例,一是高级香烟,一是进口安眠药,而且是韩信点兵,多
多益善。当然,也要看是什么人所赠。据说,送得最多的是蒋夫人,
一来她有这个能力,二来她有这个财力;大概在陈认为:这个秋风不
打白不打。所以,大凡蒋夫人所送,陈都是来者不拒的。陈嗜烟如命,
据说一天吸烟50支以上。这样大的烟瘾,这样大的需求量,自然使得
他在这方面硬不起来,只好心甘情愿地接受“腐蚀”。
陈布雷有一辆轿车,但平时很少乘坐。杨玉清曾劝他抽空看看戏,
调剂一下精神生活,陈解释说:“到娱乐场去,不是不愿,却是不能。
以我的身体,以我的体质,不能走路,更不能走较远的路。那么,到
娱乐场去,一定非坐车子不可。以今天抗战,物力艰难,坐着车子去
到娱乐场所,人家对我纵不加指责,我自己的良心,也有些不安的。”
一次,国民党中央机关公布各位要人的汽车用油结果,陈公馆名列第
一。陈布雷大发脾气,责问手下人,何至于此?表示要亲自控制用车,
并提出把耗油多的旧车,换成耗油少的福特新轿车。
陈布雷的薪水不算少,但由于子女多,开支大,生活常有拮据之
感。但是,以他的地位和权势,要想找一条生财之道,机会是很多的,
别的不说,随便向哪个部门暗示一下,都会有人忙不迭地请他兼职。
只要一兼职,马上增加一笔收入,名之曰车马费,这类现象在国民党
内是堂而皇之的事情,就连蒋介石对陈的那种可怜兮兮的样子,都看
不过去了,曾主动劝他弄一份兼职,并表示要帮助联系。以蒋的骄情
与冷峻,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然陈一概婉拒,最后只同意接受了
“中国文化服务社”董事长的兼职,原因是这一兼职没有车马费。
陈自己不捞钱,也反对手下人捞钱。实际上,以侍二处的任何一
个幕僚,要想捞点外快,发点小财,机会是很多的。但是,受陈的影
响,谁都不敢乱来。即使有之,也是以很隐蔽的方式进行。倘以唐纵
来说,身为蒋介石的情报总管,再兼军统局帮办,威权之大,不言而
喻。然而,唐平时埋头苦干,严守秘密,既不愿外出拉关系,出风头,
也不愿卷入贪污舞弊事件,故生活常有捉襟见肘之感。1943年底,唐
纵在日记中写道:“私人经济,负债1万元。全年生活尚过得去,至年
底生活更形困难。”唐的黄埔六期同学沈重宇任重庆长江实业银行董
事长,为了让“老大哥”免受“孔方兄”的气,有意聘请唐为长江实
业银行挂名董事,每月赠送一份“干薪”,唐总是不敢接受。沈深知
唐是不愿直接挂出自己的大名,灵机一动,就以唐的儿子唐雪东为挂
名董事。结果,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竟然成了陪都金融界中人物。作
为一种交换,沈重宇后来由唐纵一手推荐提携,进入侍从室,成为少
将高参,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廷”人物。一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
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还要如此战战兢兢的,这也就不容易了。陈布雷
曾评价唐纵:“公正恬淡,不与人争权争势”。可见,在这一点上,
陈布雷对唐纵亦有很深影响。
没有交代,陈布雷当年怎样由一个名记者得到蒋介石垂青,而一步步成为主要幕僚的过程。
另外,陈布雷和蒋介石是老乡。
说蒋介石政府腐败,真不是假的。看他用的人,基本上都是他的老乡。
据说他在奉化溪口的老乡好几百号人都被安插在他的“国民政府”里了。
如清的军机 具体而微之
道德清廉 可惜投错门庭
不过共产党的文胆 如田家英 陈伯达也是不得善果
政治文人难作!
该书由东方出版社,为其晚辈同乡王泰栋所著,
王自称花了十八年的时间和心血才完成此书
文胆陈布雷,值得一读
他最早写的《四窗沿残梦》就是一部很好看的写蒋介石父子的纪实文学。这本话龙说的《陈布雷传》是在他的原作《陈布雷外史》的基础上扩大而成的,很好看。谢谢话龙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