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西方人看中国电影 -- 尔雅

西方人看中国电影

　　　　　　　　　　　　　　．吴 迪．

　　作者：吴迪

　　我在国内教老外的时候，轻松自在，学生们能听懂我的话就不错了，没有功力跟我抬杠。上课时，他们都挺规矩，除了往我嘴里塞巧克力，往讲台上扔橘子之外，还没有太出格的地方。就算他们想出格，也找不着我―――一下课，我就开溜，不让他们占便宜跟我练口语。

　　这一次到瑞典，有三大不同，第一是语言能力不同。我讲的是《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选这门课的都是搞中国学的，他们都在中国呆过，少则三五年，多则七八年。汉语水平十分了得，个个都可以到中国的电视台上侃大山。除了某些发音有点怪，个别的方言口语需要用英文解释之外，一般交流毫无困难。交流是抬杠的本钱，这些家伙特别热爱抬杠。抬杠的原因千奇百怪，抬杠的范围无远弗届。你以为他们在中国呆过，应该了解中国，其实大谬不然。根据我的经验，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提的问题越古怪，抬杠捣蛋越拿手。这并不是说在中国呆得短的就不抬杠，他们也抬，不过集中在词语和常识方面。

　　第二是教学方式不同。在国内我站在前头，学生坐在下面，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讲。在这里，讲台只是摆设，黑板(其实是白板、用炭素笔)，基本不用。讲课的和听课的不分尊卑，围桌而坐。不管是谁，只要他想，就可以跑到前面去，像海德尔公园的政客一样发表演说，或者拿起炭素笔在白板上写写画画。这种教学方式打破了师生界限，使学生有了极大的自由。听课的可以吃东西，可以随时出去喝咖啡，可以把腿翘到桌子上，还可以坐到桌子上―――如果他愿意的话。

　　第三是学习目的不同。在国内老外们听课的目的高度一致―――学中文、练口语。到了这里，老外们的目的五花八门，有的是为拿学位挣学分，有的是想看电影，有的是想扩大知识面，有的是想出风头，发议论，显摆自己的无所不知。

　　下面介绍我的学生―――索菲娅、托马斯、费米和魏安妮。

　　索菲娅上高中时就开始学中文，一上东亚系就成了高材生，大学二年就被送到北大，一年后回隆德大学，拿下了中国学学士。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她是中戏小礼堂、电影学院的常客，什么实验话剧呀、独立电影呀，她不分良莠装了满脑袋。画家村、潘家园、秀水街也是她常去的地方，那些假画、文物赝品、廉价服装花了她不少冤枉钱。一到暑假，她就背着手提电脑，穿着牛仔装走南闯北，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欧洲女人事事不让须眉，索菲娅更甚，非但不让，还常常以女性主义自居，找机会向男权叫板。

　　至少从身高上讲，索菲娅有跟亚洲男人叫板的资格。北欧女人个子都很高，报载，挪威的女人平均身高一米六九。在隆德的街上，随处都可以遇到一米七以上的女人。我身高一米七五，索菲娅比我矮一厘米，可她一站起来，我就比她矮一截―――她穿着高跟鞋。在我的印象里，高女人没几个长得漂亮的，北欧女人证明这是个严重错误。索菲娅就是一个美女，金发碧眼，弯眉高鼻，白颈红唇，唯一的缺点是嘴大，比美国影星大嘴朱丽娅．罗伯茨还大。我估计，如果以葛优式的樱桃小嘴与她接吻，至少得横移三次才能全面接触。

　　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学中文。她字正腔圆地回答：“好玩。”中学的时候，她喜欢画画，人家告诉她，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幅画，于是她突发奇想―――学中文。直到现在，她还常把汉字当作画，画在手指甲上，画在圆领衫上，画在笔记本上。就人生观而言，她是个好玩主义者，王小波提倡“有趣”，她热爱“好玩”。她念博士是为了好玩，学中文是为了好玩，选修这门课也是为了好玩，上课捣蛋也是出于好玩。

　　说到捣蛋不能不提到托马斯，比起这位红头发的德国佬来，索菲娅只能算是小小巫。托马斯的捣蛋主要是为了显摆。他的显摆颇具韬略，上课伊始，沉默不语，冷静得像条黄瓜。翻翻本子，看看窗外，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或者在小黑本上记点什么，只是偶尔插上一两句无关痛痒的话。等到别人吵累了，他才慢吞吞地站起来，走到讲台前面，扶扶眼镜，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字，一边用炭素笔敲打着黑板，一边口沫四溅地发表惊世骇俗的演说。这家伙博闻强记，思维敏捷，辩才无碍，且中文极好，后者要归功于他的妻子―――一位台湾籍的女博士。托马斯的译作大部分是在她的帮助下完成的。

　　一般来讲，西方汉学界的男士们都要娶个中国太太，女士们都要找个中国先生，为的是随时可以增进他们的语言文化。换言之，洋人要想在汉学界混出个头脸来，就必须在婚姻上变成一个功利主义者，为专业而求偶，为语言而结婚，也就是说，他们嫁娶的不是人，而是语言文化。

　　据说，到瑞典之前，托马斯刚与他的太太离婚。据我推测，那位女同胞恐怕是受不了他的怪癖―――四处游走和吹毛求疵。东亚系的教授罗伯特告诉我，托马斯是个拖着书箱到处走的游方僧。他在台湾、新西兰、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波兰、意大利、英国、法国的大学里都教过书，教的课目五花八门，汉语、中国政治史、中国思想史、中苏外交史、现代亚洲政治、法国大革命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比较研究，等等。教得最多的是汉语。无论什么大学，他顶多干上两年就拖着书箱走人。我怀疑他有吉普赛血统，可他说，他是纯种亚利安人，证明是第三帝国时代，他的祖上经过了亲卫军严格的血统检查。这种证明并不能打消我的怀疑，因为亚利安人的典型体征是窄额宽肩，黄发碧眼，身材高大。托马斯除了眼睛靠点谱之外，其他三项―――毛发、肩宽、身高―――全不合亲卫队的标准。

　　就说毛发吧，托马斯长着一脑袋红头发，乍看上去像热带雨林一般密不透风，往上细瞧，“热带雨林”渐渐变成了“三北防护林”，越往上头发越稀薄，到了头顶处“防护林”几乎只剩下了“一棵树”。但是他的胡子毫不含糊，从上唇到下巴，从鬓角到喉结，密密扎扎，枝繁叶茂，带着卷，乱蓬蓬，纵横驰骋。如果不是锁骨拦着，恐怕一直要驰骋到肚脐眼。他很为自己的胡子自豪，说，只要把他的胡子染一染，人们就会把他当成马克思。可惜，他的眉毛却让人想到勃列日涅夫。据说，勃氏长着两道浓眉，而托马斯的眉毛除了颜色之外，跟勃氏一样，粗且浓，趴在前额上，像两株沙地柏。眉毛对胡子的背叛，使托马斯对勃氏颇多恶评。他给大家讲过一个苏联的政治笑话―――老师问学生，斯大林时代与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什么不同?学生答：勃列日涅夫把斯大林的胡子搬到了的自己前额上。托马斯认为，勃氏是二十世纪各国首脑中最爱虚荣的家伙，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他在五年内给自己颁发了三枚列宁勋章，临死前还出了一本小说集。

　　仅凭毛发的颜色，托马斯也不好算做亚利安人，何况他的肩膀并不比我宽，个子又比我矮一头，苏格兰的红发、亚洲人的肩膀、一米六六的身高居然自称是亚利安的后裔，我真怀疑希姆莱的亲卫队给他的先人开了后门。

　　托马斯比我矮一头，而我又比高大的瑞典人矮一头。可想而知，在瑞典人面前他只能是个“侏儒”。但是这位“侏儒”体形尚可，唯一的缺点是两臂过长。这让我想起了刘备―――当年，赵云在曹操的千军万马中单骑救主，杀死曹将五十余员。长坂桥下，赵云与主公刘备重逢，他把怀中的阿斗递给主公。刘备来了一句：“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将阿斗掷于地。赵云赶忙从地上抱起阿斗，感动得涕泗横流：“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其实，刘备不过是作秀―――他的胳臂特长，并没把阿斗摔着。可惜，托马斯的长臂在救儿子上派不上用场―――他根本就没有子嗣。

　　幸亏没有子嗣，要不然，谬种流传，世界上又会多出几个吹毛求疵的家伙。托马斯的问题常常是挑衅―――“毛泽东说，人天天要洗脸，中国人为什么从来不给心灵洗脸?”“你把知识分子分四种，迎合的，反抗的，变通的，往上爬的，你算哪一种?”“发达国家的电影都分级，你们连分级都没有，怎么能说走向了世界?”上课的时候，他经常这样吹毛求疵。关于后一个问题，我回答他：“分级并不是走向世界的唯一标准。中国的电影管理有自己的特色。”他马上反驳：“你所说的特色其实就是思想管制!”说这话的时候，托马斯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我发现，他的鼻头也是红的，而眼睛却是绿色的。这又让我想起了孙悟空。看看他的那件豹斑外衣，我更加确信这个比喻极其贴切。此兄要是演那个孙猴子，基本不用化妆。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他不离手的小本本换成金箍棒。他手里总是拿着一个小本本，时不时打开，记点什么。这个小本本里面什么都有，每当托马斯跟谁辩论的时候，都要打开他的小本本，而且只要一翻开，就会出语惊人。

　　我翻过他的小本本，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蟹形文字，除了一些阿拉伯数字之外，我什么也看不懂。托马斯有好多小本本，外观都一样，黑皮、硬壳。这些本本证明他的学问。此公的学问极其庞杂，有时候，好像他什么都知道，精细得让你吃惊；有时，他又似乎缺少常识，在基本问题上跟你抬杠。他是个多血质的人，一抬起杠来就不管不顾，简直像个疯子，全无学者风度。据说，文革中，钱钟书为了保护太太杨绛女士，也曾不管不顾，居然向革命派邻居挥起了老拳。因此，我也不太嗔怪这位老兄。但是我有点为他可惜―――如果他像钱钟书那样专攻某一学科，其著作不会亚于《谈艺录》《管锥编》。

　　这个狂人出生在西德慕尼黑，青年时代受文革影响，向往社会主义，想到中国学汉语，正赶上多事的1975，他等不及了，跑到台湾学了两年，又转到大陆学了三年。学成回国，一边教德国人汉语，一边拿博士学位。因为博士论文是中苏关系，于是跑到了苏联学俄语，学会了也待烦了，在东欧转了一年之后，重新投入资本主义怀抱，到了美国。在美国转了一年半，才回来做博士论文，做了半截，觉得有问题，又跑到中国，两年之后回德，拿下博士学位后就满世界转悠。

　　费米上课时喜欢往嘴里扔口香糖，经常跑出去喝免费咖啡，还时不时地把椅子拉到离桌子老远的地方，把大腿翘到二腿上。据我观察，他之所以不断地吃口香糖、喝咖啡，是为了缓解烟瘾―――瑞典不允许在建筑物里吸烟，下课的时候，学生们常跑到楼门口吸烟，费米是其中的常客。把椅子拉远，是因为他身高两米，一双长腿放在桌子底下不舒服。中国人喜欢高个，可费米不喜欢。他解释说，高个在体育上才有用处，在学术界不但没用反而有害。为什么呢？因为搞学术比的不是体力和技巧，而是比活得长短。同一个专业，你活得长，把同辈同行全熬死了，你就是这个行当里的权威，比如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中文评委马悦然就是一个例子。上帝是公平的，并不因为你长得高而给你一个格外坚强的心脏。在心脏条件同样的情况下，高个的心脏负担重，容易早死，矮个就占了便宜。他还把这个歪论推而广之，他认为，如果毛泽东的个子与邓小平换一下，那么中国历史就会改变，我和他的命运也会随之改变―――我不会到瑞典，他也不会对中国传媒，尤其是中国电影情有独钟。

　　说这话的时候，我们俩正在楼外的草地上，他抽着烟，我嚼着他的口香糖，微风吹着他椒盐色的头发，他眯起灰眼睛，深情地回忆起中国电影。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女演员李秀明对他的影响―――他父亲是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外交官，他的一家也就跟着他老爸在越南、日本、中国、韩国、印尼转悠。小时候他在越南，他现在能说越语。后来，他老爸调到日本，他又学会了日语；再后来到了中国，他又学会了汉语。有一天，他父亲带着他去看《春苗》，演田春苗的李秀明把他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从此成了李秀明的追星族。可是，这个“星”一闪而逝。1984年他到上海学中文，拿着相机跑上影厂找李秀明。人家告诉他，《春苗》是“阴谋电影”，李秀明被怀疑是“四人帮”的人，现在没人再敢请她演电影了。这个事对他刺激很大，使他决心研究中国电影。可是，瑞典大学里没有中国电影这门课，更没有相关学位。他只好转到中国学，把包括电影的中国传媒当作他的主攻方向。

　　说到这儿，我请他说几个中国女演员的名字，他一口气数出李秀明、秦怡、上官云珠、白杨、陈冲、巩俐、刘晓庆等一大堆女明星的名字。我问他是否打算娶个中国演员做太太。他的脸红了，说：“虽然我现在与一个日本女人同居，但是如果有一个中国女演员愿意嫁给我，我会马上跟她拜拜。”他又点了一支烟，猛抽了一口，不好意思地说：“可是，我怕中国女人嫌我个子太高。柱子(那个与他同居的日本女人)老说我白长了这么一个大个。”

　　魏安妮是我在教堂认识的，那时我刚到瑞典，想练练听力，听说教堂的讲解员讲英文，就跑了去。那天是周末，教堂门口挤着一群外国游客，我跟着他们一块进去，一位身材适中，相貌平平的青年女性迎了过来，很礼貌地用英文问：“请问，你们是否需要我来讲解?你们想听哪种语言?”游客们要求用西班牙语，我听不懂，只好独自在大厅里转悠。转了将近一个小时，觉得实在无聊，正要从侧门出去，后面有人说话：“我能够为你做点什么?”原来是那个讲解员，她把西班牙游客送走了，要专门为我服务。我当时感动得浑身发热，不知所措，傻子似地跟着她，从正厅走到侧厅，从地上走到地下。由于太感动了，加上我对她讲的宗教人物和圣经故事一无所知，所以，我真正听懂的只有一句―――“谢谢光临，再见。”她肯定以为我都听懂了，因为我不断地点头，不断“呀呀呀”地应承。

　　以后去教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遇到的是别的讲解员，如果是她值班，我就逃之夭夭。因为我担心她问我：“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听懂了吗?”逃了第二次之后，我觉得自己很好笑：你这是干什么呢?是你的“面子”重要，还是学英语重要?想通之后，还给自己编了几句英语：“我其实没听懂你的讲解，想再来听听，请你讲慢一点。”可是，等我鼓足勇气进了教堂之后，却再也见不到她了。就这样，我在教堂里转了半个多月，终于大体听懂了讲解员的讲解。听懂之后，我就赶紧想别的办法学英文。想来想去，想到了贴广告―――这里的广告事业非常发达，大学的各个教学楼里都有广告栏，上面贴着五花八门的自制广告，买卖自行车的，买卖家具、电器的，寻找异性朋友的，结伴到欧洲旅行的，求租房子的……我贴了一个交换语言的广告，第三天有个女人给我打电话，她在电话里轮番用英文和中文介绍自己：“我叫魏安妮，想跟你交换语言。你是中国人吗?会说普通话吗?下周一下午两点钟在我家里见面好吗?我的家就在教堂后面从左数第二条街上，一座三层楼，门前有两个狮子，石头做的，不吃人。我从中国带回来的。”

　　那两个石狮子其实只有拳头大小，一边一个蹲在两个水泥门柱上.我刚想按门铃，一条黑色的大狗狂吠着从小楼后面奔过来，我吓得一下子蹿到马路对面。小楼的门开了，一位女士跑了出来，喝住那条狗，打开院门。我还是不敢进去，直到她拉住狗脖子上的皮项圈。进了院门，我们俩黑眼对灰眼看了一会儿，“哈哈哈”，一齐大笑―――原来是你!我们在教堂见过。

　　她把我领进客厅，让我坐，问我喝什么。然后一边倒茶一边用英文自我介绍：“我叫魏安妮，正在念中国学博士。”

　　“那你为什么在教堂工作?”

　　“因为我是教堂唱诗班的，教堂的讲解员病了，我替她。”

　　这时候，我才有心情观察她的长相。她长得有点像《罗丹的情人》里面的女主角阿黛尔，只可惜脸比阿黛尔长，鼻子、眼睛都比她大，下巴有点翘，鼻子附近还有些雀斑。这样一来，她的相貌就从漂亮变成了不漂亮。另外，她的身上没有任何装饰―――耳朵上没有耳环，连孔都没有，眉毛好像也没修过，淡得像没有一样。手指甲上没有涂油，如果你说她是修女，我肯定信。

　　盯住女人使劲看可不太好。所以我赶紧收心敛性，跟她谈正事―――交换语言。我建议，我用英文，她用中文作一下自我介绍。介绍完了，我不得不承认，她的中文比我的英文好。不过，她的发音有点怪，跟所有的老外一样，主要问题出在四声上。“我在中国学习过五年，成都二年，广州三年。”这句话让她一说就成了：“窝载中果靴习过屋碾，成堵二碾，光咒三碾。”所以，我的任务就是纠正她的发音，而她的任务就是跟我说日常英语。要命的是，她说的英文是瑞典味的，我越努力，越刻苦，练得越多，就离地道的英语越远。一旦跟英、美、加拿大人说话，还是像二傻子一样。等我意识到这种交换语言对我是不公平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有一次开国际会议，一个老美恭维我：“对不起，你的瑞典英文我听不太懂。”

　　魏安妮出身书香门第，从她的父母到祖父母，到祖父母之祖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她从小就在书堆里长大，读书是她的最大乐趣。她的家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书―――整整一层楼，所有的房间里全是高至天花板的书架，有两间屋子的书架不是靠墙而立，而是一个紧挨一个，书架是钢铁之躯，下面装着轨道和轮子，要想移开必须摇动书架侧面的不锈钢摇把。在这书海里徜徉，我不禁想起李泽厚的名言：天下已经有了这么多书，我何必再添它一本两本？我把这个感想告诉魏安妮，她惊讶地眨巴着灰眼睛反问我：“如果不写书，活着干什么呢?”

　　在她看来，人生除了读书做学问，念博士当教授，授道解惑，著书立说之外，没有别的可为。跟这个书呆子在一块你也休想谈别的。有趣的是，这个呆子不但是个素食主义者，而且是个“环境保护主义”的忠实信奉者。她不抽烟、不喝酒、不用塑料袋、不穿化纤制品、在城里不乘汽车，五公里之内步行，五公里之外或骑车，或滑旱冰。她滑旱冰的技术相当高超，可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自如。滑旱冰上学在我看来是个奇观，而在瑞典则是大众文化。

　　如果说，索菲娅上课捣蛋是为了好玩，托马斯上课捣蛋是为了出风头，那么魏安妮则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我这么说似乎太严肃，太正经，这年头，一旦正经八百说出来的话就没有几个人信。不信很正常，刚开始我也不信。后来跟她深谈了几次，又读了她的作业才慢慢相信了这一点。我对此双手赞成。但是，她的渴望和追求对我来说是个头疼的事。她的问题常常涉及到别的专业或学科，比如，你讲的是《孔繁森》，可她突然把话题扯到社会统计学上去，告诉你，电影里叫孔书记的82人次，叫孔市长的19人次。你讲《混在北京》，她却想起了中国社会的管理系统，还要进行苏联与东欧的比较。这种离题万里的追求，弄得我哭笑不得。

　　这“四大金刚”，使我的课堂变成了奇谈怪论的集装箱，刀光剑影的辩论场，他们破坏了课堂秩序，打乱了教学计划，让我捉襟见肘，穷于应付。我能坚持下来，全凭出国之前自订的“三个坚持”―――坚持挣到最后一个克朗，以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坚持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坚持宽容宽和宽松的心态，表面上接受一切对中国文化，主要是中国电影的正确批评。

一）焦裕禄：要继承人家的遗产？

这一次到瑞典，情况大不一样。第一，我的学生都是在中国学的硕、博士，

还有两位博士后，外加一个汉学家。这些人都在中国呆过，少则两三年，多则十

几年，虽然交流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们对中国的事处在糊涂与明白之间，这

种状态最容易胡搅蛮缠。第二，他们知道我的住处和电话，有事没事都要找我。

虽然下课时挺哥们――请我喝酒、跳舞、侃大山。可一到课堂上就跟我捣蛋，尤

其是当他们看完中国的英模电影之后，更喜欢胡说八道。我不断地告诫自己，一

定要坚持和风细雨，双百方针，可他们并不领情，没完没了地挑衅，提出的问题

不是浅陋无知，就是匪夷所思。我的本意是让他们通过中国的主旋律，了解中国

的主流文化，进而争取感化他们，万一培养出几个“国际友人”、“中国人民的

老朋友”，也算是为国为民贡献了绵薄。没想到，一开课就陷在胡说八道和胡搅

蛮缠之中。

　　《焦裕禄》刚放完，汉学家托马斯，扬起一脸毛绒绒的红胡子，首先发难：

“焦裕禄是不是想继承那家老贫农的遗产？”我有点发蒙：“你……是不是没看

懂？”托马斯的脸腾地变得通红，一直红到脖根，红脸、红脖加红胡子，模样煞

是好看。

　　他一言不发，站起来，径自走到录像机旁边，倒出“继承遗产”那一段，按

了一下ＰＬＡＹ。

　　电视里放出了影片中最感人的一段――大雪纷飞，黄沙路上，李雪健扮演的

焦书记拉车，几人推车，车上装着救济粮。寒风挟着雪片打在人们的脸上。河南

民歌《共产党是咱好领头》响起，歌手（据说就是李雪健）为这一行人的爱民行

为拼命地吼唱着。

　　雪花飘飘，洒遍一身还满。焦裕禄推开一农家院的破栅栏门，通讯员小赵扛

着粮袋跟在后面，两人踏着厚厚的雪来到一间破土房前。

　　破土房的门被推开，焦裕禄和小赵出现在门口。屋里的一对老夫妇，老头躺

在炕上，老太婆站在地上，惊诧地看着这两位不速之客。

　　焦来到炕前，坐在老头身边：“大爷，您的病咋样呀？快过年了，我们给您

送点粮食和钱来，您们先用着。”说着，掏出钱放到老太婆手里：“大娘，这是

二十块钱。”

　　老太婆感动得喃喃自语：“这可怎么好呀！”躺在破棉絮中的老头双手抱拳，

不胜感激。

　　小赵扶起老头，老头强睁开昏花的老眼，看着焦裕禄：“你，你是谁呀？”

焦裕禄拉着他的手：“我是您的儿子！是毛主席派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老人

的胡子颤动着，泪水涔涔下。

　　老太婆伸出手，顺着焦裕禄的头上往下摸索，帽子、围脖、棉衣：“感谢毛

主席……给我们派来了这样的好儿子！”那粗犷的民歌配合着画面将电影推上高

潮。

　　托马斯关上录像机，像个角斗士，盯着我：“这个电影我在中山大学时就看

过。请问，焦裕禄是不是那两个老人的儿子？”“当然不是。”“既然不是，他

为什么要说是？”“因为……因为他想向他们表示亲近，这是中国的习惯。”我

随口答道。

　　“如果我想向你――吴迪教授――表示亲近，就应该说，我是你的儿子吗？”

托马斯右腿向前一步，左膝弯曲，假模假势地给我鞠了一躬：“Ｆａｔｈｅｒ大

人。”他的滑稽动作引起一阵哄笑，教室里开了锅，穿着肚脐装的苏飞娅居然坐

到了桌子上，那肚脐就像只没有睫毛的独眼，偷偷地瞧着我。

　　我有点走神：“不不，只有晚辈在长辈面前才能用这种方式表示亲近。你我

年纪差不多，我当不了你爸爸。”托马斯似乎一定要当我儿子：“周恩来到邢台

慰问，他对一个老人也是这么说的：‘我是您的儿子。’周恩来出生于１８９８

年３月５日，邢台地震那年是１９６４年，周恩来６６岁，那老人顶多７０岁。

他们是同辈，周恩来为什么要做一个同辈的儿子？”

　 本想大鸣大放，这家伙却给鼻子上脸。我赶紧收回心思，转守为攻：“照你

的逻辑，只要说是人家的儿子，就是要继承人家的遗产。那么周恩来想继承那个

老人的遗产吗？不用说，那个受灾的老人根本没了财产，就算是有，一个国家总

理能为了那几间破房去当人家的儿子吗？不管是邢台的难民，还是兰考的灾民，

都是一种符号，它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周总理和焦书记的意思是――我是中国人

民的儿子。邓小平不是也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吗？他继承了什么遗产？”托马

斯有点窘，脸由红而白。

　　苏飞娅说话了：“中国的传媒把当官的说成了父母官，官僚们也这样认为。

请问，父母官是什么意思？”“父母官的意思是，当官的要像父母对儿女一样，

负责他们的吃饭和穿衣。这是封建时代的说法。”苏飞娅指了指她周围的几个人：

“我们认为焦裕禄是父母官，至少老百姓是这样认为的。”“根据呢？”苏飞娅

示意魏安妮。

　　魏安妮翻开笔记本，上面是她用左手竖着写的一堆密密麻麻的蟹行文。在下

面看片子时，她显然对这一点十分留意，积累了不少证据。

　　她的汉语不太好，像小学生念书一样：“第一，焦带着通讯员下乡，路上碰

见了一群干部正在打一个青年农民，那青年农民被绑着。焦裕禄问怎么回事，干

部说，那个农民偷了队里的红薯。焦裕禄问农民为什么偷，他说，家里的娃娃没

吃的，快饿死了。焦命令干部给农民松绑，干部问焦是什么人。小赵告诉他们：

这是新来的县委书记。干部们害怕了，给那农民松了绑。那农民跪下，给焦磕头，

说他是‘青天大老爷’。这句话他喊了三遍。”苏飞娅嫌魏安妮念得太慢，一把

拿过她的笔记本：“第二，所有的兰考人，除了那个吴县长，都把焦看成是父母

官，他们总是排着队，或者聚成一大群，为焦送行，替焦说话。像对待一个伟大

的传教士。”二米高的费米，专门研究中国传媒的博士后，接过了苏飞娅的话头：

“９１年，我在北京，读过李雪健的创作谈。”他把面前的手提电脑转了一个一

百八十度，让屏幕对着讲台。

　　“这是李雪健的原话，发表在贵国１９９１年第三期《电影艺术》第５５至

５６页上，题目是《用心去拼戏》。请中国教授给大家念一念。”我暗暗吃惊――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东亚系藏龙卧虎，居然还有李雪健的追星族。我做了一个“请”

的手势：“Please read it by yourself. We can understand your Sichuan

common speech.（还是你自己来吧，你的四川普通话大家都能听得懂。）”费米

转过电脑，板起面孔，拿出一副宣读论文的架势：“李雪健是这样说的：‘焦裕

禄是个县委书记，我没有当过书记，但我当过爹，有妻儿老小，……我把焦裕禄

作为一县之长的感觉是缩小至家，找到一家之长的感觉再扩展，根据片子的需要

去贴近作为书记的焦裕禄，……面对那么多人没有吃的，逃荒、生病，他是非常

紧迫、忧苦、着急的……他那份着急跟任何一个一家之长看到自己的妻儿老小整

天吃不饱时是一样的。’”念完了，费米往嘴里扔了一块口香糖，边嚼边发表评

论：“我认为，中国就像个大家庭，中央第一把手是最高的家长，下面的省长、

市长、县长都是本地区的大大小小的家长。这就是贵国所说的‘中国特色’。李

雪健认为他能把焦裕禄演活了，就是因为他找到了当家长的感觉。”这在中国不

过老生常谈，不过一个北欧人能认识到这一点，也算得上道行不浅。

　　同伴的发言给托马斯提供了弹药给养，他又跳出来：“家长就是父母，焦既

然是老百姓的父母，那么老百姓就是他的儿女，为什么他又要做自己儿女的儿子？”

问题提得尖锐凶狠而且阴险恶毒，考虑到引蛇出洞，我示意他接着放毒。

　　“雷锋是中国人民吗？”“是。”“焦裕禄呢？”“也是。”“雷锋说，党

是他的母亲。毛主席号召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焦裕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因此，

他也肯定会把党当做母亲。而他们都属于中国人民，也就是说，大多数中国人都

把党看做母亲的。可是焦裕禄却要做人民的儿子，也就是说，焦裕禄有两个母亲，

一个是党，一个是中国人民。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他却说，他是中国人

民的儿子。也就是说，这个母亲变成了那位母亲的儿子。这是怎么回事？”托马

斯扬起红胡子，得意扬扬地看着我。

　　我拍拍红胡子的肩膀：“托马斯，你用的是形式逻辑，中国人用的是辩证逻

辑。如果你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先补上这一课。”

上课那天，托马斯不在。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只要没有他添乱，别人都好对

　　付。要是这堂课上，谁敢再提"焦裕禄是否要继承老贫家的遗产"一类的问题，我

　　就请他看三遍《红河谷》。

　　　　正想着，门开了，罗伯特端着一杯咖啡进来了："我来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在

　　没开始之前，当一回中国教授的小学生，允许吗？"

　　　　"欢迎系领导光临指导。"

　　　　罗伯特朝我点点头，坐在托马斯的位置上。

　　　　这位罗伯特教授以研究..文件版本闻名，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见过他。此公

　　在文革研究领域造诣精深，声望日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记忆超群，长脑瓜就像计

　　算机，两只灰眼睛就像高清晰度的扫描仪，他对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年间的..中

　　央文件烂熟于心，随便你提出哪一篇，他都能马上告诉你文件的编号、主要内容、

　　有几个版本以及毛主席在上面的批示。他还有一大爱好--专门研究人家不研究的

　　问题。在那次会上，他提交的论文是《文革与江青更年期的变态心理》。他来听课

　　，我大大欢迎--他的特长在我这里成了特短--他从来不看新时期电影。

　　　　我们围桌而坐，索菲娅换了衣服，肚脐装改成了Ｔ恤衬。魏安妮还是一身休闲

　　，费米穿着一件圆领衬，两只胳膊抱在胸前，看着他的电脑。

　　　　"你们都看了吗？有什么感想？"我问。

　　　　索菲娅："我和魏安妮一起看的，我们都不明白，孔繁森总是对他的司机和秘

　　书说'你嫂子'--你嫂子在电话里哭了没有？你嫂子在拉萨不会有事吧？……。

　　这里的'你嫂子'指的是谁？是什么意思？"

　　　　Ｔ恤盖住了她的肚脐，我的思路敏捷多了："'你嫂子'的意思就是'我老婆

　　'。这是孔繁森跟别人称呼自己的妻子。同样的道理，孔繁森的妻子如果对别人说

　　'你大哥'，她的意思就是'我丈夫'。这类称呼在中国北方农村很普遍，它表明

　　了谈话者之间的亲近关系。"

　　　　索菲娅困惑地扬起黄眉毛："亲近关系？什么样的关系？能举个例子吗？"

　　　　"手足关系，也就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孔繁森这样说的前提是，他的司机和秘

　　书是他的弟弟，当然这种兄弟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

　　　　费米来了兴致，放下二郎腿，身体前倾："没有血缘关系，不是就成了梁山好

　　汉吗？我去过山东，看过断金台，《水浒传》里一共有一百零八个好汉，他们都是

　　兄弟。就像《三国演义》里面的刘、关、张一样，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

　　同月同日死。"

　　　　"请注意，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用阶级方法分析问题。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４日，

　　毛泽东同北大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

　　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毛主

　　席他老人家说的很清楚，梁山泊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宋江搞的是修

　　正主义，李逵是继续革命派。这与他们的出身有关，宋江是科级干部，是政府官员

　　，他的屁股最后还是要坐在统治阶级一边，李逵是贫下中农，家里只有一个瞎眼的

　　老妈，他属于被统治阶级，所以他的屁股就要坐到革命派一边。"罗伯特不失时机

　　地炫耀了一下他的幽默感和记忆力。

　　　　费米对罗伯特的引经据典毫无兴趣："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领导愿意与

　　被领导--司机、秘书结成兄弟？他们不是同志吗？同志变成了兄弟，这是进步还

　　是退步？"

　　　　你看看，刚走一个不省油的灯，就又出来一个。不用托马斯费心培养，费米就

　　成了接班人。

　　　　我想了想："这跟进步退步没有关系，它只能说明，经过改革开放，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变得更亲近了。"

　　　　费米不依不饶："旧中国人与人之间常常称兄道弟，尤其是国民党队伍里，《

　　南征北战》里面有一句著名的台词：'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那时候并

　　没有改革开放，为什么人与人的关系也很亲近？难道同志不更亲近吗？不止一位中

　　国诗人，在诗里歌颂'同志'。"

　　　　"这可能是孔繁森先生的个人习惯。"这句苍白无力的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

　　--这根本不是个人习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性的群体认同。我从首都机场上飞机

　　的时候，箱子超重了三公斤，当时我说了一句："小兄弟，帮帮忙。这是我第一次

　　出国，不知道，下次保证不超。"那位工作人员挥了挥手，让我过去了。要是我管

　　他叫"同志"，他肯定会认为我是从那个山沟里钻出来的乡巴佬，非罚我不可。

　　　　幸亏罗伯特救了我："我看，称呼的改变，说明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多元

　　的社会。"

　　　　费米耸了耸肩，往嘴里扔了一块口香糖。

　　　　索菲娅却来劲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孔说'你嫂子'就意味着他老婆？假如

　　听话的人也有嫂子，不是会发生误会吗？"

　　　　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解释："不管听话的人有没有嫂子，他们都不会产生误会。

　　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语言环境。"

　　　　魏安妮站起来："汉语里有谦称、有敬称、还有爱称，请问，你嫂子，你大哥

　　这种称呼属于哪一种？"我被问住了："这种称呼既不是谦称，也不是敬称，更不

　　是爱称，它们只能算是……昵称--表示亲密的称呼。"

　　　　魏安妮："我可以用它们跟中国人聊天吗？"

　　　　"可以。"话虽这么说，可是一想到这些老外一口一个你大哥、你嫂子地跟国

　　人聊天，我的后脊梁就一阵阵发冷。

　　　　费米停止了嚼口香糖："孔对司机、对秘书长说你嫂子，也就是说，他是他们

　　的大哥。作为地委书记，他是不是违反了党的纪律？"

　　　　我疑惑地看着他："你是不是认为他只能叫他们小张老李或者是同志？"

　　　　费米："我认为这里面有一种不平等--他可以随便叫别人，可是人家都得叫

　　他孔市长、孔书记。魏安妮，你的统计数字呢？"

　　　　魏安妮早有准备，翻开笔记本："根据我的统计，在这部影片中，人们叫孔市

　　长１９次，叫孔书记８２次。这个统计数字的误差不超过正负２。"

　　　　她举起笔记本转身朝着同学们，笔记本上画着四个表格，每个表格最上面的一

　　行都填写着官衔--市长、书记、秘书长、主任、乡长、局长，下面是统计数字，

　　最下面一行是总数。

　　　　没见过这么看电影的。

　　　　她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我学过社会语言学，我的目的是要通过统计数字，

　　从电影里面看出中国社会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我指着她的本子："通过你的统计，你得出了什么结论？"

　　　　魏安妮扶扶眼镜："我的结论是，在中国，上级可以随便叫下级，叫他们的名

　　字，叫他们的姓，甚至跟他们称兄道弟，但是下级不能随便叫上级，他们必须在上

　　级的姓后面加上市长、书记、局长、主任等官衔。我认为，这种语言学现象表明，

　　中国是一个等级十分严格的国家。"

　　　　嘿，这个小丫头还真有一套。我好奇地问："《孔繁森》你看了几遍？"

　　　　她张开两手，伸开五指："十遍。"

　　　　突然，罗伯特发话了："我建议你再看十遍。"

　　　　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吓了一跳。

　　　　罗伯特："再看十遍的意义是，弄清楚叫孔书记的人属于党内还是党外，也就

　　是说，是藏族老太太这样叫他，还是地委领导班子这样叫他。"

　　　　魏安妮："这有什么区别吗？"

　　　　罗伯特："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１６９人，候补中英委员１１２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

　　出席了会议。会议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

　　　　罗伯特又得到了一次卖弄党史知识的机会。

　　　　魏安妮："你是说……。"

　　　　罗伯特："我是说，按照..中央文件，阿里地委领导班子应该管孔叫同志，

　　而不能叫他的官衔。而老百姓只能叫他书记。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该叫什么好。

　　因此，你还需要再做一番统计，看看有多少人违反了党纪。"

　　　　魏安妮："这并不难，但是，这不是我想研究的问题。"

　　　　罗伯特："如果你嫂子她丈夫，也就是你大哥要求你这样做呢？"

　　　　魏安妮糊涂了："谁？谁要求我这样做？"

　　　　罗伯特指着自己的高鼻子。

　　　　教室里沉静了几秒钟，随即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只有我

　　无动于衷。

　　　　笑声中，托马斯悄悄地溜进来，坐在费米的旁边，奇怪地看着他的同学们。

　　　　费米收住笑，拍拍托马斯的肩膀："你有嫂子吗？"

　　　　托马斯诧异地摇摇头。

　　　　费米："现在你有了一个--我老婆。"

　　　　托马斯对这样的玩笑没有丝毫兴趣，他不紧不慢地打开他的黑本本，一字一顿

　　地："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孔繁森不说藏语，而只说他的家乡话。"

　　　　大家都被问呆了。

　　　　托马斯接着说："贵国的顺治皇帝为了迎接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提前一年学习

　　藏语。我不知道皇帝先生的藏语学的怎么样，但他的态度是诚恳的。孔繁森受藏民

　　欢迎，不仅仅因为他为那里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说明他的藏语水平一定很高，足

　　以跟当地人交流。可是导演一方面让他高唱藏歌，另一方面，又让他大讲山东话。

　　这难道不是态度问题吗？"

　　　　托马斯扶扶眼镜，合上本子，拿出录像带，来到录象机前--他肯定又发现了

　　什么。我看着他倒带子，心想，这家伙不如改行当编剧，专编"继承遗产"一类的

　　荒诞故事。

　　　　托马斯终于找到了他想说事的那一段。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大雪铺地，一只黑色的帐篷在风中颤抖。

　　　　孔繁森进门，一缕阳光射进屋里。

　　　　孔：老人家，老人家，大妈。一只水壶冒着微弱的热气。

　　　　藏族老太太认出来是孔书记，扔掉怀中的小羊，从床上滚下，爬过去，倒在孔

　　繁森的怀里，大声呜咽起来。

　　　　孔抱着老太太，慢慢地蹲下。

　　　　铜制的酥油灯，微微跳动的火苗。

　　　　孔站起，一张空荡荡的床。老太太的哭诉声。

　　　　孔坐在空床上，抽泣起来，地上，那双又脏又破的解放鞋再一次提醒人们：那

　　个生病的藏族老太太曲珍已经去世。

　　　　老太太伏在孔膝上哭泣。

　　　　那只小羊羔站在地上，抖动身体，叫了一声："咩。"

　　　　孔背起老太太，走出帐篷。

　　　　厚厚的积雪，趟雪的脚，背上的老太太。

　　　　孔将老太太扶坐到马上，脱下皮大衣，给她披上。

　　　　老太太抽泣着，从脖子上摘下一串佛珠，挂在孔的脖子上。

　　　　托马斯抓起炭素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串大写英文--ＭＯ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ＥＴＯＰＨＯＲ。

　　　　我认大写的英文特别慢，总得在心里把它们变成小写，才知道是什么。我刚认

　　出"蒙太奇"，托马斯就翘着红胡子，演讲开来："这是电影学的专用名词。翻译

　　成中文就是……隐，隐，隐……"

　　　　他找不到对应的词，有点尴尬，幸亏魏安妮把"快译通"递过去，他获救似地

　　叫起来："对对，隐喻！隐喻！这是一组蒙太奇，用隐喻方法表现的蒙太奇！孔繁

　　森与藏族老太太的关系，就是人与小羊羔的关系。它告诉人们--一方是拯救者，

　　另一方是被拯救者。一方是上帝，另一方是羊羔！"

　　　　托马斯气势汹汹地看着我，好象我是三Ｋ党。

　　　　教室里一片沉寂，人们兴致勃勃地看着我。

　　　　事情明摆着，托马斯要报上节课的一箭之仇。

　　　　要命的是，这个挑衅者在这一点上还真不外行。看来，他根本没去学辩证法，

　　而是琢磨蒙太奇去了。

　　　　我有点后悔--怎么给他们看这部片子！这不是给我添堵，给国产片抹黑吗？

　　不行，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罗伯特给我解围："托马斯，这是个敏感的问题，……"

　　　　托马斯轻蔑地看了罗伯特一眼："这是教室，不是外交部。我们谈的是艺术，

　　不是宣传。我请中国教授回答问题，没请你来替他说话。"

　　　　罗伯特耸了耸肩膀。

　　　　我看着这位"后红卫兵"："我不谈它，是因为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不错，

　　这个段落是隐喻蒙太奇。但它并不是表现民族关系，而是表现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孔繁森代表政府，藏族老太太代表人民，那个羊羔隐喻的是人民。这并非中国人

　　的首创，《圣经》里早就这样说了。任何政府都是人民的选择，美利坚是美国人民

　　的选择，斯大林主义是苏联人民的选择，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不也是贵国同胞的选择

　　吗？"托马斯眨巴着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

• 巧克力“事件”
• 这可不是套词呀，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