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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歲月回眸 (41) 调总指挥部 -- 内燃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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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41) 调总指挥部

    41 调总指挥部

    三线建委、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这两个单位,有人弄不清。

    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领导三个单位。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简称西工指)、西南铁路建设技术委员会、西南铁路建设支援委员会。

    总指挥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副总指挥有:吕正操,铁道部长、铁道兵司令员;刘建章,铁道部副部长;郭维城,铁道兵副司令员;彭敏,国家科委副主任;张永励,商业部副部长;熊宇忠,西南局计委第一副主任、三线建委常委。

    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吕正操,副政委刘建章,副司令员郭维城;技术委员会主任彭敏;支援委员会主任张永励、副主任熊宇忠。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主任是西南局交通局长徐坚兼。他同时兼支援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这样的机构设置,主要是便于集中统一领导工程局、铁道兵和地方三个系统的施工力量。当时工程局已上了十余万人,铁道兵五个师,地方有庞大的支援队伍,仅四川等四省支援铁路的运输汽车一千多辆。参战总人数曾高达40万人。

    三线建委,对外叫中共中央西南局建委,主任是李井泉,第一副主任是当时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兼西南局书记),第二副主任是西南局书记阎秀峰,第三副主任是钱敏,后任重庆市委书记,电子工业部部长。1965年11月,中央调赫赫有名的彭德怀元帅任第三副主任,钱敏任第四。

    1964年末,铁二局正酝酿“工改兵”,认为这可以不断淘汰老弱病残,增加新生力量,提高战斗力。这工作和我没直接关系,政治部陈晋主任,派我到成昆铁路关村坝隧道去蹲点,写一个“隧道政治工作条例”。

    关村坝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大渡河边,山高流激,隧道进口附近有块小平地,修了些临时工棚。我到了这个工程队,找指导员谈了谈,开了几个座谈会,凭自己多年的修路和政治工作经验,便动手写了个《条例》,也不知有用没有?

    西工指政治部有个工作组,在这里蹲点。临时,我想听听上级领导的意见,我找到西工指宣传部副部长李永平去汇报,工棚虽小,但电灯很亮,我一条一条地讲为什么这样写?他用小本记了记。完了,你猜他说什么?大大表扬了我一番,他说:“我们已经来了个把月,工作还没有个头绪,你才来十来天,就写出了这么个成果,不错!”我以为他在取笑我,没在意,走了。

    我万万没想到,李永平这个工作组的组长是西工指政治部主任黎光(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另外还有研究室主任陶大钧,秘书杨开伦、宋儒等。黎光他们回到工程队后,可能李永平向他汇报了我的情况,他们当即决定调我到西工指工作。

    我还没走,杨开伦、宋儒跑到我住的地方,偷偷来看了看,看这位“准同事”像什么样。

    我在关村坝接到局的电话,催我回去。不知道是什么事?催得很急!

    啥事?回去,赶快到西工指报到。怎么忽然又调到总指挥部去了呢?

    我有个中央大学同学邵善臻,就是前边我讲过,在九龙坡学习大队当过区队长的,他当时在总指挥部办公室工作。有天,老妻碰上了他,给他打了个招呼:“你高高在上,想法把我们老胡调回成都嘛!”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老邵真当个事,去给办公室副主任沈恒泽讲了,沈原是吕正操部长的秘书,上上下下他都很熟。本来是打电话想了解一下情况,一听说西工指已通知调人,哪还用得着问什么?“总指挥部要了。”总指和西工指是上下级关系,我当然非常顺利地就到了总指挥部。总指在成都,西工指在贵州安顺,妻这一点点心愿,如愿以偿。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这家人又团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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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60) 龙灏儿

      60 龙灏儿

      龙灏儿,小时候这么叫。大了,觉得这么叫亲热些。我打电话问龙灏:“今年多少岁了?”龙灏回答:“三十七岁。”都这么大了?不能叫小名,改叫龙灏吧!龙灏的爸、妈是谁?

      爸,龙冠球,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成都军区文化部转业来431厂。我俩有缘,都分配在厂工地指挥部;我在三分厂作办公室主任,他在办公室作秘书;我当总厂办公室主任,换来换去,他又换来当秘书。我退下来后,他当过总厂办公室主任、厂科协负责人。

      妈,李淑惠,原成都市歌舞团团员、资阳县文工团员、资阳县中学和431厂中学音乐教师。

      我和这一家人,共事十多年,退休后也保持联系,可我从不知道龙冠球的家庭身世和文革经历等等。我为什么和他交往?只有一件事,我觉得他文章写得好。我每写个什么材料,喜欢征求他的意见,我发觉他谈的东西,有观点、有深度。我常开玩笑,说他走错了门,不该来431厂,要去什么写作班子,当个“梁效”什么的,是个“人才”。

      我对这一家人,就因为这么个关系,无论人家怎么评价龙冠球,我从不介意,对他依然故我。你们说,奇怪不奇怪。他们却“栽赃陷害”我,说我“两次救了龙灏的命”,可气!

      先讲这第一次。

      1972年,龙灏才10个月大,发烧咳嗽,弄到资阳人民医院住院,那时医疗条件落后,给小孩输液的针头都没有,用成人的代用,要给小孩输氧,没氧气。出院以后,不几天又发烧,再送县人民医院,这回挡驾了,人家不收。找领导、找主任,都劝家长:“这样的病孩子,即使这次治好了,以后花的医疗费,比你另外生三个娃娃花的钱还要多,还治他干什么呀?!”恰好,我“通勤”等车,来老龙家休息一会,看到这情景,我不知道哪根神经出了问题,象遇到什么不平事一样,我说:“哪有不医的道理?!走,到成都去治!”我们一块到了成都,住进了铁路医院。进去就输氧,病情逐渐缓解,这孩子救过来了。

      好个李淑惠,你把这帐也算在我头上。主意不是你自己拿的吗?

      这第二次救命呢?

      龙灏是先天性心脏病,从小我见他就脸色铁青,嘴唇发紫。我问他们带他去四川医学院看过病没有?他们说,看过。医生认为这病叫法鲁式四联症,那时四川的医疗水平,还没得治疗这种病的条件。并且关照,这娃娃不要让他出去和另外的孩子玩,怕受刺激,容易猝死。这小孩,不但是个先天残废,还要自己把自己关起来,活着也象小囚犯。

      我回家来,问老妻,问她这病有法治没有?她灵机一动,想到上海金崇厚是全国知名的心脏外科专家,他夫人在中大医学院读书时,同过寝室,给他夫人写封信问问。老同学、够朋友,夫人回信了。她说:目下在开展这种手术的医院和医生,只有北京阜外心脏外科医院的郭嘉强,沈阳军区总医院的汪增伟,还有就是她丈夫金崇厚。她已和他丈夫商量过了,这三位专家同学、经常开学术会碰头,让病家选择,他希望找哪位专家,他都愿帮助介绍和联系。其实,老龙夫妇早已找阜外医院打听过,说这种手术病人多,排队得等五到十年。这不是天大的喜讯吗?1975年3月,他们马上动身去阜外找郭医生,你想呀,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闹翻天的时候,这样的大手术,医院的秩序没恢复,咋能开展呢?郭医生劝他们等一等,等“革命”不压“生产”的时候,再来吧!“病人为革命让路”是天经地义的事,谁还有二话?打道回府。

      1978年,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沈阳军区总医院汪增伟医生作这种四联症心脏病手术,成功率达到97%,我把这天赐佳音转告了老龙夫妇,恰好,他俩在广播里也听见了。这喜讯让他们心花怒放,没白等这四年,真等到了希望。他们夫妇俩立刻起程去沈阳,找到汪医生,因为有金崇厚的介绍,当天就住进了医院,作了各种检查。因为当时医疗水平限制,他们的体外循环机只能开半小时,而龙灏这手术得两个多小时。为慎重起见,汪医生让龙灏出院,等医院条件具备了再来。

      后来,老龙专程到阜外找过郭医生,郭认为如果你要在阜外作这个手术,他们可以安排,但他认为到沈阳可能条件还会好些。1981年,老龙夫妇又奔沈阳找汪医生求助,和上次一样,当天就住进医院。老龙两夫妇还到汪医生家探望,特备了四川五粮液,聊表谢意。汪医生对他们讲了下边一段掷地有声的话,这声音不知那些连“人民”两个字都不认识的贪官污吏作何感想?他说:“我要收礼物,我这屋子装不下,除了西藏而外,全国来找我的人,不知多少,医生只认病、认病人,不认礼物,不认钱,不拿回去,把病人送回去!”……为了准备龙灏的手术,汪医生拿着他的病情资料,专门到北京找同行们,作了探讨研究,因为准备充分、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手术十分成功。据汪医生夫人事后讲,那天,手术后,他高兴得一路走、一路哼着歌曲回家的!

      这样的医生,到底“革命”还是“反动”?不是有句人人熟背的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吗?汪医生在“文革”中,也一度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不准上手术台为病人治病。汪医生为了锻炼自己动手术的手的灵活性,在被“停止动刀”的“改造”时期,他亲自绣了两幅“毛主席去安源”等刺绣作品,汪医生夫人曾将作品亲自展示给李淑惠看过。医生的本领,是用他对病人的赤诚、热爱,炼出来的呀!到底谁反动?谁需要改造?谁在毁灭文明?

      李淑惠呀!龙灏的命谁救的?是民族的灵魂、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你别“栽赃”!我岂敢贪天之功为己功?

      我的错误,是你龙冠球好多个月不上班,我没扣你工资。别人骂我,你笑!我看,救龙灏的命的三位医生的良心,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该记住。

    •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59) 机油冷却器

      59 机油冷却器

      岳书记调来431厂后,他是“老工厂”,发现工厂生产的180调车机车,反馈回来问题不少。他嘱咐我们办公室要抓质量。确实,各地反映机车质量问题的电报,每天都要收到一些。工厂召开分厂领导干部会议,我们把这些电报,集中贴在会议室门口,加了个大标题:“四面楚歌,八方告急。”让大家了解问题的严重性。

      我和沈海风同志常下分厂去走走,开始找分厂办公室的同志谈谈。由于我们把下边说的事“当事”,慢慢,分厂领导也愿和我们“聊聊”。后来,我们通知分厂办公室的同志来开会,有的分厂领导主动来参加,受宠若惊!

      有次,我和老沈在二分厂柴油机车间,看他们组装柴油机后,已经准备离开车间走了,忽然一个姓刘的师傅把我们叫住,他火冒三丈,直嚷:“胡主任,这机油冷却器,一直漏油,每次装车都叫凑合,这机车出去咋不出事呢?到底要凑合到哪一天?”我听了,真吓一跳,难道经过这么多道关,大家都装瞎子呀!

      回到总厂,在经过食堂的斜坡上,碰到一分厂生产组长王志万同志,我叫住他,我说:“老王,有个事和你商量一下,你下午是不是让生产机油冷却器的车间,派一个技术员、一个工人,到二分厂柴油机组装车间去看看,他们反映漏油。”走不了几步,我想去二分厂远,有几公里,回过头来叫住老王,叮嘱了一番:“老王,下午可别忘了呀!”

      第二天,老王找我来了,他说:“我们工人去了,一看就说不行,把机油冷却器已经拉回来了。”我问他什么问题,老王说:“整个部件,钻孔全歪了,质量不合格,小修小改不行,工装都要重新作过。”

      我们工厂,人多、分散,不可能开全厂大会。大礼堂有两个,岳书记决定在地处中心一点的礼堂,开个现场会。会上二分厂的同志,画了幅漫画,描绘他们安装机油冷却器的狼狈像,有关单位发了言,说体会、提保证。不震动也让你震动一下!

      开完会,大家琢磨。这机油冷却器,一分厂认为完全合格,二分厂认为不合格。谁对?当然,下工序对。于是,开展了一个上工序访问下工序的活动,全厂掀起了人人关心产品质量的热潮,解决了许多潜在的质量问题。

      内江地区开会,厂里派我去参加,临时,地委书记让我发个言,讲产品质量。我说完了,地委书记宣布,在431厂召开质量现场会。定得那么突然!简直意料之外!

      我一点思想准备没有。我找到岳书记,心里有点歉然,我说:“我给你惹祸了!”岳书记才不象我哩:“开个现场会,开就开呗!”

      这次会议,内江地区厂矿企业的负责人都来了,谁在大会上介绍经验?是生产厂长?还是总工程师?岳书记发话:“谁抓的谁讲。”让我讲?我哪敢!开黄腔咋办?

      我临时想了个办法,二分厂热处理车间,有个工人叫曹子章,高中文化,我把他借调到办公室来,拿着我的《讲稿》,到全厂各单位去核实材料。没错,我才敢讲呀!后来,曹子章说:“来办公室工作,粮食、补贴比在车间少。”咋办?我说:“这等大事,我实在没法解决,留不下你,回去吧!”二十多年后,想起这些事,我和岳书记打电话,开玩笑,我说:“好个岳书记,你害我呀!”“咋害你呢?”我说:“不该我管的事,你让我去管,都得罪人了,我还不晓得!”

      平时,我们讲邓小平理论,我看有的文章讲,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象岳异同志这样,自觉坚持邓小平理论的人,多呢?

    • 家园 好亲切的"指挥部",俺到12岁才忽然意识到这是个军事名词

      之前,潜意识里就是俺们总厂的厂部机关,从没想到这词是哪几个字,又代表个啥意思.

      一但意识到了,从那时起,就对三线的历史和周围的人物经历开始感兴趣了.

    •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58) 老大哥吴亚德

      58 老大哥吴亚德

      我调总厂办公室后,不久,老主任赵忠秀回北京,我被任命为代主任。

      吴亚德,铁道部工厂总局调来的,在办公室作秘书工作。他和我是中央大学校友,都是土木工程系的,他毕业时间比我早好几年,是我的老大哥。我们过去不认识,他为人厚道,追求进步,有本事,有经验,不计报酬,不讲条件。这是咋安排的呀?对他,这不是屈材吗?

      我怎么照顾好吴亚德呢?一般我不大安排他多少工作。即使需要他动笔写点什么,我总是先想好要点,意图交待得详细点,让他别太为难。他写的东西送来,我从来不让他返工,有什么要改动的,我自己动手得了,不再劳烦老大哥。就这样,我心理还觉得亏待了吴亚德。

      后来,岳异同志调来工厂任厂长、党委书记,他不光通情达理,还很有魄力。认准的事,立刻拍板。有这么一个好领导,我把对吴亚德的看法向他谈了谈,我说:“你们也太屈材了吧!”岳书记说:“好办,让他到计划组作副组长,那不就有用武之地了吗?!”岳书记这一个意向,让我高兴晕了。我马上去找吴亚德,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你猜,他是什么意思:愿意?不愿意?我万万没想到,他回答我的话是:“古话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在办公室干得顺心,就不动了!”天哪!连吴亚德想什么?我都没弄清,我这当主任的,作的是什么思想工作呀!

      我们办公室几十个人,遇上子女入学、就业、参军……等,总要来人或发函来了解他的家庭情况,要求写他父亲或母亲的政治历史证明材料,这叫“政审”。如果写上他父母亲历史上有点什么“事”,很容易引起误会,弄个“政审”不合格。这不但对职工本人、子女不负责,实际上也对党不负责。我后来公开讲:凡是来写这种证明材料的,一律写“政治历史清楚”,就六个字,其他免了。

      我在总厂办公室工作多年,不少同志学历高,有独立工作经验。我让他们每人都独当一面,决不让几个人共同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职责不清。有事,我都直接安排,不让人觉得有大、小秘书的区别,弄得相互矛盾。所以,这部机器运转得比较灵活、自然,同志间的关系也比较和谐、融洽。

      这里要特别提到沈海风同志,凡我下基层,都和他同行,和下面探讨什么问题,回来如何安排办公室的活动,只要涉及到布置全厂统一行动的大事,都是他在负责。他作风细微,布置周到,对推动全厂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常向同志们讲,具体的事都是你们干的,胡老头对你们照顾不周,对不起啦!

    •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57) 游泳池风波

      57 游泳池风波

      四川四大河流之一的沱江,横穿资阳县境。沱江支流——九曲河,又横穿铁道部资阳内燃机车工厂,绵延厂区10多公里。

      初夏,车城周围,柑桔满山,蔗田棋布,充满田园诗意。可就在这诱人的季节,每年都有工人、学生因下河游泳,被无情地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人们感叹过后,也提出那么点疑问:“工厂能不能为大家创造点游泳的条件呢?”

      好几年,厂长办公会议,都讨论过修游泳池的事。“应该修,我们不能睁眼看着年年死人呀!”大家心里都这么想的。

      在那向左、向右走路都可能成为“问题”的“文革”年代,大家不能不怕偏离路线!

      看一看,等一等再说。

      又淹死人了,领导又激动一次,又下一次决心,又讨论,又看看。

      经过厂党委研究,游泳池应该上马,大家一致赞成。但是,修个什么标准的?怎么才能上得快呢?

      一种主张:山沟里只解决有无问题,有个洗澡的地方就行,不能贪大求洋。

      有的反驳:要修,既是活动场,又是运动、竞技场,不搞标准化就是浪费。

      有的振振有词地说:高谈标准化?花钱太多,那是纸上谈兵,是少慢差费。

      有的急中生智出了个主意:我们万人大厂,哪样人才没有?能不能眼睛向内?自己动手,就可以多快好省。

      就看岳异怎么考虑了!他引导大家想一想,我们工厂十来万平方米“干打垒”房屋,当时看起来省了,现在能适应生产形势发展吗?要搞,得正正规规地搞,既考虑现在,又考虑将来;既考虑工厂,又考虑地方;既考虑活动,又考虑竞技。要上得快呀,只能自己动手,相信群众会理解的,我们总厂可以先带个头嘛!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

      夜,漆黑,晚风呼呼,探照灯的强烈光束,把个游泳池工地照耀得亮堂堂的。总厂机关干部打响了游泳池施工的第一炮。

      岳异脱掉外衣,换上解放鞋,拿出他10年当管工的本色,抬着满盛50多公斤土的大筐,在人群中来回奔忙。细心人还会发现:每当大筐快要抬起时,他总是把绳子往身边一滑,多半重量都压在他的肩上,抬前边的人一点也没觉察到!

      工厂的领导、工程师、机关干部,个个汗流浃背,露出兴奋的微笑。家属站在边坡上说长道短,象是在欣赏丈夫的劳动英姿和辉煌战绩。小学生有的拿着土箕,两个人抬一筐,摇摇晃晃……

      休息时,正奏着进行曲的大喇叭,戛然而止。机关党委康书记的声音在广播里响了:“今晚澡堂,九点半照常开门!”工地上响起了一片欢笑声!

      总厂机关的行动,象给平静的水池,投下了一块石头,波浪迅速传到四面八方。各分厂职工,纷纷请战,要求加入到“志愿兵”的行列。汹涌的“浪涛”顶不住了,干脆,各分厂轮流上岗,统一指挥!

      基坑很快挖出来了,初战告捷。砌边墙咋办?工人们在全厂10多公里范围,到处收集石料。一刹时,工地上叮叮当当,奏起快节奏的协奏曲。岳异来到一个正在清料石的工人身边,亲切而又好奇地问:“小师傅,你这手艺哪里学的?”“厂里!”岳异心想这机械工厂哪来石工?“谁教的?”工人望着这位陌生的老头顺口而出:“岳异。”把老头逗乐了,他接过小师傅的手锤、钻子,在料石上打了打,还真打出了一条纹路。“小师傅,不错,岳异教你多了一套本事呀!”

      边墙,被这些“新石工”砌好了,是楞是线,还真修出了点水平!

      又是一个漆黑的夜,总厂机关干部拉开了打池底混凝土的序幕。工地上灯火通明,搅拌机提高了嗓门在欢唱,岳异也和大家一样,推起小车,在穿梭的人群中挤来挤去,脚上、腿上到处沾满了水泥浆。

      人群在欢笑!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从1977年11月到1978年6月,7个多月,一个50×25×2米的标准游泳池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接着,跳水池、十米跳台、儿童游泳池、看台,都很快地建成了!

      盛夏,夕阳西下,晚风轻拂。游泳池里,人们在劈波斩浪,看台上笑语声声。老爷爷抱着小孙女站在看台上,让她在找游泳池中妈妈的倩影。小孙女不断地招着小手,向着来回游泳的妈妈,直喊、直叫……

      一个时期,游泳池成了议论的热点:这也许是挽留“走资派”的一丝深情;这也许体现了工厂领导对群众的一片赤心!

      也有另一种伺机而动的暗流。

      一个时期,“整人”靠八分钱邮票,“大有可为”。岳异修游泳池“破坏生产”的控告信,一封接一封地直飞北京。

      中央领导同志收到信后,极为重视这桩“大案”,铁道部急派工作组直奔四川。厂党委召开紧急会议接受检查。

      据说岳异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独断专行拉用基建材料修游泳池,到四季度完成基建任务占年计划的百分比很小很小。

      党委委员一个个瞠目结舌。修游泳池是岳异来厂之前就定的事,这次要修也是大家定的,他还没取得“独断权”的荣幸!现在,也不是岳异一个人的错误,简直是人妖颠倒。

      工作组查证结果:游泳池全部材料费共用10多万元。到年末,工厂应完成的基建计划可全部完成。

      岳异呢?既冷静、又风趣。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啥法。要允许说话,你修游泳池没有向部里报计划,难道不是错误?应该请求处分。”

      游泳池风波,以岳异作书面检讨、主动扣发一个月奖金、通报批评而告终。

      这些年,耸立在车城的十米跳台,它从台顶不断发出信号,传向四面八方。游泳池经常锣鼓喧天,喜讯频传!

      1985年、1986年,这里,先后两次被评为全国先进游泳池。光荣地被国家体委、全国游泳体协授予锦旗两面。

      这里,已成为资阳县、内江地区业余游泳体校的训练基地,甚至省游泳队也来这里训练。内江市体委给厂里送来了“未来冠军摇篮”的锦旗!

      这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竞技场,不光厂矿企业、地区、县里在这儿举办各种游泳、跳水、水球比赛,四川省企业杯游泳比赛就在这里举行。甚至铁道部也在这里举行了全路工业系统的游泳比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都以惊奇的口吻到处探问:“这游泳池是怎么建起来的呢?”工作人员答得很简单:“这是我们职工自己动手修起来的。要问上层决策的事,最好找岳异!”

      然而,岳异呢?他早已调走、离休了。

      时光流逝,又是一个桔红鱼肥的季节,迎来了建厂25周年。

      游泳池碧波荡漾,它记录着工厂的创业史!

      岳异应邀回来了。那位老战友、当年的“走资派”带着小孙女看望他来了。“老厂长,还那么健康!”

      “你这位‘走资派’怎么又回来了呢?”

      “人就那么怪,在资阳,我想回去,故土难离呀!回去了,又念资阳,故地难忘呀!再说,留在厂里的儿子、孙子都变成四川人了,他们还愿回去?现在我这不满10岁的小孙女,一口气已可以游150米啦,这游泳池我还想游几年哩!”老战友一口气从过去讲到未来。

      “爷爷,你吹什么呀!我们少儿游泳班已培训1000多人啦,游150米算啥呀!”小孙女不高兴了!

      可两位老人却舒心地哈哈大笑!

    •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56) 新厂长上任

      56 新厂长上任

      1977年4月,岳异调来431厂。

      岳异是位老新四军,“文革”前的十一级干部,长期从事兵工厂工作。解放初,任铁道部肖山机车车辆工厂党委书记。“文革”中,把这样一位老同志定为大连市三人反党集团,被造反派打翻在地。

      大连工厂某车间管工班,新分来了个老工人,头发稀疏、灰白,中等瘦高身材,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在略带皱纹的圆脸上,显出庄严的神态。他来到班里后,机智灵活,主动积极,见啥干啥,不怕脏累。就是很少说话,常常陷入深思。

      老头儿每天来得很早,从不缺勤,大伙还没上班,打扫卫生、准备工作,他就干开了。班长过意不去,有意提前上班,一看,老头早已到了。

      老头儿是谁?岳异。几多风雨,他竟顶班干了整10年。

      岳异怎么去的资阳工厂?

      “四人帮”垮台,岳异从“死老虎”变成了“大活人”,铁道部请他去谈工作。

      岳异到北京前,就有消息要调他到资阳工厂,给亲友带来过一阵骚乱和不安。

      “在车间含冤10年,如今虽不讲索赔,总不能分配到山沟沟呀!”工友们发出了不理解的责难。

      “你的子女当了10年知青,儿子都当上生产队长了,看哪个干部的子女还没回城?到资阳去,也不为子女想一想?”朋友们为他鸣不平。

      “晓得哪天又搞运动,你一个人远在四川,哪个来照顾你。”老伴总结了历史经验,想得更远一点。

      北京,车水马龙,阳光灿烂。这次岳异又安详地徜徉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苍松翠柏,花团锦簇,一群和平鸽,从天安门城楼掠过,激起他心潮起伏:我这有生之年,还能为祖国添点什么色彩呢?

      部工业系统的领导找来了岳异,宽敞的办公室里,一株绿色盆花有半人高,傲然屹立在墙脚。

      “从工作出发,资阳是个新厂,确实需要象你这样的老同志去创业。这些年,你够委屈的了,从你个人讲,应该照顾你留在大连,当书记,怎么样?”

      领导意外的安排,使他反而特别冷静,大连工厂的情况,他再清楚不过了。“领导班子刚调整不久,有的患重病。我调整进去,人家就要再调整。我能去伤害已经被深深伤害的同志吗?留大连就不工作了,要干只能到四川……”岳异当机立断,作出了违背大家意愿的选择。

      岳异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地赴任了。

      4月,川西平原一片翠绿,郁郁葱葱。挨过饿的人,喜看这丰收景象,令人倍加振奋。

      资阳工厂派小车去成都接岳异同志,小车飞驰在成渝公路上,早早去为新厂长(后任书记)的到来作好安排,我想:新厂长第一次到四川,在成都得会会朋友,拜访一下兄弟单位领导,对这个文化名城,也应观光观光。所以我在路局招待所备了饭,准备了房间。

      火车徐徐进站,一位身穿灰色涤卡、提着一个旅行皮箱的白发老头,挺着胸走了下来。“是岳厂长吗?”几个人迎了上去,热情寒喧。都以为有人陪送,行李还在车上。软席车上的人已走空了,大家才意识到新厂长是一个人踽踽独行。

      “先到铁路局招待所?”司机问了一句。

      “干什么呀?”岳异同志问。

      “先休息休息,吃过饭再安排一下日程,在成都总得呆两天吧?”我说明事先作好的安排。

      “在车上已经吃过饭了,我在成都不用停留。你们另外有事吧?”这样,一出站就上路。

      新厂长豪爽的作风,使大家一点也不觉得拘束,一路上谈笑风生:“岳厂长,你这是单刀赴会,单骑闯巴蜀呀!”

      岳异同志带着诚恳的口气说:“闯巴蜀,我只有一票呀!一家人、亲友都反对。谁叫你是共产党员呢?”停了一会,他关切地问:“现在工厂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大家沉默了一会,说了句真话:“问题嘛?都说资阳工厂的‘走资派’太多了!”

      岳异同志大吃一惊,回头望了望大家:“都打倒‘四人帮’这么久了,哪来那么多‘走资派’?”

      这一问,问得大伙都笑了,司机立刻解释了一句:“他们是说想从资阳调走的‘走资派’。”

      “为什么?”

      “你去了就知道了。大家都想走,你还来?”

      “真会有这么严重?!”岳异在心里划了个问号。

      岳异本来安排在招待所吃住。

      他却天天拿着饭盒到大食堂打饭。这天,他正把菜端回房间,在挑除菜里的辣椒时,一位老战友走了进来,看着他挑出的一些辣椒,吃了一惊:“唉呀,厂长,你这浙江人怎么受得了这罪?不可以让招待所单独弄点菜吗?”

      岳异一面招呼老战友坐,一面搭讪着表示:“我当了10年‘走资派’,现在可不愿再当‘走资派’了,来了就要下决心当个四川人,久了,也会被辣椒征服,会觉着有味道的。”

      老战友不以为然:“你刚来,当然不愿当,我可要当,你就放我回去吧!”

      “老伙计,你也当真想走呀?”岳异不解地问。

      “怎么不是当真,我来的时候,父亲也一块来的呀。已经十来年了,仍是马路旁边就是农田,还经常有人下河洗澡淹死人……”

      这个厂的骨干,都是铁道部下令从全国各个铁路工厂调来的。故乡明月好,确实大都是来谈想走的事。岳异趁这个机会,干脆征求一下老战友的意见:“从长远看,工厂还得乡土化,靠本地职工。等他们基本技术掌握后,我看可以放人,眼下,应该多为大家办点实事。”

      客人走后,岳异收拾好碗筷。站在窗前,一列东去的列车,带着一缕白烟,由西向东驶去,白烟慢慢消失在远方。岳异被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困扰着,除了抓产品、抓质量,在生活设施方面要不要把游泳池先修起来?早都说要修,为什么不下决心先干起来呢?

    •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55) 室友岳学鑫

      55 室友岳学鑫

      我在三分厂没呆多久,就调总厂作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是由铁道部调来的、管劳资的一个老处长;副主任王育栋,是铁道部工厂总局调来的;还有岳学鑫,是铁道部办公厅调来的。

      岳学鑫,四川巴县人,四川省教育学院毕业,和我的老朋友刘德彬、兰国农同学。在铁二局人事处工作过。我调去后,和他同住一个套间,一人一屋,朝夕相处,十分融洽。他家住北京,当然常提到回北京的事,你想呀,我们算是长期分居的难兄难弟,一谈起分居的难处,真象子期遇伯牙,是知音呀!对那些从没“享受”过分居“乐趣”的高管,真是喋喋不休,牢骚发个没完。

      没过多久,老岳调回铁道部办公厅当他的秘书处长去也。从此,只要我去部里开什么会,这位室友,总是关心备至,天转凉,一堆毛衣就送到招待所来了,问寒问暖,有求必应。即使我退下来以后,我路过北京,送往迎来,登卧铺票,一切难事,全包了。室友不弃,感激铭心。

      他退休后,在部史志办帮助工作,又给了我许多帮助。《铁路春秋》发了我几篇稿件,都有老岳的功勋。我写《岁月回眸》,承老岳指出谬误之处,这我才发现他的文学修养不错,基本功十分扎实。但我还没觉悟到他是“才子”,最近,收到他的《成都怀旧》等长篇大作,惊觉他是深藏不露的瑰宝;近又收到他有关歌颂奥运的诗作,我在电话上惊讶地问他:“你是学语文的吧?”非也,学数学的。这就更添惊奇了!

      我写的是《岁月回眸》小品,不能引用他的长篇大著,我觉得他的两封来信,十分幽默、调侃,既见文字功底,又可窥其文采、胸怀,特摘要附录于后,并略选其作品一、二首,小中见大。建议今后老岳的作品汇集成册,让大家共享。

      附信一

      崇俊老首长:您好!

      在431厂办公室,您是副主任,我是秘书,您是顶头上司,我是直接下属,称您为老首长,一点也不冤枉您。当然,称老首长,表示上下级关系,难免不敢随便;称同志,只是工作关系,说话也要注意分寸,不能口吐狂言;称老胡,说明是朋友,可以无话不谈,包括发牢骚,指时弊,评古论今,歌功颂德,不会互揪辫子。所以,还是称你为老胡吧。

      奥运会期间,有时心血来潮,写了几首打油诗词,家人自告奋勇,用电脑打印出来,今寄上一份,请予指正。有两首好象已经抄寄给你过了。学着写旧体诗,完全是为了自娱,写得不好也不会有人追究。你看完了,哈哈一笑,扔进字篓,它的使命便完成了。

      岳学鑫

      附信二

      老胡:你好!

      兹将我写的《成都怀旧》送请指正。这是一篇游戏文章,没有什么用处,读之或可消痰化食而已。去年,与原铁二局的一位同志在电话中闲谈成都优点,我顺便说了几句顺口溜,如“访武侯(祠),游草堂(寺),登望江(楼),觅青羊(宫),总府街头,春熙路旁,信口唠叨,信步徜徉”之类,他怂恿我写出来,以便读之可引起回忆。于是草率成篇,竟有四千来字,真是王大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那天在电话上我念了其中几句,想到你或许不会嫌弃,愿意览读评说,便让丑媳妇见公婆,抄寄给你。

      有时手痒,还学着写点旧体诗词。今寄上五律一首,七律二首,沁园春四首,并请雅正。五律《自叙》中间两联是我的真实写照。所谓能饭,是说还能吃一点饭,而不是食量较大。睡觉还可以,不大失眠,因此,不晓得什么叫愁,想得开。出门后,走路有些困难,便觉得自己确实老了。打开书本,专心阅读,就把忧虑抛在九霄云外。有点自己安慰自己的意思。

      写这些东西,是为了自我欣赏,很少示人,见者仅三五知己而已。吾兄,直友也,谅友也,多见多闻,故不避浅陋,贸然送上,或不我罪,岂非一大快事也乎?

      老岳

      附诗词七首

      自叙

      四时春复秋,白了老年头。

      能饭殊堪喜,贪眠不晓愁。

      出门须觉老,开卷即忘忧。

      莫道天堂好,人间最可留。

      奥运开幕 二首

      良宵盛会喜空前,笑对熊熊圣火燃。

      块块金牌来日举,年年好梦此生圆。

      天心竞放花千朵,场内徐升旗五环。

      奥运之歌谁敢唱,莎拉女士与刘欢。

      我心激动更无前,仰视星空焰火燃。

      四海健儿争胜负,五洲选手庆团圆。

      歌声缥缈刘三姐,舞影婆娑杨玉环。

      当谢艺谋总导演,荧屏面对万民欢。

      男女乒团双摘金

      男女乒团双冠军,六人定是智多星。

      马琳王皓擎天柱,常胜将军王励勤。

      郭跃王楠折桂手,青年战将张怡宁。

      须眉巾帼同辉耀,奥运北京天地春。

      满江红 奥运开幕

      圣火熊熊,鸟巢里,欢呼未歇。人十万,心潮澎湃,兴高采烈。选手可擒山坳虎,健儿能揽天边月。去赛场,夺冠举金牌,雄心切。

      病夫耻,虽已雪;强国志,何曾灭。五环旗,插遍水湄山缺。四海频传颁奖曲,五洲腾沸加油血。看姚明高跳远投篮,冲天阙。

      西江月 中委女排之战

      首战旗开得胜,人人奋勇争先。对手认输零比三,且看谁家夺冠。

      蕊蕊快攻似箭,冯坤严守如磐。忠和教练笑开颜,来日稳操胜券。

      西江月 男女体团两获胜

      又见体操获胜,神州万众腾欢。女团继后男团先,祝贺双双夺冠。

      教练队员相庆,莫忘队友桑兰。无缘参赛若干年,今日无忧无怨。

      西江月二首 百米新纪录

      九秒再加六九,飞人成绩翻新。果然石破又天惊,百米传来喜讯。

      选手博君尔特,美洲牙买加人。今宵又把金牌赢,四海弹冠相庆。

      人体有无极限,专家自可探寻。愿将纪录再提升,科学原无止境。

      老博强中强者,美欧早已驰名。奖牌此处再添金,零八北京奥运。

    •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54) 难得糊涂说“通勤”

      54 难得糊涂说“通勤”

      我去431厂那一天,在资阳火车站下车,先去县城厂招待所。人事组一位同志,见我有行李,知道是来厂报到的。他说:“先等一下,等厂里有便车出来,好把行李捎进去。”一会来了个卡车,他说:“上去!”行李和人都上了车。汽车开过“滑子桥”不远,停了。司机叫下去,我把行李卷丢在公路边,抬头一望,水田,竹林,农院,这厂在哪里呢?

      经打听,“狮子山”有幢红砖宿舍楼,总厂机关就在那里。我拖着行李上去,到干部部交了材料,算是办了入厂手续。到哪去住呢?谁知道?自己去找吧!

      和我同去的铁二局李鄂辉同志,他本事真大,竟找到了。在哪?一分厂“长沟”里边,有个正在修建的车间,大门左手边,有个变电房空着,连着两间小屋。一间已经有一对夫妇抢先住了,旁边一间,老李找了几块木板,再垫上一些稻草,不就成了一个通铺。这个“草窝”,成了我们新来的六、七个人的大床。在这一般人都难找着的山窠窠,安了家。

      我先分配在管建厂的工地指挥部,后分在三分厂。431厂,下边原设了九个分厂,分在十多条山沟里,备战嘛,“靠山、分散、隐蔽”,后合并成七个分厂,厂与厂间,最远距离是十一公里,每个分厂都有独立的生活配套设施。如果不考虑战备,这种布局,是很不合经济核算的。

      我是奔着“通勤”这点优越性,来431厂了。“通勤”,三分厂最难。那就先讲我在三分厂“通勤”的一点情况。礼拜六,刚上班,“通勤”职工,就象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打听有没有什么车进城!进城,至少十公里,咋走?只要有车进城,求爹爹、告奶奶,爬上去就行,哪顾得别的什么规矩!人到车站,忍饥挨饿,日晒雨淋,活该!

      全厂加起来,通勤的人上百,即使你挤上了火车,能有座位吗?望呀!望呀!火车过了龙泉隧道,成都平原,一片开阔,火车的哐嘡声,象给我们这伙通勤人,奏响了迎宾曲!

      火车到站了,该高兴了吧?快到家了,我们来个“载欣载奔”,跑啊!跑去赶公交车?哪有呢?跨过水沟,大片大片的菜地,又窄又小的田坎,才奔跑了几步,大汗从脸上直往下掉,头重脚轻人在晃,跑不动了。挨到家,老妻看着我那狼狈像,快找吃的,她说:“这叫低血糖。老头,通勤的味道不错吧!”

      老头回家,更给老妻添乱。缝补点什么?吃喝点什么?回去带点什么?三个什么,够呛!我呢?能帮点忙不?厂里同仁,大家拜托的事一大堆,帮他们给亲友送点油、糖、花生什么的,帮忙去跑卧铺票,买点什么缺俏物资,打听点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向,一上午能跑完吗?

      吃完午饭,睡个午觉。不行!谁催命了?我得赶快到车站弄个回去的火车“坐号”,我还能在车上站几个小时?“坐号”能拿到吗?通勤的那么多,人家看着就烦!要遇上认识的站长、客运室主任,还有门。有时,我找人弄张公用免票去要。反正,没法,脸厚。

      有次,车晚点,晚上十来点才到站。我们回三分厂的有六、七个人,还有两个女学工,天上有两颗星星该多好,总有人照看一下嘛!硬是漆黑!好在是公路,走着走着,两个女学工喊:“走慢点,实在走不动了!”走累了,不晓得哪位发牢骚:“一个工厂,把他妈的个分厂修得这么远,见鬼!”有人不高兴了:“唉、唉!这是毛主席的‘山、散、洞’方针,莫乱说!”有人象是在解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错不了!最多,是贯彻问题,不过交点学费……。”好容易走到三厂,过十二点了。夜深人静,昏暗的灯光,象是在欢迎这“通勤”凯旋的英雄?

      礼拜一,刚上班,通勤人,不小心脑子一闪,又开始担心起礼拜六的事了!

      写到这里,又触动了点情绪。人,总不能没有“家”,不信,让你在街头流浪一天试试,难道我就愿当这“通勤”职工?

      通勤职工的这些困难,后来有改善吗?当然!我们后来随身带一个可折叠的凳子,总不用站着乘车、不用去要“坐号”了吧!后来,工厂安排了车接站,厂里开了厂内公交车,定时定点,买票上车,再不用去求人了。你问我还想不想通勤?

      老妻已病逝快20年了,温馨的港湾,没了!

      还争取去431厂吗?可能!

    •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53) 我去431厂

      53 我去431厂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当权的都成了“走资派”,我们这个总指挥部,找不到领导人了。有次,我去找熊宇忠副总指挥诉苦,他说:现在中共中央西南局是程子华同志负责,你是不是找他商量一下。

      谁想见西南局的主要领导同志,我估计得先约时间吧。可我方便,程主任和我门对门办公,我把办公室门大大开起,看见程主任上班,我一脚就跨进去了,连秘书胡克新同志都不用通报。我站着象开玩笑似的说:“程主任,我们找不到头了,你就管管我们吧!”你以为程主任会生气吗?哪能呢,他笑嘻嘻地给我回答:“你那里我咋好管哟!”这句话听起来,让我有点失望!接着他补充了一句:“不过,有难事找我就是了!”这一句,可把我听乐了,我高高兴兴地退出门。

      别高兴得太早了,不久,程主任被揪斗了,还找谁?

      再往后,党政机关基本都瘫痪,西工指也瘫了。随着新生红色政权的建立,干部都在重新安排工作。我们办公室的邵善臻同志,回铁二局上班。我咋办?铁道部资阳内燃机车工厂(简称431厂),是一个正在新建的厂,是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和“靠山、分散、隐蔽”建设方针的产物,西工指的政治部干部部长黄书存,奉调到这个厂作副书记,同时还从西工指调去了一些干部,他们告诉我:资阳距成都不远,礼拜六可以“通勤”回家。我和老妻长期分居,这“通勤”的优越性对我很有吸引力。加上老妻在省人民医院作过多次骨髓穿刺,确诊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造血功能出了问题,属于恶性病变,如果离成都远了,咋照顾家呢?除了去431厂,还有一个当然的去处,就是回铁二局。可铁二局机关在甘洛,山区,较远,太可怕了。于是我去找黄书存同志,要求去431厂。黄说:“你要来,得通过三线建设的领导机关同意啊!”我说:“这好办,现在省革委生产组是钱敏同志在管,我带你找钱敏同志去。”这个生产组管什么?相当于原来计委、经委、建委的事,全管了。钱敏同志在当三线建委副主任时,爱人没来,是单身。打成“走资派”靠边后,偶尔也来我们办公室坐坐,他解放了、安排工作后,曾给我讲过:“我已经出来工作,你们有难事找我就是。”有天下午,都下班了,我领着黄书存找到钱敏同志,谈了谈我的困难和想到431厂去的事,他连我的申请看都没看,就签了“同意”两个字。这一关顺利通过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还不行,我的人事档案资料在铁二局,还要打通这层关系,当时铁二局机关在甘洛,离成都很远,咋去?有一天,高科约我到他家吃饭。高科是谁?原铁道部二设计院政治部主任,后调西工指任科工部长,听说让他到431厂作书记,他不去。他请我吃饭干什么?原来他是请铁二局政治部主任陈晋同志吃饭,请我去作陪。

      席间,高科同志问我:“老胡,你准备去哪工作?”我说:“想去431厂,听说二局不同意!”其实这句话我是随意说的,高科马上指着陈主任说:“陈主任在这里嘛!”接着,我向陈主任说了说我家的困难。他说:“应该照顾。你到局里来找我就是了。”

      不久,我到甘洛去办调转手续,乘火车,下午到的。在招待所住了一夜,晚上和政治部办公室的同事吹吹牛,大家希望我留下来,不走。第二天一大早,刚上班,我走进陈主任办公室,一句话没说,他就签了字。我们在高科家吃饭时,他承诺的事,慷慨兑现了。

      我,如愿以偿,就近,去了431厂!

    •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52) 摘地主帽子

      52 摘地主帽子

      黑五类、地主婆、精神病!这些年、这恶梦、这苦难!长萦心间,驱之不散!

      1979年,打倒“四人帮”几年了,我常为自己“评成份”。我父亲一辈子当职员,母亲是小商,解放前三年已没什么土地了。主要生活来源,都是劳动所得。老妈这地主帽子,到底戴得对不对呢?这过去从不敢想的事,现在我突发奇想。

      我老家垫江县,属涪陵地区管辖。恰好,我有个熟人在涪陵地委工作。我去信问他,这成份问题可不可以改啊!他不知道凭什么回信说:“可以改,正是时候。”

      我向厂党委书记岳异同志说明情况,他觉得我讲得有理,他说:“去就去吧,算我派你去。”岳书记爱人陈厂长知道这事后,她出于关心和爱护,劝了我几句:“这些年,谁也没把你这出身问题当回事,你现在还去找这麻烦干什么呀?”陈厂长讲得有情有理。我说:“没啥,就是气不过,心里憋得慌!一想到这些年的遭遇,就是想问个青红皂白。不为啥!”

      我乘火车、换轮船,风尘仆仆赶到涪陵。有幸见到了秘书长。秘书长向书记转达了我的来意。听介绍,书记是新提拔的一个年轻干部,他明确表示,请秘书长打电话给垫江县委,让他们复查一下。

      我马上换乘汽车,翻山越岭,回到垫江。我堂弟有个邻居是副县长,我特地到他家拜望,问他知道这事不?他说:地委确实来过电话,县委很重视,已指定专人复查这事。查什么?我家历来只有一个佃户,一问便查清。事容易查清,可问题越问越吓人,这“土改”的事谁敢碰?谁负得起责任?县委又向地委反复请示,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县委书记安慰我说:“问题已经查清,文件正在打印,你先回去,材料我们给厂里寄去。”我真高兴,这天大的难事,办得真顺利。

      回到厂里,一大早,我闯进厂政治部主任李副书记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就问他:“垫江发来什么文件没有?”“来了!”我毫无顾忌地表示:“好了,这回真没白跑。”李书记拉开抽屉,把文件找出来递给我,指了指,你看看这后边两句。我接过打印的文件一看,李书记说的两句话,是平时惯用的名词,叫“留尾巴”。文件承认我家属于错划地主,但鉴于“土改错划”,中央没有正式文件,等有了文件后,再作处理。四平八稳,上下左右谁也没有得罪,谁也不负任何责任。只是对于我,等于不说。

      这事咋办?李书记再没说一句话。潜台词是:地方政府都不敢表态,叫我有什么办法!

      我不服气。一次,我到北京出差,上班的时候,在路上碰见铁道部办公厅主任老孙同志,我拦着他讲了这件事,他以一种打抱不平的架势,告诉我:“把材料交我,这事我来办。”我遇上了救星,痛快。不久,部里把我的材料转下来了,刘部长在材料上批了几个字:“象这样的事到底该怎么办?”问谁?李副书记更有话说了,连部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能知道?

      我仍然不死心,中央不是天天讲:“有错必纠吗?”我到北京参加谷燕民同志追悼会,利用这次机会,我走访了中组部,要再没有结果,我就死心了。可中组部就是不一样,看了材料,问清情况,大笔一挥:“应按中央指示精神,实事求是予以纠正。”盖了个来访专用章。我如获至宝,这不就有了中央精神了吗?

      下一步咋办?想来想去,对口,找省委组织部去。一位处长接待了我,他看了材料和中组部的批示,听我介绍了情况。他说:“你把材料留在这里,我帮你办!”我提心吊胆地提醒了他一句:“这东西丢不得呀!是我唯一的命根子啊!”他说:“不会,过两天,你再来。”过了两天,我先跑到他门外等着,一见他上班,就堵住他。他说:“你这些东西,我让三个部长都传阅了,我正在拟文件,内江、涪陵地区、你们厂,一家一份。文件中我加了一句,限期将处理结果报来,你放心了吧!”果然,不久涪陵地委给我厂里党委发来了函,正式给我妈摘了“地主”帽子。我的“出身”问题、女儿的“狗崽子”问题,通通都完满地得到了解决。“气不过”的气,烟消云散。

      几年后,我再次见到我涪陵地委那位朋友,他主动地向我握手称谢,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你帮我们地区办了件好事,那时,‘土改错划’,是禁区,谁都不敢碰、怕触雷,你这问题一解决,该办的冤案,大都办了。”

      我老妈平反了,她能再迁回成都吗?县公安局表示:“可以迁,要成都来个准迁证。”好,到成都派出所去办,人家说:“已经回乡的不能再回城。”那时,城乡是二元结构,还没人敢讲“一体化”。

      现在,大讲孝顺父母,我是个独生子,这个伤残老妈,总不能不养吧?幸好,我们居委会主任李伯伯,了解我家情况,一脚一手包办。先是居委会向派出所申请,报公安分局,再报市公安局,终于发了准迁证。我专程去垫江,把老妈接回成都。

      老妻来车站接车,多年不见,发现这老妈不用拐杖,已不能走路。后瘫痪不起。

      1991年老妻脑溢血病逝。1992年老妈走了,死时因长期卧床,手脚已不能伸直。她艰难地走完了大半生“地主”、小半生“非地主”的人生。

      年轻的朋友们,我讲了这些,你们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不懂、无聊。不懂吗?那是社会历史。无聊吗?那是无奈!

    •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51) 我的出身

      51 我的出身

      出身、成份,这两个词,是我1950年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填表时,才碰上的。那时,我没学过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区还没土改,真的弄不清。

      怎么填?“出身”这一栏,我看大家都不愿填“地主”,那我来填一个吧!好奇、冲动,什么原因,我说不明白。“成份”,当然填“学生”。你们以为我在讲笑话?没撒谎,千真万确。

      我曾经听人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说几个领导研究上报“右派”名单,算来算去,还差一个。有位领导和我不懂“地主”一样,不懂什么是“右派”?随口说了一句:“把我报上吧!”

      我父亲长期在电报局工作,解放前,当中学英语教师。因父亲抽大烟,母亲还兼作小买卖,卖点日杂用品维持生活。家中原有点地,因我读书早卖了,余很少。在县城租房住,临解放前不久,伯父在城墙脚不远,修了个土墙茅屋,邀父亲搬去同住。因地处农村,我家一下变成了农业人口。最初评为中农,减租退押评为富农,土改时认为我家生活较好,划为地主。我出身没有填错。

      我是独生子。1952年父亲病逝,农会同意我母亲迁来和我同住。五十年代,我国举行第一次人民代表选举,老妈经审定有选举权,光荣地领取了雪白的、盖上大红公章的选民证。你别看老妈不识字,她知道有选举权,她已变成了“公民”,对选民证保管得可好了,用红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从这以后,几乎任何一次公民选举,她都有选举权,她那存放选民证的小包,加上了一张、又一张。

      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那时我在贵阳。妻单位有人站出来给她打招呼:“你家婆婆是地主,应该遣回原籍,早走早主动,省得别人找麻烦!”天哪!有选举权的人,不算公民,还是地主?妻自己都说她脆弱,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办。她从没去过我的垫江老家,这次,她孤身一人,送老妈回家,往哪送?县城我有个堂哥,那时老妈已六十多岁了,就寄在他那里,托他照看一下吧。到县公安局上户口,人家掌握原则,地主一定要回农村安置。好不容易,又找到我家住农村的一个堂弟,在他家总算落下脚。妻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返回单位,如释重负。为啥?不是早走早主动、少麻烦吗?

      老妈在农村一呆十多年,认认真真劳动改造,不慎在一次田间干活时,摔断了腿。堂弟来信,说已送县人民医院,后又说已经痊愈出院。真的好了吗?断腿没有接好,错位愈合,人要拄拐杖才能挪动,成了残废。这次老妈受伤,我没回去,为什么?她是地主,一个共产党员能当地主分子的孝子贤孙吗?据说现在某名牌大学称,不孝顺父母的不予录取;我这不孝顺父母的人,还有资格当共产党员吗?人变成了双重人格,难呀!

      平时,我是怎样奉养老妈的呢?寄钱养她,有个划不清阶级界限的问题,咋办?为这事,我专门回去了一趟,找了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记得我是到书记家去拜访的,我主要的问题,是每月给老妈寄多少钱,才能得到农民认可。不然,老妈还在过地主阶级的生活,我咋向组织交代呢?这位书记好象没听懂我的话,他没有经历过我的处境,没有我作为党员的顾虑。他关心的另外一件事,他说:“你只要不欠生产队的口粮款,我们保证分够她的口粮。”唉呀!答非所问呀!于是我自己划了一个杠杠给他说:“口粮款,我保证按时交纳,我每月另给她寄10元生活费,高不高?”懂了吗?我怕的是我给老妈钱寄多了,他们有意见。他这次好象意识到我专程来访的原因了,他非常轻松地讲了一下过去:“你们家,我知道,是贫民,评成份的时候,一轰而上。我们没把她当什么,你放心,寄10块钱可以嘛!”从此,我按照书记的认同,每月给老妈寄10元生活费,按时给生产队寄口粮款。

      过去的事,有的说得清,有的永远说不清。

    •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50) 精神病女儿

      50 精神病女儿

      1972年,为便于照顾受刺激的曾丹娅,我们商议,将她调回成铁中心医院,因老妻在那里工作,比较方便。

      一个人,如果人家把你认为是精神病,正常也会变成“非正常”。一次,成都闹水灾,丹娅冒着危险,骑车冲过深水,去到医院,一位领导看见她那狼狈的样子,转身就骂:“神经病。”

      丹娅失眠,老妻让她住院调整一下。不两天,有人认为万一“出事”,负不了责,坚持要转送精神病医院。1973年6月,丹娅被送入营门口精神病医院,戴上了“精神病人”的帽子。从此,不少人开始把她当“太空人”看待,异类!

      精神病院就那么好住么?这里,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有的抑郁,有的狂躁,有的吵闹不休,让人恐惧。女儿那么小,那么清醒,进精神病院是最佳选择吗?最近,我偶然翻到了老妻关于女儿住院的几段日记:“1973年8月5日。送走了丹娅,心情非常沉重,在路上丹娅说:‘又好象小时候送我去托儿所一样,送到了你就走了,他们又把我关起来。’丹娅说:‘我好可怜,怎么得了这个病!我希望你天天来看我。’又说:‘你哪有那么多精力,哪天你病了你就不能来了!’‘我好害怕那些医生、护士,我一闹,他们就要把我捆起来。’我说:‘你不要闹嘛!’她说:‘我觉得闹一下才舒服,我还是去上班,还会好一些。’”天哪!这就是一个清醒的精神病人对“住院”的真实感受!

      应医生的要求,老妻到病房去陪丹娅住过一夜,看老妻是什么感受。“1973年8月12日。10号下午去医院看丹娅,江医生把我留下来在病房陪丹娅住一夜,那一夜真是不平凡,整夜一会有人哭、一会有人唱、一会又有人在不停地走来走去……第二天,看见丹娅做完针刺治疗,就一道回家了。”

      我计算了一下,丹娅1973年住院到1988年回家,先后断续上班4年,住院11年,回家后和家人一块生活了20年。这里,再看老妻的另一段日记:“1973年8月8日。我想能否接她出来几天,叫渝宝回来照顾一下,不好,再送她去医院。老胡不在,真急人!病情为什么愈来愈发展,是病本身的发展还是进了精神病院的刺激,她本来最害怕患精神病,住进去了,就一定得承认是这个病,这会引起别人更看不起她,的确是可怕的。我想,让她回家来住,环境总比医院好,住川医怎么样?人真是没有了主意。正象丹娅说的,她为什么要得这个病,为什么我们家要碰上这样的问题?医生说丹娅病程太长了,是我这个做医生的妈妈把她耽误了,真是这样的吗?太可怕了!”

      “人应该经得起考验的,是的,考验是痛苦的。人都希望下一代比自己更幸福,可是,丹娅为什么又这样的不幸!”

      “人的感情不能太脆弱,要坚强,人就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要生存下去就得斗争。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中心就是要斗争,在人生的征途上是会碰上各种各样的问题,决不能做软蛋!但我自己毕竟是太软弱了,一切只怪自己,总是息事宁人的态度,不然孩子们也不会这么脆弱,这样胆小,造成这样的结果!”

      “是的,医院里太冷酷了,病人和医生没有真正的同情,她多需要温暖啊!还是接回来吧!”

      平时,我们常说:声声血、字字泪。这哪是日记?这就是见证。

      其实,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太希望她能痊愈了。出院、上班、停药、翻病。多几个反复,病情就更严重。

      1982年初,有天夜里,老妻看见丹娅忽然从厨房拿着菜刀出来,幸好她警惕性高,马上退回另一间屋,把门关上。她在外把房门、桌子都砍烂了,惊动了四邻。邻居故意在外敲门,高声大叫,转移她的注意力,闹了一夜,等我接到电话,下午赶回家时,她已安安静静,若无其事。我问她:“你昨晚干什么了?”她说:“我一时糊涂,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她特别强调:“妈妈头上的包,可不是我打的!”还说:“糟了,爸爸回来,一定要把我送派出所关起来。”她现在一句也没说胡话。

      那些天,弄得我和老妻晚上不敢回家,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再糊涂”,虽然她一再要求不去精神病医院,最后,只能强迫把她送去“关”起来,一“关”四年!

      有次,老妻在报上看见宝鸡某医院,可以用动脑手术的办法,治疗这种狂躁型的病人。可怜天下父母心呀!她又独自一人去宝鸡、上西安,找医生、求良方。她西安四军医大学的同学劝导她说:“这种手术还不成熟,可能留下重大后遗症。”怏怏而归。

      丹娅住精神病院,用过各种疗法,如电休克等,病人十分痛苦!用过各种新药、贵药,每年费用高达一万多元。后转入成铁局夹江精神病院,用最古老、最便宜的药氯氮平(二、三元一瓶),半年后出院。医生一再讲:“这病只能控制症状,不能根治,回去药吃维持量,不能停药。象这种病人,回家过正常人的生活,是最好的治疗。”

      这话能信吗?

      二十年了,病情稳定。

      我们的白衣天使们:如果早有人这么简单告诉我,我们能受这几十年折磨吗?女儿能受那么多罪吗?

      这二十年,丹娅只要有我在一块,不论远近,她都去;没我同行,再近也不去。慢慢,我认识到,没我,她没安全感,害怕,有“迫害妄想”。从此,我认真陪她,形影不离,我自称“模范爸爸”。我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我不照顾好她,咋对得起她死去的妈呢?”

      老妻生前,把女儿生病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脆弱,她用毛主席三个“不亦乐乎”的教导,鼓励自己坚强。老妻啊,前几年,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留下名言:“违反规律,何乐之有?”你是如此听毛主席的话的好党员,何错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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