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詹姆斯?沃森《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 rodger

詹姆斯?沃森《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译者前言

　　沃森和克里克于1953年提出的DNA分子结构模型可以与达尔文的进化

论，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相媲美。他们指出，遗传的基本物质――脱氧核糖核酸

（DNA）具有一种微妙的双螺旋结构。这一重大发现为探讨遗传的化学基础开

辟了一个新纪元，引起了生物学的一场伟大革命。其结果是在此后不久就完全

阐明了遗传密码问题。由于这一伟大科学成果，沃森和克里克获得了诺贝尔奖

金。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一书是沃森写的一本作者自己亲身

经历的重大事件印象记。书中不仅有科学知识，亦有科学工作方法。此书最早

分期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后出单行本。中译文先是根据《大西洋月刊》

译出，并在中国生物化学会主办的《生化通讯》杂志上连载（约全书的二分之

一)。1980年出版的英文新版本中，作者又加进了一些新内容。我们根据新版本

将中译全文作了修改、补充。另外，在附录中收进了四篇文章，即沃森和克里

克的两篇原始论文，以及斯坦特写的介绍DNA双螺旋与分子生物学的崛起和

《双螺旋》一书作者及出版概况的两篇文章。读者阅读了附录中的材料更能加

深对《双螺旋》一书的理解。

　　参加本书一部分翻译工作的先后有李文杰、王美娟和史叶等同志。全书的

翻译是在沈昭文先生的直接关心下进行的。我们向沈老表示衷心的谢意。我们

感谢袁士龙、徐有成、汪成尧、庄熙孟和洪炯等同志给予的帮助。全部译稿完

成之后，又承蒙上海外语学院聂振雄、张岱云、关可光同志给予认真校订，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

　　《双螺旋》原书写得情节动人，文笔流畅。布喇格爵士对此书曾给予高度

的评价。但是，由于译者中英文水平所限，这本中译本在很多地方可能没有把

作者的思想感情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甚至出现某些错误。我们欢迎读者批评

指正。

　　译者

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前言

　　我十分高兴，通过这部中译本，可以有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我们如何弄清了

携带遗传信息的DNA分子结构的故事。同克里克进行合作的那些日子，是我

一生中极为难得的一段时期。在撰写本书时，我力图表达出我们在探究这种我

们认为可能是最重要的分子时的兴奋心情。我们所发现的双螺旋果然没有使我

们失望。

沃森

1983年6月14日纽约冷泉港

布喇格爵士的前言

　　本书记叙的事件导致了对基本遗传物质DNA结构的解释。从多方面来看

其记叙手法都是独特的，沃森约我写前言，对此我深感荣幸。

　　首先，此书在科学价值上引起人们的注意。克里克和沃森发现了DNA的

结构，这一发现以及随之在生物学方面引起的影响，乃是本世纪科学界重大的

事件之一。受它的鼓舞而开展的科研项目，数量之大是十分惊人的。这项成果

促使生物化学发生了一场革命，而生物化学本身就是一门使得科学改观的学科。

我和其他人一直在敦促作者撰写他的回忆录。因为很多事情他至今仍然记忆犹

新；我们知道这些事件对于撰写科学史又是何等的重要！书写成以后，其内容

大大超出预料。尤其是后面几章，简直就是一部结构严谨，情节动人的剧本。

它把新概念的诞生描绘得栩栩如生，把许多扣人心弦的场面逐步推向全剧的高

潮。我不知是否还有别的著作能够使读者如此休戚相关地与研究工作者一道分

担他的疑虑，分享他的奋斗和最后胜利的喜悦。

　　书中记述的故事又深刻说明了研究工作者可能陷入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他

知道有个同行在某个问题上已经工作了多年，并且积累了大量难得的资料。这

个同行知道成功就在眼前，因此没有公开发表这些资料。这个研究者看到过这

些资料，并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想象中的一种研究方法，或者说仅仅一种新观

点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在这个时候，如果他提出同对方合作，可能会被认为

是想捞一点外快。他应该单枪匹马地去干吗？很难判断一个重要的新观点究竟

真的是一个人独出心裁想出来的，还是在同别人交谈中不知不觉地吸收来的。

鉴于这种困难，在科学家中间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法规，大家承认同行对研

究的方式有申明自己要求的权利。但是，有一定的限度。当竞争不止来自一个

方面的时候，就不能再踌躇不前了。在解决DNA结构的过程中，这种进退两

难的困境显得尤为突出。由于考虑到伦敦金氏学院的威尔金斯长期耐心的研究，

以及剑桥的克里克和沃森最后出色地并很快地解决了DNA的结构问题，1962

年在颁发诺贝尔奖金时，才使所有与此有关的人皆大欢喜。

　　最后，本书不仅讲了科学，也讲了人，从叙述中可以看到欧洲，特别是英

国，给一个来自美国的年轻人所留下的印象。他善于用佩普斯式的坦率笔法进

行写作。书中涉及到的人们应该以一种谅解的精神来阅读此书。请记住，他的

这本小册子并不是一部历史，而仅仅是对历史有点贡献的一种自传式作品。这

部历史总有一天要写出来的。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此书乃是一种印象记录，并

非历史事实。实际上，很多事情比他那时看到的要复杂，而参与这些事件的当

事者的动机比他当时想象的要单纯得多。但是，必须承认作者对人类弱点的直

觉洞察力确实入木三分。

　　作者曾将手稿给书中涉及到的我们几个人看过。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

我们都提出了修改意见。但以鄙人拙见，此书不宜修改太多。因为以生动活泼

和坦率直爽的笔调记录下来作者当时的印象是此书趣味盎然的根本特色。

作者序言

　　在本书中，我仅以个人之见介绍发现DNA结构的来龙去脉。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尽

量抓住战后初期英国的气氛，当时许多重大事件就发生在那里。我希望本书将说明这样一

种观念，即科学很少会象门外汉所想象的那样，按照直接了当合乎逻辑的方式进行的。相

反，科学的进步（有时则是倒退）往往全盘是人为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人物本身以及

文化传统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为此，我试图在书中再现我对当时的有关事件和人物的最初

印象，而不是对自从发现DNA结构以来我所知道的一切作出评价。虽然，后者或许更为

客观，但它却无法真实地反映一种冒险精神。这种冒险精神的特征是年轻人的自以为是，

并且认为真理一旦发现就言简意赅、尽善尽美。书中的许多评论似乎是片面的，甚至是不

公正的。但是，对于某种新生事物缺乏全面了解就匆匆地评头论足的作法，早已是司空见

惯的了。不管怎样，本书叙述的是1951-1953年期间，我观察事物的方法，其他一些当事

人和他们的想法，以及我本人的情况。

　　诚然，书中涉及到的人谈起往事肯定会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因为我们的回忆绝不会

完全一致。再者，对于同一桩事看法也不会完全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说，要缜密地写出一

部发现DNA结构的历史，似乎我们都无能为力。不过，我感到有必要介绍一下双螺旋结

构是怎样发现的，因为科学界的朋友对此颇感兴趣。对他们来说，这本书叙述的内容即使

挂一漏万，也聊胜于无。更为重要的是，我以为很多人对于怎样“从事”科学研究这一点

相当生疏。我当然不是说，一切科学研究都是按本书所描述的方式进行的。事实远非如此，

科学研究方式之繁多，济济然如世间人群。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复杂的、互不相容的宵小

之徒的贪欲和正人君子的坦荡作风并存的科学界里，DNA的发现绝不是一种特殊的例外。

　　早在发现双螺旋结构之际，我就酝酿着要写这本书了。因此，我对跟这一工作有关的

许多事件的记忆比对我生活中其他事情的记忆要完整得多。那时，我每隔一个星期就给父

母亲写一封信。我写作时广泛地利用了这些信件，它们为核对许多事件的确切日期帮了大

忙。同样重要的是许多朋友所提的宝贵意见，他们读了初稿，有的还为我的某些不完整的

叙述作了详细的补充。毋庸置疑，我和其他人的回忆会有出入。因此，本书只能看作是我

个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本书的前几章是在森特-乔尔吉（Albert Szent-Gyorgyi），惠勒（JOhn A.Wheeler）和凯

恩斯（John Cairns）的家中写成的。我要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安静的房间和面对窗外大海

的书桌。后几章的写成得助于古根海姆奖学金，它使我能够短期重返英国剑桥，并受到伦

敦金氏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会成员的热情款待。

　　在本书审编过程中，奥尔德里奇（Libby Aldrich)及时提_出了一些深刻的意见。莱博维

茨（Joyce Lebowitz）在文字上帮助我订正，并对本书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许多的建议。对

此，我深表感谢。最后，我要向威尔逊（Thomas J．Wilson）致以谢意。从第一稿起，他

就不断地给我很多帮助。要是没有他那智慧、热情和明确的指点，这本书以我所想象的这

样好的形式问世是不可能的。

　　沃森

　　1967年11月于哈佛大学，麻省剑桥

　　DNA双螺旋与分子生物学的崛起

　　斯坦特

　　在芝加哥海德公园高中上历史课时，我知道了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于1453年

5月29日。这一天，土耳其人攻下了康土坦丁堡。人们这时突然发现，中实际

已经过去，古典文艺和科学开始再度兴起。虽然我后来终于懂得了把某个具体

日期定为某个历史时期的开始，这种作法是多么荒唐可笑，但我仍然认为，分

子生物学时代确实开始于康士坦丁堡陷落五百年以后，甚至一天也不差。这个

时代开始于1953年4月25日。这一天，英国科学杂志《自然》发表了两位年

轻科学家――沃森（原为海德公园高中的劲敌――南海岸高中的学生）和克里

克写的一篇论文。这篇文章宣布发现了DNA双螺旋。消息传开，不胫而走，

它的内容广为流传。对遗传机制感兴趣的多数生物学家很快就认识到，从携带

遗传信息的生物大分子角度研究遗传学的时代到来了。

　　正如文艺复兴运动诞生于西方基督世界同东方穆斯林世界的对抗之中一

样，分子生物学在遗传学与生物化学的对峙中降临人间。遗传学创立于1865年。

盂德尔（Gregor Mendel)发表了他用种子形状和花的颜色等遗传性状各不相同的

豌豆品种进行杂交实验的结果。孟德尔曾经研究过圆形和皱形种子，红花和白

花等性状在子代植物中的分布情况。他的杂交实验结果使他得出了有机体携带

着并传递给子代很多遗传因子或称基因的著名结论。每一个基因决定一个性状，

因此有机体的全貌受其全部基因的控制，而这些基因都是由其亲代传授下来的。

孟德尔的见解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以致他的发现在以后35年内没有引起生物

学界的注意。1900年，孟德尔的研究成果才重新受到重视，遗传学在本世纪头

二十年中才发展成生物学领域内一门最重要的前沿科学。基因在染色体上呈线

状排列。（在细胞核内染色体呈线状。细胞分裂前，染色体一分为二。细胞分裂

期间，染色体分布到两个子细胞之中，而每个子细胞都获得它自己的一组染色

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摩尔根（Thomas H.Morgan)及其助手们所进行

的大量工作。此外，他们还发现了基因能够进行突然的、永久性的变化或称突

变。一个突变可以导致由基因所决定的特定遗传性状发生变化，例如红花颜色

变为白花颜色。

　　这些实验结果大大推动了对于生命的认识。从理论上来说，它为了解生物

进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时已经可以看出，基因突变是生物界新物种的基本

源泉，因此也是推动生物进化的动力。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其实就是选择

那些携带着新基因、或基因新组合的有机体；正是这些新基因或基因新组合，

为生物在生存竞争中提供了更大的适应性。而在实践上，遗传学也为人类带来

了巨大的利益。农业方面，人们因此能够设计出合理的培育方法，从而改良传

统的作物和家畜，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医药方面，由于认识到基因在人类很

多疾病中的作用，也就为有效地防止或治疗这些疾病提供了合理的措施。但是，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遗传学虽然已经成为生物科学的皇后，但作为它的中心概

念的基因的物理性质却仍然是神秘莫测的。例如，没有人知道基因是由什么组

成的，其性状是怎样作用于携带它的有机体的，以及在细胞分裂中，基因是如

何忠实地自我复制的，等等。

　　也许只能用迄今尚不了解的物理和化学规律才能解释基因性质的奥秘，基

因自我复制的机制以及基因对细胞功能的控制。这就吸引了许多物理学家转而

研究遗传学。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位物理学家就是杰出的丹麦物理学家波尔（Niels

Bohr)的学生――德尔布吕克。1935年，29岁的德尔布吕克因为以生物学家的

身份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基因突变和基因结构的性质”的纯理论性文章而崭露

头角。十年后，德尔布吕克在他那篇只在私下传播，并不为很多人知道的文章

中表达的观点却在一本广为阅读的《生命是什么？》的书中得到了普及。这本

书是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物理学家薛定谔写的。回顾起来，薛氏一个最重要的

观点就是，基因乃遗传信息的携带者；而基因携带遗传信息，据估计，其唯一

合理方法又在于它包含着少量连续的种类不同的重复因子，或称符号，这种精

确的连续的模式即是编码的遗传信息。薛定谔在举例图解这种编码体系的最大

信息量时，曾使用摩尔斯密码的两个符号――点和横来代表它的重要因子。与

此同时，德尔布吕克已开始用实验方法研究基因问题。1918年，在帕萨迪纳加

州理工学院，德尔布吕克作为博士研究员开始研究细菌病毒（通常称噬菌体）。

虽然噬菌体是很小的、结构比较简单的超显微颗粒（长度小于万分之一毫米），

然而，它们却有自我复制能力。德尔布吕克发现，噬菌体颗粒感染寄主细菌后，

半小时内就产生几百个同样的子代噬菌体颗粒。因此，基因复制的中心问题可

以简化为亲代噬菌体颗粒如何在半小时内产生上百个子代颗粒的问题。两年后，

德尔布吕克结识了来自饱经战争创伤的欧洲的避难者――卢里亚，以及圣路易

华盛顿大学的赫尔希。他们的结合创立了噬菌体小组。共同的目标――解决基

因性质之谜，把这个小组的成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47年，卢里亚任印第安

纳大学教授。他接受了19岁的沃森作他的研究生，并举荐他参加噬菌体小组。

　　虽然噬菌体小组在研究实际上尚待弄清的基因性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最终确定基因的物理性质却完全来自不同的领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孟德尔的同时代人瑞士化学家米歇尔（Friedrich Miescher）发现细胞核含有一

种以前不知道的合磷丰富的物质――核酸。到本世纪初，生物化学家证明了植

物和动物细胞中普遍存在核酸，并且证明了核酸合有四种不同的含氮碱甚、一

种五碳糖和磷酸。后来又发现，一个含氮碱基，一个糖和一个磷酸分子联结而

成核酸的基本构件――核苷酸。而核酸分子就是由很多这样的核苷酸通过糖之

间的磷酸二酯键而组成的。所以，核酸是一种多核苷酸链。到本世纪二十年代，

大家又证实实际上存在两类不同的核酸。类为核糖核酸（RNA），另一类为脱氧

核糖核酸（DNA）。这两类核酸的化学组分几乎是相同的。但是，DNA的糖为

脱氧核糖。它比RNA的核糖少一个羟基。另外，RNA中有一种含氮碱基为尿

嘧啶，与DNA中相应的含氮碱基胸腺嘧啶相比，尿嘧啶缺少一个甲基。可是，

就是这两种化学结构上的细微差异却导致了DNA和RNA生物功能的重大区

别。最早得知这种不同功能，是因为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发现DNA几乎全在

染色体上；而RNA则在细胞核外，即在原生质之中。由于当时摩尔根的研究业

已表明基因寓于染色体之中，假设DNA在遗传中具有重要作用，看来也就并

非是毫无根据的想象。但是，既然染色体中蛋白质比DNA多，也就不应断定

基因实际上是DNA组成的。事实上，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基因是由蛋白质组成

的，而DNA只不过在遗传过程中发挥某些辅助的生理作用罢了。

　　1944年，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的艾弗里及其同事们首先直接证明DNA事

实上是啁传物质。

　　艾弗里指出，把从正常供体细菌抽提出的纯品DNA加到畸化的受体细菌

之中，某些受体细菌的遗传性状就转化为供体细菌型的，而这种受体细菌只有

一个变异基因不同于供休细菌。由此可见，正常的供体细菌基因必然是以供体

DNA分子的形式进入受体细菌，并在受体细菌中取代了它变异的同源基因。这

说明，细菌DNA包含看细菌基因。在1944年，这样的结论似乎过于急进，甚

至艾弗里本人也难以接受，只是在利用最为精密的装置做了对照实验后才不得

不相信。事实上，在当时多数生物化学家和遗传学家看来，艾弗里的对照实验

装置显然还不是十分严格的。艾弗里的这个发现虽然广为流传，但在以后的八

年中，并没有对有关遗传机制的理论产生多大的影响。后来，在1952年，赫尔

希和他的年轻助手蔡斯终于指出，噬茵体颗粒感染寄主细菌时，实际上汉有噬

菌体DNA进入细菌，而噬菌体蛋白质却留在细菌外边，对于后来发生在细菌

体内的噬菌体再生进程并未发生任何作用。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指导合成子

代噬菌体的亲代噬菌体基因寓于它的DNA之中。赫尔希-蔡斯再次证明DNA

是遗传物质的实验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从那时起，有关遗传机制问题的

研究便全部集中于DNA上了。

　　为什么艾弗里宣布DNA是遗传物质对当时遗传学界产生的影响比其后赫

尔希-蔡斯的实验产生的影响小呢？至少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1944年人

们仍普遍认为，DNA分子是由四种核苷酸有规则地重复而构成的。一个DNA

分子既由四个单调重复的单位构成，而每个单位又各含有四种含氮碱基，即腺

嘌呤、鸟嘌呤、胸腺嘧啶和胞嘧啶之中的一种，那么，要设想这样一个DNA

分子怎样能够携带遗传信息，自然也就非常困难。不过，到了1952年，有关DNA

结构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哥伦比亚大学的查戈夫对DNA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

生化分析。他发现，DNA并不是由单调的四种核苷酸重复出现组成的。实际上，

在多核苷酸链中，四种合氮碱基能以任意顺序排列。由于发现了DNA中四种

碱基的相对数量，在不同生物来源的样品中并不相同，因此也就可以想象，在

赫尔希-蔡斯时代，任何DNA分子都可以用多核苷酸链中严格的碱基顺序储存

其遗传信息。换言之，薛定谔提出的遗传编码的重复因子，现在可以看作是腺

嘌呤、鸟嘌呤、胸腺嘧啶和胞嘧啶四种不同的核苷酸。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

生物遗传的根本问题可以归纳为DNA分子的两种不同的功能。一是自我催化

功能，即通过亲代DNA分子严格的碱基顺序的复制，产生出遗传信息传给后

代。二是异体催化功能，即DNA通过对于造成实际有机体的一系列生化反应

的控制或主导，将其遗传信息表达出来。为了搞清楚DNA是如何完成这些功

能的，就不仅需要了解DNA的化学组成，而且需要详细研究它的三维结构。

　　在噬菌体小组出现的同时，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理学家小组也开始了对

于生物学问题的研究。噬菌体小组的主要目标是想搞清楚遗传信息传递的物理

基础，而这些物理学家的兴趣则集中在生物分子的三维结构――也就是它的形

状上。对于这个结构分析小组来说，遗传学问题仅仅是其研究工作的一个项目，

最多只占辅助地位。这个结构分析小组的工作可以说是从W.H.布喇格和W.L.布

喇格沿袭下来的。布喇格父子于1912年建立了X射线晶体学并创立了晶休结

构学派。这一创举使英国成了研究分子结构的故乡。在成功地测定了一些相当

复杂的分子结构之后，这些晶体学家大受鼓舞，于是进一步将他们的结构分析

方法应用于一些更加复杂的重要生物大分子结构上。因为他们相信，不搞清楚

细胞组分的空间构型，就不能很好地理解细胞的生理功能。奥斯特伯和贝纳尔

就是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布喇格的第一批学生。他们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起，

着手研究蛋白质和核酸结构。奥斯特伯将这种研究生命过程的方法命名为“分

子生物学”。尽管他极力鼓吹了多年，这一新兴学科并没有得到广泛接受。例如，

在1953年4月25日以前，噬菌体小组的成员都没有自认为或者自称为是“分

子生物学家”。然而，在那一天，这个小组突然发现，他们一直在研究着的课题

正是分子生物学，这就象莫里哀笔下的儒尔丹先生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在说些

普通大白话一样。

　　奥斯特伯、贝纳尔和布喇格的其他几位学生早期的工作为晶体学后来的飞

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最先取得分子生物学巨大胜利的并不是英国学派，

而是加州理工学院的鲍林。他于1951年发现了蛋白质的基本结构。蛋白质也是

一条长链分子，由二十种不同的氨基酸通过肽键彼此联结而成。这样的氨基酸

链亦称多肽链。鲍林为自己提出了测定多肽链空间构型，即蛋白质大分子骨架

形状的任务。他发现，这种骨架实际上只能有少量不同的螺旋构型，并且预见

到其中一种构型，即α螺旋在决定蛋白质分子的形状中必定发挥着主导作用。

这个预见不久即被证实。鲍林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是使用了测定蛋白质结构的

新方法。想象和模型在这个新方法中比在英国晶体学家通常采用的直接分析法

中起了更大的作用。但是，鲍林发现α螺旋不论是个多么伟大的胜利，并没有

为人们提供很多关于蛋白质的新观点，更没有指出蛋白质如何工作和怎样合成

出来的。他的胜利似乎没有导致很多新实验，或者说没有开辟思维的新前景，

而是仅仅指出了使用他的结构分析方法可以达到多大的深度。与此同时，在剑

桥布喇格实验室的佩鲁兹和肯德鲁一直从事于两种载氧蛋白质――血红蛋白和

肌红蛋白的结构研究。由于当时使用工具的限制，他们要完成的任务是非常困

难和复杂的，因而他们的进展是很缓慢的。鲍林的光辉胜利给剑桥小组很大的

震动。但是，他们仍然坚定地干了下去。他们应用新的技术和更加有效的计算

机对X射线照片做了复杂的数学分析。这样经过几乎十年的艰苦劳动，佩鲁兹

和肯德鲁终于搞清楚了他们各自的蛋白质的全部三维结构。

　　1951年，鲍林成功地建立多肽链的基本结构以及同威尔金斯的一次偶然相

遇，鼓舞着沃森试图搞清楚DNA分子的结构。威尔金斯在伦敦对DNA已经进

行了很久的X射线晶体学分析，而沃森当时刚刚拿到博士学位正在哥本哈根继

续进行他的噬菌体工作。为了学到X射线方面必要的技术，沃森到剑桥与肯德

鲁一起工作。在剑桥，沃森遇到了克里克。克里克当时已经想到，DNA的三维

结构对于了解基因的性质是很重要的。于是，沃森和克里克合作，在1953年春

天发现了DNA分子是一个包括两条相互缠绕的多核苷酸链的双螺旋。DNA双

螺旋是自身互补的，其中一条链的腺嘌呤核苷酸对应另一条链的胸腺嘧啶核苷

酸，同样，鸟嘌呤核苷酸对应胞嘧啶核苷酸。这两组相互对应的核苷酸都是由

氢键维系着。双螺旋中全部核苷酸皆是如此。

　　乍一看，自身互补的DNA双螺旋结构与两年前鲍林发现的α螺旋非常相

似，特别是专一的氢键在α螺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再一看，宣布DNA双

螺旋结构其实是一个具有不同性质的重要事件。首先，在鉴定双螺旋结构的过

程中，沃森和克里克首次引人了遗传学推论方法，因为这种鉴定要求DNA高

度有规律的结构，必须在两条链上同时包含任意碱基顺序的信息因子。其次，

与蛋白质α螺旋不同，DNA双螺旋的发现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并为今后理解遗

传物质如何表现功能开辟了道路。

　　DNA双螺旋结构是结构分析和遗传学概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它开辟了分

子生物学的新纪元。沃森和克里克不仅仅是这个新纪元的开拓者，而且在以后

的十年中，在分子生物学研究方面，他们仍处于主导地位。特别重要的是，他

们是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的主要创始人，而这一法则后来又对大量关于

基因性质的研究起了指导作用。

　　中心法则表示一系列的信念。这些信念对DNA赖以获得自我催化和异体

催化这两种基本功能的机制提供了清晰的说明。中心法则用最简单明了的形式

指出，自我催化功能是一个单一步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DNA分子直接作

为模板合成自身的DNA复制多核链。但是，异体催化功能则是两步过程。在

此过程中，第二类核酸（RNA）参与作用。第一步，DNA作模板合成一个RNA

多核链，DNA链中的碱基顺序又转录于这个多核链上。第二步，用细胞内蛋白

质合成机器将RNA变换成一定结构的多肽链。必须注意，中心法则的一个基本

特征是从DNA到蛋白质的单向信息流；这种单向信息流是永远不可逆的。

　　关于DNA的这种异体催化功能的观点是以另一个附属法则为基础的，不

过这种看法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证实。这一附属法则（亦称“顺序假说”）认为，

一种蛋白质分子精确的空间构象，以及与此相关的生物功能的特异性，完全取

决于构成多肽链的那二十种氨基酸的特定排列顺序。因此，构成与某一基因相

对应的一段DNA的四种核苷酸的特定顺序的“意义”，不外乎决定某种多肽链

的氨基酸排列顺序。

　　至于自我催化功能，沃森和克里克认为，亲代DNA分子的两条互补的相

互缠绕的多核苷酸链首先分离，然后才能得到它自己的复制本。两条亲代链皆

可作为模板合成它自己的互补子代链。从中心法则的观点看，基因突变可以看

作是在模板复制过程中出现的细微误差，这种误差导致了DNA的核苷酸顺序

发生变化。显然，这些变化引起了相应的基因编码的遗传信息的变化。大约化

了五年时间，人们才证明了自我催化功能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

　　对于异体催化功能的理解，一开始似乎就比自我催化功能复杂得多，因此

经过了更大的努力，化费了更长的时间之后才搞清楚。中心法则及其附属“顺

序假说”使人们相信有遗传密码的存在。这种遗传密码把DNA的核苷酸顺序

与相应多肽链的氨基酸顺序联系了起来。稍微思考一下很快就可以看出，遗传

密码非常简单，其实就是在DNA中至少有三个连续的核苷酸对应多肽链中一

个氨基酸。这就是说，四种核苷酸每次取三个,则总共有4X4X4=64个不同的密

码子。因此，蛋白质中的二十种氨基酸，其中每一种至少可有一个这样的密码

子来表示。由于密码子的种类比氨基酸的种类多，所以，一种氨基酸可能有不

止一种密码子。在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后不久，就已推论出了密码

子的这种情况，而且，字宙物理学家加莫（George Gamow）在1954年就已以

文字形式发表了这种观点。但是，直到1961年，才最后证明遗传密码确实含有

一种语言，在这种语言中，DNA的多核苷酸链在多肽翻译过程中念为3X3。克

里克是用带有突变基因的噬菌体进行纯形状性质的遗传实验证实这一观点的。

　　异体催化功能的形状和信息原理，业已得到证明，这当然是件很有意义的

事。但是，为了搞清楚它的分子机制，就需要运用生化方法去打开分子结构的

奥秘，因为正是这种分子结构实际上影响着中心法则的转录和翻译。运用生化

方法的第一个结果，是认识到核糖核蛋白体是细胞内蛋白质合成的部位。核糖

核蛋白体是一种小的颗粒，由三分之一的蛋白质和三分之二的RNA所组成。活

细胞内有大量核糖核蛋白体。但是，基因编码的遗传信息是如何通过核糖核蛋

白体转变成多肽链的氨基酸顺序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1961年雅柯布

（Francois Jacob）和莫诺德提出，按照中心法则，首先由基因的核苷酸顺序转

录出称为信使RNA的核酸。这种信使RNA分子与核糖核蛋白体表面相结合后，

再由信使RNA的核苷酸顺序以密码子为单元翻译为多肽链的氨基酸顺序，在翻

译过程中，信使RNA正象录音带穿过录音机一样穿过核糖核蛋白体。沃森和他

的学生们在阐明核糖核蛋白体的结构、信使RNA形成的机制以及信使RNA翻

译成蛋白质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信使RNA穿过核糖核蛋白体时，信

使RNA是如何指导氨基酸排列成早就确定了的正确顺序的呢？1958年，在信

使RNA的概念尚未明确提出以前，克里克就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

为，二十种不同的氨基酸不可能以一种特别方式与RNA模板的核苷酸三联体直

接发生作用。因此，他提出一个“适应子”核苷酸的概念。任何种类的氨基酸

在进入多肽链以前首先要装配在适应子上。这种适应子被认为含有一个三联体

核苷酸，即“反密码子”。反密码子按沃森-克里克碱基对原理与表示带有该适

应子的那个氨基酸三联体核苷酸密码子互补配对。适应子上的反密码子核苷酸

与信使RNA上的相应密码子核苷酸形成特定的氢键，从而将带有该适应子的氨

基酸带到核糖核蛋白体上的预先确定的适当位置。适应子假说提出后不久，研

究蛋白质合成的生物化学家就发现了一整套专一的酶和专一的化学反应；并且

逐渐认识到它们与适应子假说的内容非常相似。首先，发现了一类小分子RNA，

即tRNA。它有八十个左右的核苷酸。每个细胞都含有几十种不同的tRNA。每

一种tRNA都能与一种氨基酸，而且只能与一种氨基酸相结合。这种tRNA后

来证明就是克里克预见到的适应子，因为它有一个与密码子互补的反密码子。

其次，发现了一批酶。这种酶能催化一种氨基酸与相应的tRNA分子结合。这

些能使每一种氨基酸和宫的相对应的转移RNA接头的酶就成为遗传的词典，亦

即能识别遗传密码的细胞工具。

　　遗传密码的破识是由一个不知名的年轻生化学家尼伦伯格（MarshllII

Nlrenber功开始的。1961年春天，尼伦伯格研究出了一个无细胞体系，这种体

系能将氨基酸结合殓多肚之中。实际上，他并不是研究蛋白质休外合成的第一

人。但是，他的体系与前人相比，有一个重大的优点。在他的体系里，多肤的

合成有赖干将信使RNA加入到反应混合体中去。这就为通过加入任意的信使

RNA从而在体外合成专一的多肽链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尼伦伯格把人

工合成的只台有尿嘧啶核苷酸的均聚的多核苷酸（与含有四种核苷酸的天然信

使RNA不同）加到无细胞体系中，他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在体外体系

中加入人工均聚的信使RNA可以合成均聚的多肽，即只含有一种氨基酸的多肚

一聚苯丙氨酸。这个实验结果只能有一个意义：即在遗传密码中，U U U（U

表示尿嘧啶核苷酸）三联体为苯丙氨酸的密码子。1961年8月，在莫斯科国际

生物化学代表大会上，尼伦伯格宣布了他鉴定的这第一个密码子。这件事引起

了全场轰动（克里克后来写道，他就感到象“触了电”一样）。这样一来，也就

一下子能够直接运用化学实验来破译遗传密码了。因为，将各种已知成分构成

的合成信使RNA引入无细胞蛋白质合成体系，其效果变得可以检验了。莫斯科

国际生化会议开始了一场破识遗传密码的竞赛。结果六十四种密码子全部破识。

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DNA自我催化和异体催化功能的一般性质已经基本

上搞清楚了。通过互补氢键的形成，DNA获得了双重功能。一是作为模板合成

自身的复本，完成DNA的自我催化功能。二是转录成mRNA，然后在蛋白质

合成中，mRNA通过与（RNA的反密码子形成互补氢键完成它独特的异体催化

功能。中心法则结果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在没有借助物理学和化学未知原理

的情况下，基因的奥秘揭开了。沃森和克里克早已发现，同类物质循环繁衍，

其过程看来就是互补氢键的形成过程。

《双螺旋》一书的作者及出版概况

斯坦特

沃森（James Dewey Watson）于1928年 4月6日出生于芝加哥，16岁入芝加

哥大学学习，1947年得动物学学士学位。此后，他在印第安纳大学做研究生，

在卢里亚的指导下，完成了一篇关于X射线对细菌病毒的致死作用的论文，1950

年得哲学博士学位。接着，沃森得到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默克博士奖学金

的资助，先在哥本哈根大学和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的卡尔喀和马勒实验室工作，

后又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不过，他在剑桥与克里克合作共同发现

DNA双螺旋期间，则完全是靠美国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的奖学金资助的。1953

年秋，沃森离开卡文迪什实验室到加州理工学院任高级研究员，名义上是在负

责德尔布吕克实验室的、其实已经名存实亡的遗传学研究工作。因为，当时德

尔布吕克本人对基因问题已不再感兴趣了（他认为这个问题现在已有一些杰出

人才在进行）。德氏此时已经开始研究活细胞把太阳能转换成化学能或电能的机

制。

1956年，沃森在哈佛大学生物系任教，在那里创建了一个实验室。一代有

建树的分子生物学家就是在这里培养出来的。由于发现DNA结构，沃森和克

里克及威尔金斯共同获得1962年度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金。同年，佩鲁兹和

肯德鲁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1968年，沃森离开哈佛转到冷泉港实验室担任指

导工作。这是一所规模较小的生物科学研究站，位于长岛北岸。德尔布吕克曾

在噬菌体小组筹组期间，将此处选为研究中心。

六十年代中期，分子生物学已逐渐成为一间受到确认的独立学科。这时，

沃森决定写一本叫做《发现DNA结构的个人记事》的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同

他签订合同，准备出版他的回忆录。在1966-1967年间，他将初稿送给书中涉

及的人员传阅。那时，这本书定名为《诚实的吉姆》。这份初稿遭到了猛烈的批

评，但并不是由于作者对某些历史事实记述得不够确切或者作者在自我吹嘘，

而是认为作者对很多人的描写没有必要如此尖刻，或者说，有些言论显得简慢

无礼。由于这些批评，沃森删去或至少是冲淡了一部分过于触犯人的章节，又

补写了一个“尾声”，公开恳请人们纠正那些作者的记忆与他们有出入的地方。

作者触犯得最厉害的可能要数罗莎琳德?富兰克林了。但是那时既然她已离开

人世，不能再应作者的请求提出什么意见，作者因此同意承认它“对她在学术

和个人品德方面的最初印象（书中最初几页曾有记录）常常是错误的”。作者在

“尾声”的最后部分，对富兰克林大加赞扬。可以看出，作者在努力纠正书中

对她形象所作的含有贬意的描写。但是，正象本书引证1968年2月25日《纽

约时报》所说的那样，由于沃森显然没有按批评者的意见把那些过分触犯人的

章节作出较为满意的修改，哈佛大学出版社奉命取消了出版该书的合同。这时，

书名已改为《双螺旋》了。后来，一家商业出版社――阿森纽（Atheneum）于

1968年2月26日出版了这本书。就在出版前不久，《双螺旋》一书曾稍作修改

首先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一月号和二月号上分期连载，1969

年门特书局（Mentor Books）出版了平装本。　

詹姆斯?沃森《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双 螺 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1)

　　1955年夏天，我准备跟几个朋友一起到阿尔卑斯山去。狄西雷斯（AlfraI

Tissicres）当时正在金氏学院任研究员。他说，他可以把我带到罗赛恩山

（Rothorn）顶上去。尽管在空荡荡的高空我有点胆怯，但是，这个时候可不能

做胆小鬼。我先由向导带路，上了阿林宁山（Allinin）使身体适应一下，然后

就乘邮车到秦纳尔（Zinal）去。在这两小时的旅途中，汽车行驶在悬崖峭壁的

蜿蜒窄路上。一路上，我希望司机千万不要晕车（否则，我们就完蛋了）。后来，

我看见狄西雷斯正站在旅馆前面同三一学院一位蓄长胡子的学监聊天。这位学

监在战争期间呆在印度。

因为狄西雷斯尚未经过登山训练，于是，我们决定化一个下午的时间步行

上山到一个小饭店去。这个小饭店位于由奥贝盖贝豪恩（Obergabelhorn）倾泻

而下的一条巨大冰川的底部。次日，我们就要越过这个小饭店。我们走到看不

见旅馆的地方几分钟以后，迎面碰到一群人走下山来。在这群爬山者中间，我

立刻认出其中一位就是西兹（Wil1y Seeds)。几年前他曾在伦敦金氏学院和威尔

金斯（Maurice Wilkins)一起研究DNA纤维体的光学性质。西兹很快也认出了

我，他走路慢了下来，似乎想放下他的帆布背包和我聊聊。可是，他只说了声：

“诚实的吉姆，怎么样了？”就匆匆忙忙加快脚步下山去了。

后来，我吃力地爬着山坡，早先在伦敦开会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我的脑海

中萦回。那时，DNA仍然是一个谜。大家都想在这个领域里显显身手。但是、

没有人敢保证谁能取得胜利。而且，如果这个问题真象我们半信半疑地预料的

那样激动人心的话，优胜者对这项荣誉是否当之无愧，也很难说。现在竞赛已

经结束，作为胜利者之一，我知道事情并不是那样简单，肯定地说并不象报界

报道的那样简单。这项工作主要与五个人有关；即威尔金斯，罗莎琳德?富兰

克林（RosalindFranklin），鲍林（Linus Pauling），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我。

因为克里克对我的影响最大，我将从他开始来写这个故事。

1

　　我从来没有看见克里克表现过谦虚谨慎的态度。在别人面前他或许是那样

的、可是我从来没有理由这样去评价他。这同他现在享有的盛名毫无关系。现

在，人们经常谈论他，谈论时往往颇带敬意，总有一天他会被公认为属于象卢

瑟福（Rutherford)或波尔（Bohr）一类的人物。但在1951年秋并非如此，当时

我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Cavendish)实验室参加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

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小组工作。那时，他35岁，还完全默默无闻。虽然

最接近他的同事们已经认识到他思考问题敏锐、深刻，并常常向他人请教，但

一般他说，他不太被别人赏识，并且许多人觉得他大夸夸其谈了。

佩鲁兹（Max Periitz）是克里克所在单位的领导人。他是出生于奥地利的

化学家，1936年来到英国。他从事结晶血红蛋白质X射线衍射的资料收集工作

已经有十多年了；那时刚刚开始有点苗头。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喇格爵士极

力帮助他。作为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又是晶体学奠基人之一，布喇格几乎

花了四十年的时间一直在观察着X射线衍射法，解决了越来越困难的结构问题。

一种新方法能阐明的分子结构愈复杂，布喇格就愈是高兴。因而在战后几年里，

他对解决所有分子中最复杂的蛋白质分子结构的可能性简直入了迷。在行政工

作允许的情况下，他经常到佩鲁兹的办公室去同他讨论新近积累的X射线资料。

然后，他就回家，想想能否对这些资料作点解释。

克里克既不象布喇格那样的理论家，也不象佩鲁兹那样的实验家。他介于

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家之间。他偶尔也做点实验，但更多地是埋头考虑解决蛋白

质结构的理论。他经常会有什么新发现，变得非常激动，立刻把它告诉任何愿

意听的人。过了一、二天他经常会意识到他的理论站不住脚，于是又回到实验

中去，一直到百般无聊之中又产生了对理论的新想法为止。

有许多戏剧性事件伴随着他的新想法应运而生。它们使实验室的气氛大大

活跃起来。实验室里有些实验常常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这种活跃气氛

部分地是由于克里克嗓音的音量所引起的。他比其他任何人的嗓门都高，说话

又快。听到他的笑声，就知道他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哪个地方。特别是当我们

有闲细听他的谈话，并坦率地对他说，他那不着边际的话使我们摸不着头脑的

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享受过他谈笑风生所引起的愉快。只有一个人不是这样，

克里克的谈笑经常打扰布喇格爵士。他的嗓门之大常常使布喇格躲到一个更为

安静的房间去。布喇格难得到卡文迪什茶室去，因为那意味着要容忍茶室中克

里克震耳欲耷的谈笑声。布喇格即使不去茶室，也是不得安宁的。他的办公室

外的走廊两次被克里克工作的实验室不断漫出的水淹没。克里克被自己理论吸

引着，竟忘了把抽水机龙头上的橡皮管缚紧。

我到达那里时，克里克的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蛋白质晶体学的范围。任何

重要的事物都能吸引他。他也常常到其他实验室去，为的是看看完成了哪些新

的实验。对于这点他毫不隐瞒，尽管一般说来他是彬彬有礼的，对于那些并不

理解他们眼下正在做的实验的真正意义的同事们，他也是很体谅的。他几平可

以立刻设计出一连串能够证实他的解释的新的实验来。而且他往往最终会忍不

住告诉所有愿意听的人，他聪明的新想法将会怎样推动科学的进步。

结果引起了对克里克一种心照不宣的真正恐惧，尤其是在那些尚未成名的

同辈人中间。他掌握别人的资料并使之条理化速度之快，常使他的朋友们吸一

口凉气，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他会成功，并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剑桥大学各个学

院在体贴细微、温文文尔雅的风度掩饰下的智力迟钝。

尽管在凯厄斯（Caius）学院，他有每周吃一顿饭的权利，但他并不在任何

学院任研究员。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高兴这样做。很清楚，因为他不想被那些

尚未毕业的学生不必要的光顾加重他的负担。另外，他的笑声也是一个原因，

假使对这种轰鸣的笑声每周不止听一次的话，许多学监肯定要反对的。

我确信，这一点偶尔也使克里克感到烦恼，尽管他也清楚地知道“高桌吃

饭的生活”“都被一些学究式的中年人所把持，而这些人不会使他感到愉快，也

不会使他受到任何启发。历史悠久的国王学院，不受古板的传统所羁绊，吸收

了他，对他或这所学院来说，都相得益彰。有些朋友知道他是一位讨人喜欢的

午餐伙伴。尽管他们小心翼翼，仍然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酒多失言会惹得克里

克大发雷霆。

2

我到剑桥以前，克里克只是偶尔想过DNA和它在遗传中的作用。这并不是因

为他认为这没有什么趣昧。恰恰相反，他舍弃物理学而对生物学发生兴趣的主

要原因是，他在1946年读了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写的

《生命是什么?》一书。这本书非常清楚地提出一个信念。即基因是活细胞的关

键组成部分，以及懂得什么是生命，必须知道基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薛定谔

写这本书时（1944年），人们普遍认为基因是特殊类型的蛋白质分子。但是，

几乎与此同时，细菌学家艾弗里（O.T.Avery）正在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进行实

验，实验表明，遗传的特性能够被纯化的DNA分子由一种细菌传递给另一种

细菌。

如果考虑到人们都知道DNA存在于所有细胞的染色体之中，艾弗里的实

验强有力地显示出将来的实验能说明所有的基因都是由DNA组成的。果真如

此的话，对克里克来说，这就意味着蛋白质并不是真正解开生命之谜的罗塞达

石碑。相反地，DNA却能提供一把钥匙。使用这把钥匙，我们就能找出基因是

如何决定生物性状的，其中包括我们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很可能也决定了我

们相对的智力，或许也决定我们使别人感到愉快的能力。

当然，有些科学家认为DNA决定遗传性状的证据没有说服力，因而宁愿

相信基因是蛋白质分子。克里克对这些怀疑并不担扰。许多人是脾气坏的笨蛋，

他们总是押错了赌注。如果没有意识到与报界和科学家的母亲所支持的一般观

念相反，相当多的科学家不仅器量小，反应慢，而且简直是愚蠢的，你就不能

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

当时，克里克并不打算马上跳进DNA世界。DNA的重要意义看来并不足

以使他离开蛋白质的领域。他在这个领域工作只有两年，而且刚刚开始掌握一

些这方面的知识。况且，在卡文迪什，他的同事们对核酸的兴趣也不很大。即

使有最充裕的经费，要建立一个主要用X射线观察DNA结构的新研究小组也

需要两到三年时间。

而且，作出这样的决定将会造成一种牵涉到私人财产、使人感到尴尬的局

面。那时候，尽管在英国对DNA进行分子研究工作具有各种实际目的，但这

项工作全然是威尔金斯的私人财产。威尔金斯当时还是一个学士，在伦敦金氏

学院工作。和克里克一样，威尔金斯本来也是一个物理学家，也曾用X射线衍

射作为他的主要研究手段。如果克里克在威尔金斯已经工作了多年的领域里插

一手，看来是很不妥当的。而且，情况甚至更糟，因为这两个人年龄相近，彼

此认识，克里克再婚以前他们经常同桌进餐，一起讨论科学问题。 如果他们生

活在不同的国家，事情要好办得多。英格兰式的友善――所有显要的人物即使

不是沾亲带故似乎也彼此认识――以及英国人的费厄泼赖观念，都不允许克里

克染指威尔金斯的课题。在法国，显然并不存在费厄泼赖，就不会发生这类问

题。在美国，也不会允许这种局面的发展。你不要希望伯克利的人仅仅因为这

个第一流的工作首先在加州哩工学院已经有人开始做了，而会有所忽视。可是，

在英国这简直不会被看做是对的。

甚至更糟的是，克里克一直由于威尔金斯对DNA似乎从来也没表现出足

够的热情而感到灰心。威尔金斯显得特别喜欢从容不迫过分谨慎地阐述重要的

论点。这并不是因为他缺乏智慧和常识，很明显，他两者都有。只要看他抓住

了DNA比任何人都早，这一点就可以作证。威尔金斯觉得他有一种想法不能

告诉克里克。那就是你手里拿着象DNA这样具有爆炸性的东西就不是在小心

行事了。而且，要让威尔金斯不想着他的助手罗莎琳德?富兰克林也越来越困

难了。

他并非爱上了罗西（我们常称罗莎琳德.富兰克林为罗西）。恰恰相反，几

乎从她刚到威尔金斯实验室起他们就闹别扭了。威尔金斯还是一个做X射线衍

射工作的新手。他很需要一些业务上的帮助，并且希望罗西作为一个受过训练

的结晶学家能够促进他的研究工作。但是，罗西可不是这样想的。她明确表示，

她已把DNA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不认为她是威尔金斯的助手。

我猜想，开始时威尔金斯希望罗西能平静下来。然而，仅仅旁观也就可以

判断她是不肯轻易屈服的。不以闺秀自居，这是她的秉性。她虽然相貌坚毅，

但不是没有诱惑力的。如果她在衣着上那伯有一星点兴趣就足以使人倾倒。但

她并不这样做。从来不涂口红与她的黑色直发相映衬。虽然已经31岁了，她的

衣着却仍然显示着英国女青年学者的形象。这样就很容易使人觉得她是一个事

事不如意的母亲的女儿。这样的母亲过分强调选择职业生涯的重要性，使聪明

的女儿不致于嫁给蠢汉。但事情并非如此。她那乐于献身的严肃生活不能这样

来解释。她正是一个博学的银行家的女儿，家庭生活非常舒适。

很清楚，罗西要么走，要么服从。当然，由于她倔强的脾气, 走更适合些。

如果她走了，威尔金斯要保持在研究DNA问题上占领先地位就会非常困难。

不是他看不见她抱怨的某些原因――金氏学院有两间餐后休息室，一间男用，

另一间女用。这当然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女休息室依然简陋失修。而钱都化

在另一间上，使威尔金斯和他的朋友们在早晨喝咖啡的时候感到心情愉快。这

件事虽然象扎入肉里的芒刺一样使威尔金斯感到不愉快，但这事并不由他负责。

很不幸，威尔金斯还找不到任何体面的办法解雇罗西。开始，据说她可以

在那里工作几年。而且，也不否认她有一个聪明的头脑。假若她的情绪有所克

制，那么就会有助他一臂之力的大好时机。但是仅仅抱有一种想改善他们之间

的关系的愿望只不过是碰碰运气而已。因为加州理工学院了不起的化学家鲍林

决不会受英国费厄泼赖观念的禁锢。刚过50岁的鲍林早晚要试图夺取所有科学

奖中的这顶王冠的。毫无疑问，他对这些项目很感兴趣。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

鲍林如果不了解DNA是所有分子中最重要的王牌，他就不配是个最伟大的化

学家。而且，有明显的证据说明鲍林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的。威尔金斯曾经收到

过鲍林索取结晶DNA的X射线照片复本的一封信。在犹豫了一阵以后，他写

了封回信说，在他发表这些照片以前，还得更仔细地看看这些资料。

这一切对威尔金斯说来都是令人心烦的。他躲到生物学领域里却发现生物

学正象物理学一样由于其原子能方面的后果，引起了他的反感。现在，鲍林和

克里克两人合起来紧紧盯在他后面，常使他夜不成寐。但是，至少鲍林远隔重

洋，克里克离他也有两小时的火车路程。真正棘手的还是罗西。象她这样一个

女权运动分子，最好还是另找去处。这样的想法看来是不能避免的。

3

威尔金斯首先激励了我关心DNA的X射线工作。这件事发生在那不勒斯。当

时在那里举行了一个关于活细胞大分子结构的小型科学会议。那是1951年春

天，在我知道有克里克这么一个人以前。其实，自从我在欧洲以博士研究员身

份学习生物化学以来，我就更多地关注DNA的工作了。我对DNA的兴趣渊源

于想了解基因是什么，在我还是大学高年级学生时就有了这种想法。后来，在

印第安纳大学研究院时，我希望不必学习任何化学就能解决基因问题。这种想

法部分地是由于我懒惰。因为作为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学生，我的兴趣主要在鸟

类，并且设法免修任何看来是中等难度的化学或物理学课程。说实话，印第安

纳的生物化学家们倒是鼓励我学习有机化学的，但当我用一只煤气灯直接加热

苯以后，从此化学与我就再也无缘了。辞退一个无知的博士，比冒另一次爆炸

的危险要安全一些。

这样，直至我去哥本哈根与生物化学家卡尔喀（HermanKalckar）一起做我

在得到博士学位后的研究工作之前，我就再也没有学习过化学了。出国留学最

初看来可以圆满地解决我对化学的无知。指导我做博士论文的导师是在意大利

受教育的微生物学家卢里亚（Salvador Luria）。他有时怂恿我对化学的无知状况。

他明确地表示厌恶大部分化学家，尤其是纽约闹市区那些形形色色的竞争者。

显然卡尔喀是个例外。卢里亚具有文明的欧洲大陆人的特点，希望我同他在一

起能学到做化学研究的必要知识，而不必提防那些唯利是图的有机化学家。 卢

里亚那时大部分实验是研究细菌病毒（噬菌体）的增殖。多年以来，在一些很

有灵感的遗传学家中间存在着这样的猜测，即病毒就是赤膊基因的一种形式。

果真如此，则解释什么是基因以及它如何复制的最好方法乃是研究病毒的性质。

这样，鉴于最简单的病毒是噬菌体，在1940―1950年之间涌现出一大批科学家

（即噬菌体研究小组），他们希望研究噬菌体最终将会弄清楚基因是怎样控制细

胞遗传的。领导这个小组的是卢里亚和他的德国出生的朋友，理论物理学家德

尔布吕克（Max Delbruck)。德氏当时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他希望单单用遗

传学方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卢里亚却常常考虑是否只有当一个病毒（基因）

的化学结构完全搞清楚以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他深深懂得，当你不清楚

一种东西是什么的时候，要去描述这件东西的行为是不可能的。那时，卢里亚

知道他已不可能重新学习化学了，他觉得最聪明的办法是把我――他的第一个

治学严谨的学生送到一个化学家那里去。

究竟把我送到蛋白质化学家那里去，还是核酸化学家那里去，这件事由他

决定并不困难。虽然细菌病毒只有一半重量是DNA（另一半是蛋白质），但艾

弗里的实验说明DNA似乎是基本的遗传物质。因此，搞清楚DNA的化学结构

可能是了解基因如何增殖的重要一步。然而与蛋白质相比，对于DNA的化学

知识了解得还寥寥无几，那时仅仅有少数几个化学家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除了

知道核酸是由较小的构件――核苷酸――组成的大分子以外，遗传学家对它的

化学知识掌握得甚少。而且，做DNA工作的化学家几乎都是有机化学家，他

们对遗传学没有兴趣。但是，卡尔喀显然是一个例外。1945年夏天，他曾去纽

约冷泉港实验室听德尔布吕克的细菌病毒课。这样，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两人

都希望哥本哈根实验室是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化学与遗传学中技术的结合，

最终会产生真正的生物学上的好处。’然而他们的计划完全落空了。卡尔喀一点

也不能激起我的兴趣。我发觉我在他的实验室里对核酸化学并不感兴趣，正象

我在美国时一样。部分原因是由于我看不出他当时研究的那种课题（核苷酸代

谢）会怎样直接与遗传学联系起来；另外，卡尔喀虽然很有教养，但使人觉得

很难理解。

不管怎样，我还是听得懂卡尔喀的至交马勒（Ole Maale)的英语的。马勒刚

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回来。在美国时，他对我做学位论文时研究过的噬菌体很

感兴趣。他回来以后，放弃了他先前研究的课题，把全部时间都化在噬菌体上

了。当时，他是研究噬菌体的唯一丹麦人。因此，他对于我和斯坦特（一位从

德尔布吕克实验室去的噬菌体工作者）来同卡尔喀一起做研究工作感到十分愉

快。不久，斯坦特和我都意识到我们两个都喜欢访问马勒的实验室。他的实验

室离卡尔喀的实验室有几英里远。有好几个星期，我们两人都积极地同马勒一

道做实验。

开头，我偶尔觉得与马勒一起做常规的噬菌体工作有点不大自在，因为我

的奖学金明确规定让我跟卡尔喀学生物化学。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我正在

违反着这一条。而且，我到哥本哈根不到三个月就要我提出下一年的计划。这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并没有计划。唯一的妥善办法是再申请跟卡尔

喀一起工作一年的奖学金。如果实说我不愿学习生物化学是不妥的。另外，我

也看不出当局有什么理由既然同意我延期而又不允许我改变学习计划。于是，

我写信给华盛顿，说我希望留在哥本哈根这个富有激励气氛的环境里。如愿以

偿，当局终于批准了延期我的奖学金。还是让卡尔喀另外去培养一个生物化学

家比较合适。美国奖学金授予团的许多成员是了解卡尔喀的。

这里还有一个卡尔喀本人的感情问题。也许，他对于我难得在场这一事实

甚为介意。的确，他看来对很多事情都是漠不关心的。可能他并没有注意到我

的不在场。幸运的是这种局面并没有变得严重起来。由于一桩完全料想不到的

事件，我就觉得问心无愧了。事情是这样的，十月初的一天，我骑自行车去卡

尔喀实验室，准备同他进行一次迷人而又难以理解的谈话。但是，这次我倒觉

得卡尔喀容易被人了解了。他透露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他的婚姻完了，希望离

婚。这件事很快就不是秘密了，实验室中的其他人也都被告知了，几天之内，

事情就很清楚了，有一段时间卡尔喀的心思不在科学研究上。这段时间也许与

我呆在哥本哈根的时间一样长。因此，他不必教我核酸生物化学，这显然是上

帝安排的大好事！我每天可以骑自行车到马勒的实验室去。我觉得对奖学金授

予团瞒一下我的工作地点，显然比勉强卡尔喀教我生物化学更好些。

再者，有时我对我当时从事的细菌病毒实验也感到十分满意。在三个月内

马勒和我完成了一组实验，证明细菌病毒在细菌体内繁衍成好几百新的病毒颗

粒。要发表一篇相当不错的论文，数据是足够了。按照通常的标准衡量，这一

年余下来的时间不做工作，我想也不会被人看作是没有成果的了。但从另一方

面看，我并没有做出任何工作来说明基因是什么东西或者它们是如何繁殖的。

除非我成为一个化学家，否则，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后来，卡尔喀建议我在那年春天到那不勒斯动物实验站去。我欣然接受了。

他决定在那里度过四月和五月。到那不勒斯去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哥本哈根没

有春天，呆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干是没有道理的。另一方面，那不勒斯的阳光倒

可能有助于学习海洋动物胚胎发育生物化学。那里也可能是一个我能安静地阅

读遗传学的好地方。如果我对它厌倦了，还可以随便翻翻生物化学教科书。于

是，我就毫不犹豫地写信到美国去，要求允许我陪卡尔喀去一趟那不勒斯。华

盛顿发回了一封令人愉快的允许信，祝愿我一路顺风。信中还附有一张两百美

元的支票作为我的旅费。当我朝着阳光明媚的那不勒斯出发时，这使我多少有

点感到自己不大诚实。

4

威尔金斯也不是纯粹为了科学而去那不勒斯的。他从伦敦去那里的旅行是他的

上司兰德尔（J．T. Randall）教授给的意外恩赐。本来，兰德尔已经准备去参加

这次关于大分子的会议，并且发表一篇论文阐述在他新的生物物理实验室里所

做的工作。后来，他发觉自己许诺的义务太多了，就决定派威尔金斯代替他去。

如果一个人也不去，对金氏学院的实验室来说是很不光彩的。那时，已从国库

动用了一笔可观的款项资助他的生物物理学。但是，认为这种资助是劳民伤财

的也大有人在。

并没有要求有人为这次在意大利举行的会议准备一个洋洋大观的发言。这

种集会只不过是按惯例地请来少数几个听不懂意大利语的来宾以及许多意大利

人。来宾中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当英语讲得快的时候，这些意大利人几乎一个

也听不懂，每次会议的高潮则是到一些景色秀丽的地方或寺院去的一日游。这

样，除了在会上发表一些陈词滥调外，几乎很少举办任何有益的活动。

威尔金斯到达时，我明显地坐立不安，并且急于想回北方去。卡尔喀这次

把我引人了歧途。在那不勒斯的头六个星期，我经常感到很冷。重要的是没有

集中的取暖设备，所以不管官方规定的温度是多少也无济于事。无论是在动物

学实验站或是在一幢十九世纪六层大楼顶上我的那个破烂房间里，都没有任何

取暖设备。如果我对海洋动物有一星点兴趣，恐怕我也会做点实验的。因为做

实验活动活动总比坐在图书馆里把脚搁在桌子上要暖和一点。有时当卡尔喀严

然摆出一副生物化学家的姿态时，我紧张不安地站在一边。有几天我甚至能听

得懂他讲的是什么。然而，不管我听得懂或听不懂都是一样的。在他的头脑里，

基因从来不占主导地位，甚至连边也不沾。

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大街上溜达，或者阅读早期杂志上有关遗传方面

的论文。有时候，我白日做梦似地想着发现基因的奥秘。但是从来也未曾有过

一了点象样的想法。因此，在这里一事无成的忧虑心情就越来越重了。尽管我

知道我并不是到那不勒斯来工作的，可是这并未使我感到稍微的宽慰。

我抱有一线希望也许可以从生物大分子结构会议上得到好处，这似乎仅仅

是一线希望。我虽然对结构分析领域中处支配地位的X射线衍射技术一窍不通，

但我还是很乐观地认为口头讨论总比读刊物上的文章要容易理解，这些文章我

总是读不进去。我特别有兴趣去听将由兰德尔作的关于核酸方面的报告。那个

时候，几乎还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论述核酸分子有三维构型的可能性。因此，

这件事对于我在化学方面非正式的钻研是有影响的。既然化学家们对核酸也讲

不透彻，我又何苦兴致勃勃地学习那些枯燥乏味的化学知识呢？就是因为当时

的情况不能为核酸结构提供任何真正的新启示。关于蛋白质和核酸的三维结构

的许多说法都是夸夸之谈。这方面的工作虽然已经进行了15年之久，但是如果

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论据仍然很无力。一些信心百倍提出来的想法看来都是

异想天开的晶体学家们的杰作。他们喜欢处身于自己的想法不会轻易被人否定

的领域里。由于包括卡尔喀在内的所有的生物化学家实际上都不能理解X射线

工作者的观点，因此并没有什么令人感到不自在的。为了迎合这种胡说八道而

学习复杂的数学方法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的老师中没有人曾想到过在我得

到博士学位以后，竟会有可能和一个X 射线晶体学者一道工作。

不管怎样，威尔金斯并没有使我失望。他代替兰德尔也好，不是代替者也

罢，都是一样的。反正他们两个我都不了解。他的演讲远非空洞无物。同其他

人的发言相比，他的演讲是非常突出的。其他发言中有的根本就同这次会议的

目的是毫不相干的。幸亏那些发言是用意大利语讲的，因此，外国客人溢于言

表的厌烦情绪并不算失礼。还有几个发言人是当时动物学实验站请来的客人，

他们是大陆来的生物学家，他们在发言中只不过简短地提了一下生物大分子而

已。对比之下，威尔金斯的DNA的X射线衍射图恰好切中主题。在他的演讲

接近尾声时，这张衍射图才放映在屏幕上。当威尔金斯说到这张图比以前几张

图显示得更为详细，事实上可以看做是一种结晶DNA的X光照片时，他干巴

巴的英语并不能使他表现出足够的热情来。确实，当DNA的结构一旦揭晓。

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基因是如何起作用的了。

突然之间，我对化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威尔金斯讲演以前，我很担心，

恐怕基因可能是异常不规则的。然而，现在我知道基因是能够结晶的，因此它

一定具有一种能用简单方法测定的规则结构。于是我期望着能否与威尔金斯一

起做DNA工作。他讲演以后，我就设法去找他。或许，他知道的东西比他的

讲演内容更丰富些。一般他讲，如果一个科学家不能绝对肯定他自己是正确的

话，那么，他当众演说便会犹豫。可是，我没有机会和他交谈，威尔金斯已经

不知去向了。

直到第二天我才有了与威尔金斯认识的机会。这一天，所有与会者到佩斯

敦（Paestum）的希腊神庙去游览。在等公共汽车时，我开始和他搭讪并且说明

我是多么地对DNA感兴趣。还没等到从威尔金斯那里打听到什么，我们已不

得不上车了。于是我只好陪伴着我的姐姐伊丽莎白。她刚从美国来到这里。在

神庙里，我们全分散了。我再次找到机会同他说话以前，我意识到我很可能已

经交上了好运。威尔金斯已经注意到我姐姐非常漂亮，很快他们就在一起吃午

饭了。对此，我感到莫大的高兴。多年以来，我曾闷闷不乐地看着伊丽莎白被

一群傻瓜追求着。现在，变换一下她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突然来了。我不必再

眼看着她将注定嫁给一个智力低下的?砘铩６?且，如果威尔金斯真正爱上了我

的姐姐，那么，我也将免不了跟他的DNA的X射线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了。

但是，威尔金斯表示抱歉地走开了，并独个儿坐在一旁。这并未使我感到失望。

他显然是很懂礼节的，他可能觉得我和伊丽莎白有话要说。

但是，当我们一回到那不勒斯，我想跟他合作的壮丽的白日美梦就化为泡

影了。威尔金斯只是漫不经心地点了一下头就迳自离开，回他的旅馆去了。无

论我姐姐的美貌或者我对DNA结构的浓厚兴趣都不能使他落人圈套。我们的

命运看来不在伦敦。于是，我就动身回哥本哈根，并且避免再多想生物化学的

美妙前景。

5

我忘掉了威尔金斯，但没有忘记他的DNA照片。一把有可能解开生命奥秘的

钥匙总不可能从我的头脑中忘却的。我还不能解释它，这一点并不使我烦恼。

设想自己成名肯定比成为一个从来没有冒险精神的受压抑的学究要好得多。我

也曾被鲍林部分地解决了蛋白质结构问题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传闻所鼓舞。我

在日内瓦就听说过这个消息。在那里，我呆了几天跟瑞士噬菌体学者韦格尔（Jean

Weigle)讨论问题。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了一个冬天以后刚刚回来。韦格尔在

离开加州以前曾去参加过鲍林宣布这个消息的讲演会。

鲍林以他惯用的演戏似的方式进行讲演。讲起话来活象是个终身从事戏剧

演出的行家。他的模式图被一块帷幕掩盖着，直到他的讲演快要结束时，他才

骄傲地展现了他的最新创作。这时鲍林目光炯炯地解释起他那无与伦比的模型

――α螺旋的各种特征。这次炫耀的表演，正象他所有的精彩表演一样，吸引

了许多青年大学生出席听讲。全世界再没有哪一个人象鲍林那样能抓住听众的

心。他那奇妙的头脑与有感染力的露齿微笑结合得无懈可击。他的许多教授同

事们怀着混杂的心情观看着他的表演。鲍林在示范讲台上跳上跳下并挥舞着他

的手臂，活象一个魔术师要把一只兔子从他的靴子里掏出来那样。这使他的同

事们感到相形见绌，如果他略微表示一点谦虚的话，他的观点也许更容易被人

接受。由于他表现出的坚定自信心，即使他在胡说八道，那些着了迷的大学生

也都被蒙在鼓里。他的许多同事正在袖手旁观，等待着有朝一日他会在关键问

题上栽跟头，而落得一个嘴啃泥。

但是，韦格尔那时无法告诉我鲍林的α螺旋是否正确。他不是X射线晶体

学者，不能从专业方面对这个模型进行评价。然而，他的一些在结构化学方面

训练有素的年轻朋友们却认为α螺旋看来还是挺不错的。因此，他的这些朋友

都认为鲍林是对的。果真如此，鲍林就又取得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对于生

物学上极为重要的大分子结构，他可能是提出完全正确见解的一位先驱。他或

许拥有某种也适用于核酸的新颖手段，而使他在这个领域能遥遥领先。韦格尔

对此什么也记不起了。他能告诉我的事情，充其量不过是说有一本关于α螺旋

的书不久即将问世。

我回到哥本哈根时、载有鲍林论文的杂志已从美国寄到。我很快地看了一

遍，接着又立即重读了一遍。我对其中的大部分论述都觉得摸不着头脑，所以

我只能了解他的论点的一个梗概。我当然无法判断它是否讲得有道理。我敢肯

定的一点只是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优雅。几天以后，下一期杂志又到了，这一期

又刊载了鲍林的文章七篇之多。这些文章写得仍然是令人眼花镣乱，充满着华

丽的词句。其中的一篇起首这样写道：“胶原是一种很有趣的蛋白质”。这种写

法鼓舞了我。我开始琢磨如果解决了DNA的结构我撰写关于DNA论文时开头

的话：“遗传学家对基因很感兴趣”。这样的写法就可以显示我与鲍林的思路不

同。

那么，什么地方可以学习分析X射线衍射图呢？我开始为此发愁。到加州

理工学院去吧，恐怕不合适。因为鲍林太伟大了，不能浪费他的时间去教一个

缺乏数学修养的生物学家。可是，我不愿再次遭到威尔金斯的冷遇，也不想到

他那里去。这样一来，就只能去英国剑桥了。我知道剑桥有一个名叫佩鲁兹的

人，他对生物大分子尤其是血红蛋白的结构很感兴趣。我于是就给卢里亚写信

诉说我新近入迷的爱好，问他能否想法把我安排到剑桥实验室去。出乎意料，

这件事竟然完全不成问题。接到我的信后不久，卢里亚就去参加在安.阿尔柏（Ann

Arbor)召开的一个小型会议。在那里他遇到了佩鲁兹的合作者――肯德鲁（John

Kendrew），当时他正延期在美国旅行。更幸运的是，卢里亚对肯德鲁有很好的

印象。肯氏象卡尔喀一样，举止文雅；此外，他也支持工党。而且，当时剑桥

实验室缺人，肯德鲁正在物色对象同他一道研究肌红蛋白。于是卢里亚向他保

证说，我正好合适，并且立即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

当时正值八月初，刚好在我原来的奖学金就要满期的前一个月。这就意味

着给华盛顿写信不能再拖下去了，应该告诉他们我改变学习计划的事。但是，

我仍然决定直到剑桥实验室正式允许我去时再写信。等我亲自和佩鲁兹谈过话

后再写这封难写的信看来是慎重的，因为事与愿违的情况是常常有的。谈过话

以后，我就能更详尽他说明我希望在英国完成的任务。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哥本

哈根。于是我又回到了实验室。我当时做的一些实验按照第二等标准看来是有

趣的。我留下来更重要的是因为小儿麻痹症国际会议即将在那里召开。很多噬

菌体工作者将到哥本哈根参加会议。德尔布吕克当然是其中的一员。因为他是

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关于鲍林最近搞的新玩意儿他会有更多的消息。

然而，德尔布吕克并没有告诉我更多的新东西。他认为，α螺旋即使正确

也谈不上有任何生物学意义。看来他对此不屑一谈。甚至我对他说确有一张出

色的DNA的X射线照片，他也毫无反应。因为小儿麻痹症国际会议召开的盛

况空前，我就顾不上为德氏这样独具一格的坦率而感到沮丧。几百名代表光临

后，他们就可享用部分由美国出资供给的大量免费的香槟酒，借以缓和一下国

际隔阂，一个星期内每晚都有招待会、宴会以及到海滨的酒巴间去的夜半旅行

等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享受奢侈的生活。在我的心目中，这种生活是和腐朽

的欧洲贵族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在我的头脑 中油然地产生了一个重要真

理：科学家的生活不仅在智力活动方面是丰富多采的，就是在社交活动方面也

可能是趣味盎然的。于是，我就兴致勃勃地动身到英国去了。

6

刚吃完午饭我就到办公室去，当时佩鲁兹正在那里。肯德鲁还在美国，没有人

期待我的到达。肯德鲁曾寄回一封短信说明年有一位美国生物学家要来和他一

起工作。我告诉佩鲁兹，我对X射线衍射技术一窍不通。他叫我放心，并向我

保证说做这类工作并不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他和肯德鲁在大学里都学过化学。

我应该做的就是读一本X射线晶体学教科书。这样，我就能懂得足够的理论去

做X射线照相工作。举个例子说，佩鲁兹对我讲过他要验证鲍林的α螺旋模型

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只要化一天时间就能拍到关键性的照片证实鲍林的预见。

后来我压根儿就没有理解佩鲁兹：甚至我连晶体学最基本的布喇格定律也一无

所知。

随后，我和佩鲁兹出去散步，并且谈到来年可能做的工作。当他知道我是

从火车站直接到实验室来的，还没有观光过剑桥的任何学院时，他改变了我们

散步的路线，带我穿过学院后院，来到三一学院的大院。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

如此壮观的建筑物。如果我以前曾经有过放弃生物学家安闲生活这种打算的话，

如今这种想法全都烟消云散了。这样，当我朝一些阴湿的房屋里偷偷地瞥了一

眼知道其中就是大学生宿舍时，我也只不过略显沮丧而已。我从狄更斯的小说

中知道我是不会遭受英国人自己都不肯受的那份罪的。后来，当我在基督草坪

（Jesus Green）的一座二层楼房中找到一间房间时，我自己认为已是很幸运的

了。这里所处的位置实在太好了，离实验室仅有步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佩鲁兹要我见见布喇格爵士。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卡文迪什实验室。

佩鲁兹给楼上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到了，布喇格爵士从他的办公室下了楼。他

听我谈了几句话后，就和佩鲁兹出去私下嘀咕了一阵。几分钟以后他们又回到

实验室，由布喇格正式通知我，说他已经同意我在他指导下进行工作。这次会

见是不拆不扣地按英国人的方式进行的。我私下暗暗揣摩着布喇格这尊白胡子

偶象，恐怕现在每天总是坐在雅典娜神庙般的伦敦俱乐部里，消磨着他的大部

分时间、我从来也想不到我会和这位老古董有所接触，布喇格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创立了他的定律。因此，我猜想他必定已处于实际退休的地位而不会关心

基因了。我有礼貌地对布喇格爵士接受我在他那里工作表示感谢。接着，我对

佩鲁兹说我过三个星期再回来赶上米迦勒节那一学期的开始。于是，我回到哥

本哈根去收拾一下我仅有的一点衣物，并告诉卡尔喀我交上好运，能成为一个

X射线晶体学者了。

卡尔喀非常合作，他给华盛顿奖学金办公室发了一封信说他热情地赞同我

改变学习计划。同时，我也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向他们透露了我当时所做的

病毒增殖生化实验不管怎么说都是意义不大的。我深信传统的生物化学不能告

诉我基因是如何起作用的，所以我打算放弃学习它。我还说我如今知道X射线

晶体学是遗传学的关键，因此请求把我的学习计划改到剑桥去。这样，我就能

够在佩鲁兹实验室学习如何从事X射线晶体学方面的研究。

我知道在得到批准以前留在哥本哈根是没有意义的，简直可以说呆在那里

浪费时间，是荒唐的。一星期以前马勒已经动身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去了，他

将在那里呆一年。我对卡尔喀式的生物化学也丝毫不感兴趣了。按手续程序说，

离开哥本哈根当然不是名正言顺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我的要求恐怕也不能拒

绝，因为大家都知道卡尔喀那时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华盛顿办公室必然

会担心我究竟愿意留在哥本哈根多长时间，我如果直截了当地写信说卡尔喀不

在他的实验室恐怕不但有失体统，而且也多此一举。

自然，我根本没有准备会收到一封不同意我到剑桥去的信。我回到剑桥十

天后，卡尔喀却转来了一封令人心灰意冷的信，这封信寄到了我在哥本哈根的

住处。奖学金授予团认为X射线晶体学实验室对我不合适，因此，不同意我去。

由于我不能胜任晶体学工作，这封信要我重新考虑我的学习计划。然而，奖学

金授予团乐意赞助我转到斯德哥尔摩的卡斯皮森（CasperSson）细胞生理学实

验室去。

引起麻烦的根由是太明显了。奖学金授予团的领导人已不是卡尔喀在生化

界的莫逆之交克拉克（Hans Clarke）了。这时，克氏正准备从哥伦比亚大学退

休。我的信落到了新主席手里，这位新主席在指导青年人方面积极性很高。我

否认生物化学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做得有些过分了，对此他很不耐烦。我写

信向卢里亚求救。他和新主席是偶然相识的，这样，如果能把我的决定很好地

呈现出来的话，他也可能改变他的决定。

起先，种种迹象说明卢里亚的介入可能会导致恢复理智的变化。卢里亚寄

来一封信说，假如我们能表示以前的想法欠妥的话，问题就可以顺利解决。这

封信使我振奋。我打算写信给华顿盛说我要去剑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马肯姆

（Roy Makham）在那里。马氏是从事植物病毒工作的英国生化学家。他对这消

息很不以为然，当时我走进马肯姆的办公室，对他说他可能得到的是一名决不

会把实验仪器在他的实验室里弄得叮当作响，而使他烦恼的模范学生。他把这

个计划看作是美国人不懂如何举止端庄的典型例子。然而，他答应姑息这一蠢

举。

我确有把握认为马肯姆对这件事决不会走漏风声后，就非常谦逊地给华盛

顿写了一封长信，列举了同佩鲁兹和马肯姆在一起我能得到一些什么好处。在

信的末尾，我开诚布公地申明我已到了剑桥，并且打算一直呆在那里直到华盛

顿做出决定为止。我认为申明这一点是诚实的态度。但是，华盛顿奖学金授予

团的新主席不予合作，一直等到回信寄到卡尔喀实验室时才算有了点眉目。回

信说奖学金授予团正在考虑我的问题，一俟做出决定他们就会通知我的。支票

仍在每月月初汇到哥本哈根，可是看来，把支票兑成现钞是不妥当的。

很幸运，他们可能不愿为我来年做DNA工作而解囊只不过引起我的一点

烦恼，却无碍大局。、我在哥本哈根的奖学金津贴是三千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

富裕的丹麦大学生生活费用的三倍。支付了我姐姐新买的两套巴黎时髦服装的

费用以后，我还剩下一千美元。这些钱足够我在剑桥呆一年的。在剑桥居住不

到一个月，我的女房东就把我撵出来了。她这样倒是帮了我的忙。我的主要罪

状是在晚上九点以后回来没有脱掉鞋子。这时她的丈夫正要睡觉。还有，我偶

尔忘掉了在这个时候不能放水冲洗厕所的禁令。甚至更糟的是我在晚上十点以

后还要外出，而这时剑桥所有部门都关门了。我出去干什么，很值得怀疑。肯

德鲁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这时对我帮助很大，他们把网球场路的一个小房间

让给我住，几乎不收租金。这房间潮湿得令人难以相信，仅仅有一个老掉了牙

的电热炉。我很乐意接收了下来，虽然在这里容易感染肺结核，但和朋友住在

一起比我在这种时候去找别的宿舍住要好得多。于是，我欣然从命地决定住在

网球场路，一直到我的经济状况好转为止。

我原以为纪念一个科学家，也算是纪念一门科学，所以不问青红皂白张冠李戴了。

不是搞生物的，有点外行领导内行的意思，以后如有类似错误还请大家及时提出来呀。

Scientific Discovery --- by Francis Crick

http://www.cchere.com/article/76071

里面说到的自己还不太明白，以后可能还要请教一下

詹姆斯?沃森《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2)

7

从我到实验室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离开剑桥。

很快就走才是愚蠢的呢！我发觉和克里克谈得很投机。在佩鲁兹的实验室里居

然能找到一位懂得DNA比蛋白质更重要的人，真是三生有幸。因而，我就不

必化费很多时间学习蛋白质X射线分析技术了。这对我来说，也是如释重负。

在午餐时，我们的交谈很快就集中在基因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在我到达后的

几天之内，我们就知道要干些什么：模仿鲍林并且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鲍林在多肽方面的成就自然而然提醒克里克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解决DNA

的结构问题。但是，只要他身边没有人认识到DNA乃是万物之本的话。他与

金氏学院实验室在人事方面存在的麻烦就会使他不能开始DNA的工作。而且，

即使血红蛋白不算最重要的课题，克里克先前在卡文迪什实验室所待的两年肯

定不能说是无所作为的，而是有成绩的。当时，在蛋白质方面不断涌现出来的

许多问题，很需要有人集中精力去创立学说。但是，现在克里克在实验室老想

同我讨论基因问题，他也不想再把有关DNA的问题束之高阁了。要是他一周

仅仅化费几个小时考虑DNA，并帮助解决一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也不会

有人介意的。即使这样，他也不打算放弃对实验室内其他问题的兴趣。

这样，肯德鲁很快就看出我不愿意帮他解决肌红蛋白的结构问题。由于他

不能结晶出大的马肌红蛋白，开头，希望我能有一技之长，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我的实验技术不如实验室那位瑞士化学家熟练。我到

剑桥大约两星期后的一天，为了制备新的肌红蛋白，我们到一家屠宰场去取马

的心脏。结果我们运气好，把马的心脏立即冷冻起来使其免遭破坏，也从而避

免肌红蛋白不能结晶。但是，后来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力图拿到结晶，其结果

并不比肯德鲁做的成功。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倒是帮了我的忙。因为如果结晶

成功的话，肯德鲁可能就会继续要我做蛋白质X射线衍射工作。

我和克里克每天交谈至少几个小时，这件事并没有遭到非议。终日浮想联

翩甚至对克里克来说也是吃不消的。当他的一些公式不得其解的时候，他常常

向我问及噬菌体方面的问题。其他时间，克里克就用晶体学武装我的头脑。这

些知识通常是需要耐心阅读专业杂志才能获得的。特别重要的是，我们曾认真

讨论了鲍林是怎样发现蛋白质α螺旋的。

不久，有人告诉我说鲍林的成功也很平常，并不是复杂的数学推理的结果。

在他的文章里间或有公式出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用语言叙述也就足够了。鲍

林成功的关键在于他运用了结构化学的简单定律。他发现α螺旋并不是仅仅靠

研究X射线衍射图谱。相反地，其主要方法是探讨原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用

纸和笔，他的主要工具是一组分子模型。这些模型表面上看来与学龄前儿童的

玩具非常相似。

因此，我们看不出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解决DNA的问题！我们

只要制作一组分子模型，开始摆弄起来就行了。我们幸运的话，DNA结构也许

是一种螺旋型的。任何别的构型都太复杂了。还没有排除答案是简单的这种可

能性，就担心问题是很复杂的，那是非常愚蠢的。鲍林从来也没有在杂乱无章

的探索中取得任何成果。

与克里克头一次交谈，我们就假定DNA分子含有许多有规律地直线排列

的核苷酸。我们这样的推理部分地基于简明性这一点上。虽然附近的托特

（Alexander Todd）实验室的有机化学家认为这是核酸的基本排列方式，但那时

他们还远没有用化学方法证明所有核苷酸之间的键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DNA

分子中的核苷酸不是有规律直线排列的话，我们就不能理解DNA分子怎么能

象威尔金斯和罗莎琳德?富兰克林指出的那样堆积在一起而形成结晶聚合体的。

因此，假定今后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新见解问世，我们把DNA的糖和磷酸骨架

看成是非常有规律的，可能是解释它的分子结构的最好办法。从而找到一种三

维螺旋构型，其中所有的基本结构都处于同样的化学环境之中。

我们很快就认识到，解决DNA结构比解决蛋白质的α螺旋更复杂些。在

α螺旋中，单一的多肽链（许多氨基酸的集合）通过自身的基团之间的氢键折

叠成螺旋型。但是威尔金斯曾对克里克说过，DNA分子的直径比单独一条多核

苷链（许多核苷酸的集合）的直径要大些。因此，他认为DNA是一个复杂的

螺旋，其中包括几条彼此绕在一起的多核苷酸链。如果真是如此，在开始认真

建造模型以前，必须弄清楚多核苷酸链之间究竟是通过氢键，还是通过与负电

性磷酸有关的盐键维系在一起的问题。

由于DNA合有四种不同的核苷酸，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在这个意义上，

DNA并非一种有规律的分子，而是一种高度无规律的分子。但是，四种核苷酸

并不是完全不同的。每种核苷酸都含有相同的糖和磷酸，独特之处在于它们的

含氮碱基。这种合氮碱基要么是嘌呤（腺嘌呤和鸟嘌呤），要么是嘧啶（胞嘧啶

和胸腺嘧啶）。而且，由于核苷酸之间的联结仅与糖和磷酸有关，因此我们的假

设――相同的化学键联结所有核苷酸，不受任何影响。于是，在建造分子模型

中，我们假定糖和磷酸骨架是很有规律的，而其中的碱基顺序则是很不规则的。

很明显，如果碱基顺序总是一样的话，那么，所有的DNA分子就都相同，也

就不存在基因的多样性了。

在没有借助X光衍射资料的条件下，鲍林解决了α螺旋结构。但他还是知

道那些X光衍射资料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有X光衍射资料作依据，

各种各样可能的多肽链的三维构型很快就被淘汰掉了。现在，我们借助精确的

X光衍射资料，将能更快地解决更加微妙的DNA结构。仅仅浏览一下DNA的

X光衍射图片，就能避免许多错误的出发点。幸运的是，在文献中已经报道了

一种不怎么好的DNA图片。这是英国结晶学家奥斯特伯（w.T.Astbury）在5年

前拍摄的。我们拿来派上了用场。后来，要是能得到威尔金斯更加漂亮的图片，

我们可能会节省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但图片是威尔金斯的，这实在使人伤透

了脑筋，但也无可奈何。

要搞到这张照片，除了和他商量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可想。我们感到惊奇的

是，克里克竟毫不费力他说服威尔金斯于一个周末到剑桥来，用不着勉强、威

尔金斯就接受了DNA结构是螺旋型的观点，因为一则螺旋型结构当时不仅是

一种明朗化了的猜测，再则，威尔金斯在剑桥一次夏季讨论会上已经使用了“螺

旋”这个名词。在我第一次到达那里的六周以前，他曾经把那张DNA的X光

衍射图谱拿出夹展示过。那张图谱显然在子午线上缺少任何反射迹象。他的同

事，理论家斯托克斯（AleX Stokes）告诉他，这个现象是与螺旋结构相符合的。

根据这个观点，威尔金斯猜想有三条多核苷酸链形成DNA的螺旋结构。

我们相信利用鲍林建造模型的手段, 甚至在没有更多的X光衍射结果之

前，会很快解决DNA的结构问题。但是在这一点上，威尔金斯同我们的看法

不一致。我们平时闲谈总要涉及罗西?富兰克林，因为来自她那里的麻烦与日

俱增。她坚持认为，就是威尔金斯本人也不应该再拍更多DNA的X光照片了。

威尔金斯想方设法同罗西妥协，结果做了蚀本生意。他把用在初始工作上的所

有好的结晶DNA都交给了罗西，井同意将自己的实验仅限于其他的DNA。后

来他才发现这种DNA不能结晶。

后来事态竟然发展到罗西甚至不愿把她最新工作成果告诉威尔金斯。威尔

金斯了解事情真相最早可能是在三个星期之后的11月中旬，那时罗西已准备好

开一个关于她过去六个月工作总结的讨论会。威尔金斯讲欢迎我参加罗西的讨

论会，我听了当然很高兴。我第一次得到了学习X射线晶体学的鼓励，并希望

罗西不要讲得使我听不懂。

8

出乎意料，还不到一周，克里克对DNA的兴趣突然一落千丈。因为他决定指

责无视（不尊重）他的学术观点的一位同事。这位受指责者不是别人，正是布

喇格教授。这件事发生在我到那里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一个星期六上午，佩

鲁兹把前一天布喇格爵士和他本人关于阐述血红蛋白分子形状的一份手稿交给

了克里克。克里克很快地看过内容后，就大发雷霆，因为他发现有些论述所依

据的理论性观点大约在九个月之前他就提出来了。更糟的是，克里克记得他曾

兴高采烈地把这些观点告诉过实验室里所有的人。然而，他所做出的成绩至今

得不到承认。他立即跑到佩鲁兹和肯德鲁那里，告诉他们这种横蛮的做法是不

能容忍的。随后又急冲冲地到了布喇格办公室，要求如果不向他道歉，至少也

要向他作出解释。但事不凑巧，布喇格那时在家里，克里克只得等到第二天上

午再谈这件事。遗憾得很，这样一耽搁就不能有把握地弄清事实真相了。

布喇格爵士断然否认他了解克里克以前的想法。有人传说布喇格偷偷地用

了别的科学家的观点，这件事使他受到莫大的侮辱。而克里克认为不能相信布

喇格愚蠢到如此地步，以致忽视了他常常提起的观点，克里克这样想的，对布

喇格也是这样说的。他同布喇格再交谈下去已不可能了，于是不到十分钟他就

离开了布喇格的办公室。

布喇格认为这次见面似乎是同克里克关系中使人难以容忍的最后一招。几

个星期以前，布喇格来到实验室，由于他前一天晚上有过一个好的想法而显得

非常激动。后来他和佩鲁兹共同写论文时把这个想法写了进去。他把此事告诉

佩鲁兹和肯德鲁时，恰好克里克也在那里。克里克非但没有立刻接受这种解释，

反而申明要离开，并检验一下布喇格究竟是对还是错。布喇格听了火冒三丈。

他的血压升高起来，生气地回家去了。他把这些喜欢肇事的孩子们所干的蠢事

告诉了他的妻子。

最近发生的争论对克里克来说简直是种灾难。他回到实验室后，觉得处境

相当不自在。布喇格在打发克里克离开他的办公室时，生气地告诉他，他的博

士课程完成以后，布喇格还要慎重考虑克里克能否继续留在他的实验室工作。

克里克显然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他不久也许必须另找一个新的工作岗位。那天

的午饭我们是在克里克常去的伊尔酒馆（Eagle）吃的。大家心情很不愉快，闷

闷不乐地吃完了那餐午饭。

克里克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深知自己精明能干，还有些与众不同的

观点，但并没有显著的学术成就，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他出身于一个有钱的

中产阶级家庭，曾在米尔山学校就读，后来在伦敦大学学院里学习物理。战争

爆发时，他已开始攻读学位的工作。同所有其他的英国科学家一样，他参加了

战争，并加入了英国海军科学组织。在那里他精神抖擞地工作着。虽然许多人

对他滔滔不绝的议论感到不满，但一则为了赢得战争，再则他在生产精巧的磁

性水雷方面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人们就不去计较他的唠叨。但战争一结

束，他的同事们觉得再没有理由将他永久留下来。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深信自

己在科学事业方面将无用武之地。他对物理学已经心灰意冷，于是决定搞生物

学。在生理学家希尔（A.V.Hill）的帮助下,他得到了一笔为数不多的奖学金，于

1947年秋来到的剑桥大学。开始，在斯坦基威斯（Strangways）实验室做了些

微不足道的纯生物学工作。两年以后，他到了卡文迪什实验室同佩鲁兹和肯德

鲁一起工作。在这里, 他再次激励自己要为获得博士学位而努力奋斗。他被凯

厄斯学院录取为研究生，导师是佩鲁兹。在某种意义上讲，念博士学位，对于

敢想敢干不满足于论文中单调工作的人来讲是一个负担。但是另一方面，他决

定当研究生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后来在他与布喇格闹翻的关键时刻，

因为他还没有获得学位，就很难把他解雇。

关系闹僵后，佩鲁兹和肯德鲁急忙跑来援救，并向布喇格说情。肯德鲁证

明克里克先前曾写过关于争论中问题的短文。布喇格承认两人各自独立地产生

了相同的想法。布喇格渐渐地冷静下来，于是克里克要离开的事就悄悄地被搁

置下来了。但是，布喇格仍然认为以后不必留下克里克。有一天，他心情不爽，

说克里克使他伤透脑筋，怀疑是否有必要继续留下他。布喇格觉得克里克35年

来虚度年华，一直毫无休止地夸夸其谈，并没有做过任何有价值的工作。

9

一个从事理论工作的新机会使克里克又重新振作了起来。就在与布喇格闹翻的

几天后，晶体学家范特（V.vand）给佩鲁兹写了一封信，其中涉及螺旋分子的

X光衍射理论。由于鲍林成功地解决了蛋白质α螺旋，当时实验室的兴趣都集

中在螺旋上面了。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去验证这些模型，从而

进一步证实α螺旋细节的正确性。范特希望他的理论能起到这种作用。

克里克很快发现了范特理论中的严重错误，对于发现正确的理论他跃跃欲

试。于是他跑到楼上同矮小的、斯文的苏格兰人，卡文迪什实验室晶体学讲师

考基兰（Bill Cochran）交谈起来。当时在剑桥大学搞X光衍射的人中考基兰是

一个最聪明精干的小伙子。虽然他没有参加生物大分子方面的工作，但总是为

克里克不断探索理论而提出自己敏锐的看法。当考基兰告诉克里克某个观点不

够完善或它会导致一无所得时，克里克通常相信他是好心，而不怀有职业上的

妒忌心理。而这一次，考基兰相信克里克是对的，因考基兰自己也独立地发现

了范特论文中的错误，并且开始思考着正确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几个月来，佩

鲁兹和布喇格一直催促他建立螺旋理论，但他并没有付诸行动。现在，克里克

发觉了范特的错误，所以考基兰也开始认真考虑起如何把他自己的理论用公式

表示出来。

在上午的其余时间里，克里克沉默寡言，沉浸于数学公式里。在伊尔小酒

店吃午饭时，他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因此不能到实验室去，只得回家。他坐

在煤气炉前无事可做，觉得无聊，于是又埋头搞起他的公式来了。不一会儿，

他找到了答案，感到无比高兴。但是他停止了工作，因为他和妻子奥迪尔?克

里克（Odile crick）应邀要到剑桥一家较好的酒商马修斯（Matthews)那里去品

酒。连日来，他一直兴致勃勃，认为自己被邀品酒，表明受到了剑桥上层人士

的器重，使他忘记了那些道貌岸然的学者对他的不鉴赏。

他和奥迪尔住在“碧斋”，一个面积不大、房租便宜的套间。这幢房屋已有

几百年历史了。从这幢房子过桥街就是圣?约翰（st．Joh)学院。这个套间只能

算两个房间，一间起居室，另一间卧室。厨房间很小，洗澡盆在里面显得特大，

最惹人注目。房子虽小，但由于奥迪尔的精心布置，看起来使人有一种心情愉

快的感觉。住在这里，我第一次体验到英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生气。可是，就在

离此几百米远的地方，座落在基督草坪上的那幢维多利亚式的房间里，在我居

住其中的最初的日子里，这种生活的气氛是一点也没有的、那时克里克与奥迪

尔结婚已经三年了。克里克的第一次婚姻日子不长，有过一个男孩，叫米切尔，

由克里克的母亲和姑妈照应。在奥迪尔来到剑桥之前，他曾过了几年单身生活。

奥迪尔比他小五岁。她的到来，使克里克更加厌恶中产阶级那种以划船和打网

球来寻欢作乐的墨守成规生活，这种生活尤其不适合喜欢健谈的人。克里克既

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宗教。他认为宗教是前辈人的过错，没有理由相传下去。

但是，他们是否真的不问政治我有点怀疑。或许是战争原因吧，他们希望忘记

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不幸。无论如何，早餐时，他们从来不看《泰晤士报》，而看

《时髦杂志》《Vogue），这是他们订阅的唯一杂志，也是克里克能长篇大论地谈

论它的内容。

那时，我常到“碧斋”吃晚饭。克里克总是口若悬河。我也乐于利用这样

的机会逃避倒胃口的英国式饭菜。这种饭菜使我经常担心我会不会得胃溃疡。

奥迪尔的法国母亲教导她的女儿要全然藐视大多数英国人在吃和住方面不讲究

的态度。因此，克里克根本不必羡慕：“高桌吃饭”的那些学究。不可否认这些

学究的“高桌饭菜”比他们的妻子做得要好得多。他们的妻子只会做些肉食、

煮土豆、欠色蔬菜和一些糕点之类乏味混合物。与此相反，克里克家却有美味

的晚餐，特别是在酒余饭后，话题转到剑桥那些“宝贝”们身上时，气氛更加

轻松愉快。

谈到年轻女人时，克里克更是兴致勃勃，没完没了。这些女人们的姿色和

某方面的特点都是谈论和取笑的题材。年轻时，他对女人不大在乎，现在才发

现女人会给生活带来某些乐趣。奥迪尔对这些并不介意，反倒觉得这样大概会

把这个北艾姆敦（Northatnpton）出身的人从枯燥乏味中解放出来。对于奥迪尔

踏人的、也是他们时常应邀参与的这个颇有点附庸风雅的社交世界，他们长时

间地进行议论。我们的谈话海阔天空，无话不谈。他同样也喜欢谈自己偶尔犯

的错误。有一次，在一次化装舞会上，他扮演红胡子的年轻肖伯纳走了进去。

他在舞会上一出现，就发觉这样做犯了一个莫大的错误，因为当他走近年轻的

女人时，没有一个人喜欢他那潮湿的乱蓬蓬的胡子。

但在那次品酒宴会上却没有年轻的女人出席。这使他们感到失望。他们的

酒伴都是学院负责人，这些人热衷于谈论那些繁忙的行政事务。他们对于这些

事情感到厌烦，于是就及早退席。回去后，克里克却意想不到地感到清醒，又

埋头于探索他的公式。

第二天早晨，他来到实验室并告诉佩鲁兹和肯德鲁他获得了成功。几分钟

后，考基兰走进他的办公室，克里克对考基兰又说了一遍。还没等克里克讲完，

考基兰就说他也认为克里克会获得成功的。他们马上就开始各自的演算，发现

考基兰用的演算推导比克里克的简练。可是，值得高兴的是他们得到了相同的

答案。他们就用佩鲁兹的X 光衍射图来核对α螺旋，得到了非常好的一致性，

以致必须承认鲍林的模型和他们自己的理论都是对的。

几天之内，经过润色的一份手稿已经拟好并且以快件寄往《自然》杂志。

同时将一份副本送给鲍林鉴赏。对克里克来说，这次成功是一桩无可置疑的胜

利。没有女人参加能取得这样的胜利，真算是一件幸事。

10

到11月中旬，我已 学习了足够的结晶学知识。罗西滔滔不绝地讲演有关DNA

问题时，我已听得懂她讲的大部分内容。尤其重要的是，我知道了注意力应放

在什么地方。六个星期以来，克里克的议论使我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罗西的

新x 光图片能否支持DNA螺旋结构。真正有关实验细节是一些可能为建造分

子模型提供线索的实验。罗西的讲演只听几分钟就知道她已下决心走一条不同

的路子了。

在一所无装饰的陈旧的大教室里，罗西以一种快速、局促不安的神态为我

们约十五位听众讲演。她的讲话没有半点热情和轻松愉快的字眼。可是，我并

不认为她的讲演艰涩乏味。我忽然想到，如果罗西摘下她的眼镜, 并在发式上

梳妆打扮一下，她看上去不知道是怎样一副样子。然而，我的兴趣主要还是她

对结晶DNA的X 射线衍射图谱的描写。

几年来,严格的、枯燥的X 射线晶体学训练在罗西身上留下了烙印。她在

剑桥大学接受严格的教育，并不是为了使她变得呆若木鸡而不能应用她学到的

知识。她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要建立DNA结构的唯一办法是使用纯晶体学手段。

由于对于建造模型不感兴趣，因此，她从来没有提到过鲍林在α螺旋上所取得

的成就。她认为用铁皮玩具似的模型来解决生物大分子结构的办法，显而易见

是不妥当的。罗西当然知道鲍林的成功，但找不出充分的理由在DNA结构上

去如法炮制。由于鲍林过去的成就，他有资格用和别人不同的方式进行研究。

只有他这样的才华才能象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玩耍一样地工作，并且照样获得正

确的答案。

罗西认为自己的报告还只是初步的，报告本身还不能说明DNA的任何实

质性问题。只有进一步积累丰富的资料，使结晶学分析达到更加完善的程度，

才能正确解决DNA的结构问题。罗西在这方面的悲观情绪也感染了实验室曾

听过她报告的一小部分人员。报告会上，没有人提出用分子模型解决DNA结

构问题。威尔金斯本人也仅仅问了几个技术性的问题。从听众的面部表情可以

看出，他们没有什么话要补充。要讲的话以前讲过了，再讲也不太好，于是讨

论很快就结束了。也许是他们慑于罗西的尖刻驳斥，所以不愿讲些不切实际的

乐观的话，甚至也不愿提及分子模型的问题．当一个女人阻止你对没有学过的

学科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时，你就象站在雾色茫茫的冬夜，感到难受不堪。

这样的遭遇使人回忆起中小学时那些令人不快的往事。

威尔金斯同罗西进行了一阵局促不安的简短的谈话后（这样的谈话我以后

还常听到），就和我一道去斯特兰德（Strand)。我们穿过马路到了苏号（Soho）

的蔡氏饭馆．威尔金斯出人意外地高兴。他慢条斯理、详细地告诉我，自从罗

西到金氏学院后，虽然在晶体学分析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但她几乎没有取得任

何有价值的成绩。罗西的X 光图片比他的稍微清晰一些，然而她讲不出更多的

道理来。而威尔金斯却已经讲过很多。诚然，她做了一些较细致的工作，如测

定了DNA样品的含水量。然而，威尔金斯怀疑她是否真的象她自己讲的那样

测定了DNA的含水量。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由于我在场，威尔金斯似乎也振作起来了。我们在那

不勒斯见面时的那种冷谈情景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作为一个噬菌体工作者，

我确信他做的事情是极其重要的。他从他的物理学伙伴那里却得不到任何有益

的鼓励。就是那些认为他决定搞生物学是走对了路子的人，他也不敢相信他们。

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懂生物学。所以，对于象威尔金斯这样一个对战后竞争中的

物理学持不同见解的人来说，最好把他们的话看作是客套甚至恭维。

威尔金斯确实得到了某些生化学家积极和必要的帮助。否则，他永远不可

能搞这项工作。有些生化学家慷慨大方地为他提供非常纯的DNA样品。这种

无私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学 习晶体学，如果不掌握生物化学家魔术似的技术，

那真是糟透了。另一方面，大多数人的能力以及干劲都远远不如曾同他一道在

制造炸弹工程那里工作的同事。他们有时好象不懂DNA的重要性。

即使如此，他们比大多数的生物学家的知识面要广得多。如果指的不是所

有的地方，至少在英国，大多数的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都是一批糊涂虫。甚至

某些名流教授，也不是扎扎实实地做纯粹的科学研究。有些人简直在浪费精力．他

们要么无关紧要地争论生命的起源，要么争论怎样知道一个科学事实是真正正

确的。更糟的是，没有学过一点遗传学的人竟能在大学里获得生物学学位．这

决不是说遗传学家本身就是知识的化身。你也许觉得这些人对基因问题谈论得

很多，因此，他们大概会急于了解基因究竟是什么东西吧！但事实上，他们当

中几乎没有人认真地考虑过基因是由DNA组成的这个事实。他们甚至认为，

基因不应该是化学领域的问题．他们大多数人以为，活在世上就是要让他们的

学生去钻研染色体行为中那些难以解释的细节。要不然，他们就在无线电广播

中用委婉动听的词句，讲一些关于遗传学家在科学界风云变幻之秋应起的作用。

而这些都是使人摸不着头脑的玄学。

当威尔金斯知道噬菌体小组也在认真研究DNA时，他指望以后局面会有

所改变。他不必在每次学术讨论时，费力地解释他的实验室为什么老在DNA

问题上打圈子．威尔金斯确实想调动他实验室人员的积极性，但当我们突然提

到罗西时，这种可能性犹如肥皂泡似地破灭了。在蔡氏饭店，我们吃过晚饭后，

付了钱就走了出来，消失在夜幕之中。

11

第二天上午，我在派丁敦（Paddington）车站遇见了克里克。我们准备去牛津度

周未。克里克想找英国最杰出的晶体学家霍奇金（Dorothy Hodgkin）谈谈。而

我为第一次能有机会看看牛津而感到高兴。克里克站在车厢门口，显得得意洋

洋．这次访问给他一个机会，可以把他和考基兰成功地建立了螺旋衍射理论告

诉霍奇金。他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如此高明，以致非得亲自告诉霍奇金不可。霍

氏是一位聪明过人的科学家。她听了后马上能理解这个理论的巨大威力。然而，

世界上象霍氏这样的人毕竟是寥寥无几的。

我们刚进车厢，克里克就开始问我有关罗西讲演的问题。我的回答常常是

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显然，他对我那种只靠记忆从不记笔记的习惯感到不满。

我觉得，如果我对一个课题感兴趣的话，常常会回忆起我所需要的东西。但这

一次，因为我不太懂晶体学的行话，对他讲的答非所问。尤其遗憾的是我回答

不出罗西测量的DNA样品中水的精确含量，我对克里克讲的很可能是完全错

的。

派我去听罗西的报告正好比“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如果克里克亲自去听的

话，就不会有这种糊里糊涂的事了。对外界事物过分敏感常会使人忐忑不安。

有迹象表明克里克一听到罗西的实验结果，就想利用她的实验资料搞点什么名

堂。这使威尔金斯感到心烦意乱。在某种意义上讲，威尔金斯和克里克同时了

解到罗西的实验资料，是很不应该的。“近水楼台先得月”, 威尔金斯应该首先

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 他一点不认为摆弄分子模型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再者我们前天晚上的谈话也没有涉及这种方法。当然，有些东西威尔金斯可能

对我们保密，但看来不象，因为他不是这种人。

克里克唯一马上能做的事就是抓住含水量的问题。这是一个容易想到的问

题。这时候，某些东西突然触发了他的灵感，他开始在阅读着的手稿背后潦潦

草草地写了起来。当时，我不明白他的用意，仍然继续看起《泰晤士报》来消

磨时间。没过几分钟，他就对我说，只要推导出几个公式就能将考基兰- 克里

克理论和罗西的实验结果一致起来。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完全忘记了周围

的一切。随后，他匆匆地画了很多图表，告诉我这个问题是多么的简单.虽然我

不懂数学，但还是能抓住问题的中心。首先必须搞清DNA分子中多核苷酸链

的数目。从表面上看，X 光衍射数据和二、三或者四条多核苷酸链都相符合。

但关键问题是DNA链围绕中心轴旋转的角度和半径的大小。

一个半钟头的火车旅程结束了。克里克觉得我们应很快地找到答案。要想

有把握地找到正确的答案，或许得化一个星期的时间不断摆弄分子模型。到那

时，全世界都会知道真正能洞察生物大分子结构的并不仅仅是鲍林一个人。在

蛋白质a螺旋问题上，鲍林巧夺天工使剑桥小组感到处境尴尬。大约在鲍林成

功的一年前，布喇格、肯德鲁和佩鲁兹三人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多肽构象的振振

有词的论文。但这篇文章没有抓住关键。这件事大大地伤了布喇格的自尊心，

至今他还在为这次的惨败而烦恼。25年来棋逢对手，他断断续续地同鲍林有过

数次交锋，而每一次鲍林都胜他一着。

就连克里克也为这桩事感到羞辱。当布喇格正热衷于研究多肽链的拆叠方

式时，克里克已经来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了。而且，他曾经私下参加过一次讨

论会。在这次讨论中大家完全错误地估计了肽键的形状。克里克本来应该利用

这次良机强调一下实验观察的意义，但他只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废话。这倒不

是他平时不愿批评别人。在其他一些场合，克里克曾经非常坦率地指出，佩鲁

兹和布喇格对他们的血红蛋白工作成绩讲得过分了。这个开诚布公的批评当然

为布喇格最近严厉地训斥克里克埋下了祸根。布喇格认为克里克干的尽是些拆

台的事。但是，现在不是追究过去错误的时候。

我们兴致勃勃地讨论了DNA结构的几种可能类型，一直谈到中午时分。

不管我们和谁在一起讨论问题，克里克都能很快提纲携领地总结出几小时前所

取得的进展，使听众了解到我们提出的以糖和磷酸骨架为中心的模型的最新内

容。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个非常规则的结构来很好地解释威尔金斯和罗西的

调光衍射图谱。说真的，这样我们就需要解决外向碱基的不规则顺序问题。这

个难题实际上并不存在，只要正确地解决了碱基内向排列，它会迎刃而解的。

究竟是什么东西中和了DNA骨架中磷酸基团的负电荷，这仍然是个有待

解决的问题。克里克和我都不大懂无机离子是如何空间排列的。我们不得不承

认鲍林是离子结构化学的世界权威，这当然是令人不愉快的。如果问题的关键

是要弄清楚无机离子和磷酸基团的微妙排列，显然我们处于劣势。近中午时分，

我们急切地要找到鲍林的一本著作《化学键性质>>。当 时我们正在高街（Hight

Street）附近吃午饭，没顾上喝咖啡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几家书店。最后在布

列克威尔（Blackwell）书店找到这本书。我们急急忙忙地看了有关章节，找到

了有关无机离子大小的确切数据。遗憾的是这些都不能解决DNA的结构问题。

我们到了牛津大学博物馆霍奇金实验室以后，才松了口气。克里克匆匆他

讲了他的螺旋理论，只用了几分钟讲我们在DNA方面取得的进展。其余大部

分时间都在谈霍氏最近的胰岛素工作。夜幕降临以后，我们觉得好象没有必要

再占用她的时间。于是，我们就告辞霍氏赶到麦克德林（Magdalen）去，约好

在那里与米奇森（Avrion Mitchison）和奥格尔（Leslie Orge1）一起品茶。他们

当时都是牛津大学成员。克里克边吃点心边闲谈，而我却在那里静静地沉思着，

如果有朝一日我能象麦克德林学者一样生活那该多好啊！克里克的至交克赖赛

（GeOrge Kreisel）约我们到高街的一家饭店吃晚饭。吃饭时，我们喝着葡萄酒，

话题又回到DNA工作方面将要取得的胜利。克赖赛姗姗来迟，他是位逻辑学

家。他那不修边幅、言不及义的风度与我想象中的英国哲学家根本不同。克里

克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一会儿，克里克爽朗的笑声和克赖赛的奥地利口音交

织在一起，充满了整个饭厅。有一段时间主要是克赖赛发表高见。他认为在被

政治分割的欧洲两部分之间进行经济交往是一种财政扼杀。米奇森这时也来和

我们一起吃饭。我们随便地扯了一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俏皮话。但是这些话

不合克赖赛的胃口。米奇森和我只好歉意地起身告辞，沿着中古时代的大街向

我的寄宿处走去。酒后我有点醉意，心情感到很愉快。路上我就?Z唠叨叨他讲

起一旦有了DNA，我们要于些什么事等等。

12

星期日早上，我们同肯德鲁以及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一起吃早饭时，我把有关DNA

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伊丽莎白听了喜形于色，认为成功已经在望了。而肯德鲁

对此则冷静得多。克里克显得非常兴奋，而我除了满腔热忱以外，也讲不出什

么更具体的内容。克里克后来就全神贯注地看起《泰晤士报》上关于新上任的

保守党政府的报道来了。不久肯德鲁回他的房间去了。我和伊丽莎白留下来细

心琢磨着我的这种意想不到的运气。我没呆多久就走了。我想尽快回到实验室

再仔细研究一下分子模型，看看我们能否更快地从几种可能的答案中找到一种

令人满意的答案来。

我和克里克都知道卡文迪什实验室的模型并不是十分满意的。这些模型是

肯德鲁一年半前为了研究多肽链的三维空间结构而建造的。所以，它不可能准

确地表示DNA中独特的原子基团。那时，我们手头上既没有表示磷原子的模

型，也没有嘌呤和嘧啶碱基的模型。佩鲁兹来不及订购新材料，我们必须立即

动手改装。做一个崭新的DNA分子模型可能需要一个星期，而问题的答案在

一两天内就可能找到。因此，一到实验室，我就马上开始在我们的碳原子模型

上加一些铜丝，把它改成大的磷原子。

要制作一些表示无机离子的模型显得十分困难。它们与其他成分不一样，

不遵守形成化学键的简单键角规律。看来，在正确地制作分子模型之前，必须

先了解DNA的正确结构。但愿克里克能够找到一种绝妙的方法，而且希望他

一进实验室就脱口而出告诉我们。可是，自上次我和克里克分手后，至今已有

十八个小时了。现在还不见他来，我想他不会在家里沉浸于星期日的报刊中吧！

后来，克里克来到实验室，他并没有找到答案。星期日那天晚饭后，他在家再

次感到进退维谷，苦思不得其解。于是，他就把这个难题搁置一旁，拿起了一

本描写剑桥学者私生活的小说随便翻翻。这本书有几章写得还算不错。但在那

些写得较差的章节中，是否严重歪曲了这些人的生活，也很难说。

早晨喝咖啡时，克里克充满了信心，认为手头已有足够的实验数据可以得

到成功的结果。我们可以根据几方面的实验资料来建造分子模型，以期达到殊

途同归的结果。或许问题的焦点在于能否用最好的办法把多核苷酸链折叠起来。

在克里克思考X光衍射图谱意义的时候，我就把各种原子模型搭配成几条多核

苷酸链。每条都有几个核苷酸长。虽然自然界中DNA链是很长的，但不必把

模型搭得太长。我们只要保证搭出来的模型呈螺旋状就可以了。只要固定少数

几个核苷酸的位置，自然就能知道其他核苷酸在模型中的位置了。

繁琐的模型搭配工作一直进行到下午一点。接着，我和克里克以及化学家

古特弗罗因德到伊尔酒馆一起吃午饭。那些天，肯德鲁常回家，而佩鲁兹也总

是骑自行车回去。肯德鲁的学生赫克斯利偶尔也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近来，

克里克吃饭时总要连珠炮似地提问题，使赫克斯利很难堪。我来剑桥之前，赫

克斯利曾打算研究肌肉是怎样收缩的。这个问题竟然也吸引了克里克。二十多

年来，肌肉生理学家已经积累了不少资料，但并未理出一个清晰的眉目来。克

里克觉得现在该在这个方面搞点名堂出来了。赫克斯利已经搜集了许多未经消

化的材料，克里克就不必再调查有关的实验数据了。每次午饭后，他们就对收

集到的资料提出理论解释，而这种理论不过只能坚持一两天光景。赫氏对克里

克说，他搞到的那个实验数据现在看来不大可靠了，于是就推翻了原来提出的

理论。赫克斯利的X光照相机这时已经安装完备，他希望用它很快就能得到实

验证据，来解决那些有争议的论点。如果他要想发现的现象克里克都能正确地

预见到，那么他觉得实验做起来就没有味道了。

一天，当我们走进伊尔饭店时，克里克没有象以前那样粗声粗气地向那位

波斯经济学家埃西格（Ephraim Eshag）打招呼。赫克斯利也用不着担心克里克

会向他提出什么新问题。克里克的表情使人觉得似乎发生了什么严重的情况。

但实际上，因为午饭后就要开始建造模型，在干之前很需要认真考虑并制订一

项具体的计划，以便更有效地进行工作。我们一边吃着果丹皮夹心糕点，一边

思索着模型中的多核苷酸链究竟应该是一条呢，还是两条，三条甚至是四条。

我们很快就放弃了只有一条螺旋的想法，因为这与我们手头的资料不相符合。

至于多核苷酸链之间由什么力量维系着的问题，最好的设想是盐键。在这种盐

键里，两价正离子如Mg++可以维系两个或更多的磷酸基团。然而，并没有资

料说明罗西的DNA样品中有什么两价离子。这就是说我们的盐键设想是授人

把柄，容易被人击破的。但是，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推翻我们的这个观点。有人

也许还会问我们究竟是哪一种金属离子？提这类问题的可能不仅仅是金氏学院

一个研究小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幸运的是，镁或

钙离子嵌进糖和磷酸骨架之中，就能很快得到一种非常精致的结构。这一点是

无可争议的。

建造模型初期；我们并不是一帆凤顺的。这项工作虽然只涉及到十五个原

子模型，但用一些蹩脚夹子很难把它们固定在彼此保持正确距离的位置上。更

糟糕的是，几种很重要的原子的键角至今还没有测量过。这是很伤脑筋的。鲍

林解决蛋白质α螺旋的诀窍就是紧紧地抓住了肽键都在一个平面上这样一个简

单的概念。我们感到不满的是，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说明DNA中核苷酸之间的

磷酸二酯键却呈现不同的形状。至少从化学知识的水平上看，磷酸二醋键并不

是那么简单的。

喝过茶以后，我们设计出磷酸二酯键的一种形状。于是我们又重新振奋起

来。我们把三条多核苷酸链以一定方式彼此缠绕在一起，做出了一个沿螺旋轴

每隔28埃绕一周的螺旋模型。这似乎与威尔金斯和罗西的X光衍射图谱相符

合。克里克从实验台边跑到那天刚做好的模型旁，细心地看并认真地琢磨着，

对于下午能做出的成绩有点沾沾自喜。他觉得有那么几个原子似乎摆得挤了点，

看上去不太舒服，但无论如何这件小玩艺儿才刚刚开始嘛！再化几个小时的功

夫，一个象样的模型总该可以拿出来炫耀一下了吧！在“碧斋”吃晚饭的时候，

大家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之中。奥迪尔虽然不能完全听懂我们在谈些什么，

但她还是为克里克在一个月之内将要取得第二次胜利而感到乐滋滋的。这件事

如能天随人愿，他们很快就会富裕起来的，买一辆汽车当然不成问题了。可是，

克里克认为，他即使用简单的语言也不可能教奥迪尔懂得一点科学知识。奥迪

尔有一次对克里克说，重力只存在于离地球约三公里以内的空间里，此后，他

们之间讨论科学的兴趣就再也没有了。她不仅不懂得科学，对她这样一位小时

候做修女长大的人来说，就是想在她头脑中装进一点科学常识的任何尝试都是

注定要失败的。她所追求的只不过是钱，而且越多越好。

于是，我们的话题转而集中在一位学艺术的女大学生身上。她就要嫁给奥

迪尔的朋友韦尔（Harmut Weil）了。这使克里克多少有点扫兴，他的小圈子里

因此会失去一位最漂亮的姑娘。再说，韦尔的某些事情也确实令人费解。他长

期受德国大学传统的影响，动辄诉诸于决斗。可他居然也能使不少剑桥姑娘在

他的照相机镜头前故作媚态，这当然也是他不可多得的长处。

一天早上，我们正要喝咖啡，克里克闯了进来，打断了我们关于女人的谈

话。我们便开始摆弄起原子模型来，为了把那个三条多核苷酸链的模型搞得好

上加好，我们稍微调整了一下几个原子的位置。下一步，就要用罗西的定量分

析方法对它加以验证了。总的说来，这个模型和X射线反射图象肯定不会有多

大出入，因为我们对所用的基本螺旋参数都进行过选择，使其和那次学术会议

上介绍的情况相吻合。这我已告诉了克里克。要是对头的话，这个模型还能准

确地预计各种X射线反射图象的相对密度。

我们立即给威尔金斯打了个电话。克里克向他解释了如何运用衍射理论快

速地检验DNA模型；并告诉他，我们俩刚刚获得一项成果。这很可能就是我

们所期待的答案，希望他最好能亲自来看看。可是，威尔金斯只说有可能本星

期来，却没说他动身的确切日期。电话刚放下，肯德鲁来了，他想了解一下威

尔金斯对这个新发现的反应如何。克里克觉得一时很难说清楚。看上去威尔金

斯对我们的工作情况无动于衷。

那天下午，我们正在继续摆弄模型，威尔金斯从金氏学院打来一个电话，

说他第二天上午将乘十点十分的火车从伦敦赶来。他并非单独一个人来，他的

同事西兹也一起来。他还告诉我们，罗西和她的学生戈斯林（R.G.Gosling）也

将同车到达。看起来，他们对我们的工作突破还是很感兴趣的。

詹姆斯?沃森《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3)

13

威尔金斯从车站搭公共汽车来我们实验室那是习以为常的事。这次他却叫了一

辆出租汽车，因为这笔开销可以由四个人来分担。况且，在汽车站同罗西一起

等公共汽车也实在不是滋味。这样会使原来令人不快的气氛变得更僵。威尔金

斯过去对她好心好意讲的话全是白费唇舌。即使现在他们可能面临失败而大丢

面子，罗西对他仍然是不理不睬。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戈斯林身上了。他

们到了剑桥后，威尔金斯往实验室里探探头，打了个招呼，示意他们四个是一

起来的。碰到这种尴尬的场面，威尔金斯总喜欢先闲聊几分钟，而罗西却不是

这样。她去剑桥不是为了摇唇鼓舌的，而是急于想知道事情的究竟。

佩鲁兹和肯德鲁并不想打扰克里克。因为这天正是他表现自己的日子。他

们进来跟威尔金斯寒暄以后，就借口工作忙便匆匆忙忙地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在这一行人抵达之前，我和克里克决定分两步介绍我们的工作进展情况。首先

由克里克扼要地阐述一下螺旋理论的优越性，然后我们俩一起介绍这个DNA

模型的制作过程。尔后，大家去伊尔酒馆吃午饭。空出下午的时间，可以讨论

一下解决DNA结构的最后阶段的工作。

演示活动的第一步是按计划进行的。克里克把螺旋理论大吹大擂了一通，

并在几分钟内就说明了用贝塞函数获得漂亮答案的方法。然而来访者中却没有

人愿意分享他的快乐。威尔金斯不但不想用这种微妙的理论来解决任何问题，

反而想强调他的同事斯托克斯的某些计算结果会比这种理论更加高明。斯托克

斯不喜欢炫耀自己；他的课题是在夜晚乘火车回家的路上解决的。次日早晨，

他把他的结果写在一张纸条上了。

罗西并没有反对首先讨论新创的螺旋理论。但是，当克里克喋喋不休他讲

个没完时，她就显得厌烦起来了。其实，这套说教大可不必，因为她根本就不

认为有丝毫的证据可以说明DNA结构是呈螺旋状的。结果如何，还有待于X

射线工作的证实。现在讨论这个模型，只能增加她的不满。罗西认为克里克讲

演的内容根本不值得他如此哇哩哇啦。当他谈到在这个由三条多核苷酸链组成

的模型中，磷酸基团之间是由Mg++离子联结时，罗西竟显得那样咄咄逼人。

她对这种说法根本不感兴趣，并直截了当地指出，Mg++离子由水分子外壳紧密

地包围着，因而它不可能是一个紧凑结构的主要成分。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她的反对并非仅仅出于她的倔强个性。这时，我也发

觉我记错了罗西所测的DNA样品的含水量。正确的DNA模型至少应该比我们

模型中的水多十倍。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错了，多余的水说不定流

进螺旋边缘的空隙中去了。但我们这个理论毕竟还显得软弱无力，这一点也是

无法否认的。如果说DNA含有更多的水这一论点站得住脚，那么就可能制作

出许多不同式样的DNA模型。

吃午饭时，克里克还是那样侃侃而谈，但已不再象一位殖民地征服者在那

些无缘瞻仰文人丰采的不幸儿童面前讲演一样地趾高气扬了。“彩球”抛给了我

们。这是人人皆知的。要想解决那天提出的一些难题，最好的办法是对下一轮

实验达成协议。首先，要搞清楚DNA结构是否决定于那些用来中和负电性磷

酸基的金属离子，只需要花几星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到了那时，有关Mg++

离子重要性的种种疑虑，就会烟消云散了。只有完成了这项工作，才能着手下

阶段的模型制作。假如工作一帆风顺的话，我们很可能在圣诞节之前搞出点名

堂来。

午饭后，我们穿过国王学院，从后院又到三一（Trinity）学院的庭院内散

步。他们还是不改变自己的观点。罗西和戈斯林尤为固执。他们决不因为这次

五十英里的长途跋涉的剑桥之行，而改变他们既定的研究计划。与他们相反，

威尔金斯和西兹似乎还通情达理，这是否仅仅出于他们要和罗西唱对台戏的缘

故，还很难说。

我们回到实验室，大家仍各持己见。克里克并未马上认输，他还在唠叨着

制作模型的某些细节。可是，当发觉只有我一个人和他搭讪时，他马上就泄气

了。此时此刻，我们俩真是心灰意懒，对模型也不愿意再看上一眼了，觉得它

已黯淡失色，那些改制的粗糙磷原子不见得会有什么用处。威尔金斯要赶三点

四十分的火车回伦敦去，我们就和他们匆匆告别了。

14

罗西成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布喇格那里。无数事实表明，克里克如果能少说

多做，工作进展会更快一点。对此，布喇格并不想多发表意见。不出所料，这

消息还在广为流传。看来，现在该是威尔金斯的上司和布喇格谈谈的时候了。

他们应当讨论一下，让克里克和我这个美国人再象金氏学院那个研究小组一样，

耗费重金来研究DNA结构是否合适。

布喇格爵士对于克里克这样一再节外生枝，已经司空见惯了。说不定什么

时候，克里克还会惹事生非。他在实验室如果还是那样地干下去，又会白白地

浪费掉五年的时间，连撰写博士论文所需的资料也收集不起来。要布喇格在他

任期的剩余岁月里继续容忍克里克蛮干下去，看来是很困难的。甚至对于任何

神经正常的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这种要求的。另外，布喇格教授长期生活在

他父亲的显赫声望之下，多数人都错误地认为布喇格定律主要是他父亲的卓越

贡献，而他本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正是他享有科学界崇高荣誉的时候，

却不得不为一个不得志的天才人物的某些疯癫古怪行为负责。

佩鲁兹也听说了要我和克里克放弃DNA结构的研究。布喇格征求佩鲁兹

和肯德鲁的意见时，并没有了解到我们工作中的独到之处。因此他感到问心无

愧，认为这样做并不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在鲍林获得成功之后，一般都认为再

继续搞螺旋结构，除了说明头脑简单以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意思了。不管怎么说，

让金氏学院的研究小组首先制作出螺旋模型是对的。这样，克里克就能专心致

志于他的博士论文工作，认真研究血红蛋白结晶在不同浓度盐溶液里的收缩情

况。再扎扎实实地干上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他或许能搞清楚血红蛋白分子的

形状。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可以打发克里克另就高位了。

那时候，我们也不想向布喇格求情。为了不使佩鲁兹和肯德鲁在中间为难，

我们决定采取克制态度，没有公开对布喇格的决定表示疑义。否则，大吵大闹

起来就会显得布喇格教授对DNA这三个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是一无所知的。

在他看来，DNA结构的重要性还不及金属结构的百分之一。他曾怀着极大的兴

趣制作他的肥皂泡般的模型来研究金属结构。在放映描绘那些肥皂泡相互撞击

的电影时，布喇格那股子高兴劲头，真是无法形容。

我们忍气吞声并不是怕和布喇格伤了和气，而是我们以糖和磷酸为核心的

模型陷入了困境。我们不管从哪个角度观看它，总觉得有点不是味道！一天，

我们参观金氏学院回来，又认真地琢磨了那个命运不济的三条核苷酸链模型和

其他一些有关的模型。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些模型是错误的，但给人一种印

象，把糖和磷酸骨架放在模型中央未免使原子堆集得太紧了，这是不符合化学

规律的。在这种模型中摆正一个原子的位置，就会使离它较远的原子拥挤不堪。

要想取得成功，一切还得从头开始。很遗憾，我们觉得如果轻率地和金氏

学院的那几位搅在一起，就会使我们新的实验结果的来源枯竭。我们也不想被

人邀请去参加有关的学术讨论会。那怕稍微问一问威尔金斯，有人也会怀疑我

们又要搞DNA了。尤其糟糕的是，我们洗手不干的工作，金氏学院的那几位

是不会就此罢休的。据我们所知，他们至今还没有制作过任何三维分子模型。

为了加快研究进程，我们愿意把剑桥的原子模型给他们使用，但他们仍然是半

推半就，但威尔金斯曾经说过，几周之内要找人把模型搭起来的。于是，我们

决定以后有人到伦敦去，就顺便把这些玩艺儿带到他们实验室去。

由于出现这样的僵局，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任何人要想在圣诞节前解决

DNA的结构问题看来都是渺茫的。克里克重操蛋白质旧业仅仅是为了应付布喇

格要他完成的博士论文，并非他自己心甘情愿。沉默了几天后，他开始滔滔不

绝地谈论起蛋白质α螺旋的超螺旋结构来了。后来只有在吃午饭时，我才能听

到他谈上几句DNA的结构问题。好在肯德鲁认为DNA工作虽然中断了，但仍

然应该经常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他从根本上就不打算再让我对肌红蛋白发

生兴趣了。在那些阴冷的日子里，我想尽量多学点理论化学方面的知识，或者

翻阅各种杂志，希望能找到点被人遗忘了的有关DNA结构的资料。

那时，我经常阅读的一本书是克里克买的《化学键性质》。克里克为了查找

重要键长等某些资料，常常翻阅它。这本书放在肯德鲁给我做实验用的一张台

面的角落里。我总希望在鲍林的这本名著中找到一些奥妙之处。于是，克里克

又买了一本送给我，这预示着吉祥之兆。他在这本书的扉页上题字“赠给沃森

――克里克，51年圣诞节”。以后证明，基督教的这个传统还确是有点灵验的。

15

圣诞节期间，我没有一直呆在剑桥。米奇森邀请我到金泰尔（Kintyre）海岬的

卡罗德尔（Carrodale）他父母家中去度假。米奇森的母亲诺米（Naomi）是一

位著名作家。她的兄弟 就是英国最有才华的、性格怪僻的生物学家霍尔丹（J.B.C.

Haldane）。米奇森的父亲迪克（Dick）是一位工党议员。非常幸运，在节日期

间，他们那间宽敞的客厅里总是高朋满座。我在欧斯敦（Euston）车站见到米

奇森和她妹妹瓦尔（Va1）时，把我们在DNA工作中遇到的拦路虎和对来年能

否拿到奖学金的担心全忘得一干二净了。在开往哥拉斯哥的火车上，我们通宵

都没有找到空着的座位。十个小时的旅途中，我们只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听

瓦尔议论美国人那种呆板的、举止粗鲁的生活习惯。而年年都有越来越多的这

种美国人涌向牛津大学。

我在哥拉斯哥见到了我的姐姐伊丽莎白。她是从哥本哈根乘飞机来普雷斯

提克（Prestwick）的。两个星期前，她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有一个丹麦人正在

追求她。我顿时意识到情况不妙，大难临头了。因为那个丹麦人是位成功的演

员。我马上要求米奇森能否让伊丽莎白跟我们一道去卡罗德尔，他表示同意。

这就使我如释重负。我姐姐如能在卡罗德尔那样古怪的村舍里住上两个星期，

她就不会愿意在丹麦安家落户了。

我们乘坐的是开往坎贝尔敦（CampbeIltown）的公共汽车。迪克开小汽车

在去卡罗德尔岔道上等候着我们。接到我们以后，他开车越过二十英里的山路，

把我们带到一个苏格兰小渔村。这里就是他们老俩口住了20年的地方。庭院里

有一条石子铺成的小路，通向餐厅和那间有几座壁橱的贮枪室。我们沿着小路

走进餐厅时，宴会正在进行，餐厅里面充斥着激烈的高谈阔论。在座的有米奇

森的弟弟，动物学家莫道奇（Murdoch）。他总喜欢引导大家谈细胞是如何分裂

的。但是，谈论较多的还是政治问题和某些美国狂人挑起的冷战局面。这些狂

人们最好还是回到美国中西部城市的律师事务所去。

第二天早晨，天气很冷。我想要不挨冻，最好是缩在被窝里不起床。这样

办不到的话，除非下着倾盆大雨，就可到外边散散步。下午，迪克总要找人同

他一起去打野鸽子。我也曾去试过一次，鸽子都飞走了，我才放枪。我就蹲在

客厅地板上紧挨着火炉取暖。另外，到图书室打打乒乓球也能暖暖身子。图书

室的墙上挂着刘易斯（Wyndham Lewis）画的诺米和她的孩子们严肃的画象。

一个多星期以后，我渐渐领悟到这个思想左倾的家庭竟会由于客人们出席

晚宴的衣着打扮而烦恼。在我看来，这是接近暮年的人的反常行为。我的头发

式样已逐渐失去美国人的模样，因此，我并不觉得自己的仪表有什么与众不同

的地方而引人注目。可是，我到剑桥的第一天，佩鲁兹把我介绍给奥迪尔时，

她对我的外表甚为惊讶。后来，她对克里克说，一个美国秃顶佬到实验室来工

作了。在我换成剑桥装束以前，要避免这种尴尬场面，最好是留长发。虽然，

我姐姐看到我那模样会感到不舒服，但我明白，要想改变她那种对于英国知识

分子看法中的一些肤浅的观念，决非一朝一夕之事。卡罗德尔倒是一个使我改

头换面的理想地方。没有多久，我脸上就长满了胡须。虽说我并不喜欢我那红

的胡子，但用冷水刮掉它也确有点不好受。瓦尔和莫道奇对我的胡须挖苦了一

个星期，不用说，我姐姐对我也不满意。于是，我干脆把脸刮得光光的，才去

出席晚宴。诺米对我的容貌称赞了一番。这时，我才知道我这样做对了。

晚上，时常有些不得不参加的智力游戏。这些游戏活动可以丰富词汇。每

当我照本宣科地读我的淡而无味的作品时，总想躲到椅子后面藏起来，以便避

开米氏家族妇女们殷勤的凝视目光。好在宾客众多，轮到我的机会很少。我在

巧克力糖木箱旁找了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心想这样别人就不会注意到我的节

目没有通过了。最愉快的是在楼上黑暗角落里一连几个小时玩一种叫做“杀羊

羔”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最残忍的“屠夫”要算米奇森的妹妹洛伊斯（Lois)

了。她在卡拉奇教了一年书刚刚回来。她还是个伪善的印度素食主义的坚决倡

导者。

几乎从我呆在卡罗德尔的头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对诺米和迪克的左倾思想

结下了难解之缘。但是，终日美酒佳肴足足补得上那里习惯于把大门朝东敞开

着而迎来的凛冽寒风的袭击。新年过后三天，我就要离开那里。这是莫道奇给

我约定的日期。他已经为我在伦敦实验生物学协会会议上安排了一个讲演。但

是，在我即将离开那里的前两天却下了一场大雪。一些光秃秃的荒山被大雪覆

盖得宛似南极山脉。我们沿着通往坎贝尔敦的积雪封闭的公路，走了一个下午。

这给我们一次极好的机会，我们一边观赏雪景，米奇森一边谈着他的免疫体移

植实验的博士论文；而我在想着等我离开时这条路也许不能通车了。真是天不

作美，我们一行只好在塔伯特（Tarbert)搭上克莱德号轮船，第二天早上就到伦

敦了。

回到剑桥后，我满以为会有关于我的奖学金问题的美国来信。结果连一封

官方信件都没有。自从11月份卢里亚写信叫我不要担心此事以来，至今音讯皆

无，这似乎有点凶多吉少。显然，他们尚未做出决定，我应该作最坏的打算。

拿不到这笔奖学金，充其量也不过使我有点不开心罢了。肯德鲁和佩鲁兹对我

说过，如果我经济上真的发生了困难，可以向英国政府申请一小笔款子以解燃

眉之急。直到一月下旬，华盛顿寄来了一封信，我心中的悬念才就此了结。我

的奖学金取消了。信中引述奖学金条例说，只有在指定的学术机构工作才能享

受奖学金待遇，由于我违反该项条款，因此，他们也就爱莫能助了。

这封信的第二段又说要给我另外一笔奖学金。可是，这笔奖学金后来没有

按惯例发十二个月，而在五月中旬就停止了。实际上只发了八个月。这并不是

因为我长期犹豫不决对我的刁难，而是没有听从奖学金授予团要我去斯德哥尔

摩的劝告对我的处罚。这样，我少拿了一千美元。九月份新学年开始以前，显

然已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方面的资助了。于是，我就接受了这笔奖学金。两千美

元可不能轻易放掉。

事隔不到一周，从华盛顿又来了一封信，是由同一个人签发的。这次他不

是以奖学金授予团头头的名义，他现在的头衔是国家研究委员会主席。信中说

他安排了一次会议，要我作关于病毒生长的学术报告，会议定于六月中旬在威

廉斯敦（Williamstown）举行。就是说开会的日期在我的第二笔奖学金刚刚期满

一个月。当然我根本不想在六月或九月离开剑桥，唯一的问题是找个借口。起

初我想以没有料到的经济拮据为理由，继而又想，我不能让他以为，他曾对我

的事业产生过影响。于是我找了另外一个借口把信发了出去，告诉他剑桥的学

术活动非常活跃，因此，我不打算在六月份去美国了。

16

这时，我决定暂时转向对花叶病毒（TMV）的研究。TMV?群?右一种叫做核

酸的重要成分，因此，拿它作幌子我可以对DNA继续研究下去。当然这种核

酸不是DNA，而是另一种核酸即核糖核酸（RNA）。由于威尔金斯不能宣称对

RNA的研究只他一家别无分店，DNA和RNA之间的差别就成了对我们有利的

因素。一方面，倘若我们能搞清RNA的结构，也可以为解决DNA结构提供重

要的线索。另一方面，当时认为TMV的分子量为四千万，乍看起来，它要比

分子量小得多的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分子更加不可思议。肯德鲁和佩鲁兹多年

来一直在从事这两种蛋白的研究，那时尚未获得具有生物学意义的结果。

另外，贝纳尔和范库肯（I．FankuChen）曾用X射线观察过TMV。这似

乎有些耸人听闻，标新立异。既然鄙人不象贝纳尔那样非凡的头脑，也就不敢

奢想那样掌握晶体学理论。战争开始后不久，他们在《普通生理学杂志》上发

表的重要文章，大部分我都看不懂。把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这样的杂志上，

看来有点奇怪。这大概是由于贝纳尔已专心致志于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之故吧！

范库肯返回美国后，决定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他们的研究资料。这家杂志是对病

毒感兴趣的人喜欢阅读的。战后，范库肯对病毒就不感兴趣了。虽然贝纳尔有

时还对蛋白质X射线晶体学略加研究，但他更关心的是加强与共产主义国家的

友好关系。

他们的许多说法尽管缺乏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但仍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地

方。TMV由大量相同的亚基构成。这些亚基是如何排列的，他们却一点也不知

道。再说要他们在1939年就弄明白蛋白质和RNA是由完全不同的成分构成的，

这样的要求未免为时过早。但现在，蛋百质有大量亚基这一点是很容易为人们

接受的。RNA却恰恰相反。当RNA被分解成很多亚基时，会产生大量多核苷

酸链。但这些链太小，以致于不能携带遗传信息。克里克和我都认为，这种信

息肯定贮存于病毒整个RNA之中。TMV结构的最佳设想乃是一个位于中心的

RNA，以及包围它的大量较小的蛋白质亚基。

事实上，对TMV蛋白质的组分早已有人进行过生化研究。1944年德国人

施拉姆（Gerhard schramm）首次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他报道在弱碱中TMV

颗粒分解成游离的RNA和大量蛋白质分子。这些蛋白质分子即使不完全相同，

也极其相似。除了德国，几乎没有人相信施拉姆的报道是正确的。这种偏见是

战争造成的。他们觉得，德国法西斯竟会在战争一败涂地的最后几年，允许按

照施拉姆的想法进行这样广泛的实验，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不

难想象这项工作直接受到纳粹的支持，而且该实验得到了错误分析的结果。绝

大多数生物学家都不愿化费时间去反驳施拉姆。可是，后来我阅读贝纳尔的文

章时，突然对施拉姆的实验感兴趣起来。要是他把数据解释错了，为什么他偏

偏凑巧得到了正确的答案。

可以想象，再有几张X射线照片就能搞清TMV蛋白质亚基的排列方式。

要是这些亚基以螺旋状堆积，则更能说明问题。我兴奋得把贝纳尔和范库肯的

文章从哲学图书馆偷偷带到了实验室，好让克里克看看这些TMV的X射线照

片。当他看到图中有代表螺旋的空白时，他立即动手，迅速画了TMV的几个

可能的螺旋状结构。从此，我知道自己不能再怀疑有关螺旋的理论了。我无须

掌握数学，克里克有空会来教我的。可在他外出时，我则束手无策。幸运的是，

只要略懂数学就可以明白这张TMV的X射线照片显示的正是一个每23埃绕螺

旋轴一圈的螺旋。其规律是如此简单，克里克竟想用《赏鸟者之傅立叶变换公

式》为题撰写一篇有关的文章。

这一次克里克并没有真正大干起来，在后来数天里，他又认为TMV螺旋

的证据不够有力。在我找到蛋白亚基呈螺旋状排列的原因之前，自然我也心灰

意懒了。晚饭后在百无聊赖之际，我阅读了法拉第学会关于“金属结构”的讨

论文章。该文阐述了理论家弗兰克（F.C.Frank)关于晶体形成的有独创性的见解。

可是，我几次精确的计算都得到了矛盾的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晶体能按所论

述的速率形成。弗兰克后来发现，如果晶体不象我们设想的那样有规则，而是

包含了一些错位的话，那么这种矛盾的现象就不复存在。这些错位使得微小间

隙不断出现，新的分子则被安置在这些微小间隙之中。

几天以后，我在乘公共汽车去牛津的路上，头脑里酿成一种想法：每个TMV

颗粒应视为一个微小晶体，如同其它晶体一样，由于具有微小间隙而逐渐生长。

产生微小间隙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使亚基呈螺旋形排列。这是最重要的条件。

道理很简单，这个看法肯定是对的。周未在牛津看到的各种螺旋楼梯更使我坚

信其他的生物结构也应具有螺旋形对称。一个多星期以来，我仔细观察了肌肉

和胶原纤维的电子显微镜图，想从其中寻找螺旋的蛛丝马迹。然而克里克的态

度却始终是不冷不热，处之泰然。在缺乏任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我知道要说

服他是徒劳无益的。

这时，赫克斯利帮了我的忙，他教我使用X射线照像机拍摄TMV照片。

显示螺旋的方法就是将TMV的样品倾斜，使其与X射线光束保持几个不同的

角度。范库肯没有这样做，因为在战前螺旋还不为人们所重视。为此，我到马

肯姆处看看是否他手头有多余的TMV。那时马肯姆在莫尔蒂诺（Molteno）研

究所工作。这地方与剑桥不同，实验室里暖气很足。这是为了照顾那位“奎克

教授””兼所长基林（Davidkeilin）的，因为他患着气喘病。我总是乐于找个借

口，在这华氏70度的房间里呆一会儿。在这里马肯姆随时都有可能嘲弄我，说

我如果是喝英国啤酒长大的话，就不会象现在这么狼狈了。这次他却一反常态,

很爽快地给了我一些病毒样品。想到克里克和我竟然会做起TMV实验来，我

们都不禁哑然失笑。

不出所料，我拍的第一张X射线照片，比当时发表的照片模糊得多。即使

这张不太象样的照片也化了我一个多月时间。想拍摄几张能够显示出螺旋的照

片，则更是难上加难了。由于在工作中遇到了这个难题，所以，拉夫顿

（GeoffreyRoughton）在亚当斯路（Adams Road)他父母家里举办的化装舞会，

就成了二月间唯一使我感到痛快的事。说来奇怪，尽管有很多趣闻，如拉夫顿

认识许多漂亮姑娘，而且据说他还带着一只耳环写诗，克里克还是不愿意去参

加这个舞会。但是，奥迪尔不想失去这次机会。于是，我租了一套王政复辟时

期的士兵服装和她一同去了。当我们挤进半痴半醉的跳舞人群时，我们觉得这

次晚会相当成功，因为约有一半在剑桥的外国女学生都在那儿。

一星期后，又举办了一个“热带晚会”。奥迪尔很想去。一则因为她参加了

筹备，再则这个舞会是由黑人发起的。克里克再次表示反对，不过这次做法上

较明智些罢了。参加的人不多，舞场一半空着。我在那里痛饮了一阵，但对在

众目睽睽之下跳舞并不怎么欣赏。我脑子里想的是鲍林将在五月份来伦敦参加

由皇家学会组织的一个有关蛋白质结构的会议。谁也说不上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我们最担心的是他会要求参观金氏学院研究小组。

17

然而鲍林在艾德威尔德（Idlewild）机场时突然被吊销了护照，而不得不取消对

伦敦的访问。国务院不想让鲍林这样喜欢惹事生非的人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

散布关于昔日银行家们的政治丑闻。这些人主张制止信奉无神论的赤色分子四

处泛滥。弄得不好，鲍林可能在伦敦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大谈其和平共处的论

调。即使不让麦卡锡参议员再有机会指责政府用发给护照的办法袒护激进分子，

从而使美国生活方式受到影响，国务卿艾奇逊的地位也已经发发可危了。他们

当然不愿再自找麻烦，于是，不同意他出国旅行。

当这件丑闻传到皇家学会时，克里克和我已在伦敦了。这消息太使人难以

相信了，倒不如我们猜想鲍林在去纽约的飞机上生了病更好些。只有俄国人才

会阻止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出席丝毫不带政治色彩的会议。因为第一流的俄

国科学家可能想叛逃到富裕的西方去，而鲍林却根本不会考虑叛逃的事，因为

他和他全家对加州理工学院是完全满意的。

如果他真的想自愿离开，加州理工学院管理委员会的某些人将会感到高兴。

每当他们拿起报纸看到世界和平会议发起者名单中有鲍林的名字时，就会勃然

大怒。他们总希望设法使加州南部地区摆脱这种有害诱惑力的影响。鲍林对这

种来自加州暴发户不可言状的愤怒是很清楚的，这些人的外交常识主要是受《洛

杉矾时报》的影响。

在牛津刚参加过普通微生物学会举办的“病毒增殖性质”会议的我们几个

人，对那次会议的混乱状况并不感到惊奇。原定主要演说者之一是卢里亚。可

是在按计划飞抵伦敦前两周，他得知他将得不到护照。国务院同往常一样，是

不会为这种不光彩的做法作出解释的。

卢里亚的缺席给我增加了一项工作――介绍美国噬菌体工作者近来的实

验。可并不需要我临阵磨枪拼凑一篇讲话。因为在会议前几天，赫尔希（AI

Hershey）从冷泉港（coldSpring Harbor）给我发来一封长信，概述了他们近来

完成的实验。他和蔡斯（Martha Chase）通过这些实验，证实了噬菌体感染细菌

的基本特征是病毒DNA进入寄主细菌体。尤其重要的是几乎没有什么蛋白质

进入细菌体。他们的实验因而再次强有力地证明，DNA是基本的遗传物质。

尽管如此，当我宣读赫尔希的长信时，四百多位与会的细菌学者几乎没有

人感到兴趣。勒夫（Andre Lwoff）、本兹（Seymour Benzer）及斯坦特显然是例

外。他们由巴黎到牛津短期逗留。他们知道赫尔希的实验非同小可，并且认识

到从那时起大家都会更加重视DNA了。然而，对绝大多数的旁观者来说，赫

尔希的名字无足轻重。而且，在知道我是美国人时，大家会从我的蓬乱长发联

想到我的科学判断力也可能早同样的荒诞。

英国植物病毒学者鲍登（F.C.Bawden）及皮里（N. W.Pirie）操纵着这次会

议。鲍登学识渊博，皮里信奉虚无主义。在这两方面，会议的其它参加者，都

望尘莫及。鲍，皮二氏根本不相信噬菌体有尾，TMV具有固定长度这种看法。

我企图用施拉姆的实验来给皮里出出难题，他干脆说这些实验应停止进行。这

也许是因为施拉姆是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科学家，因此我们没继续争论下去。于

是，我转向没有政治成见的问题：许多TMV粒子长度为3000埃是否具有重要

的生物意义？答案是简单的。但是这种见解没有引起皮里的兴趣，因为他认为

病毒是如此之大，尚难将其结构阐述清楚。

要是勒夫不出席，那么这次会议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勒夫颇热衷于研究二

价金属离子在噬菌体增殖中的作用。他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一拍即合，都认为金

属离子对核酸结构至关重要。尤其使人感到有趣的是，在精确复制大分于或看

两个相似染色体相互吸引中，他预见到某些特定离子可能起关键作用。然而，

除非罗西从她完全信赖的X射线衍射技术的立场上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否

则我们这种设想无法得到检验。

在那次皇家学会会议上没有迹象表明，自从十二月初同克里克和我发生争

论以来，金氏学院的任何人曾提到过金属离子。后来我询问了威尔金斯，方才

知道自从分子模型的装配架运到他的实验室以来，还没有使用过。现在要强迫

罗西和戈斯林建造分子模型也还不是时候。如果说有什么事的话，那就是威尔

金斯和罗西之间的口角比他们访问剑桥前有增无减。现在她坚持说她的数据证

明DNA不是螺旋。与其说她愿意听任威尔金斯的指挥来制作螺旋模型，还不

如说她可能会把铜丝模型缠在威尔金斯的脖子上。

当威尔金斯问我们回到剑桥后是否需要模具时，我们假意回答说需要，同

时向他暗示我们需要较多的碳原子，为的是制造模型以表明多肽链是怎样转弯

的。使我放心的是威尔金斯对于那些与他们金氏学院无关的事，总是开诚布公

的。他觉得我正在认真地从事TMV的X射线研究工作，这使他确信我不会很

快对DNA发生兴趣。

18

威尔金斯深信，我很快就会得到所需的X射线图谱，证明TMV是一种螺旋。

卡文迪什实验室刚安装好一台大功率可旋正极X射线管。我使用这台仪器获得

了意外成功的结果。这种先进设备使我拍片的速度比使用普通设备快二十倍。

因此，一星期内我拍摄TMV照片的数量成倍增长。

卡文迪什实验室通常晚上十点钟锁门。看门人就住在隔壁，但锁门以后，

就没人再去打搅他了。户瑟福不主张学生开夜车。他认为在夏季傍晚打打网球

倒更合适些。即便在他去世十五年后，为那些加班加点的人也只准备了一把钥

匙。这把钥匙现由赫克斯利掌管。他坚持说肌肉纤维是活的，因此不能按照物

理学家的常规办事。必要时，他会把钥匙借给我或亲自走下楼来，帮我打开那

扇通向富丽斯库街（Free SchoolLane）的沉重大门。

仲夏六月的一个深夜，赫克斯利不在实验室。我回去关掉X光管并且冲洗

了一张TMV新样品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将样品倾斜25度左右拍摄的。如果走

运的话，我就可能发现螺旋反射。我把还潮湿的底片对着映片灯一看，就知道

我们成功了。那些显示螺旋状的图迹是不会弄错的。现在找可以使卢里亚和德

尔布吕克相信，我在剑桥并不是一事无成的。尽管已是午夜时分，我却丝毫不

想回到网球场路我的房间。我兴致勃勃地沿着后街徘徊了一个多小时。

第二大早晨，我焦急地等待着克里克的到来，以便请他证实底片中确实有

螺旋存在。他只化了十秒钟，就指出了那意义重大的螺旋反射，这样我的一切

疑虑也就不复存在了。可是我还想跟克里克开个玩笑，使他相信这张X射线图

片实际上并不十分重要，真正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倒是必须搞清楚那些微小间隙。

我刚随便他说出这些恬，克里克就当真的了。他总是那样心直口快，并且认为

我也同他一样，有啥说啥。在剑桥的辩论中要想取胜，常常得说些荒谬的话来

哗众取宠，可克里克用不着来这一套。即使在气氛沉静的剑桥夜晚，谈论一、

二分钟外国姑娘这一迷人的话题，称得上是一帖提神良药。

我们下一步该干些什么，当然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我知道对TMV的研

究，在短期内不会再有什么突破。为了进一步详尽地了解它的结构，需要更加

专门的知识，而这是我力不能及的。更何况就算竭尽全力，能否在几年内搞清

RNA的结构，还很难说。而TMV对于DNA结构的研究也不会起多大作用。

因此，现在还是应该认真考虑一下DNA的那些奇妙的化学特征。这是奥

地利出生的生物化学家查戈夫（Erwin Chargaff）在哥伦比亚大学首次发现的。

二次大战以来，查戈夫和他的学生们一直致力于分析各种DNA样品，研究其

嘌呤和嘧啶碱基的相对比例。在他们测定的所有DNA样品中，腺嘌呤（A）分

子的数目和胸腺嘧啶（T）分子的数目非常相似，而鸟嘌呤（G）分子数和胞嘧

啶（C）分子数又极其接近。并且，腺嘌呤与胸腺嘧啶的比例又因不同的生物

来源而有所不同。某些生物体的DNA具有较多的（A-T）而另一些则具有较多

的（G-C）查戈夫认为这引人注目的现象具有重大意义。这就是著名的查戈夫

规律。可他当时并没有对此做出解释。我第一次向克里克介绍这一规律时，他

置若罔闻，继续思考着其它的问题。

时隔不久，在和一位年轻理论化学家格里菲思（JohnGriffith）交谈几次以

后，他又觉得这种规律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天晚上，听了天文学家戈尔德

（Tommy Gold）作的关于“完善的宇宙法则”的报告后，他们喝啤酒去了。戈

尔德能言善辩的口才，使克里克联想到是否也可以提出一个“完善的生物学法

则”。他知道格里菲思对基因复制的理论很感兴趣，于是就开门见山地提出所谓

完善的生物学法则就是基因的自我复制。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细胞分裂和染色

体数目倍增时，基因准确复制的能力。格里菲思并没有随声附和他的意见。几

个月来，他倒是主张基因复制是在互补表面交替形成的基础上进行的。

其实，格里菲思的这种想法并非新鲜玩艺儿。近三十年来。它一直在那些

对基因复制感兴趣的理论遗传学家中间流传着。这种理论认为基因复制需要生

成一个补体（负本），其形贸状原体（正本）的表面相吻合，如同一把锁和一把

钥匙的关系。在一个新的正本合成时，这个互补的负本就会起到模板的作用。

然而有少数遗传学家对此持犹豫态度，缪勒（H. J.Muller)就是一个代表人物。

他受某些有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尤其是乔丹（Pascual Jordan）的影响较深。这

些人认为同类物体相互吸引的力量是存在的。而鲍林却不赞同这种观点。他尤

其反对量子力学支持这种理论的说法。二次大战前夕，他曾和德尔布吕克（他

使鲍林注意到乔丹的文章）联名给《科学》杂志写了一篇短文，郑重声明量子

力学是赞同合成互补体的基因复制机理的。

那天晚上，看来老调重弹并不能使克里克或格里菲思感到怎么满足。他们

知道，现在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这种吸引力的实质。克里克固执地认为，问题的

答案并不在于特别的氢键。他觉得氢键不能确切他说明具体的专一性，因为化

学界的一些朋友曾多次告诉我们，嘌呤和嘧啶碱基中的氢原子，可以无规律地

从一处移到另一处，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克里克倒是主张DNA的复制与碱基

平面之间的特殊吸引力有关。

幸运的是，格里菲思会计算这种引力。如果DNA复制的互补结构的设想

是正确的，他大约能够算出不同碱基之间的引力。而且，如果直接复制确实存

在，他也能计算出相同碱基之间的吸引力。这样，在分手时，他们都同意由格

里菲思先试试这样的计算是否可行。几天后，当他们在卡文迪什茶室的人群中

突然相遇时，克里克才知道，一些粗略的计算结果显示，腺嘌呤和胸腺嘧啶的

平面应该是粘在一起的。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解释鸟嘌呤和胞嘧啶之间的吸引

力。

克里克立即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这也就是查戈夫以

前指出过的等量碱基对规律。他激动地告诉格里菲思，我最近曾对他嘀咕过查

戈夫的一些古怪的实验结果。此刻，他还不能断定螺旋是否也与碱基对有关。

但这些资料一经核实，他会立即把结果告诉格里菲思的。

午饭时，我进一步证实了克里克确实弄清了查戈夫的实验结果。他一边在

阅读着格里菲思的量子力学论文，但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热情。因为，一方面，

他知道格里菲思在受到压力时就不想再有力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了使计算得

以进行，必要的时候他也可能忽视了许多可变因素。另一方面，尽管每个碱基

都有两个平面，可是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另外，也不能

排除查戈夫提出的规律可能与遗传编码有关。特定的核苷酸组必然以某种方式

为特定的氨基酸编码。可以设想，腺嘌呤和胸腺嘧啶数量相当，也可能与一种

决定碱基排列顺序的尚未发现的规律有关。除此之外，马肯姆断言，如果查戈

夫认为鸟嘌呤和胞嘧啶数量相当，他可以同样有把握地否认这种现象。在他看

来，查戈夫的实验方法必然过低地测量了胞嘧啶的实际数量。

然而，克里克还不打算抛弃格里菲思的设想。七月初的一天，肯德鲁来到

我们的新办公室，对我们说查戈夫最近要到剑桥来呆一个晚上。肯德鲁已为他

在彼得豪斯（Peter-house）旅馆安排好了晚餐。肯德鲁邀请我和克里克在晚些

时候到他屋里去一起喝几杯。席间，肯德鲁总把话扯离重要的课题，只略微透

露了一点克里克和我可能想通过建造模型来探索DNA结构。查戈夫是一位世

界闻名的DNA专家。开始时，他对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想搞点什么名堂并没有

多大兴趣。只是在肯德鲁提到我并不是个一般的美国人时，他才觉得他遇到的

可能是个不好对付的人。他瞄了我一下，就更证实了他的感觉是对的。很快，

他开始嘲弄起我的发型和口音。既然我来自芝加哥，我的言谈举止只能如此。

我彬彬有礼地告诉他，我留长发是为了避免和美国空军人员混淆。当然，我的

解释也证明了我在那样的场合下，人情世故还很不成熟。

当克里克不得不承认自己忘记了四个碱基之间的化学差异时，查戈夫对我

们的轻视可算到了顶点。只是在克里克提到格里菲思的计算时，气氛才逐渐缓

和下来。因为记不清究竟哪种碱基含有氨基，所以，他要求查戈夫写出它们的

结构式来，才能定性地描述量子力学理论。克里克后来反驳说，他随时可以查

到这些资料。然而，查戈夫仍然不相信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怎样达到我

们的目的。

不管查戈夫是怎样嘲弄和轻视我们，总得有人去解释他的实验结果。因此，

第二天下午，克里克匆匆跑到格里菲思在三一学院的住处，以便弄清碱基对的

计算结果。听到里面说“请进”时，他就推开门进去了，却发现格里菲思正和

一位姑娘呆在屋里。他马上意识到现在不是谈论学问的时候。他请格里菲思把

计算得到的碱基对数据再介绍一遍之后，就自觉没趣地退了出来。他把格里菲

思的话记在一个信封上，就离开了。因为我于那天早晨动身前往欧洲大陆去了，

克里克只好独个儿到哲学图书馆去查找资料，以消除对查戈夫的结果还存在的

一些疑虑。掌握了这两方面的资料之后，他起初还打算第二天再去格里菲思那

儿，但转念一想，他觉得格里菲思的兴趣并不在此。，而女人和科学显然不能二

者兼顾的。

詹姆斯?沃森《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4)

19

两周后，我和查戈夫在巴黎又见面了。我们俩都在那里出席国际生物化学会议。

经过巴黎大学撒尔?瑞琪留（SalleRichelieu）大厅外的庭院时，他略带嘲弄地

冷冷一笑，算是和我认识的唯一表示。那天，我老是盯着德尔布吕克。在我离

开哥本哈根去剑桥前，他曾为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找了一个研究员职位，

并为我安排了1952年9月开始由小儿麻痹症基金会（Polio Fundation）提供的

奖学金。这年三月，我曾给德尔布吕克写信，要求在剑桥再呆一年。他就毫不

迟疑答应把我的奖学金转至卡文迪什。德尔布吕克如此令人高兴的爽快，是由

于他对按鲍林那种方式进行结构研究是否真有价值，还捉摸不透。

现在我随身带着TMV螺旋的照片。这一回我愈发相信, 德尔布吕克最终会

完全理解我为什么如此热爱剑桥。和德尔布吕克短短的一席谈话，并没有看出

他的观点有重大改变。我提纲挚领他说明了TMV是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对

此他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我又急急忙忙地叙述了我们试图通过制作模型研

究DNA结构的情况，他还是显得毫不在意。只是在我提到克里克才智超人时，

他才有所触动。糟糕的是，后来我把克里克的思想方法和鲍林的等同起来。而

在德尔布吕克看来，没有一种化学见解能与遗传杂交相媲美。那天夜里已很晚

了，遗传学家伊弗留西（Boris Ephrussi）突然提到我在剑桥的风流韵事，德尔

布吕克就非常厌恶地连连摆手。

后来，鲍林突然光临，引起国际生化会议全场轰动。这可能是因为他去伦

敦的护照被吊销一事曾被报刊大肆渲染，从而使国务院改变了主意，允许他来

炫耀一下α螺旋的。于是，在佩鲁兹演讲的会议上很快为鲍林安排了一个报告。

这个消息是在他报告前不久匆匆发出的，可是会场还是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人

都想优先获得新的启示。然而，鲍林的讲演尽是些旧调重弹，只不过略带幽默

感罢了。他的话里没有惊人的新见解，也看不出他到底想些什么。尽管如此，

除了看过他近来文章的我们寥寥几个以外，全场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演讲结

束后，崇拜者蜂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而我却没有勇气挤到鲍林和他的夫人海

伦（Ava Helen）面前，而回到附近的特里亚农（Trianon）旅馆去了。

威尔金斯在外边徘徊着，显得愁眉不展不是滋味。他是赴巴西途中路过巴

黎参加会议的。他将在巴西讲授一个月的生物物理学。他出席这次会议使我感

到惊愕，因为这与他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他看不惯约两千名碌碌无为的生化

学者在灯光昏暗的雕梁画栋的演讲厅进进出出。我们一边聊天，一边走向鹅卵

石小路，他问我是否也感到会上某些演讲冗长乏味。象莫诺德（Jacques Monod）

和施皮格尔曼（Sol Spiegelman）几位学者，倒是些热情奔放的演说家。但是，

一般他说其他的演讲普遍显得枯燥乏味。即使演讲中有点他要归纳整理的新东

西，他发觉那些演说也实在难以使他打起精神。

为了使威尔金斯振作起来，我陪他去罗尔蒙寺院（Abbayeat Rovaumont）

参加为期一周的噬菌体会议。这个会议是在生化会议以后举行的。因为要去里

约热内卢，威尔金斯只能在此呆一个晚上，可他还是愿意同那些做过DNA巧

妙的生物实验的人见见面。在开往罗尔蒙的火车上，他脸色苍白，既无心思浏

览《泰晤士报》也没兴致听我闲聊噬菌体小组的事。当我们在整修过的希斯特

辛（Cistercian）寺院的大房间里安顿好以后，我就去找一些自从离开美国就一

直未见过面的朋友叙谈。我以为威尔金斯会来找我，可是后来他连晚饭也没有

去吃。于是我就跑到他的房间，打开灯以后竟发现他府卧在床上，头扭向一边

避开昏暗的灯光。他说在巴黎吃的东西不易消化、稍有不适，要我不用为他担

心。翌日早晨，我收到他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他已康复，但要赶去巴黎的早

班车，并就给我添的麻烦表示歉意。

中午时分，勒夫提到鲍林第二天要来这儿呆几个小时。我立即动脑筋想在

那天午餐时坐在鲍林旁边。然而他的来访与科学毫不沾边。魏曼（Jeffries

Wyman）是美国派驻巴黎的科学专员。也是鲍林的至交。他认为鲍林和海伦会

对十三世纪质朴而又富于魅力的建筑物感到兴趣，才安排了他们夫妇到那里观

光。上午休会期间，在寻找勒夫时，我看到了魏曼消瘦而富有贵族气质的面庞。

鲍林夫妇也在场。他们很快开始和德尔布吕克夫妇交谈起来。在德尔布吕克提

到一年后我将去加州理工学院时，我才有机会和鲍林简短地谈了一会。话题一

直围绕着我将在帕萨迪纳继续利用X射线研究病毒的可能性，实际上却只字未

提DNA。当我把金氏学院拍的X光照片拿出来时，鲍林却认为他的同事们做

的关于氨基酸的精确的X射线工作，对我们最终了解核酸是必不可少的。

我和海伦的相处则随便得多。当她知道我明年仍在剑桥时，她对我谈起了

她的儿子彼得.鲍林。我知道布喇格已经同意让彼得跟肯德鲁攻读博士学位。尽

管他患过长期的单核细胞增多症，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业还算是很差的。但

是，肯德鲁并不想拒绝鲍林把儿子放在他身边的愿望，特别在想到彼得和他的

金发妹妹时常举办迷人的舞会时，则更希望彼得能和他一道工作。这样，如果

林达（Linda）去看望她的哥哥彼得、他们肯定会给剑桥的风光增添色彩。事实

上，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几乎每个学者梦寐以求的就是娶林达为妻，以此来抬

高自己的身价。至于彼得的风流轶事，有许多流言蜚语，传得使人真假难辨。

但现在海伦却把彼得说成是一个极好的小伙子。她说，每个人都会象她那样乐

于和彼得相处。而我对此却保持沉默，不相信彼得会象林达那样使我们的实验

室变得生气蓬勃。在鲍林招呼他们该走的时候，我对海伦说，我一定尽力帮助

她儿子适应剑桥研究生的那种受约束的生活。

在德罗思柴尔德（Edmond de Rothschild）男爵夫人的乡村别墅桑.苏西（Sans

Souci)举行了一次花园聚会，并以此结束了这次噬菌体会议。参加聚会的衣着对

我来说成了大问题。国际生化会议前夕，我在火车车厢里睡觉时，我的行李物

品全被偷光了。现在我手头上仅有一些在军用消费合作社买的衣服，这是准备

游览意大利阿尔卑斯山时穿的。我曾穿着短裤讲演TMV，觉得这样很舒服。所

以法国代表团担心我可能会穿着同样的装束到桑?苏西去。后来，我借来了一

套西装，还有领带。穿起来照样使我在那座高大的乡村别墅前下车时，显得潇

洒大方。

我和施皮格尔曼径直朝一个手里拿着熏桂鱼和香槟酒的男仆走去。不久，

我们就领受到了贵族阶层的社交方式。就在我们离开那里要上汽车前，我溜进

一间挂有哈尔斯（Hals)和鲁滨斯（Rubens）的画的客厅。男爵夫人正对几位客

人说，象他们这样的贵宾能够光临, 使她感到由衷的高兴。可她对剑桥那位鲁

莽英国人决定不来活跃这儿的气氛，深表遗憾。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在那一瞬

之间曾使我感到迷惑不解。这时，勒夫认为应当告诉男爵夫人，请她谅解一位

不修边幅的客人，这个人的脾气有点古怪。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初次和贵族

打交道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我和其他人一样穿着打扮的话，就可能不会受到邀

请。

20

暑假结束了。我还没有集中精力研究DNA结构，这使克里克感到失望。我把

注意力放在性的研究上去了，但不是一种需要受到鼓励的性。当时，大家都觉

得细菌交配习惯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克里克和奥迪尔那帮人中没有任何人

能想到细菌还会有性生活。至于细菌怎样进行交配这类问题，最好留给小人物

去研究。在罗尔蒙会议期间，就流传着细菌分雌雄性别的说法。但是直到九月

初：我在帕兰扎（Pallanza）参加一个关于微生物遗传小型会议时，才通过可靠

渠道得悉这方面的实际情况。会上斯佛扎（Cavalli-Sforza）和海斯(Bill Hayes)

介绍了他们的实验结果。他们和利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一起，用实验证

实了细菌具有两种不同的性别。

在三天会议期间，海斯一鸣惊人，爆了个大冷门。在他做报告前，除了斯

佛扎，谁也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人。可是，他刚作完那篇措词谦虚的报告，

会场的听众都意识到，利德伯格的实验室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1946

年，年仅20岁的利德伯格由于宣布细菌交配并证实了遗传重组，一举轰动了整

个生物学界。从那时起，他进行了无数次奇妙的实验、结果，除斯佛扎外，再

没有什么人敢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凡是听过利德伯格那些拉伯雷式演说――

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不是三个钟点就是五个钟点――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夸

夸其谈，无所顾忌的人。非但如此，还有一种超人的本领，这几年竟然法螺越

吹越大，颇有誉满天下之势。

尽管利德伯格有着非凡的头脑，细菌遗传学却是一年比一年混乱。只有利

德伯格本人对他那些玄妙莫测的近作自我陶醉。偶尔我想看上一篇，可总是不

忍卒读，只好改日再说。发现细菌具有性别之差，细菌的遗传分析也就可能很

快变成轻而易举的事。这一点本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同斯佛扎谈了几次之后，

我才稍有所闻，利德伯格并不愿意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他依然偏爱正统的遗

传假设；尽管根据这种假设而作出的分析非常复杂，他仍认为雄性和雌性细菌

提供了数量相等的遗传物质。与此相反，海斯的推论，其基础却是这样一种听

上去好似有点武断的假设：只有部分雄性染色体物质进入雌性细胞。倘若这个

假设能够成立，进一步的推论肯定就会简单多了。

我一回到剑桥，就抄近路赶到图书馆。那里有一本杂志刊载着利德伯格近

来研究结果的文章。使我高兴的是，我弄懂了以前几乎所有迷惑不解的遗传杂

交问题。可是有些交配依然令人费解。尽管如此，一旦将这些大量资料理出一

个头绪之后，我开始相信我们的路子是对头的。特别使人宽慰的是，利德伯格

可能会拘泥于正统的思想方法，而我则有可能取而代之，完成一顶令人难以置

信的事业――那就是对他的实验结果作出正确的解释。

我想把利德伯格的实验奥秘搞个水落石出，使克里克打了一个寒颤。他觉

得发现细菌有雌雄性别之分虽然是件有趣的事，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几乎整

个夏天，他为他的博士论文收集了一些迂腐的资料。现在，他又醉心于思考其

他一些重要的问题。究竟细菌有一个、两个或是三个染色体，在这个问题上纠

缠不清对我们研究DNA结构毫无益处，只要我留心DNA结构的有关文献，我

们想得到的东西就可能在茶余饭后的谈话中突然出现。要是我转向纯生物学的

研究，那么我们稍稍领先于鲍林的优势就会顷刻之间消失殆尽。

那时，克里克仍然固执地认为查戈夫规律是真正的关键。在我去阿尔卑斯

山时，他曾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想通过实验来证明腺瞟呤与胸腺嘧啶以及鸟

嘌呤与胞嘧啶在水溶液中相互之间存在的吸引力。然而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另

外，他同格里菲思根本就话不投机。他俩的想法总是那样格格不入。就是在克

里克向他详细叙述某些假设的优点后，也常常出现令人难堪的冷场。然而，没

有理由不把腺嘌呤和胸腺嘧啶以及鸟嘌呤和胞嘧啶之间相互吸引这一现象告诉

威尔金斯。因为克里克十月下旬要去伦敦，他就给威尔金斯写了封信，说他要

到金氏学院去看一下。威尔金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说到时候要请克里

克同他一起吃午饭。这样，克里克也就期望着能就DNA结构问题同威尔金斯

进行一次实质性的讨论。

可是午餐时，威尔金斯却圆滑地谈论起蛋白质来了，故意显出一副对DNA

不太感兴趣的神情。午餐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消磨掉了。接着他又把话题扯到

罗西身上，唠唠叨叨地说她缺乏合作精神。与此同时，克里克心里一直牵挂着

的却是别的有趣的问题。直到吃完午饭时，他才想起两点半还有个约会，于是

便匆匆离开了。他急促地离开大楼，到了大街上。这时，他才想到还没有把格

里菲思的计算结果与查戈夫的实验资料相吻合一事告诉威尔金斯。可是再回去

未免有点尴尬，他还是走了。他在当夭晚上就回到了剑桥。次日早晨，克里克

对我说昨天午餐时的讨论徒劳无益。但是，他还准备同威尔金斯再次讨论DNA

结构问题。

第二次关于DNA结构的讨论对我也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能

够补救我们去年冬天的失败。圣诞节前，在含有DNA的噬菌体T4的二价金属

离子含量方面，我们倒还可能得到点新的结果。如果含量较高，就能有力地说

明Mg++是和DNA结合的。有了这方面的证据，至少我或许能迫使金氏学院的

研究小组去分析他们的DNA样品。可是，要想很快就拿到过硬的数据，希望

仍然渺茫。首先，马勒的同事杰尼（Nils Jerne）得从哥本哈根寄来噬菌体。此

外，我还得去安排准确地测量二价金属离子和DNA的含量。最后，还必须推

动罗西参加此项工作。

幸运的是，在研究DNA结构的竞争中，鲍林看来还不致于构成迫在眉睫

的威胁。彼德带来的内部消息可以说明这一点。他说他父亲正热衷于研究头发

蛋白即角蛋白α螺旋问题。对克里克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为了考虑α螺

旋如何在超螺旋中盘绕，在几乎一年时间里，他时而兴奋，时而烦恼。糟糕的

是，他的数学根本就没有过关。在遇到困难时，他就会承认自己的论点之中尚

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目前，他正面对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鲍林的解释虽然不

怎么高明，但他仍有可能夺取超螺旋问题的冠军。

克里克停止了博士论文的实验工作，以便全力以赴解决超螺旋的方程式问

题。终于，他正确地解决了方程式问题，这部分地应归功于克瑞赛的帮助；他

正好来剑桥和克里克共度周末。他们给《自然》杂志的信很快就写好了，并交

给了布喇格，请他转给那儿的编辑。信中还附了一张便条，希望尽快予以发表。

如果告诉编辑说英国人写的某篇文章具有相当水平的话，他们几乎立刻就会发

表。也该克里克走运，他的这篇文章即便不能提前，至少也能和鲍林的文章同

时发表。

于是，剑桥内外的人们就越加认为克里克是位天才了。然而也有人持不同

意见，觉得他不过起了一种可笑的留声机的作用。可是，他判断问题的能力确

实明察秋毫。那年初秋，哈克（David Harker）邀请他去布鲁克林（Brooklyn）

工作一年。这说明他的名声在与日俱增。哈克已筹集了一百万美元，想解决核

糖核酸酶的结构问题，他为此正四处招聘贤才。年薪六千美元，在奥迪尔看来

已是相当可观的了。可是正如所料，克里克的心情却是非常矛盾的。关于布鲁

克林实验室有许多风言风语，也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可是，另一方面对他这个

从未去过美国的人说来，接受这份工作就意味着能有一个良好的落脚点，以便

今后能去参观一些更为理想的地方。而且，如果布喇格知道了这件事，他就会

更加赞同佩鲁兹和肯德鲁的要求，即同意克里克写完博士论文以后再继续工作

三年。不管怎样，看来明智的作法是暂时接受这个邀请。于是，克里克于十月

中旬给哈克写了封回信，答应明年秋天去布鲁克林。

秋去冬来，细菌交配问题把我迷住了。我常去伦敦，在哈默史密斯

（Hammersmith)医院的实验室和海斯交谈。有几次黄昏时分，在回剑桥的路上，

我把威尔金斯拉去一起去吃晚饭，这时，DNA结构问题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有几个下午，威尔金斯常常悄悄溜出去。实验室的人还以为他可能有了一位女

朋友。后来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他是在午后到体育馆里练习击剑去了。

他和罗西的关系仍同往常一样糟糕。威尔金斯刚从巴西回来，就得到了一

种肯定没错的印象：罗西认为难以再同威尔金斯合作下去。为了缓和矛盾，他

换了一项工作，即采用干涉显微镜来探索测量染色体的方法。给罗西重新安排

工作的事已经告诉了他的上司兰德尔，可是，要解决问题最快也得等上一年。

单单因为她的尖刻而立即解雇她是行不通的。况且，这时罗西的X射线照片也

拍得越来越出色了。不过，仍然没有迹象表明她对螺旋的兴趣有所增长。另外，

罗西认为有证据说明糖和磷酸骨架是在分子的外部。判断这一论点是否有科学

根据还是不容易的。当克里克和我尚未掌握实验数据时，最好还是虚心一点。

于是，我又把精力集中到细菌性别的研究上去了。

21

这时，我住在克莱尔（c1are）学院。我一到卡文迪什，佩鲁兹就把我当作研究

生塞进了克莱尔。要我再拿个博士学位当然是件荒唐事。可是有了这个借口，

我才能在学院有个栖身之地。这一安排，使我感到既诧异又高兴。这不仅是因

为它位于剑桥，院内有个精致的花园，而且它为美国人想得特别周到。这是我

以后才知道的。

原来安排我去克莱尔学院之前，我差一点进入基督（Jesus)学院而无法脱身。

当时佩鲁兹和肯德鲁认为我无法等待多久就有可能被一所规模较小的学院接受

为研究生。因为相对说来，这类学院的研究生要比声望高的三一学院、国王学

院等学院少。于是佩鲁兹去询问物理学家威尔金森（Denis Wilkinson），他所在

的这个学院是否有空缺收留学生。他当时是基督学院的成员。次日，威尔金森

来告诉我说，基督学院愿意接收我，还说我应约定个时间去了解一下入学手续。

然而，我后来与这个学院的学监谈了一次话，我就决定另找门路了。他们

之所以只有为数很少的研究生是与它那令人生畏的名声分不开的。这个学院不

收住宿研究生，我要是作为这个学院的一个成员，唯一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交

付学费，但是为此而破费的博士学位我却是永远也不会得到。而克莱尔学院古

典学派的指导教师哈蒙德（Nick Hammond）却为外国研究生们描绘了一幅更为

绚丽多彩的前景，说我从第二学年起，就可以搬到该学院居住。此外，我还有

可能在克莱尔学院遇到几位美国研究生。

不过，在剑桥的头一年，我和肯德鲁夫妇一块住在网球场路，其实并没有

领略到多少学院生活。到克莱尔学院以后，我在餐厅吃了几顿饭，才发现几乎

每天晚上供应的都是一些难以下咽的褐色浆汤，多筋的肉丁和味重的腊肠一类

的食物。把这份饭菜强咽下肚要十到十二分钟，在此期间，整个餐厅里几乎很

难和谁会面交谈。在剑桥的第二年，当我迁入克莱尔学院纪念广场的R号楼梯

间宿舍时，我仍不愿在学院吃饭。惠姆（whim）饭店早餐营业时间要比学院食

堂晚得多。只需化上三先令六辨士，我就能拣上一个还算暖和的座位阅读《泰

晤士报》。而这时，往往有许多戴着平顶帽的三一学院学生，也在那里随便翻阅

《每日电讯》或《新闻年鉴》。

在镇上吃一顿称心的晚餐可就更加麻烦了。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我才去阿

茨（Asts）或巴斯（Bath）旅馆就餐。如果奥迪尔或伊丽莎白?肯德鲁不邀请

我去吃晚饭，我只好去当地印度人或塞浦路斯人经营的饭店, 吞下他们给我端

上来的好似毒药般的饭菜。

到了十一月初，我的肠胃终于无法忍耐，几乎每晚都要剧烈地疼痛起来。

用发酵苏打和牛奶交替治疗也无济于事。尽管伊丽莎白安慰我说没什么大不了

的事，我还是到阴冷的三圣街当地一家私人诊所去看看病。我欣赏了一会儿诊

所内墙上挂着的器官模型，接着就被一张开有一种饭后服用的白色药水的处方

打发走了。我差不多服用了两个星期，药水服完后，我怕自己患了胃溃疡，于

是又去那家诊所。可是，我这么一个外国人持久的胃痛并没有博得医生的同情，

结果只好再次带着同样的处方去三圣街配那种白色的药水。

前不久，克里克夫妇的住处已从“碧斋”迁到了“葡萄牙地”（portugal place）

附近一处较大的寓所。底下几层那些令人沉闷的墙纸已经剥落。一天晚上，我

来到他们新购置的那幢房子里，希望和奥迪尔聊聊天来减轻我的胃痛。奥迪尔

正在为一个房间赶制帘子。这个房间很大，可以隔出一个浴室，她给我端来一

杯热牛奶。起先，我们谈起彼得如何垂青于佩鲁兹的女管家――一个名叫尼娜

（Nina）的丹麦姑娘的趣闻，接着又扯到了我如何才能和在斯克鲁普巷八号开

高级旅馆的那位普莱尔（Camille Prior）老妈拉上关系的事。其实，她那儿的伙

食并不比学院食堂的好多少，可是那些来剑桥进修英语的法国姑娘却又是另外

一回事。

在“老妈”那儿吃晚饭的要求是不能直截了当地提出的，奥迪尔和克里克

都认为要想在她那里谋一席之地最好的借口是提出跟她学习法语。她过世的丈

夫在战前一直是法语教授。要是她对我中意的话，她就可能邀请我去参加一次

酒会，并同那些法国姑娘们见见面。奥迪尔答应替我打电话联系，看是否可以

安排我去学习法语。我骑车回学院的路上，满心希望我的胃痛从此会好起来。

回到卧室后，我知道上床之前，这房间是不会暖和的，就点起了火炉。我

的手冻得捏不住笔，只得挤在壁炉边上取暖；幻想着怎样才能把几条DNA链

以一种完美而又科学的方式折叠在一起。但是，没有多久，我就不想在分子水

平上打圈子了。我想做点省力的事。于是，我就阅读起有关DNA、RM和蛋白

质合成之间相互关系的生化方面的文章来了。

实际上，当时所有的证据都使我相信，DNA是一个模板，RNA链就是在

它上面合成的。而RNA链又可能作为合成蛋白质的模板的理想候补者。另外，

利用海胆作实验也得到一些含糊的资料，据说DNA可以转化为RNA。可是我

却宁愿相信另外一些实验。这些实验证扁DNA分子一旦合成，则是非常稳定

的。基因永存的想法听来似乎有理。因此，我在书桌上方的墙上贴了一幅条幅，

上面书写着“DNA->RNA->蛋白质”。在这里，箭头并不表示化学转化，而只表

明遗传信息从DNA、分子的核苷酸顺序流向蛋白质分子的氨基酸顺序。

我进入睡梦的时候，沾沾自喜地觉得已搞清了核酸和蛋白质合成之间的关

系。可是起床穿衣时，一阵寒冷袭来又使我头脑清醒过来。标语式的口号不能

替代DNA结构。我们要是解决不了DNA结构，在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遇到的

那些生化学家们就会认为，克里克和我永远不可能懂得生物学复杂性的根本意

义。更加糟糕的是，尽管克里克不再考虑蛋白质超螺旋结构了，我也不再研究

细菌遗传学了，我们仍然在一年以前的原地踏步不前。在伊尔饭店吃饭时，大

家都绝口不谈DNA问题，只是饭后在后院散步时我们还偶尔提到基因问题。

有几次散步时又谈到了DNA，我们的热情又高涨起来。一回到办公室，我

们竞又忍不住地摆弄起模型来。但是克里克几乎立刻发现，曾经引起我们一线

希望的那种推论其实仍旧无济于事。他于是又回过头去钻研血红蛋白质X射线

的图谱，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是离不开这些图谱的。我独自常常坚持工作半小时

或更长的时间，但没有克里克喋喋不休的议论和鼓励，我显然是不能解决DNA

的三维结构问题的。

鉴于上述情况，我和当时住在彼得豪斯宿舍的肯德鲁的研究生彼得合用一

间办公室，也就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愉快的。当研究工作不得进展时，有彼得在

场，我们也就能够对英国、欧洲大陆和加州的女孩子的操行大加评论，进行一

番比较。十二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彼得悠然走进办公室，他脚搁在桌子上，脸

上竟流露出一种和他那张动人的脸庞一点也不相称的龇牙咧嘴的笑容。他手里

拿着一封美国来信，这封信是在他回彼得豪斯吃午饭的路上收到的。

信是他父亲写的，除写了一些家庭琐事外，信中有一条是我们长期以来害

怕听到的消息。那就是鲍林已经搞出了一种DNA结构。至于详细情况，信中

却一点也没透露；因此这封信在我和克里克手中传来传去的时候，我们越看越

泄劲。克里克在房间里自言自语地走来走去，希望凭借着一种智慧的灵感，把

鲍林已经完成的事情一一想象出来。鲍林并没有把他的结果告诉我们。这样，

要是我们和他同时宣布发现了DNA结构，我们也就可以和他享受同样的荣誉。

可是，一直到我们上楼吃点心，告诉了佩鲁兹和肯德鲁这一消息时，我们

依然是一无所获。布喇格也来呆了一会儿。我们谁也不想出“风头”，告诉他英

国实验室可能又要在美国人面前丢脸了。我们嚼着巧克力饼干，肯德鲁还想给

我们鼓气，说鲍林的发现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看见过威尔金斯

和罗西的X射线照片。但是我们内心里却有一种感觉，事情恐怕正好相反。

22

圣诞节前，从帕萨迪纳没有传来什么新的消息。如果鲍林确实找到了令人振奋

的答案，那就不可能长期保守秘密。他的研究生中总有人知道他搞的模型是个

什么样子。如果他的模型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话，消息很快就会传到我们这里。

就算鲍林的模型在某些方面与DNA的正确结构非常相似，但在探索基因复制

的奥秘方面，看来他仍处于劣势，因此，我们又逐渐地振作起来。此外，我们

对DNA的化学性质研究得越多，就越发不相信象鲍林这样一个对金氏学院研

究小组的工作一无所知的人，居然能够攻克DNA结构这一难题。

我经伦敦去瑞士，准备到那里滑雪度过圣诞节的假期。这时，威尔金斯听

说鲍林正在他的牧场上消闲。我原来指望鲍林全力研究DNA，会使威尔金斯产

生一种紧迫感，从而向克里克和我求援。但是，即使威尔金斯担心鲍林可能夺

走诺贝尔奖金，他至少表面上并无丝毫的流露。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罗西

在金氏学院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她已经告诉威尔金斯，想在不久就转到伯克

贝克学院贝纳尔实验室去。然而，使威尔金斯惊喜交集的，还是罗西表示她将

不再把DNA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她在这儿的最后几个月里，想把她目己的

研究成果整理成文，以供发表。这样，由于罗西不再碍手碍脚，威尔金斯就能

全力以赴地对DNA结构进行研究了。

一月中旬，我回到剑桥后就马上找到彼得，间他最近的家信中都讲了些什

么。他说，信中除了有一则关于DNA的简略消息以外，其余都是一些家庭琐

事。这仅有的一条消息并不能使人放心。实际上，鲍林的一份有关DNA结构

的手稿已经完成，不久就会将副本寄给彼得。不过，他的模型究竟是什么样子，

至今一点也没有透露出来。在等待这份手稿的日子里，为了松弛一下神经，我

着手起草了一篇有关细菌性行为的文章。我在瑞士策尔马特（Zermatt）滑雪度

假后，曾对住在米兰的斯佛扎进行过短暂的拜访。这次访问使我相信，我关于

细菌如何交配的推测看来是正确的。我怕利德伯格也会很快发现这种现象，于

是就想和海斯联名发表文章，尽快把这一事实报道出去。可是在二月份的头一

个星期，我们的手稿还没有定稿，鲍林关于DNA结构的文章却已经寄到了大

西洋彼岸。

确切他说，两个副本是寄到剑桥的，一份是寄给了布喇格爵土，另一份寄

给了彼得。布喇格收到后，即把它搁置一旁。他并不知道彼得也有一本，所以，

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将他收到的手稿送到佩鲁兹的办公室去。如果送去，克

里克肯定会看见，那他准会又要去干他的那些白费力气的工作。根据现在的日

程计算，如果克里克的论文能按期完成，那么布喇格忍受他的笑声只不过剩下

八个多月的时间了。然后，克里克将远在布鲁克林工作，他就会有一年时间的

绝对安宁。

就在布喇格爵士考虑是否应该去冒此风险，惹得克里克不安心他的论文工

作时，我和克里克却在仔细研究着彼得午饭后拿来的那份副本。彼得进门时，

脸上流露出有要事相告的神色。我的心一沉，唯恐他会告诉我们说一切都完了。

他见我俩都显得急不可待，就马上告诉我们：那个模型是一个糖和磷酸骨架为

中心的三条链的螺旋。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禁觉得这个模型和我们去年中断那

个如此相象，要不是布喇格爵士阻拦的话，也许我们早就因此项伟大发现而扬

名天下了。没等克里克提出想看看那个副本，我就抢先从彼得的外衣口袋里把

它抽了出来，急切地翻阅起来。摘要和前言我是一瞥而过，目光随即就停留在

那些显示基本原子位置的图表上了。

我很快就觉察到他的模型有点不对头，可又指不出错在哪里。我又仔细地

把示意图研究了一番，才恍然大悟。原来鲍林的模型里的磷酸基团没有离子化，

而每一个羟基都含有一个相连的氢原子，因此就没有净电荷。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鲍林的核酸根本就不是一种酸。而且，不带电荷的磷酸也不是无足轻重的

偶然现象。模型中三条相互盘绕的多核苷酸链是由氢键相连的，而氢则是氢键

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氢原子，多核苷酸链就会立刻松散开来，结构也就不复

存在了。

我的核酸化学知识表明，磷酸基团决不会含有相连的氢 原子。迄今为止，

对DNA是一种中等强度的酸的说法，没有人表示过疑问。因此，在生理条件

下，总有些钠和镁之类正电离子中和它们附近带负电的磷酸基团。要是氢原子

同磷酸紧密相连的话，那么，我们关于由二价离子把多核苷酸链联在一起的推

测就失去了意义。可是鲍林――这位世界上公认的最敏锐的化学家却得出了相

反的结论。当克里克也同样对鲍林古怪的化学知识感到惊愕时，我开始松了一

口气。那时我知道，鹿死谁手，依然难以逆料。至于鲍林为什么会误入歧途，

我们一无所知。假如一个学生犯了同样的错误，人们肯定会认为他根本不配在

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学习。因此，我们也就不得不担忧起来，鲍林是否对大分

子的酸碱性质进行了革命性的重新估价，并据此制作了这样的模型。可是，这

篇文章的腔调又与化学理论中这方面的进展背道而驰。对第一流的理论性突破

保密是毫无理由的。相反的，要是鲍林真有了这种突破，那他早就该撰写两篇

论文了；一篇报道他的新理论，另一篇介绍如何应用这种新理论来解决DNA

结构问题的。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样的谬误要想保密是办不到的。我马上直

奔马肯姆的实验室，一方面是要赶快报告这个新闻，另一方面也是想进一步证

实鲍林的这个化学理论确实古怪反常。一个大人物居然也会忘记化学基本常识，

对此，他和我预料的一样，也感到好笑。他不禁又讲起剑桥另一位显赫学者也

同样丢丑的笑话。接着，我又跑到有机化学家那儿，他们告诉我，DNA当然是

一种酸，这使我再次感到宽慰。

用茶点时，我回到卡文迪什。克里克正在和肯德鲁及佩鲁兹说话。他说，

大西洋这边（英国）的人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一旦鲍林觉察自己的错误，他

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他一定会重整旗鼓，直到搞出正确的结构为止。目前我们

迫切希望的是，鲍林的同事只顾得比以前更加敬佩他的才能，而不去对他的模

型细节仔细地进行探讨。鲍林的手稿已经投寄《美国科学院院报》。所以，最迟

在三月中旬，鲍林的文章就会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因此，他的错误暴露在光天

化日之下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这样，等鲍林回过头来再全力研究DNA结

构时，我们已争取到了六个多星期的时间。

按理说这件事应该提醒一下威尔金斯，可是我们没有立刻给他打电话。因

为克里克的话讲得太快，在尚未听到鲍林的谬误被彻底揭露，威尔金斯就会中

断谈话。既然几天后我要去伦敦会晤海斯，那么由我亲自把文稿带给威尔金斯

和罗西，岂不更好！那天连续几小时的紧张情绪，使我们无法继续工作下去，

克里克和我于是索性前往伊尔饭店。那儿晚餐刚开始供应，我们就坐下来为鲍

林的失败干了几杯。我还一反常态，没有点雪利酒，而是让克里克替我要了杯

威士忌。尽管我们成功的希望不大，但鲍林毕竟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金。

23

快到四点了，我走进威尔金斯的实验室，告诉他鲍林的模型原来是个彻头彻尾

的错误。这时威尔金斯正在忙碌着。于是，我穿过走廊朝罗西的实验室走去，

希望能找到她。实验室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迳自走了进去。这时，罗西伏在

映片箱上，正在全神贯注地测量放在上面的一张X射线照片。我闯进来吓了她

一跳，但马上又镇定下来，她直盯着我，好象在责备我这个不速之客应该讲点

礼貌：先敲一下门才对。我连忙对她说威尔金斯正忙得不亦乐乎。没等她出言

不逊，我马上又问她愿不愿看看彼得带来的他父亲手稿的副本。我很想试试罗

西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发现其中的错误，可她才不愿和我耍着玩呢。于是，我只

得立刻告诉她鲍林的模型在哪儿出了岔子。同时，我不禁讲起鲍林的三链螺旋

同我和克里克一年零三个月之前给她看的那个模型是何等相似。鲍林关于对称

的推论并不比我们一年前的努力高明多少，起先我还以为这一点会使罗西感到

有趣。可是，出乎我的意料，由于我一再提起螺旋结构，她显得非常恼火。她

不客气地指出，无论是鲍林或其他什么人，都没有任何根据认为DNA具有螺

旋结构。我讲的全是白费口舌。其实我刚一提到螺旋，她就认定鲍林是错了。

我打断了她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我坚持说，任何有规律的聚合分子，其最简

单的形式就是螺旋。我想她可能会反驳我说DNA的碱基顺序就没有规律嘛！

我继续强调说，因为DNA分子形成晶体，所以核苷酸顺序决不会影响总的结

构。这时，罗西按捺不住胸中怒火，提高嗓门注着我嚷了起来。她说我的话都

是无稽之谈，只要闲话少说去看一下她的X射线照片的证据，一切就都明白了。

她不知道我对她的那些资料其实了解得非常清楚。因为早在几个月之前，

威尔金斯就把她的所谓“反螺旋”实验结果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克里克肯定

地对我说过，那些结果毫无意义。于是，我决定捅一下她的“马蜂窝”。我毫不

迟疑地向她暗示，她根本就没有本领解释她的X射线照片。她只要稍为懂点理

论知识，也就能明白，她设想的那些“反螺旋”特性，不过是DNA经过微小

变形而产生的；只要有了这种微小变形，有规律的螺旋也就能够纳于晶格之中。

这时，罗西突然从那张把我们分开的工作台后面冲着我走了过来。我怕她

在气头上会动手打人，于是赶快抓起鲍林的手稿，向门口溜去。正巧被探头进

来找我的威尔金斯挡住了。他们俩相互瞅了一会，又看看我那种有气无力的样

子。我结结巴巴地对威尔金斯说，我和罗西的谈话已经结束，而且我在茶室找

过他。我一边说着，一边从他们俩当中溜了出来，让威尔金斯和罗西站在那里，

面面相觑。处于这样的僵局，我真担心威尔金斯由于不能即刻脱身，他会出于

礼貌邀请罗西和我们一块喝茶。可是她却转过身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这下

子我们倒省事了。

在过道上，我对威尔金斯说，幸亏他及时赶到，否则我可能遭到罗西的突

然袭击了。他慢条斯理然而肯定地回答说，这种事完全可能发生。几个月前，

罗西也同样对他发过一次脾气。那次在他的房间里辩论时，他们差点动起武来。

当他想逃跑时，罗西堵住了门口，直到最后，罗西才算放了他。但是，那一次

可没有第三人在场。

同罗西的这次接触使我对威尔金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在，我自己的亲

身体验足以使我理解他在过去两年里所遭受的精神上的拆磨。他现在完全可以

把我当成一个亲密伙伴，而不再觉得只是点头之交。过分的信任只会造成令人

头痛的误解。使我吃惊的是他向我透露，他在助手威尔逊（Wils- On）的协助

下，一直在悄悄地重复罗西和戈斯林的某些X射线工作。这样，威尔金斯要全

面开展研究工作，就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了。而且，他还透露了一个更加重

要的秘密：自仲夏以来，罗西就已证实DNA具有一个新三维构型。当DNA分

子被大量水包围时就出现这种构型。我问这种结构究竟是什么样子。威尔金斯

就从隔壁房间里拿出一张称为“B型”照片的副本给我看。

我一看照片，立刻目瞪口呆，心跳也加快了。无疑，这种图象比以前得到

的“A型”要简单得多。而且，只有螺旋结构才会呈现在照片上是那种醒目的

交叉形的黑色反射线条。用“A型”来解释螺旋结构得不到满意的答案。而且，

究竟存在哪一种螺旋对称，也是含糊不清的。但是，只要稍稍看一下“B型”

的X射线照片，就能得到不少有价值的螺旋参数。可以想象，只要简单计算一

下，就能确定分子内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了。我追问威尔金斯，他们利用“B型

“照片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他告诉我说，他的同事弗雷泽（R.D.B.Fraser）很

早就一直在认真地研究三条链的模型，但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威尔

金斯也承认有关螺旋的证据现在是无容置疑的――斯托克斯-考基兰-克里克理

论明确指出：螺旋肯定是存在的――但这一点对他说来并没有很大的意义。以

前他也认为是会出现螺旋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还缺少关于螺旋结构的具体设想。

一旦有了这种设想，他们就能把碱基有规律地安排在螺旋内部。当然，这也证

明罗西把碱基放在中心，而把骨架放在外面的设想是对的。威尔金斯对我说过，

在这一点上他深信罗西是正确的。而我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我和克里克

都还没有看到她的证据。

在去苏号饭店吃晚饭的路上，我又谈起了鲍林的手稿，并且强调说过份嘲

笑他的错误是很危险的。最多只能认为鲍林仅仅是犯了错误，而不能认为他象

个傻瓜，这样才是一种更加保险的态度。就算他现在尚未发现自己的错误，他

很快将会日以继夜地追究起来。如果他再派一个助手拍摄DNA照片。就更危

险了。在帕萨迪纳同样会发现DNA的“B型”结构。这样，最迟一个星期，鲍

林就会把DNA结构搞出来的。

威尔金斯并不愿为此事过分操心。而我这样唠唠叨叨一再强调DNA结构

随时都有可能迎刃而解，倒同克里克前一时期差不多了，以前有度时期，他也

曾为此有失常态。多年来，克里克就一直试图告诫威尔金斯什么工作才是重要

的。可是，威尔金斯在冷静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后，清楚地知道他凭自己的预

感行事是明智的。饭店跑堂弯腰站在威尔金斯身后，等待着我们点菜，威尔金

斯这时竭力要我懂得，如果我们对于科学发展的方向都持相同看法的话，那岂

不是样样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了，那时我们也不必再费周折，个个去当工程师

和医生也就行了。 上菜以后，我想把话题转到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上来。我认为

测量一下位于第一、二层线上的深部反射可能会马上把我们引上正轨。可是，

威尔金斯吞吞吐吐的回答根本就文不对题，弄得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说金氏学院

没有人对这些反射进行过测量，还是他只是想趁热把饭菜咽下肚去。我勉强地

吃着饭，心里盘算着等喝完咖啡，陪他回公寓的路上，或许能从他嘴里得到一

点详细情况。可是，饭前我们要的那瓶法国白葡萄酒却使我对这些枯燥的事实

热情大减。在我们离开苏号饭店穿过牛津大街时，他只对我说，想在某个比较

安静的地段找一套不那么幽暗的房间。

然后，我在那阴冷的、几乎没有暖气的车箱里，凭着记忆在报纸的空白边

缘上画起“B型”结构图来。我力图在双链和三链模型之间作出选择。目前就

我所知，金氏学院小组之所以对双链不感兴趣，原因不是很简单的。这取决于

DNA样品的合水量，他们也承认这个数值可能有很大的误差。下了火车，我骑

自行车回到学院并且从后门爬了进去。这时，我才决定要制作一个双链模型。

克里克也不得不同意。虽然他是个物理学家，他懂得重要的生物体都是成对出

现的。

詹姆斯?沃森《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5)

24

第二天，我疾步走进佩鲁兹的办公室，想把我得悉的情况告诉他；正巧布喇格

也在那儿。那是个星期六的早晨，克里克还没来，他大概还在床上翻阅早上刚

刚收到的那本《自然》杂志呢。我立刻开始讲起“B型”的具体细节来，还画

了张简略的草图来说明DNA是一种螺旋。这种螺旋每34埃沿螺旋轴重复一次。

布喇格马上打断我的话，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知道我的话遇到了知音。于是，

我趁热打铁谈起了鲍林的模型。我认为，大西洋这边的人无所事事，让鲍林有

机会对DNA结构再作一次尝试，那实在太危险了。我接着提出希望在卡文迪

什找一个技工制作嘌呤和嘧啶的模型，然后停了下来，看看布喇格有什么反应。

布喇格爵士不仅没有表示什么异议，反而鼓励我把模型搞下去。这使我松

了一口气。显然，他并不赞成金氏学院的内部争吵。尤其是这些争吵发生在鲍

林由于发现另一个重要分子的结构而可能洋洋得意的时候。我的关于烟草花叶

病毒的研究对我们的工作也颇有益处。这件事情以前曾给布喇格一个印象，以

为我那是自行其是。那天晚上，他可以安然睡觉，而不为恶梦所困扰了。以往，

他曾梦见克里克由于他的纵容简直发展到了丝毫不顾大局的地步。

于是，我奔下楼去，来到技工间通知他们说我就要设计一些模型。这些模

型必须在一周内完成。我刚回到办公室，克里克就漫步走了进来。他对我说，

他们昨天的晚餐聚会非常成功。我姐姐带去的那个法国小伙子把奥迪尔搞得神

魂颠倒。一个月前，我姐姐伊丽莎白在回美国途中来这里作不定期逗留。很幸

运，我把她安顿在凯密丽?普莱尔的旅馆住宿。而我也可以在那儿同“老妈”

和她那里的外国姑娘们共进晚餐。这样一来，伊丽莎白也就不必非去住那些典

型的英国式宿舍，我的胃病也可望会减轻些，这也可算是一举两得吧。

住在这个旅馆里的还有准备临时呆上几个月进修一下英语的福卡德

（Bertrand Fourcade）。即使不能说他是剑桥最漂亮的人，至少也可说是剑桥最

漂亮的男人。他也决不会没有意识到自己仪表堂堂，因此，现在来了一位衣着

打扮并不比他逊色的年青姑娘，他当然非常欢迎。奥迪尔得知我们认识这位外

国美男子时，显得非常高兴。当福卡德在金氏学院广场上漫步，或是在业余戏

剧俱乐部演出幕间休息时，他悠闲地站在那里，奥迪尔同许多剑桥女子一样都

会死死盯住他不放。于是，我们干脆让伊丽莎白打听一下福卡德是否有空和我

们一起在“葡萄牙地"同克里克夫妇一道吃顿便饭。时间终于安排妥了，可是，

与我的伦敦之行多少有点冲突。席间，我注视着威尔金斯慢吞吞地用完他的那

份饭菜，而奥迪尔却在欣赏福卡德那美如冠玉的面庞。他正在大谈当年夏天在

里维埃拉度假时究竟应该去应酬谁才好。

这天早上，克里克发现我对那些法国阔佬没有往常那种兴趣。相反，他曾

一度担心我会使人讨厌。这时，克里克已略带醉意。如果我对他说，一位过去

研究鸟类的人现在居然也能解决DNA结构，似乎不是对待一个喝醉的朋友的

正确态度。可是，当我把“B型”的细节透露给他时，他马上明白我不是在拿

他取笑。我坚持认为子午线上3．4埃的反射比其他反射都强，这一点是特别重

要的。这一现象只能意味着厚度为3.4埃的嘌呤和嘧啶碱基是堆积在一起的：

并且与螺旋轴成垂直方向的。另外，电子显微镜和X射线照片所得到的证明，

使我们可以断定螺旋的直径大约为20埃。我认为在生物界频繁出现的配对现象

预示着我们应该制作双链模型。可是，克里克却随便怎么也不愿接受我的这个

观点。要继续搞下去，照他的意见唯一的途径就是把一切不符合核酸化学常识

的观念都统统排除掉。我们掌握的实验证据还不能区分双链和三链模型。所以，

他认为对这两种说法都要同样加以考虑。我对此虽然持怀疑态度，但不愿同他

争论。我当然是要搞双链模型的。

几天过去了，我们都没有搞出象样的模型来，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缺乏嘌呤

和嘧啶零件，而且，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个修配车间能把磷原子装配起来。我们

的机械师制作很简单的磷原子至少也要三天时间。于是在午饭后，我回到了克

莱尔学院，又仔细推敲那份关于细菌遗传学的手稿。后来，我就骑车去“老妈”

旅馆吃晚饭，我看见福卡德和我姐姐正在同彼得谈话。在一周之前，彼得用花

言巧语，使“老妈”同意他在那儿吃饭。彼得正在抱怨说，佩鲁兹没有权利在

周末晚上把尼娜关在家里。福卡德和伊丽莎白与彼得不同，他俩倒是感到非常

得意。他们刚刚乘坐一位朋友的“罗伊斯“牌轿车从贝德福特（Bedford）附近

的一幢有名的乡村别墅游玩回来。他们的东道主是一位好古的建筑师。他不喜

欢现代文明生活，在他的别墅里一直没有使用煤气和电。这位建筑师挖空心思

地把那儿的生活安排得同十八世纪的绅士生活一样。他甚至还为那些陪他在院

子里闲逛的客人预备了手杖。

刚吃完晚饭，福卡德就把伊丽莎白带走，去参加另一个聚会，而彼得和我，

却一下子不知做什么事是好。我们俩开头想去装配彼得的那台传真性能很高的

收音机，后来又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我们一直玩到深夜，这时彼得开始喋喋

不休地对我说起，罗思柴尔德男爵不邀请他和他女儿萨拉（Sarah)一起用晚餐，

这是逃避作父亲的义务。如果彼得能够跻身上流社会，我说不定也能不必非讨

一位大学教师做老婆了。

三天以后，磷原子模型准备就绪了。我把几个短的糖和磷酸骨架很快地串

连起来。然后我又花了一天半时间。想搞出一个骨架在中心的双链模型。可是

搞来搞去，从立体化学角度看来，所有与“B型”X 射线证据相符的模型，都

不比我们在一年零三个月前搞的那个三链模型完善。这时，我看克里克全神贯

注地埋头于他的博士论文，我索性和福卡德打了一下午网球。喝过了茶，我回

去对克里克说，打网球可比做模型舒服得多啦。克里克还是对这大好春光无动

于衷。他放下笔对我说，不光是DNA很重要，而且总有一天我会发现室外运

动也有其不足之处。

在“葡萄牙地“吃晚饭时，我回过头来又思考我们的模型究竟错在哪里。

尽管我坚持认为应该把骨架放在中心，可是我知道，我的理由没一个是站得住

脚的。喝咖啡时，我承认我不愿把碱基放在模型内部的部分原因是，我怀疑这

样就可能制造出无数个这种类型的模型来。这样，我们就不可能断定究竟哪一

个是正确的。但是，真正的绊脚石还是碱基。如果碱基在外部，我们就不必对

它们多加考虑。要是在内部的话，问题就麻烦了。怎样才能把两条或多条多核

苷酸链和不规则碱基顺序堆积在一起！在这一点上，克里克不得不承认，他也

一筹莫展。从地下餐厅出来时，我隐隐约约提醒克里克，他至少必须提出一个

稍微说得通的论点，然后我才会认真对待以碱基为中心的模型。

不过，第二大早晨，我还是拆毁了一个使人讨厌的以骨架为中心的分子模

型。这时，我断定花几天时间制作一个骨架在外部的模型并不会有什么害处。

这样做就意味着暂时把碱基搁置一旁，不予考虑。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必

不可免的，因为至少还要一个星期，技工才能把制好的嘌呤和嘧啶的锡板模型

交给我们。、要一个外部骨架弄成与X 射线图谱相符的形状不是什么难事。事

实上，克里克和我都觉得，两个相连碱基之间的最适旋转角度是30一40度。

相反，如果该角度大一倍或小一倍，看来都和有关的键角不相符合。因此，如

果骨架在外部，X 射线图谱上每34埃重复一次就表示沿螺旋轴方向完全旋转

一周的距离。这时候 ，克里克的劲头又来了，他越来越频繁地停下他的计算，

抬头端详一下那台模型。然 而，在周末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放下了工作。星期

六晚上，我们在三一学院参加了一次晚会。星期天威尔金斯到克里克夫妇家做

了一次社交访问。这次访问是在收到鲍林的手稿前几个星期就安排好的。

我们不想让威尔金斯忘掉DNA。他刚从车站来到，克里克就开始向他询问

有关“B型”结构的详细情况。可是，直到吃完午饭，克里克打听到的还不如

我上星期听到的更详细。甚至当彼得赶到，肯定地说他父亲会立即去搞DNA

的，这件事仍然没能改变威尔金斯的计算。他再次强调，在罗西离开之前，就

是说六个星期以内，他要把建造模型的大部分工作停下来。克里克趁机询问威

尔金斯，如果我们再研究DNA模型，他会不会介意。他缓慢地吐出了一个“不”

字，就是说他不介意，这时，我的心才平静下来。其实，就算他介意，我们制 作

模型的工作也是肯定要进行的。

25

在后来的几天时间里，克里克对我不能专心致志地制作分子模型而感到愈来愈

烦恼。虽然在他十点左右进来之前，我已在实验室里，那也无济于事。几乎每

天下午，我总在网球场上打球。他知道这一情况，所以常常扭过头来，不满地

看看无人过问的多核苷酸模型。茶点以后，我也只在实验室泡上几分钟，随便

摆弄一下什么东西，然后就急急忙忙地赶到“老妈”旅馆和女孩子们一起喝雪

利酒去了。我才不把克里克的抱怨当回事呢。要是不能正确解决碱基在模型中

的位置，而只在糖和磷酸骨架问题上打圈子，就是搞得再好，也不能表示我们

的工作有真正的进展。

我仍然把大部分夜晚都消磨在看电影上，幻想着答案说不定在什么时候突

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然而，对电影的过分着迷也会产生副作用。

就是在看好的电影时，我也忘不了DNA的碱基。然而，我也常常想到，

从立体化学的角度看，我们毕竟为糖和磷酸骨架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构型。同时，

也不用再担心这会和实验数据不一致了。我们用罗西的精确测量法对它进行过

检验。当然，罗西并没有直接把她的数据交给我们。正因为这样，金氏学院才

没人想到我们会掌握这些资料。原来医学研究委员会为了调查兰德尔实验室的

研究工作与生物物理研究工作的协调情况，而指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于佩

鲁兹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才获得了这些资料。兰德尔想让外界知道他有

一个卓有成效的研究班子。他指示他的助手们对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

在适当的时候，这些材料油印了出来，并按惯例发给委员会的每个成员。这份

报告不是机密的，因此佩鲁兹觉得没有理由不能把它送给克里克和我看看。克

里克匆匆地浏览了这篇报告。他感到放心的是这份报告证实了我从金氏学院返

回后，准确地向他报告了“B型”的基本特点。根据这份资料，对我们的骨架

结构只要稍微作些细小的改动就可以了。一般说来，我总是在深夜回到房间后，

才尽力开动脑筋，去揭开碱基问题的奥秘。在戴维逊（J．N. Davidson）写的那

本小册子《核酸的生物化学》里，就有碱基的分子式。我在克莱尔就有这本书。

所以，我敢断定我在卡文迪什的便笺纸上画的那些碱基图是正确的。我想把那

些位于中心的碱基安排在这样一种位置上，使得外边的骨架完全是规则的。当

然，这得首先假定每个核苷酸的糖和磷酸基团都有完全相同的三维结构。但是，

每当想找出一个答案的时候，我总是碰到这个障碍；我发现四个碱基都有完全

不同的形状。而且，我还完全有理由相信，特定的多核苷酸链的碱基顺序是很

不规则的。这样，除非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否则，随便地把两条核苷酸链绕在

一起，只能导致混乱。在某些部位，那些大的碱基应该互相靠在一起，而在另

一些部位，彼此对称的一些小的碱基之间必定会留有空隙，否则，它们的骨架

就要凹陷变形。

怎样才能用碱基之间的氢键把交织的多核苷酸链联结在一起，也是一个令

人头痛的问题。一年多以来，克里克和我否定了碱基可能构成规则的氢键。可

是现在问题很清楚，我们完全错了。碱基上的一个或几个氢原子可以从某个位

置移到另一个位置。最初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互变异构）表明，一个碱基所有

可能的互变异构体的频率是均等的。最近，我又阅读了戈兰德（J．M. Gulland)

和乔丹（D.O.Jordan）关于DNA酸碱滴定的文章，使我非常信服他们那有力的

结论：即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碱基能够形成与其他碱基相连的氢键。更

重要的是，在很低浓度的DNA中，这些氢键依然存在。这充分说明，就是这

些氢键把同一个分子中的碱基联接在一起。此外，x 射线的实验结果也指出，

至今研究过的碱基都能构成在立体化学范围内尽可能多的不规则氢键。这样，

问题的关键显然就在于支配碱基之间氢键的规律上了。

我看电影也好，不 看也罢，我漫不经心地画出来的碱基图，起初对于解决

氢键问题毫无帮助。即使把“狂欢”这个字眼从脑子里完全清除了出去，也没

能使我对氢键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在我入睡的时候，正是盼望着第二天下午

在唐宁街举行的大学联欢会上，能有许多漂亮姑娘。可是第二天一早我赶到会

场，看到一队健壮的曲棍球队员和一群初出茅庐的拘谨少女，就感到大失所望。

福卡德也立即发觉这儿不是他久留之地。为了礼貌，我们还是在那几呆了一会

儿。这时，我告诉他，我怎样正在和彼得的父亲竞赛，争夺诺贝尔奖金。

几天后，大约是下星期三的光景，有一次我在纸上画腺嘌呤的结构式时，

居然茅塞顿开，受到了一个颇为重要的启示。我忽然想到在DNA结构中，腺

嘌呤残基之间形成的氢键和在纯腺凛呤结晶中的氢键是相似的。这可能具有深

远的意义。如果DNA确是这样的话，一个腺嘌呤残基和与它成一百八十度旋

转的有关腺嘌呤残基之间可以形成两个氢键。而更为重要的是，同样两个对称

氢键也可以把一对鸟嘌呤，一对胞嘧啶或一对胸腺嘧啶联结起来。于是，我开

始想，每个DNA分子是否都是由相同碱基顺序的双链构成的；而这两条链又

是通过相同碱基对之间的氢键联在一起的。麻烦的是，这样的结构不可能有一

个规则的骨架，因为嘌呤（腺嘌呤和鸟嘌呤）和嘧啶（胸腺嘧啶和胞嘧啶）形

状不同，这个结构的骨架会由于这些嘌呤对或嘧啶对在中心交替出现，而显示

凸出或凹进的形状。

尽管骨架不规则的问题仍未解决，我的心却砰砰地乱跳起来。如果这就是

DNA的结构，我会因这个发现而一鸣惊人。两条碱基顺序相同并相互缠绕在一

起的多核苷酸链存在于生物体内，不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相反，这倒有力他

说明在某个早期阶段， DNA分子的一条链在另一条链合成时起到模板作用。

按照这种说法，基因复制起始于它的两条相同链的分离。然后，在两条亲代模

板上便产生出两条新的子代链，于是就合成了两个和原来分子一样的DNA分

子。由此看来，基因复制的关键可能在于新合成的链中每个碱基总是通过氢键

和一个相同的碱基相联。可是，那天晚上，我还弄不明白，为什么鸟嘌呤通常

的互变异构体不能同腺嘌呤形成氢键。同样，其它一些错误配对也会发生。但

既然没有理由排除某些专一性酶的作用，我也用不着过分地为此焦虑不安。譬

如，可能存在着一种对腺嘌呤有专一作用的酶，它把腺嘌呤总是嵌在与模板链

上腺嘌呤残基相对应的位置上。

时钟敲过十二点以后，我感到心情越来越愉快。我想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克里克和我曾经担心表面上看来DNA结构可能是枯燥无味的。既不能说明它

的复制机理，也不能说明它控制细胞的生物化学功能。但现在使我惊喜交加的

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看来竟是如此饶有趣味。有两个多小时，我躺在床上，闭着

眼睛兴奋得彻夜难眠，成对的腺嘌呤幻影在我眼前翩翩飞舞。仅偶有几次，我

担忧这绝妙的幻想是否会出差错。

26

然而好景不长，到第二天中午，我的黄粱美梦就烟消云散了。我选择的鸟嘌呤

和胸腺嘧啶的互变异构形式是错误的，这个事实又使我陷于窘境。在我发现这

个不幸事实之前，我在惠姆匆匆地吃完了早餐，然后立即回到克莱尔学院，给

德尔布吕克写了封回信。他在来信中曾告诉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遗传学家看

来，我的那篇细菌遗传学的文稿似乎有不妥之处。但尽管如此，他仍同意我的

要求，把文稿寄给了《美国科学院院报》。这样，即使我干了一件蠢事，发表了

一篇荒谬的文章，我依然还算年轻，在完全走上歧途之前清醒过来还为时不晚。

起初，这个消息的确引起了我的不安。而现在，我却由于可能发现DNA

自我复制的结构而情绪高昂。在回信中，我重申了我的信念：我了解细菌交配

时发生的情况。而且我不禁又添上一句说，我刚刚发现了一个绝妙的DNA结

构，它和鲍林的那个完全不同。我还一度想写点有关我的工作进展情况。可是，

我还在跟别人竞赛，就决定不写了。我急促地把信投入邮筒，就赶快回实验室

去了。

信寄出还不到一小时，我就知道了我的所谓发现只是一派胡言。因为当我

走进办公室，刚开始解释我的想法，美国晶体学者多纳休（Jerry Donohue）就

反驳说，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按他的说法，我从戴维逊的书中引用的互变

异构体是不正确的。我立即针锋相对，告诉他在其它一些教科书中也有以烯醇

形式来表示鸟嘌呤和胸腺嘧啶的。但是，这丝毫说服不了多纳休。使人高兴的

是，他也承认多年来有机化学家们倾向某种互变异构形式，而轻视另外一些形

式，其实也是非常主观，并无可靠根据。实际上，许多有机化学教科书中，也

都乱七八糟地画了一些异想天开的互变异构图，我扔到他面前的那张鸟嘌呤图，

显然属于此类蹩脚货。化学常识告诉他：鸟嘌呤会以酮式出现。他同样认为，

胸腺嘧啶被描绘成烯醇式结构，也是错误的。他再次明显地倾向酮式结构。

然而，多纳休并没有提出他倾向酮式结构的任何可靠理由。他承认，只有

一种化合物的晶体结构与此有关。那就是二酮吡嗪。它的三维结构几年前就在

鲍林的实验室里研究出来了。毫无疑问，这个化合物是酮式，而不是烯醇式。

同时，在他看来，量子力学关于二酮吡嗪为何具有酮式结构的理论，也同样适

用于鸟嘌岭和胸腺嘧啶。他 竭力劝我还是别异想天开地在这类问题上浪费时间

了。

开始，我以为他是在有意挑剔，可是我并没有忽视他的批评。除了鲍林以

外，多纳休称得上世界上最熟悉氢键的人了。他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对于小的有

机分子晶体结构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我不能自欺欺人，认为他对我们的问题缺

乏了解。自从他在我们办公室工作六个月以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对自己不

了解的事情信口开河地议论过。

我十分沮丧地回到写字台旁，希望能找到什么绝招来拯救我的“同类配对”

观点。但是，多纳休说的那种新结构，对我这种观点显然是个致命的打击。把

氢原子移到它们的酮式位置上，会使嘌呤和嘧啶的大小差别，比起它们以烯醇

式存在时的差别变得更加重要。除非找到特殊的理由，否则就很难想象多核苷

酸链会弯曲到足以适应不规则碱基顺序的程度。可是，当克里克进来时，就连

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了。他很快发现，只有每个多核苷酸链的每68埃完全旋转

一周，“同类配对”结构才能在X 射线图谱上出现34埃的重复。但这就意味着，

相邻碱基之间的旋转角度只有18度。克里克相信，他最近对模型经过一番研究

之后完全否定了这个数值。此外，这种结构并不能说明查戈夫规律（腺嘌呤与

胸腺嘧啶等量，鸟嘌呤与胞嘧啶等量），这也使他很不满意。我对查戈夫规律却

抱着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好在午饭时间到了，克里克谈笑风生的话题暂时打

断了我的思路。我们转而谈起为什么大学生不能博得外国女孩子的欢心。

午饭后，我不想立即回去工作。我担心设法将酮式形状配置到某种新结构

上去会使我走到死胡同里去。而且，可能会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即没有一个规

则的氢键结构能与X 射线提供的证据相符合。我站在室外，眼睛盯着藏红花。

我希望一种完美的碱基顺序能象这朵鲜花一样脱颖而出。因为要系统地检验可

能的氢键所需要的嘌呤和嘧啶金属模型未能及时制成，把艰巨的模型制作工作

推迟了至少几个小时。在回到楼上时，我觉得找这个借口也是心安理得的。至

少要两天，这些东西才能送到我们手中。无事可做，真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

于是，我就利用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用硬纸板剪成了精确的碱基模型。等到

剪完时，我发觉时间已晚，只有留到明天再继续做了。晚饭后，我和住在“老

妈”旅馆里的那一帮人看戏去了。

次日清晨我来到办公室，那里还是静悄悄的，空无一人。我急急忙忙地把

写字台上的东西挪开，以便于进行用氢键维系的碱基配对试验。开始，我仍抱

着“同类配对”的偏见不放，可是，我毕竟认识到，这种看法是不会有任何结

果的。多纳休进来时，我还以为是克里克呢。我抬头看了看他，又继续摆弄起

碱基模型来，我把碱基移来移去寻找各种配对的可能性。突然之间，我发现一

个由两个氢键维系的腺嘌呤- 胸腺嘧啶对竟然和一个至少由两个氢键维系的鸟

嘌呤- 胞嘧啶对有着相同的形状。看来，所有的氢键都是自然形成的，（两类碱

基对，呈相同形状）并不需要人为的加工。我马上把多纳休叫来，询问他对于

这些碱基对，这次是否仍有反对意见。

多纳休说没有反对意见。我于是精神大振。嘌呤的数目为什么会和嘧啶数

目完全相同的谜，看来就要被我们解开了。如果一个嘌呤总是通过氢键同一个

嘧啶相联，那么，两条不规则的碱基顺序就可能被规则地安置在螺旋的中心。

而且，要形成氢键，这就意味着腺嘌呤总是和胸腺嘧啶配对，而鸟嘌呤只能和

胞嘧啶配对。这样一来，查戈夫规律也就一下子成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必然

结果。更令人兴奋的是，这种双螺旋结构还是提出了一种DNA复制机制。它

比我曾一度设想过的同类配对机制更加令人满意。腺嘌呤总是与胸腺嘧啶配对，

鸟嘌呤总是与胞嘧啶配对。这说明两条相互缠绕的链上碱基顺序是彼此互补的。

只要确定其中一条链的碱基顺序，另一条链的碱基顺序也就自然确定了。因此，

一条链怎样作为模板合成另一条具有互补碱基顺序的链，也就不难设想了。

克里克来时，刚把一只脚跨进门里，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掌

握了全部答案。起初，他还抱着一种审慎态度。可是，那相同形状的A―T和

G―C碱基对，不出我的意料，还是深深地打动了他。他急切地把这这些碱基

按其他一些方法配对。可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符合查戈夫规律。几分钟后，他

发现每个碱基对的两个糖苷键（连接碱基和糖）是由与螺旋轴垂直的一根二重

萦有规 则地连接着。这样，两个碱基对都可以转到相反方向，而它们的糖苷键

却仍然保持着同样的方向。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条特定的核苷

酸链可以同时包含嘌呤和嘧啶。同时，这也有力地他说明两条链的骨架一定是

方向相反的。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这种A一T和G一C碱基对是否能方便地装在我们

前两个星期设计的骨架构型之中。由于我们在螺旋中心为碱基留下了一大块空

间，乍一看，这似乎是大有希望的。然而我们俩都明白，我们一定要制作一个

完整的、并圆满地符合立体化学原理的模型，才能算是大功告成。再说，这种

结构的发现，具有如此重大意义，决不容许草率从事。因此当克里克飞快地跑

进伊尔酒馆，用所有在场吃午饭的人都能听得见的声音宣布我们已发现了生命

的奥秘时，我感到多少有点不大舒服。

27

克里克很快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DNA的研究工作。在发现A―T和G一C碱

基对有相同形状的第二天下午，他又回头去测量他的博士论文中的某些数据，

可惜收效甚微。他不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焦虑不安地盯着硬纸板模型，尝试

着用其它一些方法搭配碱基对。后来，这短暂的疑虑过去了，他又满面春风，

兴奋地对我谈起我们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尽管这种作法和剑桥常见的遇事稳重

和留有余地的态度迥然不同，我还是很乐意听的。DNA结构搞清楚了，其结果

又是如此激动人心。我们的名字将和双螺旋连在一起，就象鲍林的名字总和a

螺旋连在一起一样。这一切几乎是那么令人难以置信。

伊尔饭店六点钟开门时，我和克里克一同去吃饭。我们顺便商量一下以后

几天该干些什么。克里克觉得，能否制出一个完善的三维结构模型是一件刻不

容缓的事。因为遗传学家和核酸生化学家不应该再白白浪费他们的时间和仪器

设备。需要尽快地告诉他们问题的答案，从而使他们能够调整研究方向，转而

配合我们的工作。我当然同样迫切地想造出这样一个完善的模型。但是，我却

更加念念不忘鲍林，我担心在我们把结果告诉他之前，他说不定会碰巧发现碱

基对的奥秘。

不过，那天晚上，我们始终不能稳定地建立起双螺旋模型。在拿到金属制

成的碱基模型之前，制出的任何分子模型都很粗糙，没有很强的说服力。我回

到“老妈”旅馆，对伊丽莎白和福卡德说，克里克和我可能已击败了鲍林，我

们的发现将使生物学发生一场革命。他们俩人都感到由衷地高兴。伊丽莎白更

为她的兄弟感到自豪。福卡德表示，他要向国际生化学会报告，他的一个朋友

将获得诺贝尔奖金。彼得也是同样兴高采烈，虽然他父亲可能在科学上遭到重

大挫败，他并未因此流露出任何不快。

第二大早晨醒来，我感到格外的精神焕发。在去惠姆吃早饭的路上，我慢

步走向克莱尔桥（Clarc Bridge），抬头眺望国王学院哥特式礼拜堂在这明朗春

天高耸人云的尖顶。在那儿，我稍事停留，观赏了最近整修一新的吉布斯大楼

（GibbsBuilding）。这是一座具有乔治王朝特色的建筑。这时我想，我们今日的

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们曾在这里度过的那些平静岁月。我们曾长期

来往于这里的几个学院之间，默默无闻地博览了海弗（Heffer）书店所有的各类

新书。我怡然自得地看过《泰晤士报》，然后走到实验室。我看到克里克正在按

他想象中的格式，用硬纸板拼着碱基对。不用说，他早就来到实验室了。仅仅

用了一个圆规和一把直尺，他就看出，两类碱基对都能很好地安排在骨架结构

之中。那天上午，佩而我这一番话未能奏效。奥迪尔一想到要和那些不修边幅

的人们长期相处，就感到惴惴不安。况且，那时我身上穿着的一件刚让裁缝做

的紧身运动衫和美国人的便装完全不同。她看到我这样的装束，就更加不相信

我说的话了。

第二天早上，克里克又比我早到实验室。我进去时，他正把模型牢牢地固

定在支架上。这样，他可以逐个得出原子间距。他在那儿把原子前后挪来挪去。

我坐在写字台边，考虑着如果我要尽快宣布我们有了某种有趣的发现，我该用

哪种格式来写这封信。我正在想人非非，竟没有注意到克里克要我帮他扶正模

型，以防在调整时倒下。他略微流露出不满的神情。

这时我们才明白，以前我们对镁离子重要性是小题大做，大方向错了。看

来，威尔金斯和罗西坚持研究DNA的钠盐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既然糖和磷

酸骨架在外部，究竟是哪种盐其实是件无关紧要的事。两种盐都能被双螺旋结

构所接受。

时近中午，布喇格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的模型。他由于患流感而在家呆了几

天。听到克里克和我提出了有独创性的、对生物学可能有重大意义的DNA结

构的消息时，他正躺在床上。回到卡文迪什实验室后，他马上抽空溜达到我们

这儿，想亲眼看一看DNA模型。他立即就明白了双链之间的互补关系，以及

腺嘌呤与胸腺嘧啶，鸟嘌呤与胞嘧啶的等量关系是糖和磷酸骨架有规律反复出

现的必然结果。可是，他不知道查戈夫定律。所以，我又向他介绍了一下DNA

各种碱基含量相对比例的实验数据。我发觉，布喇格越来越为它在基因复制中

的巨大意义感到兴奋。谈到有关X 射线的证据时，他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还没打

电话告诉金氏学院的研究小组。可是，我们还没有征求过托特的意见。对此，

他感到困惑不解。我们对他说，有机化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但是这

仍不能使他完全放心。至于说我们使用的化学结构式不准确，应该承认这种可

能性是很小的。但是看到克里克讲话那样匆忙迅速，布喇格很难相信他是否会

有足够的耐心，从容掌握确切无误的事实。于是，我们就准备一旦把一些原子

间距调整好，马上就请托特来。

原子间距的最后调整工作在第二天晚上完成了。由于缺乏准确的X 射线的

资料，我们还不敢断定我们所选的构型是非常正确的。不过，这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只想证实，从立体化学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一种特别的两条链互补的

螺旋结构是可能的。必须申明这一点，否则，就会有反对意见。别人会说，从

美学观点来看，我们的想法非常高雅，可是，糖和磷酸骨架的形状可能不允许

这种结构存在。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边

吃饭，一边互相安慰说，这么绝妙的一种结构，简直非存在不可。

既然紧张阶段已经过去，我又和福卡德一起去打网球了。我告诉克里克，

下午晚些时候我要写信给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告诉他们关于双螺旋一事。我

们还约定让肯德鲁打电话告诉威尔金斯。他应该来看看我和克里克刚刚发现了

什么。而我和克里克都不愿承担这个打电话的任务。那天早些时候，邮局送来

了威尔金斯给克里克的一封短信。信中说他打算全力以赴研究DNA，并打算把

工作重点放在模型的制作上。

28

威尔金斯一看到我们的模型就非常高兴。肯德鲁事先就告诉他说，这是个由A-

T和G-C碱基对联成的双链模型。所以他一到我们的办公室，就开始研究它的

详细特征。模型是双链而不是三链的。这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其

依据还不过硬。威尔金斯一声不响地盯着这个金属模型。克里克却站在旁边喋

喋不休地，很快地谈着这种模型应该产生哪种X 射线图象。当他察觉到威尔金

斯的愿望是想看看这个双螺旋，而不是来听他讲演X 射线晶体学理论的，就突

然沉默不语了。因为这种理论威尔金斯自己也懂。把鸟嘌呤及胸腺嘧啶看成酮

式结构是没有疑问的。否则就会破坏碱基对。于是，他就采纳了多纳休所说的

观点。好象这是很平常的事。

让多纳休和克里克、彼得以及我共同使用一个办公室，竟带来意想不到的

好处。这一点我们彼此心照不宣。要不是多纳休和我们一起在剑桥的话，我很

可能还在盯住“同类配对”的结构穷追不舍。由于威尔金斯的实验室里没直结

构化学家，所以就不会有人告诉他教科书上那些图片都是错误的。如果不是多

亏了多纳休，恐怕只有鲍林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并且用正确的方法达到

最终的目的。

下一步的科学方法，就是把根据这个模型预测出的衍射图谱与X 射线的实

验数据作一番认真的比较。威尔金斯回到伦敦，声称他将很快地测量出这种关

键的反射现象。他的谈吐中没有流露出痛苦，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在他这次

访问前，我一直在担心他会因为我们夺走了本应全部归于他以及他的年轻同事

们的一部分荣誉而郁郁寡欢，情绪消沉。但是在他脸上我们找不到丝毫愠色。

他的言谈举止虽然克制，但是对于这个将证明对生物学有巨大意义的螺旋结构

依然感到万分激动。

他回到伦敦仅仅两天功夫，就打电话来说，罗西和他两人发现他们的X 射

线数据为双螺旋结构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他们正抓紧时间把这些结果整理成

文，并打算与我们宣布碱基对的文章同时发表。《自然》杂志是迅速发表科学创

见的理想刊物。要是布喇格和兰道尔两人也热烈支持这些文章的话，那么编辑

收到手稿后一个月内就可以发表了。但是，金氏学院研究小组要发表的文章并

非只此一篇。除了威尔金斯和他的同事外，罗西和戈斯林也将单独报道他们的

研究成果。

罗西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结构模型，这使我起初惊讶不已。我曾担心她那

敏锐而又固执的头脑会禁锢于她自己提出的反螺旋结构之中，因而节外生枝地

提出种种与此无关的问题，以致造成对于双螺旋结构正确性的怀疑。然而，象

其他人一样，她也领悟到了碱基对的妙处，并且承认这样绝妙的结构当然不会

是错误的。况且，在她得知我们的结果之前，X 射线的证据也迫使她不得不朝

着承认螺旋结构的方向迈进一步、她的X 射线数据要求骨架位于分子外部。而

且，如果必须用氢键联结碱基对的话，那么她是没有理由对A--T和G--C碱基

对的独特性提出异议的。

与此同时，我和克里克对于罗西的强烈反感也骤然消失。开始时我们十分

犹豫，不知是否应该与她共同讨论双螺旋问题。我们怕她会象以前那样怒气冲

冲。但是，克里克在伦敦同威尔金斯讨论X 射线图谱的细节时，就注意到了她

的态度已经有所改变。他起初认为罗西并不想同他来往，因此主要是同威尔金

斯交谈。但是后来，他觉察到罗西期望在X 射线晶体学方面得到他的指点，并

准备消除那毫不掩饰的敌意而代之以平等的讨论。罗西十分高兴地给克里克看

了她的数据，克里克也因此得以头一次认识到，罗西关于糖和磷酸骨架是在分

子外部的论断是如此确凿可靠。在这个问题上，她过去发表的毫不妥协的言论，

正反映了她的第一流科学水平，而决不是一个迷途的女权主义者的感情用事。

她认为我们过去鼓吹建造分子模型，反映了一种严肃的科学方法，而不是懒汉

为了逃避高尚的科学事业所需要的艰苦工作，而采取的一种偷懒办法。这一点，

她表示欣赏，因此促使她改变了态度。后来我们了解到，罗西同威尔金斯和兰

道尔之间的纠葛，是由于她想伺共事者保持平等关系而造成的。这一点是可以

理解的。她到金氏学院实验室不久，就向传统的等级观念挑战，为未能施展她

那晶体学方面的才能而大发雷霆。

那个星期，从帕萨迪纳来的两封信都谈到了鲍林的碱基对仍无眉目。第一

封信是德尔布吕克写的，信中说鲍林刚刚开了个讨论会。他在会上对他的DNA

结构作了一些修正。在他的同事柯瑞（R.B.Corey）精确测量原子间距前, 鲍林

寄到剑桥的手稿就已经发表了。这种做法很有些反常。直到完成这种精确测量

后，他们才发现有几处原子间距是不对的，而且决非通过轻微的修改所能弥补

的。因此，鲍林的结构模型仅从简单的立体化学角度看也是不现实的。然而，

他还想借他的同事肖梅克（Verner Schomaker）的修改意见挽回败局。如此修改

的结构，磷原子则旋转了45度。这样，就可以使氧原子形成氢键。在鲍林讲演

后，德尔布吕克告诉肖梅克，他不相信鲍林是正确的。因为他刚刚接到我的信，

知道我对DNA结构已有了新见解。

德尔布吕克的这个评论立即传到了鲍林耳中。他很快给我来了封信。信的

开头暴露了他的紧张不安，措辞也很含糊，只是邀请我去参加一个蛋白质会议。

他决定在这个会议上增加核酸的内容。接着他就把话讲明白了，要我把给德尔

布吕克的信里谈到的那个漂亮的DNA新结构的详细内容告诉他。读到这里，

我不由得深深吸了一口气。因为我意识到在鲍林发表讲演时，幸亏德尔布吕克

还不知道关于互补双螺旋的事。他谈的还是“同类配对”观点。好在我的信寄

到加州理工学院时，碱基对已有了结果。不然的恬，我就会处于一种可怕的境

地，也就是说，我就不得不通知德尔布吕克和鲍林说我写那封信完全是一时冲

动，信中说的那个看法其实刚刚诞生十二个小时，后来仅仅活了二十四小时就

死了。

就在那个星期的晚些时候，托特同几个年轻同事一起从化学实验室来此作

了一次正式访问。在前一星期，克里克几乎每天都要向别人把这一结构模型及

其意义详详细细说上几次。这些天来，他的热情依然有增无减。每当我或多纳

休听到克里克一面说着一面把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领进办公室时，我们总是要退

避到外面去，直到那些被说服了的客人一个个离去，办公室恢复平静之后，我

们才又回来。但是对托特可不能采取这种态度，因为我想让他告诉布喇格，我

们是完全按照他的指点的关于糖和磷酸骨架的化学常识行事的。托特对酮式构

型也表示赞同，说他的有机化学家朋友画的那些烯醇基团结构纯粹是武断从事。

他对克里克和我在化学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就表示祝贺，然后就走了。

不久，我便离开剑桥前往巴黎，准备在那里呆上一个星期。我与鲍里斯.伊

弗留西及哈瑞特?伊弗留西（HarrietEphrussi）的巴黎之行是几周以前安排好的。

既然我们的工作看上去已经大体完成，我没有理由推迟这次访问。这次访问使

我有机会第一个把双螺旋告诉伊弗留西和勒夫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对这次访问

克里克却很不高兴。他说把如此重大意义的工作中断达一星期之久实在太长了。

然而，我对于任何劝我严肃认真的忠告，是一向听不进去的。尤其是肯德鲁刚

给克里克和我看了一封查戈夫给他的来信。信里提到了我们，并附带想打听一

下我们这些科学界的丑角的工作现在搞到了什么程度。

29

鲍林是从德尔布吕克那里第一次听到双螺旋的。在那封有关互补链的信末尾，

我曾要求德尔布吕克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鲍林。我还多少有点担心，怕忙乱中

会出差错。我们想能有几天时间消化我们的理论，暂时还不希望鲍林考虑碱基

对的氢键问题。可是，我的请求没有得到重视。德尔布吕克要告诉他的生物学

实验室的每个人。他知道数小时内，消息就会从他的实验室传到鲍林的办公室。

再说，鲍林也曾要求德尔布吕克一有消息就告诉他。更主要的是，德尔布吕克

对在科学研究中实行保密的作法是深恶痛绝的。他不想让鲍林为此事再牵肠挂

肚。

鲍林和德尔布吕克一样，得到消息后由衷地感到高兴。如果换在平常，鲍

林肯定会为自己观点的优越性极力辩解。可是这一次他不得不由于自体互补

DNA分子的重要生物学意义而最终退出这次角逐。不过，在认输之前，他很想

看看金氏学院研究小组得到的证据。他希望在三个星期后，也就是四月份的第

二周，去布鲁塞尔参加一个关于蛋白质的索尔维（solvay）会议时，能看到这方

面的材料。

3月18日，我刚从巴黎回来就从德尔布吕克的信中得知，鲍林已了解了我

们研究DNA的情况。因为碱基对的证据越来越充分，我们也就不在乎了。一

个关键性的消息是在巴斯德研究所偶尔得到的。在那儿我碰到一位加拿大生物

化学家怀特（Gerry Wyatt）。他知道许多有关DNA的碱基比率，并且刚刚分析

过T2、T4和T6噬菌体的DNA。在过去两年中，人们传说这种DNA缺少胞嘧

啶。这种现象很奇怪。很明显，从我们的模型看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怀特声称，

他和科恩（seymour Cohen）以及赫尔希证明这些噬菌体内含有一种弱型胞嘧啶，

也就是5-羟甲基胞嘧啶。最重要的是它的数量与鸟嘌呤相等。既然5-羟甲基胞

嘧啶与胞嘧啶一样，可以形成氢键，这就为双螺旋结构又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证

据。还有一件事情也很叫人高兴，那就是这些数据非常精确，这比以前进行的

分析工作更进一步地证实了腺嘌呤、胸腺嘧啶以及鸟嘌呤都与胞嘧啶等量。

我不在的时候，克里克就着手进行A型DNA分子结构的研究。威尔金斯

实验室以前的工作表明，结晶的A型DNA纤维在吸收了水分后能够变长，并

转变为B型。克里克推测，把碱基对倾斜可以得到一个更为紧凑的A型DNA

结构，可以沿纤维轴使碱基对的距离缩短到2.6埃。他于是着手建造一个碱基

对倾斜的模型。尽管这比建造一个更为松散的B型结构要困难些, 但是等我回

来时，一个满意的A型模型已经搞出来了。

下一个星期，我们为《自然》杂志写的论文第一稿已经分发出去，其中两

份手稿送到了伦敦，请威尔金斯和罗西指教。他们除了要我们提一下在我们之

前，他们实验室里的弗雷泽就已考虑过氢键联结碱基的问题以外，没有表示实

质性的反对意见。可是，对于弗雷泽研究工作的细节，我们以前一直一无所知。

他一直在研究由氢键在正中联结的三个碱基。当时我们知道其中许多互变异构

体都是错误的。因而，他的见解看来并不值得重提，即使重提，结果也只能迅

速重新埋葬。可是，威尔金斯知道我们持不同意见时，好象有点不太高兴。于

是，我们在文章中又写进几句必要的补充说明。罗西和威尔金斯两人各自的论

文基本上包括了相同的内容，并都用碱基对阐述他们的研究结果。克里克曾想

扩大篇幅详细论述DNA结构的生物学意义。然而，他后来终于意识到还是简

单提一下为好，因此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当然注意到了我们提出的专一碱

基对直接揭示了遗传物质的一种可能的复制机理”。

给布喇格爵土看的是那篇论文的最后定稿。他建议在文体上略加修改，然

后就很热情地表示愿意写一封推荐信，连同这篇文章一起寄给《自然》杂志。

DNA结构问题得到解决使布喇格感到由衷的高兴。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这顶成

果是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完成的，而不是在帕萨迪纳实验室。更为重要的是，这

项成果是如此出乎意料的漂亮，同时，他四十年前创立的X射线方法在探索生

命本质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三月底最后的一个周末，文章已最后定稿并准备打印了。可是卡文迪什

实验室的打字员不在，这项简单的工作就交给了我的姐姐。说服她这样度过一

个周末的下午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们对她说，她所参加的这项工作称得上自

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以来，在生物学领域内最轰动的事件。在她打字时，

克里克和我就站在她旁边。这篇九百字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我们拟提出脱氧

核糖核酸（DNA）盐的一种结构。这种结构的崭新特点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

星期二我们把这篇稿子送到布喇格的办公室，4月2日星期三，就送到了《自

然》杂志编辑手中。

星期五晚上鲍林抵达剑桥。他在赴布鲁塞尔参加索尔维会议途中，在剑桥

作短暂停留。一方面看望彼得，另一方面可以看看模型。彼得竟不加思索地将

他安排在“老妈”旅馆。我们很快就发现，他其实更喜欢另找一家旅馆。与外

国女孩子共进早餐并不能弥补他房间里没有热水的不足。星期六清晨，彼得把

他父亲领到了办公室。鲍林先和多纳休聊了一些加州理工学院的新闻。接着他

就参观了模型。尽管他仍然想了解金氏学院实验室的定量测定结果，但是，我

们只给他看了罗西的B型结构原始照片的复本，以此为我们的论点提供证据。

王牌都在我们手里。这样，他温文尔雅地表示，我们确实解决了DNA的结构

问题。

这时布喇格来找鲍林，要鲍林和彼得一起到他家吃午饭。那天晚上，鲍林

父子以及我和我姐姐一起参加了克里克夫妇在“葡萄牙地”为我们举行的一次

家宴。大概是因为鲍林的出席，克里克多少有点沉默，尽量让鲍林对我姐姐和

奥迪尔大献殷勤。虽然我们喝了不少葡萄酒，可是话不投机。我感到鲍林情愿

同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后生谈话，而不愿同克里克多??嗦。谈话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鲍林还未习惯加利福尼亚与剑桥的时差，觉得有些疲惫不堪。这样，晚宴

在午夜时分就结束了。

第二天下午，我姐姐和我飞往巴黎，又过一天，彼得也来和我们会合。十

天以后，我姐姐将乘船到美国，然后再去日本，同她在大学结识的一个美国人

结婚。这是我们呆在一起的最后几天了。至少今后再也不能如此无忧无虑了。

这种无忧无虑是摆脱了很容易叫人又爱又讨厌的中西部地区和美国文化传统羁

绊的象征。星期一清晨，我们去佛宝瑞?圣?荷璃（Faubourg St．Honore）最

后一次领略它的迷人风光。在那儿，我突然发现了一家出售各种时髦阳伞的商

店。我想应该买一把送给我姐姐，作为给她的结婚礼品。于是我就买了一把。

后来，我姐姐找了一位朋友去喝茶，而我则穿过塞纳河回到卢森堡宫附近我们

住的旅馆去了。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晚上彼得要来向我表示祝贺。可是，现在

我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望着那些在圣?吉门（St．Germain des Pres）附近的

长发姑娘。我知道她们对我不会感兴趣的。找已经二十五岁，早过了风流年华。

尾声本书所提及的人物现在几乎都还健在，并仍在积极从事研究工作。卡

尔喀已来美国任哈佛医学院的生物化学教授。肯德鲁和佩鲁兹仍留在剑桥，继

续从事蛋白质X射线的研究。他们因这方面的成就获得了1962年度的诺贝尔

化学奖金。布喇格爵士在1954年移居伦敦，任皇家学院院长。他对蛋白质结构

仍然怀有浓厚的兴趣。赫克斯利在伦敦呆了几年，就回剑桥继续从事肌肉收缩

机理的研究。克里克在布鲁克林呆了一年后又回到剑桥，探索有关遗传密码的

性质和作用。在过去的十年里，他已被世界公认为这一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

威尔金斯这几年仍把精力集中在DNA工作上。他和他的同事们证实了双螺旋

结构的基本特征无疑是正确的。后来，他对核搪核酸的结构又作出了重大贡献。

接着他就转向神经系统的组织和作用的研究。彼得现住在伦敦，在伦敦大学院

教授化学。他那位在加州理工学院执教的父亲最近已经退休。现在他的科学工

作集中于原子核结构和理论结构化学的研究上。我的姐姐伊丽莎白在东方居住

了多年，现在同她的那位出版商丈夫以及三个孩子住在华盛顿。

本书所述事实与细节，凡与他们记忆不符之处，只要他们愿意，鄙人欢迎

指正。不过遗憾的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已于1958年中年夭折，时年37岁。

鉴于我曾对她的学术和个人品德方面有过错误的评价（如本书的前半部记述的

那样）。所以现在有必要阐述一下她所取得的成就。她在金氏学院实验室所从事

的X射线的研究工作越来越被认为是杰出的。区别DNA的A型和B型结构，

这项工作本身就足以使她赢得声誉。更为出色的是，她在1952年就曾运用帕特

森重叠法证明磷酸基团必定是在DNA分子的外部。其后，她转到贝纳尔实验

室，着手于烟草花叶病毒的研究。她的工作使我们关于TMV螺旋结构的定性

概念很快发展成一幅精确的定量图谱，从而确定了基本的螺旋参数，证实了核

糖核酸链处于从中心轴到外周的中间位置上。

因为我后来在美国任教，所以不象克里克那样能经常见到她。她常向克里

克请教，每当她干出什么漂亮的工作时，她也来征求克里克的意见，直到克里

克赞同她的推理后方才放心，我们之间过去不愉快的争执，那时已经忘得一干

二净。我与克里克都极为赞赏她那正直的品格和宽宏大量的秉性。只是在多年

之后，我们才逐渐理解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妇女。她为了取得科学界的承认进行

了长期的奋斗，而这个世界往往把妇女仅仅看作是研究工作之余的一种消遣玩

物。在她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垂危时，她没有叹息和抱怨。直到去世前的几个星

期，她还在不遗余力地从事着高水平的工作。富兰克林这种勇敢的精神和高贵

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