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浴血凤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东亚（前言） -- 沉睡的天空

倒幕的主力是以萨摩长州两藩为主，再伴以土佐肥前两藩，自然明治政府也以萨长土肥四藩组成联合政权，其中又以萨长两藩为核心，萨摩藩代表是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长州藩代表是木户孝允（桂小五郎）。便是“维新三杰”。其时新政府的四藩在实力上是日本群藩之首，尤其箱馆战争获胜之后，所有敢于反对新政府的地方势力已经被削清，形成中央集权的机会已经成熟，维新志士本来的目的便是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尤其在四藩中，维新志士已经掌握了权力，尤其因为“王政复古”，对藩主名义上的忠心也转移到天皇上来，于是在大久保和木户孝允的说服下，四藩藩主主动提出奉还版籍，其他各藩纷纷效仿，随之，在武力镇压的基础上，施行“废藩置县”，藩主给予“华族”身份，发给俸禄，这样和平的结束了千余年地方割据的局面，初步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这样也为下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

随便说一下明治维新和我们国家的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的区别，明治维新的几个主脑都是在地方藩府拥有相当地位的人，对处理政府事务人际关系娴熟，又在长期的倒幕战争中确立了武力后盾，还有外交手腕，政治上也是不择手段。（比如长州的那些志士要不想着火烧英国公使馆嫁祸给幕府，要不就想火烧京都挟持天皇，比起这个，百日维新的谭嗣同想的政变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百日维新中那些书生大都毫无从政经验，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处理人际关系，都是满腔热血莽撞至极，又没武力后盾，最多也就做做吉田松阴这样的思想家罢了，做政客还不够格，谭嗣同想做月照，望梁启超做西乡，可这位西乡隆盛说起来也还不算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假如做大久保那样才叫政治家呢。辛亥革命的革命派虽然有武力后盾，但是也没有什么执政经验，所以政权很多被原清政府官僚夺取，也不足为奇，直到孙中山在广东确立地方革命政府，培养自己的政府官员和军队，才算上了轨道。

再回过来，明治维新虽然官员有相当的经验，但是毕竟是次大规模的变革，反抗在所难免，原来地方藩的反抗已经被武力镇压，那剩下能对抗政府的只有下层武士了。

下层武士很多原来是尊王攘夷派的，明治政府的西化让他们极为不满，而“废藩置县”后，设立“华族”“士族”，只对原来的上层武士有部分好处，下层武士却失去了经济来源，所谓的公债不知如何使用，很快就穷困潦倒。这些武士大都身无长技，只会动武，这样一来，反而比一般的平民商人还要不如。尤其明治政府推行军制改革，军队不再只限于武士参加。（这也是学习近代军事制度，这样才能发挥战斗力，尤其日本军废除了武士，但是武士精神却保留下来，把平民也改造成了拥有武士精神的军人，而且规模大大增加，或许个体战斗力不如原本精选的武士，但是整体战斗力提升了。）这样的改革自然不利于下层武士，而且“废刀令”的颁布，使得武士最后一点尊严也消失了。（不过这也是必然的，假如整天有一群特殊的人拿着刀走来走去，那还能建立什么现代国家。）这样下层武士就要蠢蠢欲动了。

而西乡隆盛就是看到这点，为了摆脱危机，提出“征韩论”

这里先说说日本的经济，毕竟，一国内政最关键之处便是经济，近代各国战争，究其起源，都是国内经济的问题。

1868年明治政府开始维新运动，改革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向近代化发展，然而，事情并非如我们现在看的那般顺利，虽然自1853年黑船到来日本被迫开国到1868年十余年间，如萨摩长州等地引进西方技术，改造自己，已经小有规模，但是许多地方各藩还是停留在旧时代，而新政府取代幕府后，就要面对众多财政已经破产的各藩，身为中央政府，就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尤其是在加强中央集权，“废藩置县”后，地方政府的负债就全部集中到中央政府身上，此外，和平废藩后大名和藩士的收入还是需要发放，这就加大了明治政府的负担，此外，明治政府的军制，教育改革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新政府在初始阶段就面临巨大的困难，为此，不得不使用公债来代替给予武士的俸禄。

公债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实在是个很熟悉的名词，但是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这个公债就等于白条。（当时的中国也不敢随便发公债啊，传统思想是要收支平衡，藏富于民的，负债这种事想也不敢想，宁愿捐官，这也是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不同了，当时的日本也没好到哪里去）收入变成白条，上中层武士还不担心，毕竟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支撑着，即便没这点收入也不在乎，甚至有头脑的还可以收罗公债以后发家。但是下层武士就不同了，他们唯一的收入便是俸禄，还不象一般百姓有一技之长，甚至拉不下面子和原本看不起的平民一起工作，这般下去只有贫困一途，西乡隆盛便是看到了武士的穷困，为了拯救武士，又不伤害自己建立的新政府，提出了“征韩论”，目的就是为了用战争所得来弥补，毕竟出征时可以选用武士作为主体，这样武士有饭吃，战利品也可以使日本经济好转。当然，朝鲜中国的苦难他就不必考虑了。

应该说，西乡的这个想法是相当冒险的，当时日本国力远远不及中国，以武士为主体，战斗力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很高，（不过随后的西南战争立刻否决了这点，）日军能不能战胜打败太平天国气势鼎盛的清军还很难说。而且刚刚建立的新政府威信和实力都不足，一旦受挫，幕府残党就很容易卷土重来，即便初战胜利，以还没改造后日本工业和海军，能保证远征军的后勤吗？（即便是甲午日本的国力，也被折腾得够戗）西乡为了下层武士而不顾日本国力，实在过于自私了点。（至于说危害朝鲜中国就不提了，毕竟西乡是日本人，不可能从中国朝鲜人的角度评价。）

正是因为如此，维新三杰的另外两位大久保和木户孝允在起初支持的情况下，反对西乡的“征韩”，确立了先发展国力的策略，这也导致西乡的下台，大久保独裁制度的建立。

不久之后，西乡在鹿儿岛士族的簇拥下向明治政府进军。不久被政府军打败，西乡隆盛于1877年9月24日战死，之前木户孝允在同年5月病逝，而三杰中最杰出的人物大久保利通于此年五月被刺杀。（日本刺杀乃是常事，不少豪杰智者死于刺客刀下。）

在这里我说一下维新三杰，说维新三杰说的主要是明治初年这三位奠定了明治政府的基础，当然，要说明治政府得以成立，高杉晋作，坂本龙马功劳不下于三人，但是维新的话，却是三人之功劳。其中西乡隆盛虽然在明治政府的成立，初期的废藩置县，军制改革下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改不了军人的脾气，虽然因其爱惜乡友同志受后人景仰，但是对日本后世发展，影响不足，而木户孝允作为长州代表入阁，但是初期受到萨摩藩排挤，之后遇到大久保独裁，而且身体多病，所得权力有限，不过他也是政治中心人物，出了大力，而且作为民权派代表，他致力于日本的宪政，日本之后保留的那点民主色彩，实在是他的功劳。接下来就是大久保利通了，这位独裁者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打败旧势力不是难事，没有西乡，也有其他人完成，鼓吹民权，也不是只有木户孝允才能作到的，高杉晋作更为激进，但是要论到处理政务外交，整顿经济，确定发展方向，实在就非大久保莫属了，之前推行公武合体，成功，之后合作长州倒幕，成功，和英国开战，失败了反而加深英国关系，出师台湾不利，还能通过外交拿回50万白银，他能团结同志，进而独裁（他的独裁应该说是俾斯麦的那种独裁）实在有过人的魅力和能力。日本之后的方向，实在是由他奠定的基础。（中国维新和革命，前两人或许都不缺，大久保就很难找了）

再回到原来的话题，大久保虽死，但是他确定的发展国力，再图谋朝鲜中国的方针一直被确立下来。

在这里，我们要认识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要对外侵略。这并不是说一个民族贪婪和好武这样的习性就能解释的，要知道，同样是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还有更早的室町幕府时期，并没有对外用兵。

我前面说，日本一统是个前提，只有一统，才有余力对外，但是也不能证明日本就必然要对外侵略，一统并不代表要对外侵略，只是拥有实力而已。

那是为什么要对外侵略呢？其实关键问题就是在于日本当时是受到压迫的二等国家，他们要自强，但是国力又太弱，而暂时不能对付强者，只有先侵略弱者才行。用一句话来说，因为我打不过英美，所以先打败比我弱小的朝鲜，从他们那里抢饭吃，把自己养肥了，这样和各国交涉或是对抗就有实力了。（当然，这种弱肉强食的做法从实利角度看也不错。自然其他国家也没被你这样欺负而不还手的道理。）

象吉田松阴，早就提出，要“蓄养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收琉球”，“取台湾”，把“失之于美俄者，取偿于朝鲜和中国。” 吉田松阴的弟子有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还有伊藤博文，日后日本政府基本遵守了这一准则。

此外，还有福泽谕吉，这位日本思想家鼓吹“脱亚入欧”，“文明开化”，“富国强兵”，对外侵略。他说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保国，这点到是也不错，当时的情况确实是弱肉强食，列强以武力为后盾，只有富国强兵，才是正途。但是“脱亚入欧”不免有些自欺欺人了，他认为西方优于东方，而日本人优于中国人，应该脱离亚洲，而成立西方文明的一分子。这更象是日本受到冲击时处于强烈的民族主义和自卑感说出的。不过当时日本确实有许多人相信这点，甚至为了证明日本人有欧洲血统，制造各种证据，这更象纳粹德国的血统论。这也是为了打击原本在日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汉学，将日本人从低人一等的地位刻意拔高。（现在亚洲不吃香了，自然要进入西方，但是就没想到这样还是低人一等吗？）让日本人更快的接受西方文化，不过也造成极大的副作用，便是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大，甚至不把外国人当人看，战争中的大屠杀便是由于这个关系。自然这也和日本的民族性格有关，崇拜强者，歧视弱者。（还喜欢挑战强者，打胜就歧视，被打败就崇拜。）

福泽谕吉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比如当时弱肉强食的情况，日本想自强，确实要对外扩张，只是处于太强烈的民族自尊，他蔑视生命，尤其是外国的尊严和生命，甚至歪曲事实，为了国家荣誉，甚至否认旅顺大屠杀，辩解杀的平民是伪装的武装人员，妇女儿童是误杀。（很象现在南京大屠杀的辩解，本来嘛，福泽谕吉就是日本思想的一面旗帜，被现在的政治家学习再习惯不过了，一脉相承）这不是东方的思想观，更不是福泽谕吉鼓吹的西方文明思想观，万一是福泽谕吉为了日本利益而编造出来的思想。所以说福泽谕吉或许是站在日本角度上的民族主义战略家，但是说是思想家，就过于夸张了，至多是日本民族主义思想家吧。

不管怎么说，福泽谕吉为了日本转变为日后的军国主义在思想上做了准备，但是这还不是完全。

前面说到，福泽谕吉认为当时的情况弱肉强食，日本只有富国强兵才能自强，这确实没错，当时的历史情况就是如此，列强对立，有时分有时合，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准则，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没有一定的规则，只要有实力，就可以改变规则，而殖民地经济才是财富的来源。这直到二战后才有变化，美苏两强实力相同，又有原子弹作为后盾，划分了各自势力范围，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定下了准则，或者说规矩，秩序（这种准则有些类似以前的罗马帝国，东亚朝贡体制，是相当稳定的秩序体制）这种秩序是建立在不触犯美苏利益上的，但是有了这样的秩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以来弱肉强食，混乱不堪，以武力为基础的情况，小国也有了和平发展的机会，日本便是这种秩序的受益者，被美国保护，不需要投入大量资本在军事上，又有战前积累的智力资本，所以恢复极快。

当然，那时的日本自然不能象战后日本那般，而且没有战前日本的积累，即便得到了战后那样的条件，也不能快速发展，而且，此时的日本还要考虑生存问题，不然随时会成为殖民地，那战后还是一样无法发展。

日本当时要保护自己，必须壮大军队，增加国力，这就需要军工工业重工业的发展，但是这就需要大量的积累，以中国这般强于日本的国力，也需要百般筹集，以利诱之，甚至官办。以日本来说，自然是要节衣缩食，无所不用其至了，公债（以买公债为爱国精神体现也有），币制改革（虽然奉行金本位的纸币，但是毕竟比真正的金银铜钱货币要廉价许多，也是变相的筹集资金），外出打工。（咳咳，这个嘛，打工据说大多是女子。）应该说，日本在这方面做的已经很好了，日本建立了相当可观的工业基础，（而且培养了一批财阀如三井三菱，但是应该说这样的财阀对于日本发展还是很有利的，一方面避免了官方的浪费，有民间资本运作，二来财阀和政府的关系密切，在关键问题上可以牺牲部分利益支持政府，当然，政府也会回报之。这也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中小企业太多，虽然解决就业上容易，但是要支持政府计划还有税收上，还是大企业方便，所以中小企业只有在和平时期才能快速发展。）但是问题还是来了。

日本国土资源有限，市场有限，一切资源都要进口，产品都要出口，但是日本就遇到一个大问题，重工业，他生产的东西竞争不过欧美，自己消化又消化不了。轻工业，日本也消化不了，而推销到周边地区比如中国朝鲜，一来市场不容易进去，（而二战后就轻松了，市场和资源有美国建立，日本跟进）二来而且受到当地民族工业或手工业的打压，此时经济已经达到极点，单靠技术进步让日本自己市场消化是不行了，只有向外开拓，此时对朝鲜中国的开拓就摆到了现实的地位上来，尤其和中国国力的差距，就需要再加大军工业重工业的发展，这自然要国民积累大大增加，于是一方面投入近60%的财政作为军费，以军工业带动经济，一方面提倡爱国精神，以中国为假想敌，号召日本民众节衣缩食，支持这次以国运为赌注的战争。

假如甲午战败，或者战争进入相持，日本那样脆弱的经济就会崩溃，工人会得不到工资，农民会没有粮食，那用不了多久日本政府就会垮台，即便是再强的民族感情也不能改变那样的情况。

但是日本赌赢了，战争很快结束，马关条约实在是不能再好了，市场打开了，朝鲜得到了，台湾也得到了，最关键的是两亿白银的赔款，一下就重新把日本的经济扶上了轨道，相比而言，领土还在其次了。（割地自然也要，但是毕竟得到的土地需要驻守防卫，还要整治开拓，不可能马上得到收益，所以最划算的还是赔款了。）

日本之后将赔款用以稳定经济，建立近代工业体系，最关键的还是义务教育的推行，这使得日本国民教育素质飞速提高，这也使日本的军队还有工人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这是日本战后能够恢复的最大基础。（抗日战争，一边不识字不会开车的中国兵，一边是甚至会土制炸药的日本兵，两相比较，战斗力就看出来了，工人也是同样，只会体力活和会技术修理的工人素质是不一样的，日本二战虽然战败，但是人还是留下来的。）

日本经济因为是以重工业为先导，积累过甚，消费难免不足，所以日本本土的消费水平并不见得提高很多，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一度加强，但是随之就因为经济危机崩溃，而且甲午战争得到的巨大利益使得日本再度加强军事工业，就象前苏联和纳粹德国一般，而资源的贫乏更是促使日本不断的发动战争，甚至走上了和美国对抗的路。自然，这是以后的话题。

现在回到这个时代，甲午战胜，日本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取代了中国原先在东亚的地位，但是“三国还辽”事件使日本发现，自己还不是真正的欧洲人，一个北极熊比自己还要雄心勃勃，只有打败他，才能真正的为欧洲列强所认同。

• ※ 西西河电子期刊 第16期 2004年9月0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