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詹姆斯?沃森《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 rodger

詹姆斯?沃森《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双 螺 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1)

　　1955年夏天，我准备跟几个朋友一起到阿尔卑斯山去。狄西雷斯（AlfraI

Tissicres）当时正在金氏学院任研究员。他说，他可以把我带到罗赛恩山

（Rothorn）顶上去。尽管在空荡荡的高空我有点胆怯，但是，这个时候可不能

做胆小鬼。我先由向导带路，上了阿林宁山（Allinin）使身体适应一下，然后

就乘邮车到秦纳尔（Zinal）去。在这两小时的旅途中，汽车行驶在悬崖峭壁的

蜿蜒窄路上。一路上，我希望司机千万不要晕车（否则，我们就完蛋了）。后来，

我看见狄西雷斯正站在旅馆前面同三一学院一位蓄长胡子的学监聊天。这位学

监在战争期间呆在印度。

因为狄西雷斯尚未经过登山训练，于是，我们决定化一个下午的时间步行

上山到一个小饭店去。这个小饭店位于由奥贝盖贝豪恩（Obergabelhorn）倾泻

而下的一条巨大冰川的底部。次日，我们就要越过这个小饭店。我们走到看不

见旅馆的地方几分钟以后，迎面碰到一群人走下山来。在这群爬山者中间，我

立刻认出其中一位就是西兹（Wil1y Seeds)。几年前他曾在伦敦金氏学院和威尔

金斯（Maurice Wilkins)一起研究DNA纤维体的光学性质。西兹很快也认出了

我，他走路慢了下来，似乎想放下他的帆布背包和我聊聊。可是，他只说了声：

“诚实的吉姆，怎么样了？”就匆匆忙忙加快脚步下山去了。

后来，我吃力地爬着山坡，早先在伦敦开会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我的脑海

中萦回。那时，DNA仍然是一个谜。大家都想在这个领域里显显身手。但是、

没有人敢保证谁能取得胜利。而且，如果这个问题真象我们半信半疑地预料的

那样激动人心的话，优胜者对这项荣誉是否当之无愧，也很难说。现在竞赛已

经结束，作为胜利者之一，我知道事情并不是那样简单，肯定地说并不象报界

报道的那样简单。这项工作主要与五个人有关；即威尔金斯，罗莎琳德?富兰

克林（RosalindFranklin），鲍林（Linus Pauling），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我。

因为克里克对我的影响最大，我将从他开始来写这个故事。

1

　　我从来没有看见克里克表现过谦虚谨慎的态度。在别人面前他或许是那样

的、可是我从来没有理由这样去评价他。这同他现在享有的盛名毫无关系。现

在，人们经常谈论他，谈论时往往颇带敬意，总有一天他会被公认为属于象卢

瑟福（Rutherford)或波尔（Bohr）一类的人物。但在1951年秋并非如此，当时

我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Cavendish)实验室参加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

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小组工作。那时，他35岁，还完全默默无闻。虽然

最接近他的同事们已经认识到他思考问题敏锐、深刻，并常常向他人请教，但

一般他说，他不太被别人赏识，并且许多人觉得他大夸夸其谈了。

佩鲁兹（Max Periitz）是克里克所在单位的领导人。他是出生于奥地利的

化学家，1936年来到英国。他从事结晶血红蛋白质X射线衍射的资料收集工作

已经有十多年了；那时刚刚开始有点苗头。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喇格爵士极

力帮助他。作为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又是晶体学奠基人之一，布喇格几乎

花了四十年的时间一直在观察着X射线衍射法，解决了越来越困难的结构问题。

一种新方法能阐明的分子结构愈复杂，布喇格就愈是高兴。因而在战后几年里，

他对解决所有分子中最复杂的蛋白质分子结构的可能性简直入了迷。在行政工

作允许的情况下，他经常到佩鲁兹的办公室去同他讨论新近积累的X射线资料。

然后，他就回家，想想能否对这些资料作点解释。

克里克既不象布喇格那样的理论家，也不象佩鲁兹那样的实验家。他介于

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家之间。他偶尔也做点实验，但更多地是埋头考虑解决蛋白

质结构的理论。他经常会有什么新发现，变得非常激动，立刻把它告诉任何愿

意听的人。过了一、二天他经常会意识到他的理论站不住脚，于是又回到实验

中去，一直到百般无聊之中又产生了对理论的新想法为止。

有许多戏剧性事件伴随着他的新想法应运而生。它们使实验室的气氛大大

活跃起来。实验室里有些实验常常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这种活跃气氛

部分地是由于克里克嗓音的音量所引起的。他比其他任何人的嗓门都高，说话

又快。听到他的笑声，就知道他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哪个地方。特别是当我们

有闲细听他的谈话，并坦率地对他说，他那不着边际的话使我们摸不着头脑的

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享受过他谈笑风生所引起的愉快。只有一个人不是这样，

克里克的谈笑经常打扰布喇格爵士。他的嗓门之大常常使布喇格躲到一个更为

安静的房间去。布喇格难得到卡文迪什茶室去，因为那意味着要容忍茶室中克

里克震耳欲耷的谈笑声。布喇格即使不去茶室，也是不得安宁的。他的办公室

外的走廊两次被克里克工作的实验室不断漫出的水淹没。克里克被自己理论吸

引着，竟忘了把抽水机龙头上的橡皮管缚紧。

我到达那里时，克里克的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蛋白质晶体学的范围。任何

重要的事物都能吸引他。他也常常到其他实验室去，为的是看看完成了哪些新

的实验。对于这点他毫不隐瞒，尽管一般说来他是彬彬有礼的，对于那些并不

理解他们眼下正在做的实验的真正意义的同事们，他也是很体谅的。他几平可

以立刻设计出一连串能够证实他的解释的新的实验来。而且他往往最终会忍不

住告诉所有愿意听的人，他聪明的新想法将会怎样推动科学的进步。

结果引起了对克里克一种心照不宣的真正恐惧，尤其是在那些尚未成名的

同辈人中间。他掌握别人的资料并使之条理化速度之快，常使他的朋友们吸一

口凉气，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他会成功，并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剑桥大学各个学

院在体贴细微、温文文尔雅的风度掩饰下的智力迟钝。

尽管在凯厄斯（Caius）学院，他有每周吃一顿饭的权利，但他并不在任何

学院任研究员。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高兴这样做。很清楚，因为他不想被那些

尚未毕业的学生不必要的光顾加重他的负担。另外，他的笑声也是一个原因，

假使对这种轰鸣的笑声每周不止听一次的话，许多学监肯定要反对的。

我确信，这一点偶尔也使克里克感到烦恼，尽管他也清楚地知道“高桌吃

饭的生活”“都被一些学究式的中年人所把持，而这些人不会使他感到愉快，也

不会使他受到任何启发。历史悠久的国王学院，不受古板的传统所羁绊，吸收

了他，对他或这所学院来说，都相得益彰。有些朋友知道他是一位讨人喜欢的

午餐伙伴。尽管他们小心翼翼，仍然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酒多失言会惹得克里

克大发雷霆。

2

我到剑桥以前，克里克只是偶尔想过DNA和它在遗传中的作用。这并不是因

为他认为这没有什么趣昧。恰恰相反，他舍弃物理学而对生物学发生兴趣的主

要原因是，他在1946年读了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写的

《生命是什么?》一书。这本书非常清楚地提出一个信念。即基因是活细胞的关

键组成部分，以及懂得什么是生命，必须知道基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薛定谔

写这本书时（1944年），人们普遍认为基因是特殊类型的蛋白质分子。但是，

几乎与此同时，细菌学家艾弗里（O.T.Avery）正在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进行实

验，实验表明，遗传的特性能够被纯化的DNA分子由一种细菌传递给另一种

细菌。

如果考虑到人们都知道DNA存在于所有细胞的染色体之中，艾弗里的实

验强有力地显示出将来的实验能说明所有的基因都是由DNA组成的。果真如

此的话，对克里克来说，这就意味着蛋白质并不是真正解开生命之谜的罗塞达

石碑。相反地，DNA却能提供一把钥匙。使用这把钥匙，我们就能找出基因是

如何决定生物性状的，其中包括我们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很可能也决定了我

们相对的智力，或许也决定我们使别人感到愉快的能力。

当然，有些科学家认为DNA决定遗传性状的证据没有说服力，因而宁愿

相信基因是蛋白质分子。克里克对这些怀疑并不担扰。许多人是脾气坏的笨蛋，

他们总是押错了赌注。如果没有意识到与报界和科学家的母亲所支持的一般观

念相反，相当多的科学家不仅器量小，反应慢，而且简直是愚蠢的，你就不能

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

当时，克里克并不打算马上跳进DNA世界。DNA的重要意义看来并不足

以使他离开蛋白质的领域。他在这个领域工作只有两年，而且刚刚开始掌握一

些这方面的知识。况且，在卡文迪什，他的同事们对核酸的兴趣也不很大。即

使有最充裕的经费，要建立一个主要用X射线观察DNA结构的新研究小组也

需要两到三年时间。

而且，作出这样的决定将会造成一种牵涉到私人财产、使人感到尴尬的局

面。那时候，尽管在英国对DNA进行分子研究工作具有各种实际目的，但这

项工作全然是威尔金斯的私人财产。威尔金斯当时还是一个学士，在伦敦金氏

学院工作。和克里克一样，威尔金斯本来也是一个物理学家，也曾用X射线衍

射作为他的主要研究手段。如果克里克在威尔金斯已经工作了多年的领域里插

一手，看来是很不妥当的。而且，情况甚至更糟，因为这两个人年龄相近，彼

此认识，克里克再婚以前他们经常同桌进餐，一起讨论科学问题。 如果他们生

活在不同的国家，事情要好办得多。英格兰式的友善――所有显要的人物即使

不是沾亲带故似乎也彼此认识――以及英国人的费厄泼赖观念，都不允许克里

克染指威尔金斯的课题。在法国，显然并不存在费厄泼赖，就不会发生这类问

题。在美国，也不会允许这种局面的发展。你不要希望伯克利的人仅仅因为这

个第一流的工作首先在加州哩工学院已经有人开始做了，而会有所忽视。可是，

在英国这简直不会被看做是对的。

甚至更糟的是，克里克一直由于威尔金斯对DNA似乎从来也没表现出足

够的热情而感到灰心。威尔金斯显得特别喜欢从容不迫过分谨慎地阐述重要的

论点。这并不是因为他缺乏智慧和常识，很明显，他两者都有。只要看他抓住

了DNA比任何人都早，这一点就可以作证。威尔金斯觉得他有一种想法不能

告诉克里克。那就是你手里拿着象DNA这样具有爆炸性的东西就不是在小心

行事了。而且，要让威尔金斯不想着他的助手罗莎琳德?富兰克林也越来越困

难了。

他并非爱上了罗西（我们常称罗莎琳德.富兰克林为罗西）。恰恰相反，几

乎从她刚到威尔金斯实验室起他们就闹别扭了。威尔金斯还是一个做X射线衍

射工作的新手。他很需要一些业务上的帮助，并且希望罗西作为一个受过训练

的结晶学家能够促进他的研究工作。但是，罗西可不是这样想的。她明确表示，

她已把DNA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不认为她是威尔金斯的助手。

我猜想，开始时威尔金斯希望罗西能平静下来。然而，仅仅旁观也就可以

判断她是不肯轻易屈服的。不以闺秀自居，这是她的秉性。她虽然相貌坚毅，

但不是没有诱惑力的。如果她在衣着上那伯有一星点兴趣就足以使人倾倒。但

她并不这样做。从来不涂口红与她的黑色直发相映衬。虽然已经31岁了，她的

衣着却仍然显示着英国女青年学者的形象。这样就很容易使人觉得她是一个事

事不如意的母亲的女儿。这样的母亲过分强调选择职业生涯的重要性，使聪明

的女儿不致于嫁给蠢汉。但事情并非如此。她那乐于献身的严肃生活不能这样

来解释。她正是一个博学的银行家的女儿，家庭生活非常舒适。

很清楚，罗西要么走，要么服从。当然，由于她倔强的脾气, 走更适合些。

如果她走了，威尔金斯要保持在研究DNA问题上占领先地位就会非常困难。

不是他看不见她抱怨的某些原因――金氏学院有两间餐后休息室，一间男用，

另一间女用。这当然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女休息室依然简陋失修。而钱都化

在另一间上，使威尔金斯和他的朋友们在早晨喝咖啡的时候感到心情愉快。这

件事虽然象扎入肉里的芒刺一样使威尔金斯感到不愉快，但这事并不由他负责。

很不幸，威尔金斯还找不到任何体面的办法解雇罗西。开始，据说她可以

在那里工作几年。而且，也不否认她有一个聪明的头脑。假若她的情绪有所克

制，那么就会有助他一臂之力的大好时机。但是仅仅抱有一种想改善他们之间

的关系的愿望只不过是碰碰运气而已。因为加州理工学院了不起的化学家鲍林

决不会受英国费厄泼赖观念的禁锢。刚过50岁的鲍林早晚要试图夺取所有科学

奖中的这顶王冠的。毫无疑问，他对这些项目很感兴趣。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

鲍林如果不了解DNA是所有分子中最重要的王牌，他就不配是个最伟大的化

学家。而且，有明显的证据说明鲍林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的。威尔金斯曾经收到

过鲍林索取结晶DNA的X射线照片复本的一封信。在犹豫了一阵以后，他写

了封回信说，在他发表这些照片以前，还得更仔细地看看这些资料。

这一切对威尔金斯说来都是令人心烦的。他躲到生物学领域里却发现生物

学正象物理学一样由于其原子能方面的后果，引起了他的反感。现在，鲍林和

克里克两人合起来紧紧盯在他后面，常使他夜不成寐。但是，至少鲍林远隔重

洋，克里克离他也有两小时的火车路程。真正棘手的还是罗西。象她这样一个

女权运动分子，最好还是另找去处。这样的想法看来是不能避免的。

3

威尔金斯首先激励了我关心DNA的X射线工作。这件事发生在那不勒斯。当

时在那里举行了一个关于活细胞大分子结构的小型科学会议。那是1951年春

天，在我知道有克里克这么一个人以前。其实，自从我在欧洲以博士研究员身

份学习生物化学以来，我就更多地关注DNA的工作了。我对DNA的兴趣渊源

于想了解基因是什么，在我还是大学高年级学生时就有了这种想法。后来，在

印第安纳大学研究院时，我希望不必学习任何化学就能解决基因问题。这种想

法部分地是由于我懒惰。因为作为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学生，我的兴趣主要在鸟

类，并且设法免修任何看来是中等难度的化学或物理学课程。说实话，印第安

纳的生物化学家们倒是鼓励我学习有机化学的，但当我用一只煤气灯直接加热

苯以后，从此化学与我就再也无缘了。辞退一个无知的博士，比冒另一次爆炸

的危险要安全一些。

这样，直至我去哥本哈根与生物化学家卡尔喀（HermanKalckar）一起做我

在得到博士学位后的研究工作之前，我就再也没有学习过化学了。出国留学最

初看来可以圆满地解决我对化学的无知。指导我做博士论文的导师是在意大利

受教育的微生物学家卢里亚（Salvador Luria）。他有时怂恿我对化学的无知状况。

他明确地表示厌恶大部分化学家，尤其是纽约闹市区那些形形色色的竞争者。

显然卡尔喀是个例外。卢里亚具有文明的欧洲大陆人的特点，希望我同他在一

起能学到做化学研究的必要知识，而不必提防那些唯利是图的有机化学家。 卢

里亚那时大部分实验是研究细菌病毒（噬菌体）的增殖。多年以来，在一些很

有灵感的遗传学家中间存在着这样的猜测，即病毒就是赤膊基因的一种形式。

果真如此，则解释什么是基因以及它如何复制的最好方法乃是研究病毒的性质。

这样，鉴于最简单的病毒是噬菌体，在1940―1950年之间涌现出一大批科学家

（即噬菌体研究小组），他们希望研究噬菌体最终将会弄清楚基因是怎样控制细

胞遗传的。领导这个小组的是卢里亚和他的德国出生的朋友，理论物理学家德

尔布吕克（Max Delbruck)。德氏当时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他希望单单用遗

传学方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卢里亚却常常考虑是否只有当一个病毒（基因）

的化学结构完全搞清楚以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他深深懂得，当你不清楚

一种东西是什么的时候，要去描述这件东西的行为是不可能的。那时，卢里亚

知道他已不可能重新学习化学了，他觉得最聪明的办法是把我――他的第一个

治学严谨的学生送到一个化学家那里去。

究竟把我送到蛋白质化学家那里去，还是核酸化学家那里去，这件事由他

决定并不困难。虽然细菌病毒只有一半重量是DNA（另一半是蛋白质），但艾

弗里的实验说明DNA似乎是基本的遗传物质。因此，搞清楚DNA的化学结构

可能是了解基因如何增殖的重要一步。然而与蛋白质相比，对于DNA的化学

知识了解得还寥寥无几，那时仅仅有少数几个化学家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除了

知道核酸是由较小的构件――核苷酸――组成的大分子以外，遗传学家对它的

化学知识掌握得甚少。而且，做DNA工作的化学家几乎都是有机化学家，他

们对遗传学没有兴趣。但是，卡尔喀显然是一个例外。1945年夏天，他曾去纽

约冷泉港实验室听德尔布吕克的细菌病毒课。这样，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两人

都希望哥本哈根实验室是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化学与遗传学中技术的结合，

最终会产生真正的生物学上的好处。’然而他们的计划完全落空了。卡尔喀一点

也不能激起我的兴趣。我发觉我在他的实验室里对核酸化学并不感兴趣，正象

我在美国时一样。部分原因是由于我看不出他当时研究的那种课题（核苷酸代

谢）会怎样直接与遗传学联系起来；另外，卡尔喀虽然很有教养，但使人觉得

很难理解。

不管怎样，我还是听得懂卡尔喀的至交马勒（Ole Maale)的英语的。马勒刚

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回来。在美国时，他对我做学位论文时研究过的噬菌体很

感兴趣。他回来以后，放弃了他先前研究的课题，把全部时间都化在噬菌体上

了。当时，他是研究噬菌体的唯一丹麦人。因此，他对于我和斯坦特（一位从

德尔布吕克实验室去的噬菌体工作者）来同卡尔喀一起做研究工作感到十分愉

快。不久，斯坦特和我都意识到我们两个都喜欢访问马勒的实验室。他的实验

室离卡尔喀的实验室有几英里远。有好几个星期，我们两人都积极地同马勒一

道做实验。

开头，我偶尔觉得与马勒一起做常规的噬菌体工作有点不大自在，因为我

的奖学金明确规定让我跟卡尔喀学生物化学。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我正在

违反着这一条。而且，我到哥本哈根不到三个月就要我提出下一年的计划。这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并没有计划。唯一的妥善办法是再申请跟卡尔

喀一起工作一年的奖学金。如果实说我不愿学习生物化学是不妥的。另外，我

也看不出当局有什么理由既然同意我延期而又不允许我改变学习计划。于是，

我写信给华盛顿，说我希望留在哥本哈根这个富有激励气氛的环境里。如愿以

偿，当局终于批准了延期我的奖学金。还是让卡尔喀另外去培养一个生物化学

家比较合适。美国奖学金授予团的许多成员是了解卡尔喀的。

这里还有一个卡尔喀本人的感情问题。也许，他对于我难得在场这一事实

甚为介意。的确，他看来对很多事情都是漠不关心的。可能他并没有注意到我

的不在场。幸运的是这种局面并没有变得严重起来。由于一桩完全料想不到的

事件，我就觉得问心无愧了。事情是这样的，十月初的一天，我骑自行车去卡

尔喀实验室，准备同他进行一次迷人而又难以理解的谈话。但是，这次我倒觉

得卡尔喀容易被人了解了。他透露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他的婚姻完了，希望离

婚。这件事很快就不是秘密了，实验室中的其他人也都被告知了，几天之内，

事情就很清楚了，有一段时间卡尔喀的心思不在科学研究上。这段时间也许与

我呆在哥本哈根的时间一样长。因此，他不必教我核酸生物化学，这显然是上

帝安排的大好事！我每天可以骑自行车到马勒的实验室去。我觉得对奖学金授

予团瞒一下我的工作地点，显然比勉强卡尔喀教我生物化学更好些。

再者，有时我对我当时从事的细菌病毒实验也感到十分满意。在三个月内

马勒和我完成了一组实验，证明细菌病毒在细菌体内繁衍成好几百新的病毒颗

粒。要发表一篇相当不错的论文，数据是足够了。按照通常的标准衡量，这一

年余下来的时间不做工作，我想也不会被人看作是没有成果的了。但从另一方

面看，我并没有做出任何工作来说明基因是什么东西或者它们是如何繁殖的。

除非我成为一个化学家，否则，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后来，卡尔喀建议我在那年春天到那不勒斯动物实验站去。我欣然接受了。

他决定在那里度过四月和五月。到那不勒斯去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哥本哈根没

有春天，呆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干是没有道理的。另一方面，那不勒斯的阳光倒

可能有助于学习海洋动物胚胎发育生物化学。那里也可能是一个我能安静地阅

读遗传学的好地方。如果我对它厌倦了，还可以随便翻翻生物化学教科书。于

是，我就毫不犹豫地写信到美国去，要求允许我陪卡尔喀去一趟那不勒斯。华

盛顿发回了一封令人愉快的允许信，祝愿我一路顺风。信中还附有一张两百美

元的支票作为我的旅费。当我朝着阳光明媚的那不勒斯出发时，这使我多少有

点感到自己不大诚实。

4

威尔金斯也不是纯粹为了科学而去那不勒斯的。他从伦敦去那里的旅行是他的

上司兰德尔（J．T. Randall）教授给的意外恩赐。本来，兰德尔已经准备去参加

这次关于大分子的会议，并且发表一篇论文阐述在他新的生物物理实验室里所

做的工作。后来，他发觉自己许诺的义务太多了，就决定派威尔金斯代替他去。

如果一个人也不去，对金氏学院的实验室来说是很不光彩的。那时，已从国库

动用了一笔可观的款项资助他的生物物理学。但是，认为这种资助是劳民伤财

的也大有人在。

并没有要求有人为这次在意大利举行的会议准备一个洋洋大观的发言。这

种集会只不过是按惯例地请来少数几个听不懂意大利语的来宾以及许多意大利

人。来宾中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当英语讲得快的时候，这些意大利人几乎一个

也听不懂，每次会议的高潮则是到一些景色秀丽的地方或寺院去的一日游。这

样，除了在会上发表一些陈词滥调外，几乎很少举办任何有益的活动。

威尔金斯到达时，我明显地坐立不安，并且急于想回北方去。卡尔喀这次

把我引人了歧途。在那不勒斯的头六个星期，我经常感到很冷。重要的是没有

集中的取暖设备，所以不管官方规定的温度是多少也无济于事。无论是在动物

学实验站或是在一幢十九世纪六层大楼顶上我的那个破烂房间里，都没有任何

取暖设备。如果我对海洋动物有一星点兴趣，恐怕我也会做点实验的。因为做

实验活动活动总比坐在图书馆里把脚搁在桌子上要暖和一点。有时当卡尔喀严

然摆出一副生物化学家的姿态时，我紧张不安地站在一边。有几天我甚至能听

得懂他讲的是什么。然而，不管我听得懂或听不懂都是一样的。在他的头脑里，

基因从来不占主导地位，甚至连边也不沾。

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大街上溜达，或者阅读早期杂志上有关遗传方面

的论文。有时候，我白日做梦似地想着发现基因的奥秘。但是从来也未曾有过

一了点象样的想法。因此，在这里一事无成的忧虑心情就越来越重了。尽管我

知道我并不是到那不勒斯来工作的，可是这并未使我感到稍微的宽慰。

我抱有一线希望也许可以从生物大分子结构会议上得到好处，这似乎仅仅

是一线希望。我虽然对结构分析领域中处支配地位的X射线衍射技术一窍不通，

但我还是很乐观地认为口头讨论总比读刊物上的文章要容易理解，这些文章我

总是读不进去。我特别有兴趣去听将由兰德尔作的关于核酸方面的报告。那个

时候，几乎还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论述核酸分子有三维构型的可能性。因此，

这件事对于我在化学方面非正式的钻研是有影响的。既然化学家们对核酸也讲

不透彻，我又何苦兴致勃勃地学习那些枯燥乏味的化学知识呢？就是因为当时

的情况不能为核酸结构提供任何真正的新启示。关于蛋白质和核酸的三维结构

的许多说法都是夸夸之谈。这方面的工作虽然已经进行了15年之久，但是如果

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论据仍然很无力。一些信心百倍提出来的想法看来都是

异想天开的晶体学家们的杰作。他们喜欢处身于自己的想法不会轻易被人否定

的领域里。由于包括卡尔喀在内的所有的生物化学家实际上都不能理解X射线

工作者的观点，因此并没有什么令人感到不自在的。为了迎合这种胡说八道而

学习复杂的数学方法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的老师中没有人曾想到过在我得

到博士学位以后，竟会有可能和一个X 射线晶体学者一道工作。

不管怎样，威尔金斯并没有使我失望。他代替兰德尔也好，不是代替者也

罢，都是一样的。反正他们两个我都不了解。他的演讲远非空洞无物。同其他

人的发言相比，他的演讲是非常突出的。其他发言中有的根本就同这次会议的

目的是毫不相干的。幸亏那些发言是用意大利语讲的，因此，外国客人溢于言

表的厌烦情绪并不算失礼。还有几个发言人是当时动物学实验站请来的客人，

他们是大陆来的生物学家，他们在发言中只不过简短地提了一下生物大分子而

已。对比之下，威尔金斯的DNA的X射线衍射图恰好切中主题。在他的演讲

接近尾声时，这张衍射图才放映在屏幕上。当威尔金斯说到这张图比以前几张

图显示得更为详细，事实上可以看做是一种结晶DNA的X光照片时，他干巴

巴的英语并不能使他表现出足够的热情来。确实，当DNA的结构一旦揭晓。

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基因是如何起作用的了。

突然之间，我对化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威尔金斯讲演以前，我很担心，

恐怕基因可能是异常不规则的。然而，现在我知道基因是能够结晶的，因此它

一定具有一种能用简单方法测定的规则结构。于是我期望着能否与威尔金斯一

起做DNA工作。他讲演以后，我就设法去找他。或许，他知道的东西比他的

讲演内容更丰富些。一般他讲，如果一个科学家不能绝对肯定他自己是正确的

话，那么，他当众演说便会犹豫。可是，我没有机会和他交谈，威尔金斯已经

不知去向了。

直到第二天我才有了与威尔金斯认识的机会。这一天，所有与会者到佩斯

敦（Paestum）的希腊神庙去游览。在等公共汽车时，我开始和他搭讪并且说明

我是多么地对DNA感兴趣。还没等到从威尔金斯那里打听到什么，我们已不

得不上车了。于是我只好陪伴着我的姐姐伊丽莎白。她刚从美国来到这里。在

神庙里，我们全分散了。我再次找到机会同他说话以前，我意识到我很可能已

经交上了好运。威尔金斯已经注意到我姐姐非常漂亮，很快他们就在一起吃午

饭了。对此，我感到莫大的高兴。多年以来，我曾闷闷不乐地看着伊丽莎白被

一群傻瓜追求着。现在，变换一下她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突然来了。我不必再

眼看着她将注定嫁给一个智力低下的?砘铩６?且，如果威尔金斯真正爱上了我

的姐姐，那么，我也将免不了跟他的DNA的X射线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了。

但是，威尔金斯表示抱歉地走开了，并独个儿坐在一旁。这并未使我感到失望。

他显然是很懂礼节的，他可能觉得我和伊丽莎白有话要说。

但是，当我们一回到那不勒斯，我想跟他合作的壮丽的白日美梦就化为泡

影了。威尔金斯只是漫不经心地点了一下头就迳自离开，回他的旅馆去了。无

论我姐姐的美貌或者我对DNA结构的浓厚兴趣都不能使他落人圈套。我们的

命运看来不在伦敦。于是，我就动身回哥本哈根，并且避免再多想生物化学的

美妙前景。

5

我忘掉了威尔金斯，但没有忘记他的DNA照片。一把有可能解开生命奥秘的

钥匙总不可能从我的头脑中忘却的。我还不能解释它，这一点并不使我烦恼。

设想自己成名肯定比成为一个从来没有冒险精神的受压抑的学究要好得多。我

也曾被鲍林部分地解决了蛋白质结构问题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传闻所鼓舞。我

在日内瓦就听说过这个消息。在那里，我呆了几天跟瑞士噬菌体学者韦格尔（Jean

Weigle)讨论问题。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了一个冬天以后刚刚回来。韦格尔在

离开加州以前曾去参加过鲍林宣布这个消息的讲演会。

鲍林以他惯用的演戏似的方式进行讲演。讲起话来活象是个终身从事戏剧

演出的行家。他的模式图被一块帷幕掩盖着，直到他的讲演快要结束时，他才

骄傲地展现了他的最新创作。这时鲍林目光炯炯地解释起他那无与伦比的模型

――α螺旋的各种特征。这次炫耀的表演，正象他所有的精彩表演一样，吸引

了许多青年大学生出席听讲。全世界再没有哪一个人象鲍林那样能抓住听众的

心。他那奇妙的头脑与有感染力的露齿微笑结合得无懈可击。他的许多教授同

事们怀着混杂的心情观看着他的表演。鲍林在示范讲台上跳上跳下并挥舞着他

的手臂，活象一个魔术师要把一只兔子从他的靴子里掏出来那样。这使他的同

事们感到相形见绌，如果他略微表示一点谦虚的话，他的观点也许更容易被人

接受。由于他表现出的坚定自信心，即使他在胡说八道，那些着了迷的大学生

也都被蒙在鼓里。他的许多同事正在袖手旁观，等待着有朝一日他会在关键问

题上栽跟头，而落得一个嘴啃泥。

但是，韦格尔那时无法告诉我鲍林的α螺旋是否正确。他不是X射线晶体

学者，不能从专业方面对这个模型进行评价。然而，他的一些在结构化学方面

训练有素的年轻朋友们却认为α螺旋看来还是挺不错的。因此，他的这些朋友

都认为鲍林是对的。果真如此，鲍林就又取得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对于生

物学上极为重要的大分子结构，他可能是提出完全正确见解的一位先驱。他或

许拥有某种也适用于核酸的新颖手段，而使他在这个领域能遥遥领先。韦格尔

对此什么也记不起了。他能告诉我的事情，充其量不过是说有一本关于α螺旋

的书不久即将问世。

我回到哥本哈根时、载有鲍林论文的杂志已从美国寄到。我很快地看了一

遍，接着又立即重读了一遍。我对其中的大部分论述都觉得摸不着头脑，所以

我只能了解他的论点的一个梗概。我当然无法判断它是否讲得有道理。我敢肯

定的一点只是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优雅。几天以后，下一期杂志又到了，这一期

又刊载了鲍林的文章七篇之多。这些文章写得仍然是令人眼花镣乱，充满着华

丽的词句。其中的一篇起首这样写道：“胶原是一种很有趣的蛋白质”。这种写

法鼓舞了我。我开始琢磨如果解决了DNA的结构我撰写关于DNA论文时开头

的话：“遗传学家对基因很感兴趣”。这样的写法就可以显示我与鲍林的思路不

同。

那么，什么地方可以学习分析X射线衍射图呢？我开始为此发愁。到加州

理工学院去吧，恐怕不合适。因为鲍林太伟大了，不能浪费他的时间去教一个

缺乏数学修养的生物学家。可是，我不愿再次遭到威尔金斯的冷遇，也不想到

他那里去。这样一来，就只能去英国剑桥了。我知道剑桥有一个名叫佩鲁兹的

人，他对生物大分子尤其是血红蛋白的结构很感兴趣。我于是就给卢里亚写信

诉说我新近入迷的爱好，问他能否想法把我安排到剑桥实验室去。出乎意料，

这件事竟然完全不成问题。接到我的信后不久，卢里亚就去参加在安.阿尔柏（Ann

Arbor)召开的一个小型会议。在那里他遇到了佩鲁兹的合作者――肯德鲁（John

Kendrew），当时他正延期在美国旅行。更幸运的是，卢里亚对肯德鲁有很好的

印象。肯氏象卡尔喀一样，举止文雅；此外，他也支持工党。而且，当时剑桥

实验室缺人，肯德鲁正在物色对象同他一道研究肌红蛋白。于是卢里亚向他保

证说，我正好合适，并且立即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

当时正值八月初，刚好在我原来的奖学金就要满期的前一个月。这就意味

着给华盛顿写信不能再拖下去了，应该告诉他们我改变学习计划的事。但是，

我仍然决定直到剑桥实验室正式允许我去时再写信。等我亲自和佩鲁兹谈过话

后再写这封难写的信看来是慎重的，因为事与愿违的情况是常常有的。谈过话

以后，我就能更详尽他说明我希望在英国完成的任务。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哥本

哈根。于是我又回到了实验室。我当时做的一些实验按照第二等标准看来是有

趣的。我留下来更重要的是因为小儿麻痹症国际会议即将在那里召开。很多噬

菌体工作者将到哥本哈根参加会议。德尔布吕克当然是其中的一员。因为他是

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关于鲍林最近搞的新玩意儿他会有更多的消息。

然而，德尔布吕克并没有告诉我更多的新东西。他认为，α螺旋即使正确

也谈不上有任何生物学意义。看来他对此不屑一谈。甚至我对他说确有一张出

色的DNA的X射线照片，他也毫无反应。因为小儿麻痹症国际会议召开的盛

况空前，我就顾不上为德氏这样独具一格的坦率而感到沮丧。几百名代表光临

后，他们就可享用部分由美国出资供给的大量免费的香槟酒，借以缓和一下国

际隔阂，一个星期内每晚都有招待会、宴会以及到海滨的酒巴间去的夜半旅行

等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享受奢侈的生活。在我的心目中，这种生活是和腐朽

的欧洲贵族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在我的头脑 中油然地产生了一个重要真

理：科学家的生活不仅在智力活动方面是丰富多采的，就是在社交活动方面也

可能是趣味盎然的。于是，我就兴致勃勃地动身到英国去了。

6

刚吃完午饭我就到办公室去，当时佩鲁兹正在那里。肯德鲁还在美国，没有人

期待我的到达。肯德鲁曾寄回一封短信说明年有一位美国生物学家要来和他一

起工作。我告诉佩鲁兹，我对X射线衍射技术一窍不通。他叫我放心，并向我

保证说做这类工作并不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他和肯德鲁在大学里都学过化学。

我应该做的就是读一本X射线晶体学教科书。这样，我就能懂得足够的理论去

做X射线照相工作。举个例子说，佩鲁兹对我讲过他要验证鲍林的α螺旋模型

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只要化一天时间就能拍到关键性的照片证实鲍林的预见。

后来我压根儿就没有理解佩鲁兹：甚至我连晶体学最基本的布喇格定律也一无

所知。

随后，我和佩鲁兹出去散步，并且谈到来年可能做的工作。当他知道我是

从火车站直接到实验室来的，还没有观光过剑桥的任何学院时，他改变了我们

散步的路线，带我穿过学院后院，来到三一学院的大院。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

如此壮观的建筑物。如果我以前曾经有过放弃生物学家安闲生活这种打算的话，

如今这种想法全都烟消云散了。这样，当我朝一些阴湿的房屋里偷偷地瞥了一

眼知道其中就是大学生宿舍时，我也只不过略显沮丧而已。我从狄更斯的小说

中知道我是不会遭受英国人自己都不肯受的那份罪的。后来，当我在基督草坪

（Jesus Green）的一座二层楼房中找到一间房间时，我自己认为已是很幸运的

了。这里所处的位置实在太好了，离实验室仅有步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佩鲁兹要我见见布喇格爵士。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卡文迪什实验室。

佩鲁兹给楼上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到了，布喇格爵士从他的办公室下了楼。他

听我谈了几句话后，就和佩鲁兹出去私下嘀咕了一阵。几分钟以后他们又回到

实验室，由布喇格正式通知我，说他已经同意我在他指导下进行工作。这次会

见是不拆不扣地按英国人的方式进行的。我私下暗暗揣摩着布喇格这尊白胡子

偶象，恐怕现在每天总是坐在雅典娜神庙般的伦敦俱乐部里，消磨着他的大部

分时间、我从来也想不到我会和这位老古董有所接触，布喇格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创立了他的定律。因此，我猜想他必定已处于实际退休的地位而不会关心

基因了。我有礼貌地对布喇格爵士接受我在他那里工作表示感谢。接着，我对

佩鲁兹说我过三个星期再回来赶上米迦勒节那一学期的开始。于是，我回到哥

本哈根去收拾一下我仅有的一点衣物，并告诉卡尔喀我交上好运，能成为一个

X射线晶体学者了。

卡尔喀非常合作，他给华盛顿奖学金办公室发了一封信说他热情地赞同我

改变学习计划。同时，我也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向他们透露了我当时所做的

病毒增殖生化实验不管怎么说都是意义不大的。我深信传统的生物化学不能告

诉我基因是如何起作用的，所以我打算放弃学习它。我还说我如今知道X射线

晶体学是遗传学的关键，因此请求把我的学习计划改到剑桥去。这样，我就能

够在佩鲁兹实验室学习如何从事X射线晶体学方面的研究。

我知道在得到批准以前留在哥本哈根是没有意义的，简直可以说呆在那里

浪费时间，是荒唐的。一星期以前马勒已经动身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去了，他

将在那里呆一年。我对卡尔喀式的生物化学也丝毫不感兴趣了。按手续程序说，

离开哥本哈根当然不是名正言顺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我的要求恐怕也不能拒

绝，因为大家都知道卡尔喀那时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华盛顿办公室必然

会担心我究竟愿意留在哥本哈根多长时间，我如果直截了当地写信说卡尔喀不

在他的实验室恐怕不但有失体统，而且也多此一举。

自然，我根本没有准备会收到一封不同意我到剑桥去的信。我回到剑桥十

天后，卡尔喀却转来了一封令人心灰意冷的信，这封信寄到了我在哥本哈根的

住处。奖学金授予团认为X射线晶体学实验室对我不合适，因此，不同意我去。

由于我不能胜任晶体学工作，这封信要我重新考虑我的学习计划。然而，奖学

金授予团乐意赞助我转到斯德哥尔摩的卡斯皮森（CasperSson）细胞生理学实

验室去。

引起麻烦的根由是太明显了。奖学金授予团的领导人已不是卡尔喀在生化

界的莫逆之交克拉克（Hans Clarke）了。这时，克氏正准备从哥伦比亚大学退

休。我的信落到了新主席手里，这位新主席在指导青年人方面积极性很高。我

否认生物化学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做得有些过分了，对此他很不耐烦。我写

信向卢里亚求救。他和新主席是偶然相识的，这样，如果能把我的决定很好地

呈现出来的话，他也可能改变他的决定。

起先，种种迹象说明卢里亚的介入可能会导致恢复理智的变化。卢里亚寄

来一封信说，假如我们能表示以前的想法欠妥的话，问题就可以顺利解决。这

封信使我振奋。我打算写信给华顿盛说我要去剑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马肯姆

（Roy Makham）在那里。马氏是从事植物病毒工作的英国生化学家。他对这消

息很不以为然，当时我走进马肯姆的办公室，对他说他可能得到的是一名决不

会把实验仪器在他的实验室里弄得叮当作响，而使他烦恼的模范学生。他把这

个计划看作是美国人不懂如何举止端庄的典型例子。然而，他答应姑息这一蠢

举。

我确有把握认为马肯姆对这件事决不会走漏风声后，就非常谦逊地给华盛

顿写了一封长信，列举了同佩鲁兹和马肯姆在一起我能得到一些什么好处。在

信的末尾，我开诚布公地申明我已到了剑桥，并且打算一直呆在那里直到华盛

顿做出决定为止。我认为申明这一点是诚实的态度。但是，华盛顿奖学金授予

团的新主席不予合作，一直等到回信寄到卡尔喀实验室时才算有了点眉目。回

信说奖学金授予团正在考虑我的问题，一俟做出决定他们就会通知我的。支票

仍在每月月初汇到哥本哈根，可是看来，把支票兑成现钞是不妥当的。

很幸运，他们可能不愿为我来年做DNA工作而解囊只不过引起我的一点

烦恼，却无碍大局。、我在哥本哈根的奖学金津贴是三千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

富裕的丹麦大学生生活费用的三倍。支付了我姐姐新买的两套巴黎时髦服装的

费用以后，我还剩下一千美元。这些钱足够我在剑桥呆一年的。在剑桥居住不

到一个月，我的女房东就把我撵出来了。她这样倒是帮了我的忙。我的主要罪

状是在晚上九点以后回来没有脱掉鞋子。这时她的丈夫正要睡觉。还有，我偶

尔忘掉了在这个时候不能放水冲洗厕所的禁令。甚至更糟的是我在晚上十点以

后还要外出，而这时剑桥所有部门都关门了。我出去干什么，很值得怀疑。肯

德鲁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这时对我帮助很大，他们把网球场路的一个小房间

让给我住，几乎不收租金。这房间潮湿得令人难以相信，仅仅有一个老掉了牙

的电热炉。我很乐意接收了下来，虽然在这里容易感染肺结核，但和朋友住在

一起比我在这种时候去找别的宿舍住要好得多。于是，我欣然从命地决定住在

网球场路，一直到我的经济状况好转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