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歲月回眸 (41) 调总指挥部 -- 内燃机车

49 揪“黑五类狗崽子”

什么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黑五类”子女叫什么？“狗崽子”！

“红卫兵运动”，现在，可不可以理解成：发动一些小孩，去打倒走资派、“黑五类”和“狗崽子”？红色恐怖、阶级专政。说不清！

我们西工指的干部，一部分是从铁道部调来的。记得董处长从北京探亲回来，就十分紧张而又惊奇地告诉过我：有些红卫兵给老师剃阴阳头，有的学校的老师、校长活活被打死。

北京发生的事，我心里虽不在意，还是让侄女婿周裕兴，把我的两个小儿子，弄到车辆段去“学工”，躲是非。

我大女儿曾丹娅，13岁，在二局铁中念初一，“是祸躲不脱”，她却变成了“黑五类”“狗崽子”！

那年月，职工象上班一样，晚上要政治学习到九点钟，才能回家。

1967年的一天夜里，妻学习完毕，刚出门，看见漆黑的走道边，坐着一个孩子。天哪！这不是丹娅吗？怎么这么晚一个人跑到医院来了？从家到医院，大街小巷，弯弯拐拐，起码得走一个小时。看见妈妈出来了，她畏缩地挨到妈妈身边，好久才冒出一句：“同学们说我婆婆是地主（已平反），我是‘狗崽子、黑五类’，我是吗？”当时，妻哪懂得什么“红卫兵运动”，只以为孩子们闹着玩的。若无其事地安慰了她两句：“你想呀！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你咋会是狗崽子、地主婆呢？同学们乱说，莫管它。”这晚，在半明半暗的路灯下边，推着自行车，母女俩好容易才走回了家。

第二天，铁中教室外边的一排桉树，还是那么挺直、安祥，可教室里却在召开“红五类翻身会”，把“黑五类”曾丹娅揪上台，要她交待剥削帐，进行着激烈的阶级斗争。丹娅问：“什么叫剥削帐？”下边说：“你婆婆是地主，你这小地主婆还装糊涂？”丹娅把妈妈昨晚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开始下边平静了一会，经过叽叽喳喳一阵，一个同学站起来，揭露曾丹娅耍花招：“什么爸爸、妈妈是共产党员？是混进来的吧？刘少奇还是共产党员哩？”台下响起一阵口号声：“打倒曾丹娅！曾丹娅必须低头认罪！”

当天晚上，妈妈学习完了，又看到女儿坐在那里！女儿很伤心、很恐惧，畏畏缩缩地讲今天挨斗的经过。好个粗心的妈呀！她一心想什么？毛主席没讲过第三代是“狗崽子”呀！她把女儿受的天大的打击、委屈，仍然没当回事，还只认为是孩子们闹着玩哩！没有安慰她，反而责怪她说：“你大概平时和同学关系处得不好吧？咋没斗别人呢？”万能的主呀！在这关键时刻，你怎么没有把这愚昧的妈妈，教得聪明一点呢！

爸爸呢？等我从资阳通勤回来，听女儿唠叨后！想的竟和妈妈惊人一样！毛主席怎么可能让红卫兵干这种事呢！都是你曾丹娅平时没有和同学搞好关系嘛！在爸爸、妈妈这里得不到一点点支持、安抚，有客人来家，她悄悄向客人求助：“我婆婆是地主，我是地主婆吗？”有一次，她拿着剪刀，站在饭桌上对着我怒吼！她似乎对谁都失去了信任！

小孩子突然变得失眠、孤僻、急躁、多疑，性格变态，人格扭曲。妈妈急了，她这时才懂得点什么叫“红卫兵运动”，我们门对门的一家，说是在旧社会当过军官，被“抄家”了。她发觉自己在对待女儿挨斗的事上，犯了错误！赶快补救吧！

开始到学校了解，闹“翻身会”最积极的某些学生，父亲或者母亲，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自顾不暇，还闹什么？恰好，我们伟大的理论家陈伯达站出来批判“血统论”，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是反动的。我们找老师、亲友反复开导女儿，说她不是“黑五类”、不是“地主婆”，想解开她思想上的结。可惜这个烙印太深了，她已变成了“迫害妄想狂”，她觉得这世界上，人人都要打倒曾丹娅！咋办？

给她到省医院找专家看病，省院没有精神科，只有神经内科，专家诊断是“神经官能症”，处方：吃中药。这有啥用？只怪我们是精神病“盲”，有病乱投医呀！这个妈、这个爸，好蠢呀！

给她换换环境吧！散散心，让她忘记过去，忘记伤害。去过重庆、北京、青岛，我们以为可能有点好转吧？这个精神烙印，靠说教、散心是抹不掉的。用心良苦，白用苦心！

愚蠢的爸、妈，还干了更愚蠢的事哩！

接着是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一个已经有明显精神症状的小女孩，还能一个人去上山下乡吗？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咋可能理解和知道父辈们当时是啥精神状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可以肝脑涂地，千真万确。工宣队来家动员，我们夫妇想，象我们这样热爱毛主席的人家，还用得着动员吗？

那个年代过来的青少年，谁都记得：“听毛主席的话、向毛主席保证”成了绝对真理，没有任何异议。女儿虽然被当成过“黑五类”，可仍然最听毛主席的话，她心甘情愿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把自己的衣服、补了又补，准备去劳动。我们还为女儿专门做了一个木箱子，好后悔呀，木箱、小孩咋搬得动呢？他们是从北站坐火车走的，我去送，我哭了，不好再看她，车没开，我哭着回家！她们下乡的地方是“渡口市”，后改称“攀枝花”。这个市是因为有攀钢才出现的，刚开建、很荒凉。女儿分在大山深处的民政公社，山高路险，上山打柴，有时不敢背、只敢拖。当知青，丹娅常给家里写信，每封信写得很长，都表示要好好劳动、好好改造。我这个爸呀，回信也写得很长，差不多《毛选》里的最高指示，能用的我都用上了。天哪，除了说教，不能实在一点吗？

为女儿的事，我常自责。是爸、妈无知，害了她终身。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后来又把“黑五类”子女的称呼，换了一个名词，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实际意味着：他们本来是不好的，只是经过教育，有可能变好。这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含义，弄不清有多大区别。这“原罪”是从哪里继承来的呢？难怪，希特勒讲血统论，要杀犹太人！如果我是“黑五类”，为什么不可以断子绝孙！何必让子女遭罪呢？

国家物资总局有位局长，在我们办公室谈事。我请他给渡口市物资局长写了封信，求他就近照顾丹娅，她从公社到渡口去见过这位局长，局长还真当回事，表示：丹娅如愿在渡口工作，可以帮助安排，太感谢了！后因我调到431厂，劳周裕兴到渡口，历尽千辛万苦，把她接回成都。后在我单位当了电工。

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孩子们在农村里受够了苦，才慢慢明白了自己那样对待父母和师长是错了。明白自己把青春白白扔掉，是难以挽回了。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现已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成无知的？”

我只反思对不起女儿！我不可能象韦君宜那样，想那些更深刻的事！就这么一点点，也够苦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