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西方人看中国电影 -- 尔雅

西方人看中国电影

　　　　　　　　　　　　　　．吴 迪．

　　作者：吴迪

　　我在国内教老外的时候，轻松自在，学生们能听懂我的话就不错了，没有功力跟我抬杠。上课时，他们都挺规矩，除了往我嘴里塞巧克力，往讲台上扔橘子之外，还没有太出格的地方。就算他们想出格，也找不着我―――一下课，我就开溜，不让他们占便宜跟我练口语。

　　这一次到瑞典，有三大不同，第一是语言能力不同。我讲的是《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选这门课的都是搞中国学的，他们都在中国呆过，少则三五年，多则七八年。汉语水平十分了得，个个都可以到中国的电视台上侃大山。除了某些发音有点怪，个别的方言口语需要用英文解释之外，一般交流毫无困难。交流是抬杠的本钱，这些家伙特别热爱抬杠。抬杠的原因千奇百怪，抬杠的范围无远弗届。你以为他们在中国呆过，应该了解中国，其实大谬不然。根据我的经验，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提的问题越古怪，抬杠捣蛋越拿手。这并不是说在中国呆得短的就不抬杠，他们也抬，不过集中在词语和常识方面。

　　第二是教学方式不同。在国内我站在前头，学生坐在下面，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讲。在这里，讲台只是摆设，黑板(其实是白板、用炭素笔)，基本不用。讲课的和听课的不分尊卑，围桌而坐。不管是谁，只要他想，就可以跑到前面去，像海德尔公园的政客一样发表演说，或者拿起炭素笔在白板上写写画画。这种教学方式打破了师生界限，使学生有了极大的自由。听课的可以吃东西，可以随时出去喝咖啡，可以把腿翘到桌子上，还可以坐到桌子上―――如果他愿意的话。

　　第三是学习目的不同。在国内老外们听课的目的高度一致―――学中文、练口语。到了这里，老外们的目的五花八门，有的是为拿学位挣学分，有的是想看电影，有的是想扩大知识面，有的是想出风头，发议论，显摆自己的无所不知。

　　下面介绍我的学生―――索菲娅、托马斯、费米和魏安妮。

　　索菲娅上高中时就开始学中文，一上东亚系就成了高材生，大学二年就被送到北大，一年后回隆德大学，拿下了中国学学士。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她是中戏小礼堂、电影学院的常客，什么实验话剧呀、独立电影呀，她不分良莠装了满脑袋。画家村、潘家园、秀水街也是她常去的地方，那些假画、文物赝品、廉价服装花了她不少冤枉钱。一到暑假，她就背着手提电脑，穿着牛仔装走南闯北，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欧洲女人事事不让须眉，索菲娅更甚，非但不让，还常常以女性主义自居，找机会向男权叫板。

　　至少从身高上讲，索菲娅有跟亚洲男人叫板的资格。北欧女人个子都很高，报载，挪威的女人平均身高一米六九。在隆德的街上，随处都可以遇到一米七以上的女人。我身高一米七五，索菲娅比我矮一厘米，可她一站起来，我就比她矮一截―――她穿着高跟鞋。在我的印象里，高女人没几个长得漂亮的，北欧女人证明这是个严重错误。索菲娅就是一个美女，金发碧眼，弯眉高鼻，白颈红唇，唯一的缺点是嘴大，比美国影星大嘴朱丽娅．罗伯茨还大。我估计，如果以葛优式的樱桃小嘴与她接吻，至少得横移三次才能全面接触。

　　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学中文。她字正腔圆地回答：“好玩。”中学的时候，她喜欢画画，人家告诉她，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幅画，于是她突发奇想―――学中文。直到现在，她还常把汉字当作画，画在手指甲上，画在圆领衫上，画在笔记本上。就人生观而言，她是个好玩主义者，王小波提倡“有趣”，她热爱“好玩”。她念博士是为了好玩，学中文是为了好玩，选修这门课也是为了好玩，上课捣蛋也是出于好玩。

　　说到捣蛋不能不提到托马斯，比起这位红头发的德国佬来，索菲娅只能算是小小巫。托马斯的捣蛋主要是为了显摆。他的显摆颇具韬略，上课伊始，沉默不语，冷静得像条黄瓜。翻翻本子，看看窗外，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或者在小黑本上记点什么，只是偶尔插上一两句无关痛痒的话。等到别人吵累了，他才慢吞吞地站起来，走到讲台前面，扶扶眼镜，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字，一边用炭素笔敲打着黑板，一边口沫四溅地发表惊世骇俗的演说。这家伙博闻强记，思维敏捷，辩才无碍，且中文极好，后者要归功于他的妻子―――一位台湾籍的女博士。托马斯的译作大部分是在她的帮助下完成的。

　　一般来讲，西方汉学界的男士们都要娶个中国太太，女士们都要找个中国先生，为的是随时可以增进他们的语言文化。换言之，洋人要想在汉学界混出个头脸来，就必须在婚姻上变成一个功利主义者，为专业而求偶，为语言而结婚，也就是说，他们嫁娶的不是人，而是语言文化。

　　据说，到瑞典之前，托马斯刚与他的太太离婚。据我推测，那位女同胞恐怕是受不了他的怪癖―――四处游走和吹毛求疵。东亚系的教授罗伯特告诉我，托马斯是个拖着书箱到处走的游方僧。他在台湾、新西兰、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波兰、意大利、英国、法国的大学里都教过书，教的课目五花八门，汉语、中国政治史、中国思想史、中苏外交史、现代亚洲政治、法国大革命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比较研究，等等。教得最多的是汉语。无论什么大学，他顶多干上两年就拖着书箱走人。我怀疑他有吉普赛血统，可他说，他是纯种亚利安人，证明是第三帝国时代，他的祖上经过了亲卫军严格的血统检查。这种证明并不能打消我的怀疑，因为亚利安人的典型体征是窄额宽肩，黄发碧眼，身材高大。托马斯除了眼睛靠点谱之外，其他三项―――毛发、肩宽、身高―――全不合亲卫队的标准。

　　就说毛发吧，托马斯长着一脑袋红头发，乍看上去像热带雨林一般密不透风，往上细瞧，“热带雨林”渐渐变成了“三北防护林”，越往上头发越稀薄，到了头顶处“防护林”几乎只剩下了“一棵树”。但是他的胡子毫不含糊，从上唇到下巴，从鬓角到喉结，密密扎扎，枝繁叶茂，带着卷，乱蓬蓬，纵横驰骋。如果不是锁骨拦着，恐怕一直要驰骋到肚脐眼。他很为自己的胡子自豪，说，只要把他的胡子染一染，人们就会把他当成马克思。可惜，他的眉毛却让人想到勃列日涅夫。据说，勃氏长着两道浓眉，而托马斯的眉毛除了颜色之外，跟勃氏一样，粗且浓，趴在前额上，像两株沙地柏。眉毛对胡子的背叛，使托马斯对勃氏颇多恶评。他给大家讲过一个苏联的政治笑话―――老师问学生，斯大林时代与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什么不同?学生答：勃列日涅夫把斯大林的胡子搬到了的自己前额上。托马斯认为，勃氏是二十世纪各国首脑中最爱虚荣的家伙，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他在五年内给自己颁发了三枚列宁勋章，临死前还出了一本小说集。

　　仅凭毛发的颜色，托马斯也不好算做亚利安人，何况他的肩膀并不比我宽，个子又比我矮一头，苏格兰的红发、亚洲人的肩膀、一米六六的身高居然自称是亚利安的后裔，我真怀疑希姆莱的亲卫队给他的先人开了后门。

　　托马斯比我矮一头，而我又比高大的瑞典人矮一头。可想而知，在瑞典人面前他只能是个“侏儒”。但是这位“侏儒”体形尚可，唯一的缺点是两臂过长。这让我想起了刘备―――当年，赵云在曹操的千军万马中单骑救主，杀死曹将五十余员。长坂桥下，赵云与主公刘备重逢，他把怀中的阿斗递给主公。刘备来了一句：“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将阿斗掷于地。赵云赶忙从地上抱起阿斗，感动得涕泗横流：“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其实，刘备不过是作秀―――他的胳臂特长，并没把阿斗摔着。可惜，托马斯的长臂在救儿子上派不上用场―――他根本就没有子嗣。

　　幸亏没有子嗣，要不然，谬种流传，世界上又会多出几个吹毛求疵的家伙。托马斯的问题常常是挑衅―――“毛泽东说，人天天要洗脸，中国人为什么从来不给心灵洗脸?”“你把知识分子分四种，迎合的，反抗的，变通的，往上爬的，你算哪一种?”“发达国家的电影都分级，你们连分级都没有，怎么能说走向了世界?”上课的时候，他经常这样吹毛求疵。关于后一个问题，我回答他：“分级并不是走向世界的唯一标准。中国的电影管理有自己的特色。”他马上反驳：“你所说的特色其实就是思想管制!”说这话的时候，托马斯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我发现，他的鼻头也是红的，而眼睛却是绿色的。这又让我想起了孙悟空。看看他的那件豹斑外衣，我更加确信这个比喻极其贴切。此兄要是演那个孙猴子，基本不用化妆。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他不离手的小本本换成金箍棒。他手里总是拿着一个小本本，时不时打开，记点什么。这个小本本里面什么都有，每当托马斯跟谁辩论的时候，都要打开他的小本本，而且只要一翻开，就会出语惊人。

　　我翻过他的小本本，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蟹形文字，除了一些阿拉伯数字之外，我什么也看不懂。托马斯有好多小本本，外观都一样，黑皮、硬壳。这些本本证明他的学问。此公的学问极其庞杂，有时候，好像他什么都知道，精细得让你吃惊；有时，他又似乎缺少常识，在基本问题上跟你抬杠。他是个多血质的人，一抬起杠来就不管不顾，简直像个疯子，全无学者风度。据说，文革中，钱钟书为了保护太太杨绛女士，也曾不管不顾，居然向革命派邻居挥起了老拳。因此，我也不太嗔怪这位老兄。但是我有点为他可惜―――如果他像钱钟书那样专攻某一学科，其著作不会亚于《谈艺录》《管锥编》。

　　这个狂人出生在西德慕尼黑，青年时代受文革影响，向往社会主义，想到中国学汉语，正赶上多事的1975，他等不及了，跑到台湾学了两年，又转到大陆学了三年。学成回国，一边教德国人汉语，一边拿博士学位。因为博士论文是中苏关系，于是跑到了苏联学俄语，学会了也待烦了，在东欧转了一年之后，重新投入资本主义怀抱，到了美国。在美国转了一年半，才回来做博士论文，做了半截，觉得有问题，又跑到中国，两年之后回德，拿下博士学位后就满世界转悠。

　　费米上课时喜欢往嘴里扔口香糖，经常跑出去喝免费咖啡，还时不时地把椅子拉到离桌子老远的地方，把大腿翘到二腿上。据我观察，他之所以不断地吃口香糖、喝咖啡，是为了缓解烟瘾―――瑞典不允许在建筑物里吸烟，下课的时候，学生们常跑到楼门口吸烟，费米是其中的常客。把椅子拉远，是因为他身高两米，一双长腿放在桌子底下不舒服。中国人喜欢高个，可费米不喜欢。他解释说，高个在体育上才有用处，在学术界不但没用反而有害。为什么呢？因为搞学术比的不是体力和技巧，而是比活得长短。同一个专业，你活得长，把同辈同行全熬死了，你就是这个行当里的权威，比如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中文评委马悦然就是一个例子。上帝是公平的，并不因为你长得高而给你一个格外坚强的心脏。在心脏条件同样的情况下，高个的心脏负担重，容易早死，矮个就占了便宜。他还把这个歪论推而广之，他认为，如果毛泽东的个子与邓小平换一下，那么中国历史就会改变，我和他的命运也会随之改变―――我不会到瑞典，他也不会对中国传媒，尤其是中国电影情有独钟。

　　说这话的时候，我们俩正在楼外的草地上，他抽着烟，我嚼着他的口香糖，微风吹着他椒盐色的头发，他眯起灰眼睛，深情地回忆起中国电影。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女演员李秀明对他的影响―――他父亲是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外交官，他的一家也就跟着他老爸在越南、日本、中国、韩国、印尼转悠。小时候他在越南，他现在能说越语。后来，他老爸调到日本，他又学会了日语；再后来到了中国，他又学会了汉语。有一天，他父亲带着他去看《春苗》，演田春苗的李秀明把他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从此成了李秀明的追星族。可是，这个“星”一闪而逝。1984年他到上海学中文，拿着相机跑上影厂找李秀明。人家告诉他，《春苗》是“阴谋电影”，李秀明被怀疑是“四人帮”的人，现在没人再敢请她演电影了。这个事对他刺激很大，使他决心研究中国电影。可是，瑞典大学里没有中国电影这门课，更没有相关学位。他只好转到中国学，把包括电影的中国传媒当作他的主攻方向。

　　说到这儿，我请他说几个中国女演员的名字，他一口气数出李秀明、秦怡、上官云珠、白杨、陈冲、巩俐、刘晓庆等一大堆女明星的名字。我问他是否打算娶个中国演员做太太。他的脸红了，说：“虽然我现在与一个日本女人同居，但是如果有一个中国女演员愿意嫁给我，我会马上跟她拜拜。”他又点了一支烟，猛抽了一口，不好意思地说：“可是，我怕中国女人嫌我个子太高。柱子(那个与他同居的日本女人)老说我白长了这么一个大个。”

　　魏安妮是我在教堂认识的，那时我刚到瑞典，想练练听力，听说教堂的讲解员讲英文，就跑了去。那天是周末，教堂门口挤着一群外国游客，我跟着他们一块进去，一位身材适中，相貌平平的青年女性迎了过来，很礼貌地用英文问：“请问，你们是否需要我来讲解?你们想听哪种语言?”游客们要求用西班牙语，我听不懂，只好独自在大厅里转悠。转了将近一个小时，觉得实在无聊，正要从侧门出去，后面有人说话：“我能够为你做点什么?”原来是那个讲解员，她把西班牙游客送走了，要专门为我服务。我当时感动得浑身发热，不知所措，傻子似地跟着她，从正厅走到侧厅，从地上走到地下。由于太感动了，加上我对她讲的宗教人物和圣经故事一无所知，所以，我真正听懂的只有一句―――“谢谢光临，再见。”她肯定以为我都听懂了，因为我不断地点头，不断“呀呀呀”地应承。

　　以后去教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遇到的是别的讲解员，如果是她值班，我就逃之夭夭。因为我担心她问我：“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听懂了吗?”逃了第二次之后，我觉得自己很好笑：你这是干什么呢?是你的“面子”重要，还是学英语重要?想通之后，还给自己编了几句英语：“我其实没听懂你的讲解，想再来听听，请你讲慢一点。”可是，等我鼓足勇气进了教堂之后，却再也见不到她了。就这样，我在教堂里转了半个多月，终于大体听懂了讲解员的讲解。听懂之后，我就赶紧想别的办法学英文。想来想去，想到了贴广告―――这里的广告事业非常发达，大学的各个教学楼里都有广告栏，上面贴着五花八门的自制广告，买卖自行车的，买卖家具、电器的，寻找异性朋友的，结伴到欧洲旅行的，求租房子的……我贴了一个交换语言的广告，第三天有个女人给我打电话，她在电话里轮番用英文和中文介绍自己：“我叫魏安妮，想跟你交换语言。你是中国人吗?会说普通话吗?下周一下午两点钟在我家里见面好吗?我的家就在教堂后面从左数第二条街上，一座三层楼，门前有两个狮子，石头做的，不吃人。我从中国带回来的。”

　　那两个石狮子其实只有拳头大小，一边一个蹲在两个水泥门柱上.我刚想按门铃，一条黑色的大狗狂吠着从小楼后面奔过来，我吓得一下子蹿到马路对面。小楼的门开了，一位女士跑了出来，喝住那条狗，打开院门。我还是不敢进去，直到她拉住狗脖子上的皮项圈。进了院门，我们俩黑眼对灰眼看了一会儿，“哈哈哈”，一齐大笑―――原来是你!我们在教堂见过。

　　她把我领进客厅，让我坐，问我喝什么。然后一边倒茶一边用英文自我介绍：“我叫魏安妮，正在念中国学博士。”

　　“那你为什么在教堂工作?”

　　“因为我是教堂唱诗班的，教堂的讲解员病了，我替她。”

　　这时候，我才有心情观察她的长相。她长得有点像《罗丹的情人》里面的女主角阿黛尔，只可惜脸比阿黛尔长，鼻子、眼睛都比她大，下巴有点翘，鼻子附近还有些雀斑。这样一来，她的相貌就从漂亮变成了不漂亮。另外，她的身上没有任何装饰―――耳朵上没有耳环，连孔都没有，眉毛好像也没修过，淡得像没有一样。手指甲上没有涂油，如果你说她是修女，我肯定信。

　　盯住女人使劲看可不太好。所以我赶紧收心敛性，跟她谈正事―――交换语言。我建议，我用英文，她用中文作一下自我介绍。介绍完了，我不得不承认，她的中文比我的英文好。不过，她的发音有点怪，跟所有的老外一样，主要问题出在四声上。“我在中国学习过五年，成都二年，广州三年。”这句话让她一说就成了：“窝载中果靴习过屋碾，成堵二碾，光咒三碾。”所以，我的任务就是纠正她的发音，而她的任务就是跟我说日常英语。要命的是，她说的英文是瑞典味的，我越努力，越刻苦，练得越多，就离地道的英语越远。一旦跟英、美、加拿大人说话，还是像二傻子一样。等我意识到这种交换语言对我是不公平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有一次开国际会议，一个老美恭维我：“对不起，你的瑞典英文我听不太懂。”

　　魏安妮出身书香门第，从她的父母到祖父母，到祖父母之祖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她从小就在书堆里长大，读书是她的最大乐趣。她的家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书―――整整一层楼，所有的房间里全是高至天花板的书架，有两间屋子的书架不是靠墙而立，而是一个紧挨一个，书架是钢铁之躯，下面装着轨道和轮子，要想移开必须摇动书架侧面的不锈钢摇把。在这书海里徜徉，我不禁想起李泽厚的名言：天下已经有了这么多书，我何必再添它一本两本？我把这个感想告诉魏安妮，她惊讶地眨巴着灰眼睛反问我：“如果不写书，活着干什么呢?”

　　在她看来，人生除了读书做学问，念博士当教授，授道解惑，著书立说之外，没有别的可为。跟这个书呆子在一块你也休想谈别的。有趣的是，这个呆子不但是个素食主义者，而且是个“环境保护主义”的忠实信奉者。她不抽烟、不喝酒、不用塑料袋、不穿化纤制品、在城里不乘汽车，五公里之内步行，五公里之外或骑车，或滑旱冰。她滑旱冰的技术相当高超，可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自如。滑旱冰上学在我看来是个奇观，而在瑞典则是大众文化。

　　如果说，索菲娅上课捣蛋是为了好玩，托马斯上课捣蛋是为了出风头，那么魏安妮则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我这么说似乎太严肃，太正经，这年头，一旦正经八百说出来的话就没有几个人信。不信很正常，刚开始我也不信。后来跟她深谈了几次，又读了她的作业才慢慢相信了这一点。我对此双手赞成。但是，她的渴望和追求对我来说是个头疼的事。她的问题常常涉及到别的专业或学科，比如，你讲的是《孔繁森》，可她突然把话题扯到社会统计学上去，告诉你，电影里叫孔书记的82人次，叫孔市长的19人次。你讲《混在北京》，她却想起了中国社会的管理系统，还要进行苏联与东欧的比较。这种离题万里的追求，弄得我哭笑不得。

　　这“四大金刚”，使我的课堂变成了奇谈怪论的集装箱，刀光剑影的辩论场，他们破坏了课堂秩序，打乱了教学计划，让我捉襟见肘，穷于应付。我能坚持下来，全凭出国之前自订的“三个坚持”―――坚持挣到最后一个克朗，以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坚持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坚持宽容宽和宽松的心态，表面上接受一切对中国文化，主要是中国电影的正确批评。

一）焦裕禄：要继承人家的遗产？

这一次到瑞典，情况大不一样。第一，我的学生都是在中国学的硕、博士，

还有两位博士后，外加一个汉学家。这些人都在中国呆过，少则两三年，多则十

几年，虽然交流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们对中国的事处在糊涂与明白之间，这

种状态最容易胡搅蛮缠。第二，他们知道我的住处和电话，有事没事都要找我。

虽然下课时挺哥们――请我喝酒、跳舞、侃大山。可一到课堂上就跟我捣蛋，尤

其是当他们看完中国的英模电影之后，更喜欢胡说八道。我不断地告诫自己，一

定要坚持和风细雨，双百方针，可他们并不领情，没完没了地挑衅，提出的问题

不是浅陋无知，就是匪夷所思。我的本意是让他们通过中国的主旋律，了解中国

的主流文化，进而争取感化他们，万一培养出几个“国际友人”、“中国人民的

老朋友”，也算是为国为民贡献了绵薄。没想到，一开课就陷在胡说八道和胡搅

蛮缠之中。

　　《焦裕禄》刚放完，汉学家托马斯，扬起一脸毛绒绒的红胡子，首先发难：

“焦裕禄是不是想继承那家老贫农的遗产？”我有点发蒙：“你……是不是没看

懂？”托马斯的脸腾地变得通红，一直红到脖根，红脸、红脖加红胡子，模样煞

是好看。

　　他一言不发，站起来，径自走到录像机旁边，倒出“继承遗产”那一段，按

了一下ＰＬＡＹ。

　　电视里放出了影片中最感人的一段――大雪纷飞，黄沙路上，李雪健扮演的

焦书记拉车，几人推车，车上装着救济粮。寒风挟着雪片打在人们的脸上。河南

民歌《共产党是咱好领头》响起，歌手（据说就是李雪健）为这一行人的爱民行

为拼命地吼唱着。

　　雪花飘飘，洒遍一身还满。焦裕禄推开一农家院的破栅栏门，通讯员小赵扛

着粮袋跟在后面，两人踏着厚厚的雪来到一间破土房前。

　　破土房的门被推开，焦裕禄和小赵出现在门口。屋里的一对老夫妇，老头躺

在炕上，老太婆站在地上，惊诧地看着这两位不速之客。

　　焦来到炕前，坐在老头身边：“大爷，您的病咋样呀？快过年了，我们给您

送点粮食和钱来，您们先用着。”说着，掏出钱放到老太婆手里：“大娘，这是

二十块钱。”

　　老太婆感动得喃喃自语：“这可怎么好呀！”躺在破棉絮中的老头双手抱拳，

不胜感激。

　　小赵扶起老头，老头强睁开昏花的老眼，看着焦裕禄：“你，你是谁呀？”

焦裕禄拉着他的手：“我是您的儿子！是毛主席派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老人

的胡子颤动着，泪水涔涔下。

　　老太婆伸出手，顺着焦裕禄的头上往下摸索，帽子、围脖、棉衣：“感谢毛

主席……给我们派来了这样的好儿子！”那粗犷的民歌配合着画面将电影推上高

潮。

　　托马斯关上录像机，像个角斗士，盯着我：“这个电影我在中山大学时就看

过。请问，焦裕禄是不是那两个老人的儿子？”“当然不是。”“既然不是，他

为什么要说是？”“因为……因为他想向他们表示亲近，这是中国的习惯。”我

随口答道。

　　“如果我想向你――吴迪教授――表示亲近，就应该说，我是你的儿子吗？”

托马斯右腿向前一步，左膝弯曲，假模假势地给我鞠了一躬：“Ｆａｔｈｅｒ大

人。”他的滑稽动作引起一阵哄笑，教室里开了锅，穿着肚脐装的苏飞娅居然坐

到了桌子上，那肚脐就像只没有睫毛的独眼，偷偷地瞧着我。

　　我有点走神：“不不，只有晚辈在长辈面前才能用这种方式表示亲近。你我

年纪差不多，我当不了你爸爸。”托马斯似乎一定要当我儿子：“周恩来到邢台

慰问，他对一个老人也是这么说的：‘我是您的儿子。’周恩来出生于１８９８

年３月５日，邢台地震那年是１９６４年，周恩来６６岁，那老人顶多７０岁。

他们是同辈，周恩来为什么要做一个同辈的儿子？”

　 本想大鸣大放，这家伙却给鼻子上脸。我赶紧收回心思，转守为攻：“照你

的逻辑，只要说是人家的儿子，就是要继承人家的遗产。那么周恩来想继承那个

老人的遗产吗？不用说，那个受灾的老人根本没了财产，就算是有，一个国家总

理能为了那几间破房去当人家的儿子吗？不管是邢台的难民，还是兰考的灾民，

都是一种符号，它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周总理和焦书记的意思是――我是中国人

民的儿子。邓小平不是也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吗？他继承了什么遗产？”托马

斯有点窘，脸由红而白。

　　苏飞娅说话了：“中国的传媒把当官的说成了父母官，官僚们也这样认为。

请问，父母官是什么意思？”“父母官的意思是，当官的要像父母对儿女一样，

负责他们的吃饭和穿衣。这是封建时代的说法。”苏飞娅指了指她周围的几个人：

“我们认为焦裕禄是父母官，至少老百姓是这样认为的。”“根据呢？”苏飞娅

示意魏安妮。

　　魏安妮翻开笔记本，上面是她用左手竖着写的一堆密密麻麻的蟹行文。在下

面看片子时，她显然对这一点十分留意，积累了不少证据。

　　她的汉语不太好，像小学生念书一样：“第一，焦带着通讯员下乡，路上碰

见了一群干部正在打一个青年农民，那青年农民被绑着。焦裕禄问怎么回事，干

部说，那个农民偷了队里的红薯。焦裕禄问农民为什么偷，他说，家里的娃娃没

吃的，快饿死了。焦命令干部给农民松绑，干部问焦是什么人。小赵告诉他们：

这是新来的县委书记。干部们害怕了，给那农民松了绑。那农民跪下，给焦磕头，

说他是‘青天大老爷’。这句话他喊了三遍。”苏飞娅嫌魏安妮念得太慢，一把

拿过她的笔记本：“第二，所有的兰考人，除了那个吴县长，都把焦看成是父母

官，他们总是排着队，或者聚成一大群，为焦送行，替焦说话。像对待一个伟大

的传教士。”二米高的费米，专门研究中国传媒的博士后，接过了苏飞娅的话头：

“９１年，我在北京，读过李雪健的创作谈。”他把面前的手提电脑转了一个一

百八十度，让屏幕对着讲台。

　　“这是李雪健的原话，发表在贵国１９９１年第三期《电影艺术》第５５至

５６页上，题目是《用心去拼戏》。请中国教授给大家念一念。”我暗暗吃惊――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东亚系藏龙卧虎，居然还有李雪健的追星族。我做了一个“请”

的手势：“Please read it by yourself. We can understand your Sichuan

common speech.（还是你自己来吧，你的四川普通话大家都能听得懂。）”费米

转过电脑，板起面孔，拿出一副宣读论文的架势：“李雪健是这样说的：‘焦裕

禄是个县委书记，我没有当过书记，但我当过爹，有妻儿老小，……我把焦裕禄

作为一县之长的感觉是缩小至家，找到一家之长的感觉再扩展，根据片子的需要

去贴近作为书记的焦裕禄，……面对那么多人没有吃的，逃荒、生病，他是非常

紧迫、忧苦、着急的……他那份着急跟任何一个一家之长看到自己的妻儿老小整

天吃不饱时是一样的。’”念完了，费米往嘴里扔了一块口香糖，边嚼边发表评

论：“我认为，中国就像个大家庭，中央第一把手是最高的家长，下面的省长、

市长、县长都是本地区的大大小小的家长。这就是贵国所说的‘中国特色’。李

雪健认为他能把焦裕禄演活了，就是因为他找到了当家长的感觉。”这在中国不

过老生常谈，不过一个北欧人能认识到这一点，也算得上道行不浅。

　　同伴的发言给托马斯提供了弹药给养，他又跳出来：“家长就是父母，焦既

然是老百姓的父母，那么老百姓就是他的儿女，为什么他又要做自己儿女的儿子？”

问题提得尖锐凶狠而且阴险恶毒，考虑到引蛇出洞，我示意他接着放毒。

　　“雷锋是中国人民吗？”“是。”“焦裕禄呢？”“也是。”“雷锋说，党

是他的母亲。毛主席号召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焦裕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因此，

他也肯定会把党当做母亲。而他们都属于中国人民，也就是说，大多数中国人都

把党看做母亲的。可是焦裕禄却要做人民的儿子，也就是说，焦裕禄有两个母亲，

一个是党，一个是中国人民。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他却说，他是中国人

民的儿子。也就是说，这个母亲变成了那位母亲的儿子。这是怎么回事？”托马

斯扬起红胡子，得意扬扬地看着我。

　　我拍拍红胡子的肩膀：“托马斯，你用的是形式逻辑，中国人用的是辩证逻

辑。如果你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先补上这一课。”

上课那天，托马斯不在。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只要没有他添乱，别人都好对

　　付。要是这堂课上，谁敢再提"焦裕禄是否要继承老贫家的遗产"一类的问题，我

　　就请他看三遍《红河谷》。

　　　　正想着，门开了，罗伯特端着一杯咖啡进来了："我来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在

　　没开始之前，当一回中国教授的小学生，允许吗？"

　　　　"欢迎系领导光临指导。"

　　　　罗伯特朝我点点头，坐在托马斯的位置上。

　　　　这位罗伯特教授以研究..文件版本闻名，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见过他。此公

　　在文革研究领域造诣精深，声望日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记忆超群，长脑瓜就像计

　　算机，两只灰眼睛就像高清晰度的扫描仪，他对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年间的..中

　　央文件烂熟于心，随便你提出哪一篇，他都能马上告诉你文件的编号、主要内容、

　　有几个版本以及毛主席在上面的批示。他还有一大爱好--专门研究人家不研究的

　　问题。在那次会上，他提交的论文是《文革与江青更年期的变态心理》。他来听课

　　，我大大欢迎--他的特长在我这里成了特短--他从来不看新时期电影。

　　　　我们围桌而坐，索菲娅换了衣服，肚脐装改成了Ｔ恤衬。魏安妮还是一身休闲

　　，费米穿着一件圆领衬，两只胳膊抱在胸前，看着他的电脑。

　　　　"你们都看了吗？有什么感想？"我问。

　　　　索菲娅："我和魏安妮一起看的，我们都不明白，孔繁森总是对他的司机和秘

　　书说'你嫂子'--你嫂子在电话里哭了没有？你嫂子在拉萨不会有事吧？……。

　　这里的'你嫂子'指的是谁？是什么意思？"

　　　　Ｔ恤盖住了她的肚脐，我的思路敏捷多了："'你嫂子'的意思就是'我老婆

　　'。这是孔繁森跟别人称呼自己的妻子。同样的道理，孔繁森的妻子如果对别人说

　　'你大哥'，她的意思就是'我丈夫'。这类称呼在中国北方农村很普遍，它表明

　　了谈话者之间的亲近关系。"

　　　　索菲娅困惑地扬起黄眉毛："亲近关系？什么样的关系？能举个例子吗？"

　　　　"手足关系，也就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孔繁森这样说的前提是，他的司机和秘

　　书是他的弟弟，当然这种兄弟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

　　　　费米来了兴致，放下二郎腿，身体前倾："没有血缘关系，不是就成了梁山好

　　汉吗？我去过山东，看过断金台，《水浒传》里一共有一百零八个好汉，他们都是

　　兄弟。就像《三国演义》里面的刘、关、张一样，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

　　同月同日死。"

　　　　"请注意，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用阶级方法分析问题。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４日，

　　毛泽东同北大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

　　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毛主

　　席他老人家说的很清楚，梁山泊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宋江搞的是修

　　正主义，李逵是继续革命派。这与他们的出身有关，宋江是科级干部，是政府官员

　　，他的屁股最后还是要坐在统治阶级一边，李逵是贫下中农，家里只有一个瞎眼的

　　老妈，他属于被统治阶级，所以他的屁股就要坐到革命派一边。"罗伯特不失时机

　　地炫耀了一下他的幽默感和记忆力。

　　　　费米对罗伯特的引经据典毫无兴趣："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领导愿意与

　　被领导--司机、秘书结成兄弟？他们不是同志吗？同志变成了兄弟，这是进步还

　　是退步？"

　　　　你看看，刚走一个不省油的灯，就又出来一个。不用托马斯费心培养，费米就

　　成了接班人。

　　　　我想了想："这跟进步退步没有关系，它只能说明，经过改革开放，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变得更亲近了。"

　　　　费米不依不饶："旧中国人与人之间常常称兄道弟，尤其是国民党队伍里，《

　　南征北战》里面有一句著名的台词：'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那时候并

　　没有改革开放，为什么人与人的关系也很亲近？难道同志不更亲近吗？不止一位中

　　国诗人，在诗里歌颂'同志'。"

　　　　"这可能是孔繁森先生的个人习惯。"这句苍白无力的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

　　--这根本不是个人习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性的群体认同。我从首都机场上飞机

　　的时候，箱子超重了三公斤，当时我说了一句："小兄弟，帮帮忙。这是我第一次

　　出国，不知道，下次保证不超。"那位工作人员挥了挥手，让我过去了。要是我管

　　他叫"同志"，他肯定会认为我是从那个山沟里钻出来的乡巴佬，非罚我不可。

　　　　幸亏罗伯特救了我："我看，称呼的改变，说明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多元

　　的社会。"

　　　　费米耸了耸肩，往嘴里扔了一块口香糖。

　　　　索菲娅却来劲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孔说'你嫂子'就意味着他老婆？假如

　　听话的人也有嫂子，不是会发生误会吗？"

　　　　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解释："不管听话的人有没有嫂子，他们都不会产生误会。

　　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语言环境。"

　　　　魏安妮站起来："汉语里有谦称、有敬称、还有爱称，请问，你嫂子，你大哥

　　这种称呼属于哪一种？"我被问住了："这种称呼既不是谦称，也不是敬称，更不

　　是爱称，它们只能算是……昵称--表示亲密的称呼。"

　　　　魏安妮："我可以用它们跟中国人聊天吗？"

　　　　"可以。"话虽这么说，可是一想到这些老外一口一个你大哥、你嫂子地跟国

　　人聊天，我的后脊梁就一阵阵发冷。

　　　　费米停止了嚼口香糖："孔对司机、对秘书长说你嫂子，也就是说，他是他们

　　的大哥。作为地委书记，他是不是违反了党的纪律？"

　　　　我疑惑地看着他："你是不是认为他只能叫他们小张老李或者是同志？"

　　　　费米："我认为这里面有一种不平等--他可以随便叫别人，可是人家都得叫

　　他孔市长、孔书记。魏安妮，你的统计数字呢？"

　　　　魏安妮早有准备，翻开笔记本："根据我的统计，在这部影片中，人们叫孔市

　　长１９次，叫孔书记８２次。这个统计数字的误差不超过正负２。"

　　　　她举起笔记本转身朝着同学们，笔记本上画着四个表格，每个表格最上面的一

　　行都填写着官衔--市长、书记、秘书长、主任、乡长、局长，下面是统计数字，

　　最下面一行是总数。

　　　　没见过这么看电影的。

　　　　她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我学过社会语言学，我的目的是要通过统计数字，

　　从电影里面看出中国社会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我指着她的本子："通过你的统计，你得出了什么结论？"

　　　　魏安妮扶扶眼镜："我的结论是，在中国，上级可以随便叫下级，叫他们的名

　　字，叫他们的姓，甚至跟他们称兄道弟，但是下级不能随便叫上级，他们必须在上

　　级的姓后面加上市长、书记、局长、主任等官衔。我认为，这种语言学现象表明，

　　中国是一个等级十分严格的国家。"

　　　　嘿，这个小丫头还真有一套。我好奇地问："《孔繁森》你看了几遍？"

　　　　她张开两手，伸开五指："十遍。"

　　　　突然，罗伯特发话了："我建议你再看十遍。"

　　　　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吓了一跳。

　　　　罗伯特："再看十遍的意义是，弄清楚叫孔书记的人属于党内还是党外，也就

　　是说，是藏族老太太这样叫他，还是地委领导班子这样叫他。"

　　　　魏安妮："这有什么区别吗？"

　　　　罗伯特："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１６９人，候补中英委员１１２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

　　出席了会议。会议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

　　　　罗伯特又得到了一次卖弄党史知识的机会。

　　　　魏安妮："你是说……。"

　　　　罗伯特："我是说，按照..中央文件，阿里地委领导班子应该管孔叫同志，

　　而不能叫他的官衔。而老百姓只能叫他书记。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该叫什么好。

　　因此，你还需要再做一番统计，看看有多少人违反了党纪。"

　　　　魏安妮："这并不难，但是，这不是我想研究的问题。"

　　　　罗伯特："如果你嫂子她丈夫，也就是你大哥要求你这样做呢？"

　　　　魏安妮糊涂了："谁？谁要求我这样做？"

　　　　罗伯特指着自己的高鼻子。

　　　　教室里沉静了几秒钟，随即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只有我

　　无动于衷。

　　　　笑声中，托马斯悄悄地溜进来，坐在费米的旁边，奇怪地看着他的同学们。

　　　　费米收住笑，拍拍托马斯的肩膀："你有嫂子吗？"

　　　　托马斯诧异地摇摇头。

　　　　费米："现在你有了一个--我老婆。"

　　　　托马斯对这样的玩笑没有丝毫兴趣，他不紧不慢地打开他的黑本本，一字一顿

　　地："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孔繁森不说藏语，而只说他的家乡话。"

　　　　大家都被问呆了。

　　　　托马斯接着说："贵国的顺治皇帝为了迎接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提前一年学习

　　藏语。我不知道皇帝先生的藏语学的怎么样，但他的态度是诚恳的。孔繁森受藏民

　　欢迎，不仅仅因为他为那里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说明他的藏语水平一定很高，足

　　以跟当地人交流。可是导演一方面让他高唱藏歌，另一方面，又让他大讲山东话。

　　这难道不是态度问题吗？"

　　　　托马斯扶扶眼镜，合上本子，拿出录像带，来到录象机前--他肯定又发现了

　　什么。我看着他倒带子，心想，这家伙不如改行当编剧，专编"继承遗产"一类的

　　荒诞故事。

　　　　托马斯终于找到了他想说事的那一段。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大雪铺地，一只黑色的帐篷在风中颤抖。

　　　　孔繁森进门，一缕阳光射进屋里。

　　　　孔：老人家，老人家，大妈。一只水壶冒着微弱的热气。

　　　　藏族老太太认出来是孔书记，扔掉怀中的小羊，从床上滚下，爬过去，倒在孔

　　繁森的怀里，大声呜咽起来。

　　　　孔抱着老太太，慢慢地蹲下。

　　　　铜制的酥油灯，微微跳动的火苗。

　　　　孔站起，一张空荡荡的床。老太太的哭诉声。

　　　　孔坐在空床上，抽泣起来，地上，那双又脏又破的解放鞋再一次提醒人们：那

　　个生病的藏族老太太曲珍已经去世。

　　　　老太太伏在孔膝上哭泣。

　　　　那只小羊羔站在地上，抖动身体，叫了一声："咩。"

　　　　孔背起老太太，走出帐篷。

　　　　厚厚的积雪，趟雪的脚，背上的老太太。

　　　　孔将老太太扶坐到马上，脱下皮大衣，给她披上。

　　　　老太太抽泣着，从脖子上摘下一串佛珠，挂在孔的脖子上。

　　　　托马斯抓起炭素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串大写英文--ＭＯ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ＥＴＯＰＨＯＲ。

　　　　我认大写的英文特别慢，总得在心里把它们变成小写，才知道是什么。我刚认

　　出"蒙太奇"，托马斯就翘着红胡子，演讲开来："这是电影学的专用名词。翻译

　　成中文就是……隐，隐，隐……"

　　　　他找不到对应的词，有点尴尬，幸亏魏安妮把"快译通"递过去，他获救似地

　　叫起来："对对，隐喻！隐喻！这是一组蒙太奇，用隐喻方法表现的蒙太奇！孔繁

　　森与藏族老太太的关系，就是人与小羊羔的关系。它告诉人们--一方是拯救者，

　　另一方是被拯救者。一方是上帝，另一方是羊羔！"

　　　　托马斯气势汹汹地看着我，好象我是三Ｋ党。

　　　　教室里一片沉寂，人们兴致勃勃地看着我。

　　　　事情明摆着，托马斯要报上节课的一箭之仇。

　　　　要命的是，这个挑衅者在这一点上还真不外行。看来，他根本没去学辩证法，

　　而是琢磨蒙太奇去了。

　　　　我有点后悔--怎么给他们看这部片子！这不是给我添堵，给国产片抹黑吗？

　　不行，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罗伯特给我解围："托马斯，这是个敏感的问题，……"

　　　　托马斯轻蔑地看了罗伯特一眼："这是教室，不是外交部。我们谈的是艺术，

　　不是宣传。我请中国教授回答问题，没请你来替他说话。"

　　　　罗伯特耸了耸肩膀。

　　　　我看着这位"后红卫兵"："我不谈它，是因为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不错，

　　这个段落是隐喻蒙太奇。但它并不是表现民族关系，而是表现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孔繁森代表政府，藏族老太太代表人民，那个羊羔隐喻的是人民。这并非中国人

　　的首创，《圣经》里早就这样说了。任何政府都是人民的选择，美利坚是美国人民

　　的选择，斯大林主义是苏联人民的选择，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不也是贵国同胞的选择

　　吗？"托马斯眨巴着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

• 巧克力“事件”
• 这可不是套词呀，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传统。

安娜请我们去她家，一大半是为了她的先生──布。布是一位退休的物理学家兼科幻作家，业余爱好是收藏。他多次来中国讲学，对中国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还特别喜欢结交中国朋友，与我同去的张先生就是他在中国认识的朋友之一。张先生是个年逾古稀的胖老头，原来是外语学院的学生，还没毕业就被打成右派，在东北林场受过不少苦，但一直没放弃专业，改正以后，专事翻译，翻译过布写的科幻小说。这次到挪威看女儿，顺便来瑞典看望当年的老朋友。有了张先生，我心里踏实了──万一听不懂说不清，他可以做我的翻译。周五下午五时，安娜把汽车准时开到我住的公寓楼下，接上我之后又转到宾馆，接上张先生。安娜的家在另外一个小城，开车得走四十分钟。这个小城里到处都是中国媒体大吹特吹的「汤耗子」──两层或三层小楼，楼的四周是一片很大的绿地。瑞典是欧洲第四大国家，总共才八百五十万人口，有的是地方。布是个和蔼的老先生，中等身材，戴个大眼镜，眼镜后面眨巴著一双浅灰色眼睛，鼻子不大不小，头发没了，胡子却极发达，把下半个脸盖得严严实实。我们进门的时候，他正在厨房忙活，两只手沾满了面粉，握手拥抱只好免了。安娜说，他是一个烹饪高手，最善于用烤箱──面包、土豆、鱼、肉都用烤箱烤。两个月后，布在吃了我的煮饺子之后，告诉我，他打算用烤箱烤饺子。

　　坐客的重要节目是吃饭，饭桌上，布向我们夸耀他的中国文物收藏。于是，饭后的节目就是到地下室参观他的收藏。地下室有五、六间大小不一的房子，里面放著各种木制的架子，架上分门别类堆著他收藏的文物：柏林墙上的砖块、斯大林铜像上锯下来的手指、文革期间烧制的有毛主席像的陶器、毛主席与林彪在一起接见红卫兵的邮票、红卫兵小报、样板戏的剧照、73年到75年的《中国摄影》、数百种毛主席像章、各种各样的老三篇、老五篇，形形色色的袖章──百万雄狮、首都三司、保定革造、贵州狂飙、内蒙师院红旗……，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我问他：「你收集这些东西干甚么？」

　　我是隆德收藏家协会的会员，我原来收集印度的文物，但是它们太贵了。中国的我还买得起，而且还有中国朋友替我砍价。」他指了指张先生。「我的理想是2006年与罗伯特合作，在瑞典办一个中国文物展览。届时张先生将被邀请为嘉宾，当然不会让他白当，他得帮助我们为每一件展品写说明。」国内的好事者一直嚷嚷建立甚么文革博物馆，嚷嚷了二十多年，连个影儿也没见。要是布的这番话让他们知道了，肯定又得痛心疾首，痛不欲生。其实他们大可以想开点，这年头提倡资源共享，提倡文化交流，提倡与国际接轨。中国好不容易有了一种可以与各国人民共享的东西，这东西让大家有了交流的机会，有了共同的语言，中国以此为桥梁走向了世界。这是好事，干嘛要捶胸顿足，非要争国内国外，谁先谁后呢？再说，这些文物在国内二道贩子手里肯定不如在布的地下室里保存得好。余秋雨说的对，幸亏王道士把敦煌文物卖给了法国佬，要不然，它们早就灰飞烟灭了。王道士是保护中华文物的功臣，应该给他平反昭雪，树碑立传。　　

　 从地下室往上走的时候，我对布说：「预祝你的展览成功，如果你也邀请我的话，我会让你的像章再增加几枚。」

　　布挺认真：「我现在要求的是种类而不是数量，如果你能找到我没有的种类，我就一定邀请你参加。如果你能找到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剧照，我愿意支付往返机票。」　　「你要它干吗？它是文革前的东西。」我问。

　　布瞪大眼睛，惊讶地看著我：「你不知道吗？它是样板戏的妈妈，没有它，就不会有那十八个样板戏。」我拍拍他的肩膀：「样板戏只有八个。」

　　ＮＯ，ＮＯ，江青说过，样板戏有十八个。这是罗伯特告诉我的，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一提起罗伯特，我没脾气了。那家伙自称是乾嘉学派的海外传人，写起文章来，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句无来历。他这么说，肯定有充分的证据。　　

　　我们回到客厅，安娜已经准备好了咖啡，正在那里喷云吐雾。我们啜著咖啡，侃起了大山。　　

　　布还惦记著他的样板戏：「我看过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很让我吃惊，中国人能跳这么好的芭蕾舞。可是，我不明白，为甚么那些美丽的姑娘要舞枪弄刀，满台都是刀光剑影。把漂亮大腿和野蛮的刀枪混在一起，是要展示人性的原始冲动──性与暴力吗？」　　

　　这个问题实在无法回答，可是那大眼镜后面的灰眼睛盯著我，非回答不可。　　

　　我尽可能委婉地告诉他：「恐怕你的理解有点偏差，它不是想展示性与暴力，它想展示阶级斗争──受压迫的人民拿起武器反抗压迫。」　　

　　　　「反抗压迫有各种方式，一定要用刀枪，一定要流血，一定要死人吗？　　

　　　　「我们也不想流血，不想死人，可是革命不能不流血，不能不死人。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使后代能够过上好日子。」　　

　　老先生耸了耸肩膀：「革命？为甚么一定要革命？你看，我们不革命，不是也从北欧海盗变成了文明人。」　　

　　安娜在旁边纠正布教授：「我们也革过命，只不过时间太短，还没等流血死人就结束了。」

　「怎么回事？」我和张先生不约而同。　　

　　老先生打开了话匣子：「那是本世纪初，列宁组织了布尔甚维克党，这个党领导俄国工人进行组织武装，推翻了沙皇。瑞典的激进派决心向俄国人学习──推翻瑞典的国王，建立他们布尔甚维克的人民政权。他们把总部设在离这里不远的马尔摩，那是瑞典的第三大城市，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激进派夺了工会的权，领导工人们进行武装斗争──修街垒，筑工事，准备迎战警察和军队。工人们当然愿意斗争，因为他们一罢工，资本家就得长工资。要是修街垒，堵交通，拿起枪杆子，再打死几个警察，让整个城市瘫痪，工资该长多少呢？所以，他们修街垒时都很卖力。可是修到中午，大家都饿了，领导人放他们回家吃饭。吃完了再接著干。没想到，工人们吃了饭都不来了──他们怕累，怕死，不干了。结果革命只革了半天，就流产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国王陛下的领导下。」

　「流产是因为他们回家还有饭吃，中国人之所以革命，就是因为回家没饭吃。」我觉得这个回答一针见血，非常精辟。　　

　　可是老先生不以为然：「没饭吃也不见得一定要革命，印度很多人也没饭吃，

　　为甚么不革命呢？是因为他们有个甘地，中国有个毛泽东吗？不是，是中国人天生就喜欢革命。这是中国官员们告诉我的。他说，不喜欢革命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要革命的。我们革了半天就累了，你们革了半个世纪还不累，难道你们回家还没有饭吃吗？」

　「东西方对时间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对于中国人来讲，半个世纪并不是很长的时间，它大概只相当于你们的半天。你知道，中国的历史太长了。」张先生说。　　

　　我对张先生的幽默并不欣赏，布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我说：「中国人也感到累了。所以从八十年代起就不再搞阶级斗争，不搞运动了。」

　　布不同意：「可是，我去年在中国的时候，电视里还在播放《红色娘子军》

　芭蕾舞是为美，为爱创造的，你们为甚么非要让它革命呢？

　「这叫『洋为中用』。」张先生还挺会插科打诨。

　　布耸耸肩：「我宁愿西方没有发明芭蕾舞。它让我想起了齐瓦格医生，不是白求恩医生。你看过《齐瓦格医生》的电影吗？英国导演大卫．里恩导的。」

　　我看过，但是我告诉他没看过──为的是扫他的兴。　　

　　没想到，他老人家一点也不气馁，兴致勃勃地讲起来：「你要看，一定要看。不但要关心诗人齐瓦格医生，还要关心他情人的丈夫，就是那个叫斯尼克的年轻人，他仇恨沙皇政府，同情贫困的下层人。他撒发传单，参加游行，为穷人向政府要面包。沙皇的骑兵冲散了游行队伍，他受了伤。从此，他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把穷人救出苦难。他参加了红军，英勇作战，有一次差点被白军的炸弹炸死，炸弹给他的脸上留了一道长长的月芽形伤疤。他成了红军的指挥官，他的妻子听说他在亚库坦，带著孩子去找他，可他拒绝见他美丽的妻子。他烧毁村子，抢走了农民的粮食，只因为当地人接待了白军。那可是冬天呀，俄罗斯的冬天！大雪、寒风，村民们冻死了，饿死了。可他并不认为这有甚么错。他认为，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他在创造历史，在创造一个人间天堂。在审讯齐瓦格的时候，他说，他原来喜欢齐瓦格的诗，但现在讨厌他的诗──情感、心灵、洞察力是天底下最没用的东西，在俄国，个人生活被抹杀了，历史不存在了。为甚么？因为革命，因为他把自己献给了革命。可是，这样的革命者却死在革命者手里──更革命的革命者怀疑他对革命的忠诚，宣布了他犯了背叛革命的罪行。在押往刑场的路上，他夺过了卫兵的枪，自杀了。」

　 要不是张先生的翻译，以我的英语听力肯定是听不懂他的这套长篇大论的。问题是，尽管我弄明白了这个曲折的故事，仍旧弄不懂布先生的意思──这跟芭蕾舞，跟《红色娘子军》有甚么联系？我懒得问，正好安娜的女儿问我中国少数民族的事，我乘机溜到另一个房间，留下张老先生独自对付布。　　

　　回来的路上，张老告诉我，布之所以对《齐瓦格医生》中的斯尼克感兴趣，是因为他是被自己的理想杀死的。布认为，理想是可以杀人的，要么杀别人，要么杀自己。而中国的芭蕾舞正是大卫．里恩摄影机下的斯尼克。

日本人的逻辑──西方人看中国电影之四

作者：启之

瑞典大学的规矩是，老师和学生都迟到，上课时间是8点30，8点40进教室，9点来齐了就阿弥陀佛。只有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国家才能惯出这样的毛病来。吃了几次早来的亏，我也入乡随俗，保证8点45进教室。这一次，教室里还是空空荡荡，于是我泡了一杯咖啡，边喝边看比尔．奥古斯特的《斯米拉对雪的感觉》。

　　9点半了，居然还没有动静。我出去转了一圈，整个大楼静悄悄的，外面的绿地上散落着十几个青年人，光着身子做日光浴，白屁股与绿草相映成趣。这情景我在挪威也见过，北欧缺少阳光，是不是有这种规定，阳光好的时候，学生就自动停课晒屁股？

　　回到教室，里面居然坐着一男一女。一见我进来，马上站起，一齐鞠躬，一齐捧上名片，一齐用英语说："早晨好，请允许我听您的课。"

　　不用问，肯定是日本人--日本人的英文发音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我还差。看看他们递上的名片：男的叫高树仓一，女的叫完田美子，两位都在哥德堡大学学中文。男的长尖脸，大眼，八字眉。女的圆脸，细眼，弯眉。两人都戴眼镜，三十出头，大约是夫妻。

　　他们解释，今天是瑞典的仲夏节，学校放假，他们从网上看到隆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专页，知道我在这里讲电影，就从哥德堡赶来，事先给我打过电话，没人接，就到教室来看看。能碰到我，他们深感荣幸云云。

　　我这才想起来，上周去哥本哈根，临行前研究中心的秘书问我，学校要放假，我是否愿意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几天？我当时漫不经心地谢绝了。仲夏节是瑞典特有的节日，据说这一天阳光最好，所以屁股也要见见天日。

　　经过一番交谈，知道他们在哥德堡大学研究传播学。来哥德堡之前，在北大呆了四年，听过严家炎的课，在斯德哥尔摩呆了三年，听过罗多弼的课，还见到过诺贝尔文学奖中文评委马悦然，他们读过姚雪垠的《李自成》，孔捷生的小说和北岛的诗，认为姚是中国古典文学大师，孔是中国当代文学巨匠，北岛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来这里一是旅游，二是为博士论文做准备。我试着说了几句中文，他们都听懂了。

　　我请他们坐，两个人鞠躬。刚坐下，高树又起身鞠躬--问我能不能把谈话录下来，我说没问题。他第三次鞠躬，完田跟着鞠。我想起了一位美国记者在日本的观感--日本人的腰简直像弹簧一样，一天要弯成百上千次，人人乐此不疲。我跟那位美国记者同样，对这种形式主义的礼貌并不欣赏--阳光下的屁股比西装里的弹簧要真实坦荡得多。

　　客套之后转入正题，高树扶扶眼镜："我们正在准备关于中国电影与国民性的博士论文，听说您讲授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特地来请教。"

　　五年前，一位北大同窗跟我借美元，说他要去美国研究明清小说。与这位同窗比起来，这两位到瑞典研究中国电影的日本人只能是小小巫了。

　　高树又要起身鞠躬，我赶紧示意免了。没想到按下葫芦起来瓢，完田冷不丁地起立鞠躬，并轻启樱唇："我们想请教的问题，可能多有冒犯，请先生原谅。"

　　我不得不移座欠身。心想，跟日本人在一起，我的腰也得弹簧化。

　　高树开问了："请问，贵国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反映的是不是中国的真实情况？"

　　我不假思索：电影是虚构，但它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

　　完田：您一定看过《地雷战》，麻烦您再看一遍，只看其中的一段，我们需要您的讲解。

　　说着，她把手提电脑打开，装进《地雷战》的光盘。

　　我懒得再看这种老掉牙的片子："你们一定得看电影才能提问题吗？"

　　高树："我们怕讲不清楚。"

　　"那好，请把电脑关上，这里有多功能光盘机。"

　　几分钟之后，这部1962年拍的，曾经与《地道战》、《平原作战》一起被誉为"老三片"的抗日电影呈现在瑞典的电视屏幕上。奇怪的是，它与我当年看过的不太一样--片名下面多了三个字"教学片"，开头还加上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并有简要的说明。完田对这个电影非常熟悉，放过开头之后，她就将光盘快进，直到四分之一的地方才恢复正常。

　　高树提醒我："教授，请您注意一下这个情节。"

　　我盯着屏幕--

　　黄村据点的鬼子和伪军要扫荡根据地，途经赵家庄，赵家庄的三个女民兵为了把敌人引进地雷阵，在山上打冷枪吸引他们过来。中野队长和一个伪军军官躲在一块大岩石后面，寻找开枪的人。伪军军官一会指着前面说："太君，土八路的这边。"一会儿又指着左边："太君，土八路的那边。"中野生气地打断他："什么这边，那边。"指着侧面的山峦："土八路的那边！"伪军军官赶紧点头称是。

　　中野得意自己的发现，对伪军军官打着交叉的手势，指示他："你们的这边，我们的那边。"伪军军官向身后的伪军招手。鬼子和伪军兵分两路，向山上包抄过去。

　　这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我回头看着完田。完田莞尔一笑，露出两排白且尖的牙。她关掉光盘机："启之教授，在日中战争期间，确实存在着帮助日本军队作战的中国军队吗？"

　　这不是问题，这是挑衅，我不得不正告她："完田女士，我得纠正你，在中日历史上不存在日中战争，只存在日本侵华。至于你的问题我看是多余的--任何时期，任何外国侵略者都会在被侵略的国家里找到背叛者。中国也不会例外。"

　　完田依然笑容可掬，一边鞠躬一边说："谢谢指教。"

　　高树："您能否告诉我们，帮助日本军队作战的中国友军的人数？"

　　"对侵略者是友军，对被侵略者是叛军，是伪军。高树先生，你在提到他们的时候最好注意用词。至于你的问题，历史书上有，我不记得。"

　　高树起身鞠躬，嘴里发出："哈伊，哈伊，yea, yea,"的声音，表示认错。

　　完田伸出涂了指甲油的纤纤细指，从皮包里取出另一张光盘："您一定看过《地道战》，这里面有答案。"

　　所谓答案就在高家庄民兵队长高传宝的一句话上。完田对这部电影的熟悉程度让我吃惊，她准确地将光盘调到关键处，屏幕上出现了高传宝敲钟的身影，在"当当当"洪亮的钟声中，高家庄的男女民兵们从四面八方跑到大树下集合。

　　高传宝拿着一份情报，向民兵们传达："上次没有打死的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回又来了。

　　一民兵问："队长，来了多少？"

　　高传宝扬扬情报："这上面说，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高树："贵国电影提供的数字是‘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也就是说，中国军队是日本的两倍。贵国学者胡华先生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对此提供了详确的数字，请您过目。"

　　他从背包中拿出一个三寸厚的自制的大本子，本子的封面上写的是日文，侧面贴着分类的标签，他翻到差不多一半的地方，递给我。

　　两张中文书的复印件展现在我的面前，左边的一页是"1938年至1945年的日伪人数表"，右边一页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南地区抗击日伪军战绩统计表"。左边的数字太多，我看得不仔细，只留下一个基本印象--伪军人数虽然逐年增加，但总人数少于日本。右边的数字一目了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日军是52万4千余人，伪军则是118万6千余众。

　　高树指着那两页说: "这左面的是胡华先生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下册的第801页的复印件，这右面的是同一本书的第802页的复印件。这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

　　我打断他："这确实是中国人写的，中国出的书，但是，它只能说明，伪军在总数上少于日本军队，你不妨把这些数字加起来看看。"

　　高树："这下面有一行注释，请先生细读。"

　　这时，我才注意到复印件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上述所统计的日军包括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四区，伪军包括华北、华中、华东三区。

　　高树的脸上闪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日本军队的人数是四个地区的，伪军的人数只有三个地区的，这两个数字是不可以比较的。"

　　完田在一边添油加醋："也就是说，伪军的实际人数未必比日军少，倒很可能比日军多。"

　　真让人窝囊！这是什么***学术著作！我心里暗暗骂街。表面上还挺强硬："你们从电影说到史书，到底想说明什么？"

　　高树："我们只想向您讨教，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么多投降日本？这是否与国民性有关？"

　　他看着我，镜片后面的眼神难以捉摸。

　　我压着火--不管这两个日本人怀揣什么动机，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你不能否认，几乎所有的抗日电影中都有这类形象，你不能否认伪军之多、汉奸之众与国民性无关。他们为什么投靠侵略者呢？没见有人研究过。

　　大约是政府腐败，社会黑暗，国家亏待了他们；大约是小人当道，邪气上升，与其当小人，不如找个靠山当汉奸；大约是心中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或者是相信了大东亚共存共荣的鬼话，从种族主义出发，以为这是黄种人反抗白种人的战争，黄种人要雪耻，要报仇，要做天下的主人。

　　"……它确实与国民性有关，一盘散沙、有家无国、崇洋媚外、长于内斗而拙于团结对外……"跟日本人说这些话让我很难受，但我还是不太情愿地说了。这两位日本人看来是中国通，不说他们也知道。尽管如此，面前的那台录音机还是让我老大不舒服。

　　高树和完田一齐站起，又朝我鞠了一大躬。

　　我不知道这回该不该回鞠一躬。

《被告山杠爷》：中国的“孙子”

影评家说老外看不懂《被告山杠爷》，我选片的时候，上高中的女儿也这样说。本想把它作为教学参考片，讲《天网》时随便提一下。现在我改了主意--让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啃啃这块硬骨头吧。为了防止他们在细枝末节上跟我胡搅，我先发下译成英文的语言点和故事梗概。下面是梗概的缩写版：

　　在四川的大山里，有个叫堆堆坪的村子。一天，县检察院来了人调查村长山杠爷违法的事。村民们都替他抱不平--山杠爷可是个好人呀，你看，他不占公家便宜，事事为集体、为村民们着想，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治村有方，全村像个和睦的大家庭。这样的模范干部怎么能犯法呢？

　　山杠爷确实犯了法--他把夯娃的婆姨强英绑起来游街，弄得她没脸做人，吊死在山杠爷的家门口。他私拆明喜给桂花的信，强迫明喜回村。他说捆谁就捆谁，想关谁就关谁，酒鬼和王路都被他捆过、关过。他还动手打人，党员赵二立就被他当众打了四个大嘴巴。

　　但是，山杠爷犯的法都合情合理，绑强英游街，因为她打骂婆婆，不听从劝告。为了树立孝敬老人的风气，山杠爷不得不这样做。她不思悔改还以死相抗，是自绝于人民。他私拆信件，是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春耕计划。他捆、关酒鬼，因为他除了赌博就是喝酒，还打婆姨。而王路被捆被关，是因为他拒交公粮。

　　奇怪的是，几乎所有被山杠爷整过的人都替他说话。明喜和桂花为山杠爷说情，称赞他是个好家长；强英的婆婆哭着喊着要替山杠爷坐牢；赵二立感激山杠爷--那四个大嘴巴打得好，打出了党的威信，打掉了他的私心，打出了村里的水库，打来了致富的鱼塘。

　　山杠爷对他的孙子说，堆堆坪就是一个缩小的中国，中国就是一个放大的堆堆坪。因此，国法就是村规，村规就是国法。可是检察院告诉山杠爷，他的行为触犯了国法。山杠爷反问：不捆、不关、不游街，怎么对付那些刁汉泼妇？检察院说，进行思想教育。山杠爷正告他们：你们那一套在堆堆坪行不通！

　　在安排了接班人之后，山杠爷被带走了，村民们失魂落魄。人们想不到，检举山杠爷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孙子虎娃。

　　这回教室里多了一个人，一位高高胖胖的中年女性，她学日本人的样子双手捧上名片：达琳娜，丹麦汉学家，欧盟特邀观察员。

　　"你看过这部片子吗？"我问。

　　"看过，还有《天网》、《秋菊打官司》，都是干部成了犯人。"她的中文怪声怪调的。

　　"请说说你的看法。"

　　她侃侃而谈："中国有260万个孙子，这些孙子要是学了法律，中国就会更加民主。我访问了100个孙子，其中有32个孙子不知道怎么使用自己的权力，有47个孙子知道，但是他们不想运用这一权力。"

　　我越听越糊涂，这位达琳娜是不是说，山杠爷的孙子，因为学了法律，才使山杠爷受到法律的制裁？

　　"你怎么知道中国有260万个孙子？"

　　达琳娜惊讶地睁大灰眼睛："这是中国政府公布的。你难道不知道？"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统计孙子？"

　　"因为，他们要进行民主法治建设，孙子是实行民主的基础。"

　　孙子是民主的基础？虎娃这样的孙子多了，山杠爷这样的土皇帝就少了，中国的希望在孙子们身上。这个理似乎也讲得通。不过，中国的孙子绝不止260万，全国的中小学生就有上千万，他们在家里除了当儿子女儿就是当孙子孙女……？

　　我正在胡思乱想，魏安妮悄悄地塞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孙子 = 村子。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位汉学家S、C 不分。

　　达琳娜的发音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几个未来的汉学家脸上露出轻蔑的神情。看着我写在黑板上的汉字和拼音，达琳娜红着脸声明："我所说的孙子是village, 是hamlet，不是grandson。"

　　我用提问给她下台阶："苏飞娅，照你看，堆堆坪要投票选举，谁会当选？"

　　苏飞娅："山杠爷，不过他被抓走了。"

　　费米："投票选举是不是非得选党员？"他转向达琳娜："你在中国视察了100个村子，是不是都是这样？"

　　达琳娜："中国有没有这种规定我不知道，但是，我所见的党员与群众没什么不同。我认为，堆堆坪不具备投票选举的条件，按我设计的方案，投票选举的地方（她不敢说孙子了）60% 的选民应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堆堆坪只有一个初中生，不能进行民主选举。……"

　　托马斯下巴上的红胡子一翘一翘的： "我看过报道，中国的农民用豆子当选票，选自己信任的村长。数豆子用不着上初中。这说明，没有文化也可以当选民。一百年前就有人说，中国民智未开，不能马上实行民主。我想问，什么叫民智，民智开不开的标准是什么？是初中还是高中？你的说法正在被别人利用，使中国永远停留在堆堆坪的水平！"

　　达琳娜向前倾着身子，硕大的胸脯起伏着。她大概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无礼攻击，她在努力地克服着自己的情绪，直至冒出了机关枪扫射一般的丹麦英文。

　　我屏住呼吸，伸长脖子，立起耳朵，连蒙带猜，才听懂一半："……你以为照你的办法数豆子中国就民主了吗？不！数豆子的选民只能选出皇帝，只能成为暴君手下的暴民，想一想红卫兵吧！"

　　托马斯冷笑着，摸了一把胡子，每一根胡子因此都带上讥讽："第一，红卫兵恰恰都是受过教育的，你知道蒯大富吗？他可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呀。首都三司的红卫兵当起暴民来比文盲们好得多。第二，山杠爷对他的孙子，不是村子说：国法就是村规，村规就是国法。可是电影告诉我们，国法不是村规，国法要惩治村规，要惩办他这个制定村规的土皇帝。这就是说，中国有了民主的基础，数豆子也一样能数出民主来。"

　　达琳娜改成了中文："请问，豆子先生，是谁写信检举了山杠爷的？是他的grandson, 他在学校学了法律，才有了这封信。"

　　托马斯朝达琳娜深鞠一躬，脑袋几乎碰到了桌子上："孙子女士，谢谢你的提醒。不过豆子先生也要提醒你，中国缺的并不是教育和文化，而是实行民主的决心。违法的人在西方也有，几个土皇帝不能作为借口。"

　　在外国的课堂上，听外国人为你的国家吵得面红耳赤，心里是什么滋味？此时此刻，我想的只是如何中止这场德丹大战，民主呀、自由呀、人权呀早让我扔到恐龙蛋里去了。

　　我站起，朝唇枪舌箭们拱手："感谢二位对中国的关心，你们是同行，我不希望一部中国电影造成你们之间的不和。现在离下课还有二十分钟，我想请别的同学发表意见。

　　我向费米、苏飞娅和魏安妮递了个眼色，这些鬼精灵马上行动起来。

　　苏飞娅："强英的婆婆应该把儿子和儿媳赶出去。或者把房子卖了，到养老院去。"

　　我微笑着朝苏飞娅点点头，心说，你最好让强英婆婆雇兰勃当保镖，让汤姆叔叔看大门，请乌比．戈登堡当女仆。饿了就吃肉糜，饱了就遛狗，没事就看看美国肥皂剧，闷得慌了就找心理医生。

　　虚假的微笑鼓励了费米，他喝了一口咖啡，抹抹嘴："我认为，堆堆坪应该成立陪审团。"

　　亏他想得出来！

　　魏安妮对数字总有浓厚的兴趣："是不是想退党的人，都要挨打呢？赵二立挨了四个耳光，别人会挨几个耳光？"

　　这个问题容易，我告诉魏安妮："挨打与退党并没有联系，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宜退党。至于想退党的人要挨几个耳光，这没有一定，要看山杠爷愤怒的水平。"

　　下课后，达琳娜请我吃午餐，牛排送来之前，她表示歉意--托马斯讽刺她的发音，让她丢了面子，她压不住火，给我找了麻烦。托马斯的大名她早有耳闻，这次真让她开了眼。她认为，托马斯比山杠爷还专制。最后，她说，她还要在瑞典待一周，希望我每天拿出两个小时纠正她的S和C的发音。每小时付一百丹麦克朗。

　　半年后，我在一个研讨会上见到她，她老远就冲我喊："村子，村子！你好吗？"害得与会者都管我叫Mr.村子。而自从那堂课以后，大家都管托马斯叫"豆子"，他非但不生气，还恬不知耻地自我标榜：小球推动大球，豆子推动民主。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电影反映的文化差异――以《蒋筑英》为例

作者：启 之

这堂课讨论《蒋筑英》，为了让学生们深入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事先复印了《光明日报》介绍蒋筑英、罗健夫的文章、王兴东的剧本和他的编剧札记，让他们人手一份。我心想，就这些材料也够你们看的，看得你们头昏脑胀，省得上课提那些八不靠的问题。

　　这一着还真灵，我坐在讲台上足足五分钟没人提问，托马斯鼓着两只眼睛翻报纸，苏飞娅与魏安妮小声嘀咕什么，费米在支着电脑猛敲，罗伯特到英国开会去了，没来。

　　魏安妮打破了沉默: “我们想问这样一个问题――蒋筑英死了之后，他的领导和同事为什么要骗他的妻子和儿女，把他们骗到三千公里之外的成都？”

　　我说：“我建议你用瞒，而不要用骗。他们瞒着蒋太太，是怕她受不了丈夫死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这是善意的，是出于人道的考虑。

　　费米马上停下来，托马斯也不读报了，他们四个人互相看了看，仿佛早有交流。

　　费米：“我们认为瞒着真实情况才是不人道的。”

　　魏安妮: “难道蒋太太到了几千里之外的医院，突然在太平间里见到死了的丈夫就受得了吗？如果是我，我会更受不了。我会恨那些骗我来的人。（她坚持用骗）我会认为他们是很残忍，他们是在拿我的感情开玩笑！”

　　你瞧瞧，中国人的好心，到了欧洲就成了驴肝肺。

　　我给她解释：“假如我突然出车祸死在了贵国，贵大学派你去中国通知我父母，而你知道，我父母只有我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他们又年迈体衰，心脏不好，你会怎么办呢？你是不是一见到他们就说：嘿，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们不要伤心――启之死了，是被汽车撞死的，尸体运不回来，欢迎你们到瑞典去看看他的遗容，机票等费用由保险公司出，不花你们一个大子儿。”

　　魏安妮不说话了。

　　苏飞娅一甩她那黄缎子般的头发：“我们还要说，亲爱的，请-节-爱-随-便。”

　　我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节哀顺变，又在“哀”和“顺”下面狠狠地打了一个惊叹号。然后转向魏安妮，留下苏飞娅一个人红着脸，看着黑板。

　　“魏安妮，你当然不会像我说的这样生硬，这样公事公办，但是，我老妈听了你的话马上昏了过去，我老爸抓住你的脖领子，说你造谣惑众。等你解释清楚了，把我老妈have gone。你这不是害死了一条人命吗？

　　费米插话：“如果不告诉他们，而是把他们骗到了瑞典，他们突然见到你的遗体，两人全伤心死了，那不是害死了两条人命吗？”

　　嘿，这位口香糖先生倒会安排――让我们两代人都在这儿安息了。

　　魏安妮缓过劲来：“即使知道你的父母的身体情况，我也要把真相告诉他们，但是我会准备好急救药品，叫上救护车。我会先跟他们说，你是一个很敬业的教师，我们很爱你，把你给我们批改的作业给他们看，然后，我会把你和我们的合影给他们看，说你在这里过得很愉快，然后，我会把报纸上的关于瑞典交通事故的记录拿给他们，告诉他们每年在瑞典有多少人死在车轮下。最后，我会把你死亡的消息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心脏出了毛病，我就给他们服药，然后把他们扶上救护车。等他们平静下来，我会征求他们的意见，愿意不愿意来瑞典――要知道，他们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我不能假定他们一定要来瑞典。”

　　她顿了顿，“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加给别人？为什么不事先征求蒋太太的意见就把她带到几千里之外去，为什么不问问蒋先生的儿女，是否愿意去成都，就把他们骗上飞机？这种事我在中国遇到的太多了，他们都是好心，为你好，可实际上，我觉得是为他们自己好。”

　　我明白了，他们之所以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是因为个人主义，自由意志，人权理念已经深入到了他们血液里，落实到了我车祸身亡的假设中。

　　一直沉默不语的托马斯站了起来，走到黑板前，拿起炭素笔，写了一串英文：report the good news but not the bad.（报喜不报忧。）

　　他抖动着红胡子：“你们说的全是鸡毛蒜皮，这，（他敲着黑板）才是要害，才是关键。报喜不报忧是中国的传统。中国人总是喜欢说好话，听好事，制造好人好事，把相反的瞒起来。一直到瞒不住了，才承认二分之一。剩下的二分之一藏起来，让后代去猜。所以中国人总是在猜测和等待中过日子。事情已经发生了，结果在哪儿摆着，蒋太太从长春到成都猜了一路――蒋先生怎么啦？直到她在太平间看到了死人，领导和同事实在瞒不住了，才不得不承认蒋先生死了。死于肿瘤造成的大出血，生理原因只是蒋先生英年早逝的二分之一，剩下的二分之一，仍旧瞒着。到现在，蒋先生死了十六年了，这二分之一仍旧藏着掖着！”

　　我看着这位红胡子，心里好生奇怪――这小子的屁股到底坐在哪条板凳上，怎么一会左，一会右？一会明白，一会糊涂？无论如何，得采取行动，这讲台得由中国人占领，岂能让一个西方的“后红卫兵”在这里大放厥词！

　　“红胡子，不，托马斯，喜欢说好话，听好事，是人性，中国人在这一点上不想搞特殊。藏着掖着也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二次大战期间，瑞典为了自己的安全，借道给德国，这件事不也是藏到五十年后才公开吗？藏着掖着自有其道理，藏是为了安定团结，掖着是为了社会稳定。这是大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这在你们瑞典不也是一样吗？”

　　“启之先生，我是德国人，不是瑞典人。我认为，天下只有一个道理，那就是事实！”

　　“托马斯，你是汉学家，汉学家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特色，看来，你还得好好在这方面补补课。”

　　托马斯不屑地耸了耸肩。

　　费米来劲了：“中国特色，我喜欢这个词。它可以解释很多问题。以前我不懂中国电影，看了王兴东的剧本和编剧札记之后，我懂了。王兴东就是一个中国特色。我要去采访他，你知道怎么找到他吗？”

　　“他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你可以到那里去找他。”

　　费米：“王是否会允许我把他的编剧札记译成英文？”

　　“这个我不敢肯定。据说，他是一个非常谦逊、不爱出头露面的人。”

　　费米兴奋起来：“我喜欢这种人，我会想办法让他授权给我。我还要告诉他，他是我最佩服的编剧，一个世界一流的幻想家，他有超人的想像力……。

　　费米说了几句瑞典语，我掉在五里云中，学生们哄堂大笑，苏飞娅又坐到了桌子上。

　　费米用鼠标点击着电脑：“Now, let‘s listen to what he wrote.”（现在，让我们听听他写的。）他用中文念起来：

　　“他活着，活在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的心中，他与另一位科技工作者罗健夫的名字，在十年前的秋季产生了一次组合性的共振！他俩用生命之光向全社会划下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保护和关心一下中年知识分子吧！他的死，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解决中年知识分子住房、工资、入党、职称的问题，并对全国的中年知识分子进行一次身体检查。他的死，使无数个蒋筑英活下来了，在整个一代人中都感受到他那永恒不息的心跳。他的死，使全社会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像碑一样卓立于心头。他的死，使我们党看到知识分子中产生这样高尚的灵魂，没有理由不爱护他们理解他们帮助他们，把追赶世界的重任交给他们。”

　　费米念到这儿打住，用力地嚼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填进嘴里的口香糖。

　　托马斯又跳了出来：“这就是中国特色？！”

不过，我不喜欢两个日本人跟启之讨论《地道战》那段。太别有用心的！

和整体显得不太协调。

０４年的西河太冷清了，当时流量多大？

好文，有趣！

我碰到的，国外学汉学的外国人，学出来什么都能和政治民主挂上，和他们聊天头疼，无奈，因为我知道我不能改变他们的观点，他们也同样说服不了我。

而且我觉得这位作者写文章讲故事不错，自己的脑筋也有点僵化

譬如说电影分级那个问题显然就是人家占理，分级显然比不分级好，我国没有电影分级制度显然应该用“仍然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特色解释

要真正说服那个教授，恐怕要从人们为什么要革命讲起，需要很多的时间。

就跟他说“你国民性的定义是什么”，跟他说说国家变迁与国民性变化的问题就行了。日本人可不也曾死硬得很？但天皇一垮不是整个民族都开始向老美顶礼膜拜了？最后告诉他们，正因为如此，所以老毛尽管有这样那样错误，但是他和他的同志们很伟大，他们重振了中国人的精神。

　　西方国家是按意识形态分级的吗？

　　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中国自49年以后一直不允许黄色的和过于暴力的东西上电影镜头，所以不存在这方面的分级。现在有所开放，但过份的东西还是不允许的，这不是思想管制，是民族习惯问题,是因为中华民族对性和暴力没有西方那么开放。”

　　中国国情与欧洲不同，当年在中国用合法的手段争取利益是要被杀头的，京汉大罢工时施洋、林祥谦被杀就是个例子，所以那时不得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