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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歲月回眸 (41) 调总指挥部 -- 内燃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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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41) 调总指挥部

41 调总指挥部

三线建委、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这两个单位,有人弄不清。

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领导三个单位。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简称西工指)、西南铁路建设技术委员会、西南铁路建设支援委员会。

总指挥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副总指挥有:吕正操,铁道部长、铁道兵司令员;刘建章,铁道部副部长;郭维城,铁道兵副司令员;彭敏,国家科委副主任;张永励,商业部副部长;熊宇忠,西南局计委第一副主任、三线建委常委。

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吕正操,副政委刘建章,副司令员郭维城;技术委员会主任彭敏;支援委员会主任张永励、副主任熊宇忠。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主任是西南局交通局长徐坚兼。他同时兼支援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这样的机构设置,主要是便于集中统一领导工程局、铁道兵和地方三个系统的施工力量。当时工程局已上了十余万人,铁道兵五个师,地方有庞大的支援队伍,仅四川等四省支援铁路的运输汽车一千多辆。参战总人数曾高达40万人。

三线建委,对外叫中共中央西南局建委,主任是李井泉,第一副主任是当时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兼西南局书记),第二副主任是西南局书记阎秀峰,第三副主任是钱敏,后任重庆市委书记,电子工业部部长。1965年11月,中央调赫赫有名的彭德怀元帅任第三副主任,钱敏任第四。

1964年末,铁二局正酝酿“工改兵”,认为这可以不断淘汰老弱病残,增加新生力量,提高战斗力。这工作和我没直接关系,政治部陈晋主任,派我到成昆铁路关村坝隧道去蹲点,写一个“隧道政治工作条例”。

关村坝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大渡河边,山高流激,隧道进口附近有块小平地,修了些临时工棚。我到了这个工程队,找指导员谈了谈,开了几个座谈会,凭自己多年的修路和政治工作经验,便动手写了个《条例》,也不知有用没有?

西工指政治部有个工作组,在这里蹲点。临时,我想听听上级领导的意见,我找到西工指宣传部副部长李永平去汇报,工棚虽小,但电灯很亮,我一条一条地讲为什么这样写?他用小本记了记。完了,你猜他说什么?大大表扬了我一番,他说:“我们已经来了个把月,工作还没有个头绪,你才来十来天,就写出了这么个成果,不错!”我以为他在取笑我,没在意,走了。

我万万没想到,李永平这个工作组的组长是西工指政治部主任黎光(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另外还有研究室主任陶大钧,秘书杨开伦、宋儒等。黎光他们回到工程队后,可能李永平向他汇报了我的情况,他们当即决定调我到西工指工作。

我还没走,杨开伦、宋儒跑到我住的地方,偷偷来看了看,看这位“准同事”像什么样。

我在关村坝接到局的电话,催我回去。不知道是什么事?催得很急!

啥事?回去,赶快到西工指报到。怎么忽然又调到总指挥部去了呢?

我有个中央大学同学邵善臻,就是前边我讲过,在九龙坡学习大队当过区队长的,他当时在总指挥部办公室工作。有天,老妻碰上了他,给他打了个招呼:“你高高在上,想法把我们老胡调回成都嘛!”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老邵真当个事,去给办公室副主任沈恒泽讲了,沈原是吕正操部长的秘书,上上下下他都很熟。本来是打电话想了解一下情况,一听说西工指已通知调人,哪还用得着问什么?“总指挥部要了。”总指和西工指是上下级关系,我当然非常顺利地就到了总指挥部。总指在成都,西工指在贵州安顺,妻这一点点心愿,如愿以偿。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这家人又团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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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42) “月成洞”和“当小偷”

42 “月成洞”和“当小偷”

总指挥部办公室,杂事多,来一件干一件。

但有一件事是正规的,每月必办。什么事?每月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一期简报,用电报发出。简报有个规定,字数,包括标点符号在内,不得超过一千字。你有这个本事?对我,是个锻炼。

稍久一点,我发现简报内容,讲工程进展情况多一些。成昆铁路,有七百多公里,穿过川西南和滇北高原,隧道和明洞427座,两公里以上的隧道34座,隧道总长占线路总长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所以简报上差不多月月都要报隧道“月成洞”多少米,创造了什么新记录,等等。什么是“月成洞”?就是一个月“完整完成”隧洞多少米,“完整”包括所有工序。也有把不同工序完成的工作量,折算为“成洞指标”的。当时,这种隧道施工的计算办法,成了一种竞赛运动,各单位都争创新记录,让你吓一跳。这种“放卫星”的办法,和当年亩产十几万斤稻子的方法,有点类似。种稻子是把几十亩成熟的稻子,移栽到一亩田来表演。这“月成洞”是许多个月作好准备工作,到一个月来集中完成,创造一次高产记录。你能月月“放卫星”吗?隧道工作面只有那么大,没有特殊的技术创新,谁能作到?

西南铁路大会战,进展神速,战果辉煌。川黔线,仅复工一年,1965年7月通车。贵昆线,不到两年,1966年3月通车。

我们总指挥部因为管工又管兵,为了工作方便,我们也穿军装,是没有军籍的军人。贵昆线通车时,贵州、云南两省,“对开”第一趟客运专列,邀请许多知名人士,在中途的梅花山隧道开庆祝大会。我有幸乘坐了这列专车,在梅花山工点观看了我国京剧名家关肃霜的精彩演出。我回到成都,刚走进办公室,大家都嘲笑我当“小偷”?

什么当“小偷”?我在从贵阳去昆明的列车上,卧铺车每位乘客发了一个白被单,折叠得好好的。我这人,懒散惯了,嫌打开被单麻烦,把被单放在茶几上,将就躺下睡了。第二天,列车员来清点卧具,我少了被单。一会车长来了,他看我是解放军,在那么多旅客面前,不方便责怪我,把我请到了餐车。

“你丢床单了?”

“是!”这还能赖帐。

列车长讲了一段铁路规章,意思是要我照价赔偿。

“是我不小心给你们造成损失,惹麻烦了,对不起,该赔!该赔!”心想,解放军还能赖帐?我当场交了赔款。

钱交完后,车长让我留一个姓名、单位、住址,意思是如果将来抓到了小偷后,好和我取得联系。

没想到,我这几声“不小心”、“对不起”,把列车员发动起来了。他们说:“人家解放军,赔了钱,还直赔礼道歉!”一定要管这个车厢的列车员查个明白。

真查清了,原来这被单,就是这个车厢的列车员捡了。我还没回成都的时候,客运段的书记已经带着列车员来过了。所以大家早知道我掉被单的事!

没过几天,客运段韩德仁书记又陪列车员来了,因我已换上便服。列车员进门就指着我说:“啊!对!就是他!”

这次,我“大度”了一回。我劝韩书记一定不要处分列车员。怪我不小心,谁叫你把被单放在一边不用呢?

顺便再讲两句,这次我去昆明,住在铁道兵师部,因为我是上级机关来的,师首长接见,还安排和首长一块用餐,当了一回“嘉宾”。还学会了进出大门向卫兵还礼、见到首长敬礼等等礼节。我还利用这次机会,去了一次西山龙门,那时不兴旅游,真的,冷清清的,一个游客也没有。我1986年再去,相隔20年,游人多得连龙门的门都进不去,到处人山人海。这才真叫今非昔比!此一时,彼一时!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43) 车牌风波

43 车牌风波

这里讲的车牌,指的是汽车前后挂的牌照。一般,军用牌照是白色的,民用牌照是蓝色的。

当时,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因为施工队伍中有铁道兵,所以我们机关的车牌也有军用牌照。

有一天,四川省省长李大章的保卫秘书来找我们,他说:“红卫兵已经知道大章同志的车牌号码了,他们要堵他的车,李省长出不来,是不是先把你们车上的军用牌照借用一下。”

李大章不光是四川省省长,还兼西南局书记,他派人来借车牌用一用,我们还能不借?也根本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可是,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街上出现了“打倒李大章”的大字报。这时,才开始感到有点紧张。

果然,有人追查起来了。有一天,西昌工地指挥部保卫部一位同志来电话,非常严肃地说:“你们把解放军的车牌借给‘走资派’,谁指使的?好大的胆子,你们要反党乱军呀!”一提反党乱军,这个帽子可把我们吓坏了。心想,不是说罗瑞卿他反党乱军吗!我们这时真感到六神无主,好象大难临头似的。

在这紧急关头,我们接到西昌电话通知,说刘建章副总指挥当天乘飞机来成都,让我们去接。我提前赶到候机室,这里旅客零零落落,不时也有戴红袖章的人进出,我找了个偏僻的角落坐下,苦苦地思考着车牌的事,要不要对刘副总指挥汇报呢?

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了最近一次见到刘副总指挥的情景,那是我去找他签发总指挥部的简报,过去常是吕正操部长签发,这次吕部长不在,他是我们的副总指挥,也是领导,但他却幽默地和我开了个玩笑:“你们是我们的上级,我怎么能签发你们的文件呀?”把我逗乐了。想到这里,我觉得刘是十分关心和体贴下级的,这事不能向他隐瞒。

我一接到刘副总指挥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说:“糟了,刘副总指挥,我们犯大错误了!”他侧过头来诧异地问:“出了什么事?”我把借牌照的经过讲了,我说:“保卫部正在追查这件事哩!”在“文化大革命”中,遇上这样的政治风波,以为刘副总指挥是不会马上表态的。没料到,他马上就说:“这事我知道了,以后有人追问,让他问我好了。”天哪,我心上那块大石头,一下就落地了。

以后,刘副总指挥回到西昌,被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的造反派,打翻在地,残酷批斗。听到这消息,我们难受极了,也许我们还给他增加了一条罪状吧!

一天,有个老太太,满头白发,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来到我们办公室,这是谁呀?一问,才知道是刘副总指挥的爱人,专程来探望他的。老太太一肚子气,她说:“飞机上多是指挥部的干部,谁都不敢和我打招呼!”她想在我们这里洗个澡,当天就乘火车回北京。我说,今天怎么也弄不到卧铺了,你这么大年纪,留一天,我们给弄个卧铺再走。但她坚持要“坐”着走。没法,我送她到火车站,到处乱碰,直到开车前几分钟,我才弄到一个硬卧号,把她安顿好了。我望着出站远去的列车,心潮起伏:刘副总指挥、老太太,这车牌风波也许连累了你们,路漫漫其修远兮,祝愿你们一路平安!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44) 陪华罗庚教授游都江堰

44 陪华罗庚教授游都江堰

华罗庚,我国一代数学巨匠。

晚年,他把数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他在全国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就是从成昆铁路开始的。

1964年初,华罗庚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表达了他要用数学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意愿。毛主席亲笔回信:“华罗庚先生:诗和信已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肃此敬颂教祺。毛泽东,1964年3月18日。”1964年4月,华罗庚在毛主席“壮志凌云,可喜可贺”的赞赏和鼓励下,他选择成昆铁路,作为他推广“双法”科学实验的突破口。当他了解成昆铁路1100公里中,桥梁、隧道占到线路总长的41%,600多公里处在裂度7-9度的地震区,大滑坡180多处,泥石流沟240多条,工程艰巨,世所罕见。他觉得“双法”在成昆线推广,大有用武之地。1965年3月,他在西工指开办了我国铁路史上第一个统筹法学习班,他亲自主讲,深入浅出。他说:比如打混凝土,影响强度因素很多,假如只有两个因素,如果每个因素有1000个选择可能,就要作一百万次试验,才能选出最佳效果,采用“优选法”,只作225次试验就够了。在西工指他培养了第一批学习应用“双法”的骨干。

华罗庚来到关村坝隧道工地,看到秀美的山川,他说:“这里山河的壮丽,地势的险峻,都是我一生少见的。”厕所搭在悬岩山,他因左脚僵直成残,蹲厕所艰难到用双手爬在地上才能保持平衡,他不以为苦,却吟下了这样抒发豪情的诗句:“多来西南峥嵘地,少去江南鱼米乡,生身故乡非不爱,更爱三线炼人乡。”他经过成昆铁路的实践,他撰写了《统筹法评话》一书,向毛主席作汇报。主席亲笔回信:“华罗庚同志,来信及《评话》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敬颂教安。毛泽东,1965年7月25日。”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鼓励。

“双法”的推广应用,得到了中央和国家科委的高度重视,组织了全国1200多科技人员,组成40多个新技术战斗组,奋战在成昆铁路工地。在华罗庚的带领下,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西南部分高等院校师生等45人,组成“统筹法战斗组”,在沿线作统筹试点。

成昆铁路后勤物资供应,主要靠公路运输,汽车最高保有量达到6300多辆,平均运距189公里。一个时期,公路上的汽车,白天象成串的蚂蚁,晚上象不断线的萤火虫,逶迤山间,络绎不绝。特别是永乐到乌斯河区段三十一公里线路,单车道、弯道多、视距短,会车道少,有五座单线隧道,经运输统筹战斗组实测,每昼夜双向车流通过能力,只能达到600辆左右,实际需要通过1000辆以上,公路成了盲肠、死胡同,到处停工待料。领导急晕,司机犯病!

经过统筹战斗组日夜测算,建议把永乐、道林子、长河坝到乌斯河划分为三个区段,实行单向放行、闭塞行车的办法,优选出待避的最短时间,集中调度指挥。据测算,一次放行100辆,空列通过时间为110分钟,重列为125分钟。先让重列直接通过,空列在道林子、长河坝待避50分钟,这样,车队放行一次需160分钟,每昼夜放行九次,可通过1800辆。统筹方案实行后,行车能力大大提高,因行车密度不可能有设想那么均匀,1966年9月达到1246辆,顺利打通了死胡同。因此司机们一个个笑逐颜开,在庆功会上,一个共同的声音:“光荣花应该献给华教授!”

1966年的金秋季节,华教授回到成都,理应由总指挥部办公室接待。当时沈恒泽副主任回北京去了,大家让我陪他们去游了一趟都江堰,省交际处派了一位女同志一道。此时,岷江正是枯水季节,按照“深掏滩,低作堰”的古训,大批民工正在内江掏滩,都江堰管理处的负责同志,引导我们来到岸边,他指着横埋在地下的三根碗口粗的铁棒说:“这叫‘卧铁’,是两千年前李冰父子留下的淘滩标高,每年淘滩,不掏到‘卧铁’,不能完工。”华教授用他的手杖在“卧铁”上敲了几下,他带着对前人崇敬的心情,严肃地说:“‘卧铁’就是李冰父子优选出来的淘滩最佳标高,他不仅是历史上伟大的水利工程专家,我看也是位应用数学家!”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给华罗庚亲笔写信,说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说他:“奋发有为”、“大有收获,极为庆幸”。这些都是对华教授研究应用数学、推广“双法”的肯定。可等华罗庚从成都回到北京后,“造反派”照样给他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说他推广“双法”,是为“走资派贴金”,“不要党的领导,以目乱纲。”悲乎!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45) 大米改玉米

45 大米改玉米

有一天,我在一楼大厅碰上熊宇忠副总指挥。

他身穿一件洁净的灰卡叽中山装,身材魁伟、健壮,脚步沉着、坚定,态度严肃、安祥,我们迎了上去,他一边和大家握手,一边问我:“老胡,你能帮我找到一本《营养学》书吗?”

我毫不迟疑地应声道:“能,准行,我爱人是学医的,我看书架上就有两本,明天我给你带来。”

熊主任高兴地点点头。一会儿,我回过神来时,心里却犯了嘀咕:“怎么熊主任研究起营养问题来了呢?”

过不几天,沈主任通知我到三楼会议室开会,说吕正操部长听熊主任汇报。

因为这一向在熊主任办公室里,反映工地没有大米吃包谷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

有人含蓄地质问:“筑路部队、工人吃包谷,这怎么加快三线建设?”

支援机构又反映:“运输跟不上,大米运不进来,临时措施,山区只能就地供应部分包谷。”

会议室里,深绿色的丝绒窗帘拉开了,柔和的阳光透过白色网眼窗帘,射在浅黄色的墙壁上,显得很亮、很协调。

吕部长坐在正中,熊主任坐在进门左边的沙发上,还有几位铁二局、铁道兵的领导也在座。这次熊主任发言用了一个多小时,他说:

成昆铁路大会战,30万大军涌向工地,大批材料、物资、装备要及时运到现场。依靠原有的地方公路,北段要绕道汉源、泸沽,南段要绕道安顺、昆明,都要增加1000多公里的运距,根本满足不了运输的需要。

开工以来,地方有关部门配合施工单位,新修直通工地的公路2000多公里,加上修复、改建的可达3000多公里,对改善运输条件作了很大努力。

会战开始时,施工单位的汽车保有量才1400多辆,地方支援1000多辆,现施工单位已增到4000多辆,行车密度早已“超饱和”。

从峨眉运进的长途物资,每天平均2000多吨,单向重车500多辆,而实际通过能力只有300辆左右。常常路上一堵车就是几百辆。

这样,靠汽车运大米进去,矛盾很突出,暂时只能就地供应部分包谷。

熊主任的汇报,有条有理,有根有据,让听的人注意力很集中。会议室里出奇的安静,连喝口茶的人我也没看见。

这时,熊主任从他的大皮包里把我借给他那本《营养学》拿出来了,他翻开早已折好的一页,把大米、面粉、玉米(包谷)所含各种主要成分的比例作了介绍。

他说:中米100克的发热量为351卡,上等面粉为352卡,玉米为355卡;中米脂肪含量所占百分比为0.86,上等面粉为1.1,玉米为3.9;蛋白质含量百分比中米为7.19,上等面粉为10.8,玉米为7.88;其他钙、磷、维生素A、B含量玉米都略高于大米……

所有的数据,他缓缓地、加重语气念了两遍后,把书放在茶几上,然后继续说:可见,吃玉米有个习惯问题,但不会影响健康,当然,我们支援部门要想法多调运大米进去!

开始,我觉得摆在熊主任面前这个难题太大了,心里紧张。他汇报完后,会议室的气氛一下松弛下来了,没有什么争论和反驳意见。

最后,吕部长只讲了两句:“宇忠同志都讲了,就这样吧!”

在楼梯上,当熊主任把《营养学》还我时,我说:“你亲自研究掌握这么多材料,不容易呀!”

他十分自信地对我讲:“吃人嚼过的东西,一是没味道,二是误事。老胡,你说呢?!”

成昆铁路,进展神速!

有一次,我问熊主任:“工地大米供应好些吧?”他说:“好些。不过,战士们讲,过去小米加步枪闹革命,如今包谷加风枪修铁路,一样打胜仗!”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46) 和彭德怀在一个楼办公

46 和彭德怀在一个楼办公

我们和彭德怀元帅,在一个楼办公。可我看见他的时候和知道他的事,都极少。

早在他来成都前,听三线建委的同志传说,有个大人物要来当第三副主任。大人物是谁?后来知道是彭德怀!

他到达的第二天,招待所的服务员,神秘地告诉我:“他来后,安排他住一楼五套间,他说住得太好。晚上送去五盘小菜,他说太多,退了两盘。第二天就搬到永兴巷去住了!”

我们当然迫切地想一睹元帅的风采,怎么办?大家出了个主意,说这大楼只有程子华主任和彭德怀元帅,才有资格配吉姆车,如果院坝停有两辆吉姆车,彭帅就准来上班了。到一楼大厅去等他下班吧!

我们确实去等过,好象只偶然看见过背影,没正面碰见过,真失望。

有天晚上,我值夜班。不知从哪来了个电话,说红卫兵要揪彭德怀到北京,让我们准备专车。我稀里糊涂把他打发了!我们管施工,又不管运输哩!

后来,彭德怀元帅的保卫秘书景希珍,分配到资阳县作武装部副部长、兼县公安局的军代表。恰好我也调到资阳431厂工作,这一个楼办公的情分,我俩算老熟人了。他爱人还在成都桐梓街住,他发了工资,趁我通勤回家的机会,让我捎带一下,举手之劳,这该办吧!有时,他找厂里要点柴火,小事一桩,我还能推辞!

他没找我帮什么忙,我却找他办了件难办的事。贵阳铁路分局招工,答应将我小儿子胡x林招收过去,要求把户口一块迁,才好办手续。碰上成都市防止知识青年逃避上山下乡,出了个绝招,不准迁户口。我灵机一动,我在资阳工作,儿子迁到父亲这来,总可以吧。我去找景希珍商量,你们公安局可不可以帮助把“户口”迁去?景希珍说,这个当然可以啊,你去迁来资阳就是。

我真的在成都把我小儿子的户口迁到资阳,下了火车,还没回厂,就直接去了公安局,在门卫问景部长在不在?值班的说:“景部长到内江开会去了!”他仔细看了我一番,又问:“你是不是迁户口的事啊?”我说:“是,你咋知道呢?”“唉!人家景部长走的时候交待了的。”接着,他在我那张户口迁移证上写了几个字,转贵州省遵义市遵义机务段。在上边盖了个公章,完事。我高高兴兴回厂去了。我一路走一路想,这在大机关呆过的人,办事真痛快!

听说,县武装部又调来个副政委,是军区文化部下来的。他利用平时的间隙,帮助景希珍回忆了在彭大元帅身边的一些事。等到彭德怀的案子平反后,景希珍的《在彭总身边》一书,很快就出版了。

景希珍不久调回了北京,当年和他相约,以后有机会共事的闲谈,也成了笑谈。

若干年后,我在《炎黄春秋》2007年10期,看到讲彭元帅在三线建委工作时的一篇回忆文章,讲到他下去视察时,上面曾给接待单位打招呼:“第一把手有意识回避;对彭的言行作好记录;事后写出报告。”开座谈会,还布置参加的人只准谈哪些,不准谈哪些。”现在看来,他那时恢复工作,可能象征意义大一些!

家园 hua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47) 西工指夺权

47 西工指夺权

文化大革命,到处两派打派仗,闹得不可开交!咋办?派军队“支左”。

西工指八百多干部,大约一半是铁道兵调来的,是正正规规的解放军;约一半是铁路系统调来的铁路职工,属铁道部。开始闹革命,大家都抓走资派,不分兵和工。后来,这西工指的文化大革命,特殊性、复杂性,可以说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军人和铁路职工成了对立的两派!

有一天,我们总指挥部办公室来了些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的学生兵,我们可以把他们叫作“红卫兵”,专程来抓西南铁路的走资派。听我们介绍,这里都是些小兵,没有走资派。他们给我们讲了讲北京的事,讲红卫兵如何让走资派“坐飞机”、把走资派“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还示范表演了一下,让我们见识见识“武斗”的架势。

他们晃了几下,走了。直奔“西工指”抓走资派去也。这帮人自己编了个番号,叫501小分队,多少人?三十多个。人人军服崭新,皮靴锃亮,人高马大,气势汹汹。就象“红卫兵”敢抓彭德怀元帅那样,似乎大有来头。他们一到西工指,发布第一号公告,就宣布:吕正操是反党篡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西工指是反党乱军的“吕家王朝”。西工指发出的1968年7月1日成昆铁路通车的号召,成了“以生产,压革命”的反革命铁证。

接着,这501小分队的人,把他们在成都向我们传授的经验兑现了。一天,宣布在礼堂开大会,小分队学员把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的副司令员郭维城,反扭胳膊,用“坐飞机”的形式推进会场,宣布:郭维城是投靠“吕家王朝”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先是弯腰九十度,再打翻在地。这位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抢修抢险屡立战功的老将军,被这样反复揪斗、折磨达半年之久。其他,如象1926年参加革命的副政委刘建章、政治部主任老红军黎光……等等,都遭到同样的斗争、殴打。

1967年1月23日,西工指以兵为一派的组织“红战旗造反总部”,宣布夺取了西工指一切“党政财文”大权,强迫原西工指的领导干部,在“夺权声明”上签字。这个“红战旗”本来就属“兵一派”的,接着又从西工指下属的铁道兵某师,调来几百个荷枪实弹的军人,进驻机关大院,前来向军人组织“支左”。宣布除“红战旗”外,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是非法组织。

1967年6月17日,铁路职工将几十个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以“砸烂黑战旗”为号召的造反兵团。从此,兵和工这两派,争争夺夺,打打砸砸,从无宁日。最后,“红战旗”被迫撤离西工指机关,“617”取得了所谓“反夺权”的胜利。

两派斗争,伤亡人数,无确切统计。西工指政治部副主任计琢成就是在运动自杀的。据西工指机关撤出的人回忆,说那是象囚犯越狱一样,逃跑出来称得上九死一生,弄不好还会陷入没吃没喝的绝境。

我已离开了铁二局,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人写大字报揭发我是黄新义重用的坏人。铁二局十多万人,工人造反是不问青红皂白的,一工程处处长徐振霄,是我在九龙坡学习大队的中队长,他可称根红苗壮,自杀了。我在二建队时四分队长李景诗,有天在我指挥部来闲谈派系斗争的事,回去没几天,自绝于人民了。我在政工系统工作,这个系统的人,纯而又纯,文革中,到处叫嚣“老子英雄儿好汉”,“抓狗崽子”,我不论在铁二局、还是在西工指,运动中,我自认是“贴了标签”的斗争对象。我经常自我掂量,我如果不来总指挥部,肯定“在劫难逃”!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总指挥部,是个不折不扣的逍遥派,午饭后上街看大字报,平时天南海北,愿怎么吹、怎么吹!斗争李井泉,我们也去看看、听听,过的什么日子?一根毫毛没人碰!

老妻呀!我调总指挥,是你第三次救我的命!不管别人怎么想,牵强附会也好,胡说八道也好,我认定了,九泉有知,我再次跪倒,谢恩!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48) “一号命令”来了

48 “一号命令”来了

文革中,“林副统帅”发布了“一号命令”,十万火急,一切机要文件必须立即转移出成都市。

我们有兵、有工,三线建设全是机密,总指挥部的档案往哪里转?

我和机关林礼柱同志闷了半天,想不出个好主意,我们早就听说国务院有个业务领导小组,我说:“管他的,给领导小组写封人民来信碰碰运气怎么样?!信写短点,字写大点,也许能看到。”

“碰运气信”发走后,我匆匆忙忙赶到熊副总指挥那里,他已搬了家,屋里显得拥挤、零乱。听了我焦急的诉苦,深思了片刻,他说:“明天早上,你在商业街省委门口等我。”

第二天,我们俩在传达室说了说,进了大门,在二道岗被哨兵拦着,给里边打通了电话:“我是熊宇忠,有事想找找李大章同志。”里边打了招呼,才通过。

一幢坐落在绿树丛中的小楼,幽雅清静,二楼是会客室,先是李大章同志的爱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随后大章书记出来了,寒喧了几句,他认真听了熊副总指挥谈了我们的处境后,用商量的口气说:“都是三线建设的档案,就和西南局建委一起转移行不行?”我们当然说:“行!行!太好了。”

从省委大院出来,我问熊副总指挥:“你苏州反省院的事怎么啦?”他充满信心说:“我心中有数,没事!”

不久,大章同志爱人到总府街招待所找到钱敏同志和我作了交代。钱敏同志给了我们两个装文件的大木箱。

正当我们在整理文件装箱时,北京来了长途电话找胡崇俊。

“我是国务院业务领导小组的,你们的信我们收到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把熊副总指挥找李大章、钱敏同志的情况讲了。“那好,我们同意这个意见。”

搬运档案那天,钱敏同志亲自帮助我们把木箱抬上汽车。由老林和建委的同志一道,把档案运送到灌县深山里保存。

当时,我和老林心里不知有多高兴!

打倒“四人帮”后,铁道部成立了成昆铁路总结委员会,在进行工作中,各单位的档案资料基本都散失了,困难不少。总结委员会的同志见着我时,很高兴地和我讲:“幸好你们保存了档案,真要感谢你们呵!”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49) 揪“黑五类狗崽子”

49 揪“黑五类狗崽子”

什么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黑五类”子女叫什么?“狗崽子”!

“红卫兵运动”,现在,可不可以理解成:发动一些小孩,去打倒走资派、“黑五类”和“狗崽子”?红色恐怖、阶级专政。说不清!

我们西工指的干部,一部分是从铁道部调来的。记得董处长从北京探亲回来,就十分紧张而又惊奇地告诉过我:有些红卫兵给老师剃阴阳头,有的学校的老师、校长活活被打死。

北京发生的事,我心里虽不在意,还是让侄女婿周裕兴,把我的两个小儿子,弄到车辆段去“学工”,躲是非。

我大女儿曾丹娅,13岁,在二局铁中念初一,“是祸躲不脱”,她却变成了“黑五类”“狗崽子”!

那年月,职工象上班一样,晚上要政治学习到九点钟,才能回家。

1967年的一天夜里,妻学习完毕,刚出门,看见漆黑的走道边,坐着一个孩子。天哪!这不是丹娅吗?怎么这么晚一个人跑到医院来了?从家到医院,大街小巷,弯弯拐拐,起码得走一个小时。看见妈妈出来了,她畏缩地挨到妈妈身边,好久才冒出一句:“同学们说我婆婆是地主(已平反),我是‘狗崽子、黑五类’,我是吗?”当时,妻哪懂得什么“红卫兵运动”,只以为孩子们闹着玩的。若无其事地安慰了她两句:“你想呀!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你咋会是狗崽子、地主婆呢?同学们乱说,莫管它。”这晚,在半明半暗的路灯下边,推着自行车,母女俩好容易才走回了家。

第二天,铁中教室外边的一排桉树,还是那么挺直、安祥,可教室里却在召开“红五类翻身会”,把“黑五类”曾丹娅揪上台,要她交待剥削帐,进行着激烈的阶级斗争。丹娅问:“什么叫剥削帐?”下边说:“你婆婆是地主,你这小地主婆还装糊涂?”丹娅把妈妈昨晚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开始下边平静了一会,经过叽叽喳喳一阵,一个同学站起来,揭露曾丹娅耍花招:“什么爸爸、妈妈是共产党员?是混进来的吧?刘少奇还是共产党员哩?”台下响起一阵口号声:“打倒曾丹娅!曾丹娅必须低头认罪!”

当天晚上,妈妈学习完了,又看到女儿坐在那里!女儿很伤心、很恐惧,畏畏缩缩地讲今天挨斗的经过。好个粗心的妈呀!她一心想什么?毛主席没讲过第三代是“狗崽子”呀!她把女儿受的天大的打击、委屈,仍然没当回事,还只认为是孩子们闹着玩哩!没有安慰她,反而责怪她说:“你大概平时和同学关系处得不好吧?咋没斗别人呢?”万能的主呀!在这关键时刻,你怎么没有把这愚昧的妈妈,教得聪明一点呢!

爸爸呢?等我从资阳通勤回来,听女儿唠叨后!想的竟和妈妈惊人一样!毛主席怎么可能让红卫兵干这种事呢!都是你曾丹娅平时没有和同学搞好关系嘛!在爸爸、妈妈这里得不到一点点支持、安抚,有客人来家,她悄悄向客人求助:“我婆婆是地主,我是地主婆吗?”有一次,她拿着剪刀,站在饭桌上对着我怒吼!她似乎对谁都失去了信任!

小孩子突然变得失眠、孤僻、急躁、多疑,性格变态,人格扭曲。妈妈急了,她这时才懂得点什么叫“红卫兵运动”,我们门对门的一家,说是在旧社会当过军官,被“抄家”了。她发觉自己在对待女儿挨斗的事上,犯了错误!赶快补救吧!

开始到学校了解,闹“翻身会”最积极的某些学生,父亲或者母亲,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自顾不暇,还闹什么?恰好,我们伟大的理论家陈伯达站出来批判“血统论”,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是反动的。我们找老师、亲友反复开导女儿,说她不是“黑五类”、不是“地主婆”,想解开她思想上的结。可惜这个烙印太深了,她已变成了“迫害妄想狂”,她觉得这世界上,人人都要打倒曾丹娅!咋办?

给她到省医院找专家看病,省院没有精神科,只有神经内科,专家诊断是“神经官能症”,处方:吃中药。这有啥用?只怪我们是精神病“盲”,有病乱投医呀!这个妈、这个爸,好蠢呀!

给她换换环境吧!散散心,让她忘记过去,忘记伤害。去过重庆、北京、青岛,我们以为可能有点好转吧?这个精神烙印,靠说教、散心是抹不掉的。用心良苦,白用苦心!

愚蠢的爸、妈,还干了更愚蠢的事哩!

接着是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一个已经有明显精神症状的小女孩,还能一个人去上山下乡吗?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咋可能理解和知道父辈们当时是啥精神状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可以肝脑涂地,千真万确。工宣队来家动员,我们夫妇想,象我们这样热爱毛主席的人家,还用得着动员吗?

那个年代过来的青少年,谁都记得:“听毛主席的话、向毛主席保证”成了绝对真理,没有任何异议。女儿虽然被当成过“黑五类”,可仍然最听毛主席的话,她心甘情愿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把自己的衣服、补了又补,准备去劳动。我们还为女儿专门做了一个木箱子,好后悔呀,木箱、小孩咋搬得动呢?他们是从北站坐火车走的,我去送,我哭了,不好再看她,车没开,我哭着回家!她们下乡的地方是“渡口市”,后改称“攀枝花”。这个市是因为有攀钢才出现的,刚开建、很荒凉。女儿分在大山深处的民政公社,山高路险,上山打柴,有时不敢背、只敢拖。当知青,丹娅常给家里写信,每封信写得很长,都表示要好好劳动、好好改造。我这个爸呀,回信也写得很长,差不多《毛选》里的最高指示,能用的我都用上了。天哪,除了说教,不能实在一点吗?

为女儿的事,我常自责。是爸、妈无知,害了她终身。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后来又把“黑五类”子女的称呼,换了一个名词,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实际意味着:他们本来是不好的,只是经过教育,有可能变好。这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含义,弄不清有多大区别。这“原罪”是从哪里继承来的呢?难怪,希特勒讲血统论,要杀犹太人!如果我是“黑五类”,为什么不可以断子绝孙!何必让子女遭罪呢?

国家物资总局有位局长,在我们办公室谈事。我请他给渡口市物资局长写了封信,求他就近照顾丹娅,她从公社到渡口去见过这位局长,局长还真当回事,表示:丹娅如愿在渡口工作,可以帮助安排,太感谢了!后因我调到431厂,劳周裕兴到渡口,历尽千辛万苦,把她接回成都。后在我单位当了电工。

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孩子们在农村里受够了苦,才慢慢明白了自己那样对待父母和师长是错了。明白自己把青春白白扔掉,是难以挽回了。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现已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成无知的?”

我只反思对不起女儿!我不可能象韦君宜那样,想那些更深刻的事!就这么一点点,也够苦的了!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50) 精神病女儿

50 精神病女儿

1972年,为便于照顾受刺激的曾丹娅,我们商议,将她调回成铁中心医院,因老妻在那里工作,比较方便。

一个人,如果人家把你认为是精神病,正常也会变成“非正常”。一次,成都闹水灾,丹娅冒着危险,骑车冲过深水,去到医院,一位领导看见她那狼狈的样子,转身就骂:“神经病。”

丹娅失眠,老妻让她住院调整一下。不两天,有人认为万一“出事”,负不了责,坚持要转送精神病医院。1973年6月,丹娅被送入营门口精神病医院,戴上了“精神病人”的帽子。从此,不少人开始把她当“太空人”看待,异类!

精神病院就那么好住么?这里,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有的抑郁,有的狂躁,有的吵闹不休,让人恐惧。女儿那么小,那么清醒,进精神病院是最佳选择吗?最近,我偶然翻到了老妻关于女儿住院的几段日记:“1973年8月5日。送走了丹娅,心情非常沉重,在路上丹娅说:‘又好象小时候送我去托儿所一样,送到了你就走了,他们又把我关起来。’丹娅说:‘我好可怜,怎么得了这个病!我希望你天天来看我。’又说:‘你哪有那么多精力,哪天你病了你就不能来了!’‘我好害怕那些医生、护士,我一闹,他们就要把我捆起来。’我说:‘你不要闹嘛!’她说:‘我觉得闹一下才舒服,我还是去上班,还会好一些。’”天哪!这就是一个清醒的精神病人对“住院”的真实感受!

应医生的要求,老妻到病房去陪丹娅住过一夜,看老妻是什么感受。“1973年8月12日。10号下午去医院看丹娅,江医生把我留下来在病房陪丹娅住一夜,那一夜真是不平凡,整夜一会有人哭、一会有人唱、一会又有人在不停地走来走去……第二天,看见丹娅做完针刺治疗,就一道回家了。”

我计算了一下,丹娅1973年住院到1988年回家,先后断续上班4年,住院11年,回家后和家人一块生活了20年。这里,再看老妻的另一段日记:“1973年8月8日。我想能否接她出来几天,叫渝宝回来照顾一下,不好,再送她去医院。老胡不在,真急人!病情为什么愈来愈发展,是病本身的发展还是进了精神病院的刺激,她本来最害怕患精神病,住进去了,就一定得承认是这个病,这会引起别人更看不起她,的确是可怕的。我想,让她回家来住,环境总比医院好,住川医怎么样?人真是没有了主意。正象丹娅说的,她为什么要得这个病,为什么我们家要碰上这样的问题?医生说丹娅病程太长了,是我这个做医生的妈妈把她耽误了,真是这样的吗?太可怕了!”

“人应该经得起考验的,是的,考验是痛苦的。人都希望下一代比自己更幸福,可是,丹娅为什么又这样的不幸!”

“人的感情不能太脆弱,要坚强,人就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要生存下去就得斗争。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中心就是要斗争,在人生的征途上是会碰上各种各样的问题,决不能做软蛋!但我自己毕竟是太软弱了,一切只怪自己,总是息事宁人的态度,不然孩子们也不会这么脆弱,这样胆小,造成这样的结果!”

“是的,医院里太冷酷了,病人和医生没有真正的同情,她多需要温暖啊!还是接回来吧!”

平时,我们常说:声声血、字字泪。这哪是日记?这就是见证。

其实,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太希望她能痊愈了。出院、上班、停药、翻病。多几个反复,病情就更严重。

1982年初,有天夜里,老妻看见丹娅忽然从厨房拿着菜刀出来,幸好她警惕性高,马上退回另一间屋,把门关上。她在外把房门、桌子都砍烂了,惊动了四邻。邻居故意在外敲门,高声大叫,转移她的注意力,闹了一夜,等我接到电话,下午赶回家时,她已安安静静,若无其事。我问她:“你昨晚干什么了?”她说:“我一时糊涂,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她特别强调:“妈妈头上的包,可不是我打的!”还说:“糟了,爸爸回来,一定要把我送派出所关起来。”她现在一句也没说胡话。

那些天,弄得我和老妻晚上不敢回家,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再糊涂”,虽然她一再要求不去精神病医院,最后,只能强迫把她送去“关”起来,一“关”四年!

有次,老妻在报上看见宝鸡某医院,可以用动脑手术的办法,治疗这种狂躁型的病人。可怜天下父母心呀!她又独自一人去宝鸡、上西安,找医生、求良方。她西安四军医大学的同学劝导她说:“这种手术还不成熟,可能留下重大后遗症。”怏怏而归。

丹娅住精神病院,用过各种疗法,如电休克等,病人十分痛苦!用过各种新药、贵药,每年费用高达一万多元。后转入成铁局夹江精神病院,用最古老、最便宜的药氯氮平(二、三元一瓶),半年后出院。医生一再讲:“这病只能控制症状,不能根治,回去药吃维持量,不能停药。象这种病人,回家过正常人的生活,是最好的治疗。”

这话能信吗?

二十年了,病情稳定。

我们的白衣天使们:如果早有人这么简单告诉我,我们能受这几十年折磨吗?女儿能受那么多罪吗?

这二十年,丹娅只要有我在一块,不论远近,她都去;没我同行,再近也不去。慢慢,我认识到,没我,她没安全感,害怕,有“迫害妄想”。从此,我认真陪她,形影不离,我自称“模范爸爸”。我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我不照顾好她,咋对得起她死去的妈呢?”

老妻生前,把女儿生病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脆弱,她用毛主席三个“不亦乐乎”的教导,鼓励自己坚强。老妻啊,前几年,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留下名言:“违反规律,何乐之有?”你是如此听毛主席的话的好党员,何错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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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51) 我的出身

51 我的出身

出身、成份,这两个词,是我1950年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填表时,才碰上的。那时,我没学过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区还没土改,真的弄不清。

怎么填?“出身”这一栏,我看大家都不愿填“地主”,那我来填一个吧!好奇、冲动,什么原因,我说不明白。“成份”,当然填“学生”。你们以为我在讲笑话?没撒谎,千真万确。

我曾经听人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说几个领导研究上报“右派”名单,算来算去,还差一个。有位领导和我不懂“地主”一样,不懂什么是“右派”?随口说了一句:“把我报上吧!”

我父亲长期在电报局工作,解放前,当中学英语教师。因父亲抽大烟,母亲还兼作小买卖,卖点日杂用品维持生活。家中原有点地,因我读书早卖了,余很少。在县城租房住,临解放前不久,伯父在城墙脚不远,修了个土墙茅屋,邀父亲搬去同住。因地处农村,我家一下变成了农业人口。最初评为中农,减租退押评为富农,土改时认为我家生活较好,划为地主。我出身没有填错。

我是独生子。1952年父亲病逝,农会同意我母亲迁来和我同住。五十年代,我国举行第一次人民代表选举,老妈经审定有选举权,光荣地领取了雪白的、盖上大红公章的选民证。你别看老妈不识字,她知道有选举权,她已变成了“公民”,对选民证保管得可好了,用红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从这以后,几乎任何一次公民选举,她都有选举权,她那存放选民证的小包,加上了一张、又一张。

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那时我在贵阳。妻单位有人站出来给她打招呼:“你家婆婆是地主,应该遣回原籍,早走早主动,省得别人找麻烦!”天哪!有选举权的人,不算公民,还是地主?妻自己都说她脆弱,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办。她从没去过我的垫江老家,这次,她孤身一人,送老妈回家,往哪送?县城我有个堂哥,那时老妈已六十多岁了,就寄在他那里,托他照看一下吧。到县公安局上户口,人家掌握原则,地主一定要回农村安置。好不容易,又找到我家住农村的一个堂弟,在他家总算落下脚。妻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返回单位,如释重负。为啥?不是早走早主动、少麻烦吗?

老妈在农村一呆十多年,认认真真劳动改造,不慎在一次田间干活时,摔断了腿。堂弟来信,说已送县人民医院,后又说已经痊愈出院。真的好了吗?断腿没有接好,错位愈合,人要拄拐杖才能挪动,成了残废。这次老妈受伤,我没回去,为什么?她是地主,一个共产党员能当地主分子的孝子贤孙吗?据说现在某名牌大学称,不孝顺父母的不予录取;我这不孝顺父母的人,还有资格当共产党员吗?人变成了双重人格,难呀!

平时,我是怎样奉养老妈的呢?寄钱养她,有个划不清阶级界限的问题,咋办?为这事,我专门回去了一趟,找了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记得我是到书记家去拜访的,我主要的问题,是每月给老妈寄多少钱,才能得到农民认可。不然,老妈还在过地主阶级的生活,我咋向组织交代呢?这位书记好象没听懂我的话,他没有经历过我的处境,没有我作为党员的顾虑。他关心的另外一件事,他说:“你只要不欠生产队的口粮款,我们保证分够她的口粮。”唉呀!答非所问呀!于是我自己划了一个杠杠给他说:“口粮款,我保证按时交纳,我每月另给她寄10元生活费,高不高?”懂了吗?我怕的是我给老妈钱寄多了,他们有意见。他这次好象意识到我专程来访的原因了,他非常轻松地讲了一下过去:“你们家,我知道,是贫民,评成份的时候,一轰而上。我们没把她当什么,你放心,寄10块钱可以嘛!”从此,我按照书记的认同,每月给老妈寄10元生活费,按时给生产队寄口粮款。

过去的事,有的说得清,有的永远说不清。

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52) 摘地主帽子

52 摘地主帽子

黑五类、地主婆、精神病!这些年、这恶梦、这苦难!长萦心间,驱之不散!

1979年,打倒“四人帮”几年了,我常为自己“评成份”。我父亲一辈子当职员,母亲是小商,解放前三年已没什么土地了。主要生活来源,都是劳动所得。老妈这地主帽子,到底戴得对不对呢?这过去从不敢想的事,现在我突发奇想。

我老家垫江县,属涪陵地区管辖。恰好,我有个熟人在涪陵地委工作。我去信问他,这成份问题可不可以改啊!他不知道凭什么回信说:“可以改,正是时候。”

我向厂党委书记岳异同志说明情况,他觉得我讲得有理,他说:“去就去吧,算我派你去。”岳书记爱人陈厂长知道这事后,她出于关心和爱护,劝了我几句:“这些年,谁也没把你这出身问题当回事,你现在还去找这麻烦干什么呀?”陈厂长讲得有情有理。我说:“没啥,就是气不过,心里憋得慌!一想到这些年的遭遇,就是想问个青红皂白。不为啥!”

我乘火车、换轮船,风尘仆仆赶到涪陵。有幸见到了秘书长。秘书长向书记转达了我的来意。听介绍,书记是新提拔的一个年轻干部,他明确表示,请秘书长打电话给垫江县委,让他们复查一下。

我马上换乘汽车,翻山越岭,回到垫江。我堂弟有个邻居是副县长,我特地到他家拜望,问他知道这事不?他说:地委确实来过电话,县委很重视,已指定专人复查这事。查什么?我家历来只有一个佃户,一问便查清。事容易查清,可问题越问越吓人,这“土改”的事谁敢碰?谁负得起责任?县委又向地委反复请示,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县委书记安慰我说:“问题已经查清,文件正在打印,你先回去,材料我们给厂里寄去。”我真高兴,这天大的难事,办得真顺利。

回到厂里,一大早,我闯进厂政治部主任李副书记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就问他:“垫江发来什么文件没有?”“来了!”我毫无顾忌地表示:“好了,这回真没白跑。”李书记拉开抽屉,把文件找出来递给我,指了指,你看看这后边两句。我接过打印的文件一看,李书记说的两句话,是平时惯用的名词,叫“留尾巴”。文件承认我家属于错划地主,但鉴于“土改错划”,中央没有正式文件,等有了文件后,再作处理。四平八稳,上下左右谁也没有得罪,谁也不负任何责任。只是对于我,等于不说。

这事咋办?李书记再没说一句话。潜台词是:地方政府都不敢表态,叫我有什么办法!

我不服气。一次,我到北京出差,上班的时候,在路上碰见铁道部办公厅主任老孙同志,我拦着他讲了这件事,他以一种打抱不平的架势,告诉我:“把材料交我,这事我来办。”我遇上了救星,痛快。不久,部里把我的材料转下来了,刘部长在材料上批了几个字:“象这样的事到底该怎么办?”问谁?李副书记更有话说了,连部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能知道?

我仍然不死心,中央不是天天讲:“有错必纠吗?”我到北京参加谷燕民同志追悼会,利用这次机会,我走访了中组部,要再没有结果,我就死心了。可中组部就是不一样,看了材料,问清情况,大笔一挥:“应按中央指示精神,实事求是予以纠正。”盖了个来访专用章。我如获至宝,这不就有了中央精神了吗?

下一步咋办?想来想去,对口,找省委组织部去。一位处长接待了我,他看了材料和中组部的批示,听我介绍了情况。他说:“你把材料留在这里,我帮你办!”我提心吊胆地提醒了他一句:“这东西丢不得呀!是我唯一的命根子啊!”他说:“不会,过两天,你再来。”过了两天,我先跑到他门外等着,一见他上班,就堵住他。他说:“你这些东西,我让三个部长都传阅了,我正在拟文件,内江、涪陵地区、你们厂,一家一份。文件中我加了一句,限期将处理结果报来,你放心了吧!”果然,不久涪陵地委给我厂里党委发来了函,正式给我妈摘了“地主”帽子。我的“出身”问题、女儿的“狗崽子”问题,通通都完满地得到了解决。“气不过”的气,烟消云散。

几年后,我再次见到我涪陵地委那位朋友,他主动地向我握手称谢,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你帮我们地区办了件好事,那时,‘土改错划’,是禁区,谁都不敢碰、怕触雷,你这问题一解决,该办的冤案,大都办了。”

我老妈平反了,她能再迁回成都吗?县公安局表示:“可以迁,要成都来个准迁证。”好,到成都派出所去办,人家说:“已经回乡的不能再回城。”那时,城乡是二元结构,还没人敢讲“一体化”。

现在,大讲孝顺父母,我是个独生子,这个伤残老妈,总不能不养吧?幸好,我们居委会主任李伯伯,了解我家情况,一脚一手包办。先是居委会向派出所申请,报公安分局,再报市公安局,终于发了准迁证。我专程去垫江,把老妈接回成都。

老妻来车站接车,多年不见,发现这老妈不用拐杖,已不能走路。后瘫痪不起。

1991年老妻脑溢血病逝。1992年老妈走了,死时因长期卧床,手脚已不能伸直。她艰难地走完了大半生“地主”、小半生“非地主”的人生。

年轻的朋友们,我讲了这些,你们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不懂、无聊。不懂吗?那是社会历史。无聊吗?那是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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