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浴血凤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东亚（前言） -- 沉睡的天空
公认的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屈辱的时刻开始的。中国的大门被坚船利炮砸开，中国人终于发现，自己并不是想象中的天朝上国，或许以前的中国确实是一个超级强国，但是那些白皮肤蓝眼睛的西方人凭借一些奇技淫术已经追赶并超越了我们，而且更让国人郁闷的是，那些奇技淫术原本中国还远远领先于西方。原来，中国人视那些洋人为“番鬼”，“蛮夷”而现在，凭借手中的洋枪洋炮，这些蛮夷们堂而皇之在中国走动，行商，甚至能面见皇帝，甚至还把圆明园烧了。现在的中国已经不能再用高高在上的眼光看待世界了，现在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时代，不再是中原和北疆的争战，不再是游牧和农耕民族的争战，而是一个新的时代――工业时代。
中国并非没有能人志士，即便被西方打败，中国还是有站起来的机会，西方列强虽然强大，但是毕竟地处欧洲，离中国太远了些，而且欧洲强国众多，相互牵制，他们的重心永远是欧洲第一，不太可能以全力远征中国，即便是横跨两大洲的俄国，还是以欧陆事务为主，只要中国能保证中等强国的地位，以中国的实力，在东亚称雄并不是难事，尤其是60年代的洋务运动，同治确实中兴了一下。真正给予中国致命打击的还是日本的崛起。
东亚毕竟还是要东亚和太平洋沿岸的这些国家来角逐，如中，日，俄，美，欧洲列强因殖民地的关系也参与了，但是欧洲内战爆发之后，再无暇东顾，而上述四国成为东亚争雄的主体，尤其以中日两国，交战最为激烈。
回顾那段历史，应该从哪里说起呢，我想，就从那个被后世称为洋务运动，同治中兴的时候说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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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40年代到60年代，对清朝政府来说，不是一个好年景，道光时代，那个爱打补丁的皇帝想禁烟，但是被英国的坚船利炮一吓，就吓得签订了南京条约，然后各国都开着船来要求“互惠互利”，实在是让好面子的道光憋气，但是除了把这口气叹叹，他也做不了什么，等到了他儿子咸丰，那就更倒霉了，那太平天国自金田起兵，才多少人马，居然越打越强，打下江南半壁江山，而且差点连江北这半壁也保不住了，而西方列强也不闲着，一不高兴就跑过来攻下北京城，烧了圆明园，把咸丰赶到热河去了，上面那个常打交道的俄国也没安好心，连吓带骗，硬是讹去了100多万的领土，这咸丰也病死了，留给自己年幼的儿子一个乱摊子。
也许真是同治带来的运气，咸丰死后的那场宫廷政变居然如此顺利，紫禁城换了主人却没出什么乱子，最多是说书先生还有历史学家多了一段话题而已。南方那书生一般的曾国藩屡败屡战，居然还真让他手下的湘军灭了太平天国，而后起之秀李鸿章也不甘人后，平定捻军。
这喜事还没完，太平天国好象一个催化剂，虽然消失了，但是他引出的那些汉族大臣们实在是了得，“中体西用”兴洋务，大量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被引进，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 1865年李鸿章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局，１８７２年，李鸿章主持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１８７５，试办机器采煤厂，１８９０年，张之洞兴建汉阳铁厂，洋枪洋炮能自己制造了，坚船也有了，虽然马尾一战南洋水师覆灭，但是北洋水师很快复兴，成为亚洲第一，世界前茅的海军。
此外，教授西方科学文化的学堂也建立了，先是北京，再是上海，天津，广州，不但有科学的，还有军事的，留学生也派出去了，不论是幼童留学，还是成人留学，他们都带回了许多。
不单如此，1875左宗棠出兵新疆，平定有英国俄国支持的阿古柏，1884年，中法宣战，1885年3月，镇南关大捷，此次战役是中国军队首次击败西方列强，影响深远，甚至连日本人也为之雀跃，因为这打破了白种人比黄种人优越的神话。此次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正眼看待中国，开始视中国为复兴的中等强国，这之后中日之战，各国看好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时间，清朝好象恢复了青春，同治中兴了，可惜，这次中兴是短暂的，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兴结束了，洋务运动结束了，中国再一次堕入深渊，比前一次还要可怕的深渊，这次下去，就要等半个世纪。
中日甲午一战结束了同治中兴，摧毁了刚刚从鸦片战争圆明园废墟下站起来的中国，这之后，中国日益衰落，而日本日益强大，近百年东亚，此战为日后格局之基石。然而，这次战争为什么会失败呢。
中国经洋务运动，国力大增，国家财政收入远高于日本，而以武器装备对比看，两者相差无几，军队上说，日本军人虽然经武士道精神，强悍至极，而且经过西方军事训练，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打过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国内战争也要追溯到西南战争时期了，就在70年代，日军数千人攻打台湾，与清军交战，战况就极其不利。而以淮军为主力的清军60年代与太平天国与捻军作战，70年代与有英俄的阿古柏作战，80年代更是与西方列强之一的法国作战，可称身经百战，要说当时的日军优于法军，只怕很难相信。至于海军方面，北洋水师称亚洲第一，虽然日本海军追上甚快，但是毕竟实力在北洋水师之下。要在之前说日本大胜，只怕谁也不信。
但是日本确实胜了，而且还获利甚多，在总结此战时，大家都喜欢总结一个经验，即是中国的封建制度不如日本新兴的君主立宪制度，日后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喜欢用此例来说明立宪或革命的重要性。但是，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制度优越就能打胜仗，只是说说的理由，是很难说服人的。
史上如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蒙清，莫不是奴隶制度起家，但是就战胜了封建制度的宋明。而封建制国家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再如俄罗斯农奴制度落后，但是他对英法列强丝毫不处下风，拿破仑的资本主义帝国便是败在农奴制度的俄罗斯之下。意大利乃资本主义列强之一，而埃塞俄比亚乃封建制国度，两者制度国力天差地别，意大利却未占得任何便宜。要说制度先进与否能决定战争的胜利，那只怕是个笑话。所以日本那资本主义立宪比这洋务运动优胜就能打胜仗，也是说说而已。
要说官吏腐败，慈僖修园子占用军费，这倒是个理由，但是这也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中国官吏腐败非一时一日，这占用军费也不是现在就开始了，何况海军军费被占用可以解释水师之败，那陆军之败呢。为什么之前还尚能胜，此次却败呢？
我这里不想否定制度和打击腐败的重要性，制度确实很重要，没有好的制度，国力就会衰落，但是制度并不能保证打胜仗，现代的民主制度重心是向内，对内鼓励生产，遏制腐败，增加国力，这确实是治本之法，不过此法并不能保证国家不受侵略，也不能保证国家受到侵略便能战胜之，国力强盛，收入增多并不能保证你在战争中就能赢得上风。倒可能使你成为他人眼中的肥肉。
战争胜利之道要讲究三个因素，第一是国力，第二是战争中军队的表现，这两个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却是第三个，便是如何将国力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这便是组织系统的问题，而中国战败，就是出在这个问题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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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胜利之道要讲究三个因素，第一是国力，第二是战争中军队的表现，这两个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却是第三个，便是如何将国力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这便是组织系统的问题，而中国战败，就是出在这个问题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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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下文。甲午战争，实在输的窝囊。
两国之间的战争对抗，首看国力，谁的国力强，谁就能在战争中占得先机，尤其是长期战争，首重国力。二战时期德国军队不可谓不强，与苏联交战初期战果辉煌，但是国力不及，终告失败。日本珍珠港偷袭及之后对东南亚的侵袭占得先机，但是国力不及，还是以惨败收场。虽然说有时军队将领的指挥可以改变战争局势，但是最终在战争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国力，国力强，那即便局部战役失败仍可挽回局势，国力弱，即便百战百胜，万一一败，那可能就是亡国之险。
但是国力强，也要能发挥出来，不然两国交战，一国全力以赴，另一国却内耗不止，那还如何能胜。中日甲午一战，日本全国上下协心，运举国之力，为求一胜，清朝政府却内耗不断，派系分离，真正能动员并且发挥使用的国力只怕不到一半。梁启超曰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此言确是不虚。这中日战争说是两国交战，但是说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淮军对日本军的战争，更为贴切。
中国这一战为何不能全力对战，原因很多，要找源头，只怕还要追溯到清朝建立初年。
清兵入关，灭李自成，南明，而继承中原政权。但是，满族人数太少，面对人数众多的汉族，如何统治是个大问题。这一般来说有两种办法。第一便是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汉化，两家合为一家，不分彼此，这中国看是否正统汉族政权并不看你的血统，而是看你是不是承认自己是汉人，是否维护汉族衣冠与儒教，唐朝李家血统复杂，但是他说自己是汉人，着汉族衣冠，尊重儒教，那便是汉族了，而那五代后唐后晋皇帝，本是沙驼族人，但是他改易汉统，那也不必当作外人。所以这假如清朝汉化，若干年之后，也就是上下一家了。只是这步实行艰难，打下天下的胜利者却要学习失败者的习俗礼仪衣冠，谁能容忍，这些人是打天下的，以后维护天下只怕也要靠他们，毕竟都是亲戚，信得过，这也是人之常情，那北魏孝文帝汉化也是进入中原多年，有了一批支持者才能施行。清朝刚得政权，要来个彻底汉化，只怕这江山还没打下，就自己人先打起来了，何况多尔衮下了那“剃发令”，这“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令一下，也不能回头了。（剃发令这招很是拙劣，以强迫的方式要汉族满化，但是这招却是激化了民族矛盾，本来和平收复的江南各路纷纷造反，图惹烦恼，其实完全可以使用更缓和的手段，而后来的情况却是，除了辫子，满族都汉化了，而满汉之分依旧。）
那只能走第二条路，依靠自家兄弟，对汉族分化利用，打压之。此招确实可用，汉族人虽多，但是只要控制了那些有组织能力，便是有能力造反的，利诱之，分化之，力量分散了，便无法构成威胁。说起来这招也并非是清朝首创，各朝各代，甚至外国也善用此招，乃是中央控制地方最佳方式。清朝用这招也是娴熟之极，而且其他各朝要皇帝亲历亲为，维护一姓天下，清朝却是一族协心，尤其满族比蒙元团结，以一族之力，比那一姓之力，自然要强的太多。但是问题也就是出在这里，一族协力自然是不差，问题这断了汉族晋升的路便不好了。清朝虽然不象元朝那样分人四等，但是这满族还是高人一等，这汉族大臣再努力，也不及满族大臣受重用，受信任，这汉族大臣自然窝火，在明朝再怎么，我也可以做首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亲王见我也要让得三分，而现在这皇帝比我高就算了，那些满族大臣本就不如我，却因血统之分高我一等，这自然令汉族不满了，何况对满族全族的优待（这是一个大失误，即便是优待，也不应该全族，有些过了），一来使得其他各族不满，二来使满族自身缺乏竞争力。
如此做，自然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不满，那句话说的好，“反清复明只是一个口号。”反清复明只是口号，和当年的反元复宋一样，即便清朝灭亡，这上台的也不会是明朝。这只是汉族为了夺回失去的利益打的幌子而已。就比如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虽然带有宗教色彩，但是假如没有民族矛盾，要搞出那么大的声势，只怕不易，响应太平天国的那些势力，又有几人明白这什么土制基督教。再到了百日维新，那些维新派也不忘记对辫子下手，而胜利了的辛亥革命，那民主革命的外衣藏着民族革命的种子，君不见孙中山自称“洪秀全第二”这革命胜利还去拜祭明太祖，可惜这点改变又谈何容易，百日维新只有百日便消失了，几年后清政府危在旦夕仍不知改变，搞出一“皇族内阁”，使国人对之灰心。不是他们看不到，放不下手中的权力而已。
当然，在前期，清朝统治者对内控制有方，生活好了，自然想不到造反，而且康乾两朝对外极其得利，正所谓外王内圣，这清朝对外武功昌盛，有两大好处，一来对外得利甚多，可用之内部，改善生活，这生活好了，自然想不到造反，二来武功昌盛，使人起敬畏之心，不敢冒险，
但是这一切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持续下去的，一旦受到外部势力的打击，请政府的权威受到打击和怀疑，那自然很容易发生内部的挑战。太平天国的诱因之一便是鸦片战争使得清政府威信扫地。而之后的辛亥革命的诱因便是甲午之败。
太平天国的失败，恰恰在于他没有善于利用民族矛盾，用一个外来宗教，而不是本土的儒学作为号召，得不到尊儒的士大夫支持，这中国并没有宗教革命的传统，想朱元璋起家的红巾军根基是白莲教，但是这之后还不是翻脸不认教。想要是太平天国淡化宗教色彩，高举尊儒兴汉的口号，那曾国藩说的维护明教这样的口号，也难得到支持了，太平天国的失败，就在于他浓厚的宗教色彩。
太平天国之乱，影响深远，太平天国和之后的捻军，击溃了清朝乃以为根基的八旗绿营还有蒙古骑兵，清朝只能倚重于新兴起的那些汉族大臣们。而他们也没有让清朝失望，洋务运动使国力上升，平定新疆，对战法国，使得清朝中兴，但是问题已经埋下。
湘淮两军，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实乃不世之奇功，但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纵横多年，清政府毫无办法，唯有一再加权于曾国藩，财务军政自立，到后来，江南可说是湘淮之天下了，也难怪平定天京后即有大将劝说曾国藩自立了。虽然曾国藩未行此事，但是江南已经具有独立之萌芽，清朝也想收回权力，但是放出去容易，收回来难，何况捻军大盛，依为支柱的僧格林沁战死，只好依靠淮军平定，这湘军虽散，淮军又起，而且还离不开他们，只好任由之。洋务派中汉族大臣大都是地方实力派，在洋务运动中他们在地方建设甚为卖力，这建设同时，不免有地方自保的倾向，（中国经济向来有自给自足的倾向，对国外如此，国家内部也如此，地方经济一体，不需要外地协作，这样的地方经济假如有了军队，再换个旗号便是一国，所以中国向来是守土有余，一旦入侵乡土，就拼死一战，如湘军之建便为防太平军入湘，但是假如和自己的乡土无关，即便同是国土，那也高高挂起，这是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尚未形成，只有地方意识乡土意识，也是因为地方经济自足自保之故。）
日后甲午一战，北洋危急时，请调南洋水师，张之洞却以东南为财税之重地，需要保卫为由，不肯北上。当时日本刚由改原来的地方藩制为中央集权制，可以以全国之力投入战争，而中国虽然宣战，但是参与战争的实际上只有李鸿章所部，其他如东南却只是自保，以一部战一国，导致战败，其根源就在于此，之后地方割据更加，八国联军侵华，北方作战甚烈，李鸿章，张之洞搞“东南互保”，其理由便与张之洞在甲午的理由一样。不说其对错如何，清朝一盘散沙，地方割据已是现实，所以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割据，早已在清朝埋下根。只有到了抗日战争，因长期的抗日宣传，外加西安事变后的统一战线，才再一次以举国之力对抗日本，虽然此时两国国力对比已经无法与当年的两国国力对比。但是确实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发挥全国力量。
具体到甲午之战，不单是地方割据。洋务派中多是汉族大臣，清政府不得不用之，但是又忌之，只好用分而化之的老办法，权力分担，不让一人独掌大权，即便李鸿章，也只能对北洋一部控制之，其他各部别说调，就算请也未必能请到。
外加帝党后党明争暗斗，力量又更分化了，等到甲午开战，光绪欲开战而不知战，李鸿章知战而不欲战，兵士欲战而长官畏战。故有甲午之败。
其实甲午并不是完全没有胜机，日本战事虽利，但是毕竟国力不强，不能持久，再下去日本国内也要拖入泥沼。日本受国土限制，只能进行快战而不能长期作战，这点就连日后国力远超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如此，何况甲午时期，日本国力尚不如中国，外加各国并不想加任何一方获利，已有英，俄，美多国表示可以调停，假如中国坚持下去，或许拖垮的反而是日本，即便最后战败，战后的赔款也不至于象马关条约那般苛刻。
只是坚持下去，又谈何容易，一要全国协心，然上层满族忌惮汉族，不敢用之，下层汉族还未开民智，要等到甲午战败，民怨沸腾，才引起中国的民族意识，二要全国合力，全国一盘棋，可以当时局势，断难作到。三要政府内部协心，假如政府内部协心，决心一战，其事或者还可一为，然帝后两党勾心斗角，清流洋务互不对眼，这又可奈何。
只有等下一次中日战争，这几个条件才能满足，可是，那时两国国力已经逆转，中国就要多留无数人的血才能坚持下来。
甲午之败，败在以一部战一国，一指战一拳。
但是即便如此，并非甲午之败不可避免，这就要归咎于政府的应对了，当时情况看，清政府的应对比日本政府差之甚多，而关键的原因，是清政府还不明白当时的游戏规则，或者说不善用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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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其实在19世纪中期都处于相同的闭关锁国的状态，不过两国间到是有交往，鸦片战争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压迫开国，之后开始洋务运动，而日本在1853年佩里黑船到来也被迫开国，之后就是推翻幕府，进行我们熟悉的明治维新了。
明治维新对日本来说，是近代一个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史上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呢，明治之前，日本其实处于一个封建割据状态下，地方的各藩（也就是类似我国春秋的诸侯，地方政权。）权力极大，随时可以挑战作为中央的幕府将军，作为中央的幕府只是名义上掌握着全国的权力，实际上对地方的权力是有限的，这样的状态使得他们只能专心内政，尤其是丰臣侵朝失败，德川上台。德川幕府的建立其实对各国来说都是好事，至少在这二百年，中日一直保持着和平状态，日本这样分散的地方割据，是很有利于周边各国的安全的。尤其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各藩的分立是最有利的，而明治政府的建立，实行废藩置县的中央集权制度，绝对不是一个利好消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扶植幕府甚至后来的虾夷共和国，使其内部处于分裂状态。
当然，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洋务运动，国力正在恢复中，无暇顾及那东边的岛国，实际上就算国力恢复了，中国也没对日本做什么，而是在1870年签订《中日修好条约》，条约中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这条约说的确实很好，“永久安全”，事实上，清朝确实希望和日本永久安全，甚至想和日本联合，一起对付虎视眈眈的俄国。如写成《筹边九论》一书的姚文栋，便有此想法。
但是，这想法是好，联合自己的小兄弟日本，对付恶虎俄国，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小兄弟也是一匹狼，他确实要对付俄国，但是先要对付的是中国，只有消化了中国，才有日后的胜利。而目前的中国却象一匹马，前有虎，后有狼，对付哪个，真是一个大问题。
又是姚文栋，他原来要求联日抗俄，这是原来没到日本前，他本着日本是仅次于中国的东亚国家，又在同一儒家文明之下才作出那样的判断，等1882年他出任驻扎东京使署随员，亲眼看得日本后，改变了看法，一方面坚持联日抗俄，一方面要求遏制日本扩张了。但是一个有独立思维又中央集权的日本会答应这样的事吗？帮中国打退俄国，自己一点好处也没。除非日本本身就在中国的控制之下，否则难以作到。
姚文栋在那时代可称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了，但是其想法还是有其框框，又是那其他人便可想而知了，毕竟大清这幅员辽阔，又是礼仪之邦，何必对日本这样的小国斤斤计较呢，敌不犯我，我不犯人嘛。之后清政府对日本的一再退让，也是这种思想作怪。
这样的思想在当时已经不符合时代了，19世纪的世界，是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你不打他，他就来打你，那是一个强者生存，用枪炮做主的时代，那个时代没有明确的规则，原来的东亚朝贡规则已经打碎，新的规则还要等二战爆发才能建立，这个时代的规则只能是强者通吃，那是血淋淋的拼杀，中国士大夫的想法已经落伍了，他们最多也就是想到要提防而已，而不会想到防范于未然。相比之下，日本维新思想家吉田松荫的话虽然赤裸裸，但是实在的多：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鲜；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诸岛，甚至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思想不合于时代，这做事就难免慢人一拍，日本在1874年对台湾的入侵，1875年对朝鲜的入侵，清政府的反应实在软弱过分了些，虽然此时正面对沙俄的挑衅，不能两线作战，但是在战事占优国际舆论占优的情况下，却答应赔偿50万白银，确实匪夷所思。
日本入侵的借口是台湾土著杀害琉球船员，这台湾是我领土，这琉球是我属国，两地纠纷和日本何干。总理衙门之言：“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不过多了一句“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被抓住小辫子，说是台湾是化外之地，就来入侵，之后的赔款也是以抚恤之名出的。
当时的政府不知何种考虑如此做，战事占优，为了不扩大战事，不要日本付军费就好了，却反付出赔款，当真是银子多了没处花？这战争向来没道理可言，别说你这出兵的理由牵强之极，就算你再出师有名，输家就是输家。
是为了拉拢日本，当时清政府有一点很大的问题，便是迷信外交，试图以夷制夷，这估计指望着日本得了好处来卖命了，问题是，你聪明。别人也不笨啊，会为你这些银子卖命吗？反而会跟进一步，反正大清国有钱，打输了还拿到50万两，打赢了那拿到的就更多了。
这次态度的示弱，日本摸透了中国底牌，使日本侵略意识加剧，又一方面加强自己的军事，开始为以后的战争做准备，这次条约实在是得不偿失。可以说，20年后的战败，在那时就注定了。
中国的软弱，使得日本加剧扩张，1879年将臣属中国的琉球变为日本的冲绳县，琉球向北京求援，北京只是派出大臣交涉而已，指望用嘴皮子把肉给要回来，清政府的思维确实跟不上时代了，要是你是东亚第一强国，犯我必诛，要是不答应就会派兵来，那还罢了，你现在软弱可欺，那还怕什么，何况日本外交官的嘴皮子也不是吃素的，外交的关系还是看实力和态度，实力软，说话没分量，实力强，态度软弱，别人就可以敷衍过去。失去琉球，也使得中国的信誉大打折扣，连属国都保护不了，那属国何必支持你？
之后下一个倒霉的自然是朝鲜，对于日本来说，琉球是一个钉子，已经拔掉了，朝鲜是进入大陆的跳板，非进入不可，但是也要试探着来，看看清政府的态度。
应该说，清政府在朝鲜的问题上比对琉球好些，对日本一直保持压力，甚至用北洋水师威慑之。总领朝鲜事务的袁世凯在任上也做得比较好。
只是，清政府只注意防备威慑而不注意进攻，李鸿章是海防论者，但是他的目的也只是防而已，中国国力优于日本，明治维新其实也不顺利，假如以琉球被占（或是其他，要找个借口不要太简单。）介入日本事务，不必灭之，扶植内部分裂，便可保证中国国内的和平。假如说之前70年代有新疆边患，80年代有中法战争，那80年代末，北洋水师建立，日本海军还未形成，朝鲜又在我控制之下，且日本还在朝鲜生事，正好乘机介入。而等到日本来打我们，就失去了先机。北洋水师后期得不到经费扩充是事实，但是难道要和日本军备竞赛不成？稍一懈怠，便有甲午之祸。
甲午一战，清政府还是其实游走于外交解决和武力解决的两边，一派迷信于各国介入，不战而胜，也不想想，没有实力外国何必介入，一派迷信于武力求胜，拒绝各国介入，盲目自信自己的实力。等到战败消息传来，又惊慌失措，其实日本战不能久，而此时其他各国也会介入，尤其是李鸿章被刺，各国舆论有利中国，要是在局部挫日军锐气，再使各国外交斡旋，并非不能挽回败局，至少不会赔款割地如此之多。
中日之战，武力外交都是一个大大的失败。
中国之败，败在分力，日本之胜，胜在合力，中国之败，败在举措失当，不知当今世界规则，不能防范于未然，灭敌于萌芽，对敌过于谦恭，不知示弱于狼，狼更进之。日本之胜，胜在深知弱肉强食之理，上下同心，一力进取，更胜在中国之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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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以后再修改吧，修修补补又三年
19世纪中叶的日本，处于德川幕府统治之下，已经二百余年。德川幕府的创始人德川家康，人称老狐狸，他一直紧跟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终于在丰臣秀吉死后，从丰臣氏孤儿寡母手中抢得日本政权。
因为是由地方实力派进驻中央，德川对地方实力派心有戚戚，但是对于日本长期以来的地方割据，德川虽有心改变，但是却无力纠正，毕竟虽然德川拥有最强的势力，但是一旦作出取消地方各藩，那各藩的合力要远远强于德川，实际上决定德川命运的关原大战，也是德川用政治手腕取得加藤清正等人的支持才胜利的，德川无法象后来的明治政府那般建立中央集权，只能维持原来的幕府将军统治。当然，德川幕府比之前的室町幕府要强大的多，德川没收和削弱了原来的丰臣旧部和敢于挑战自己的各藩，比如下令一国（即一藩）只能修建一座城池，（有点象秦始皇的收兵器。）大大强化了作为中央的幕府。（自然也没清除干净，后来倒幕主力萨摩，长州两藩便是没清除留下的后患）
另一方面，日本在战国时期地方各藩和西方交流甚密，这很大程度是为了寻求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帮助，（这和明朝中叶有些相似，两国对外都引起西方的火炮火枪等军事技术。）这对于幕府统治自然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天主教的传入引发了教民暴乱，而且德川本人又是佛教徒，于是德川幕府统治奉行锁国，只有长崎一地对有历史渊源的中国与荷兰开放。（这点也和当时的清朝相似。）
德川幕府的统治应该是说还是给日本带来了近两百年的和平，但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东亚的老大哥中国已经被迫开放，那日本就不远了。
1853年，美国的佩里将军率领四只船来到日本，提出与日本通商，美国船只可在日本补给等条件，震动日本朝野，后世日本称之为“黑船来航”，（黑船之名由当时美国船体为黑色又冒黑烟而得名）
黑船的到来，使得日本上下一片恐慌，日本是岛国，而且对面的大陆霸主中国一直关注大陆事务，其他地方不是太远便实力太弱，所以外敌甚少侵入，之前只有元朝时期忽必烈的远征大军入侵，引起日本全国震动，全国动员，借助飓风的力量才幸免于难，（不过那次入侵也使得北条幕府财政不足而倒台，这次轮到德川幕府了。）而这次黑船的到来虽然还没有爆发战争，但是也引起极大的震动，鸦片战争已经发生十多年，日本虽然锁国，但是对这次事件并不陌生，庞然大物的中国就是在这个黑船之下屈服的，那日本会如何呢？美国的黑船会不会进入开战呢，尤其美国船只直逼幕府所在地和日本统治中心江户，日本平民甚至可以看到黑船的身影，能听到炮声，江户全城戒备，警钟齐鸣，中心发生的大震动很快就在日本全国蔓延开，平民只能向上天与神灵祈祷（祈求飓风的降临），一般的武士向幕府献计献策，虽然那些计策实在可笑居多，而就连那一直当着傀儡的孝明天皇也坐不住，向神灵祈祷，希望保佑日本。
自然最坐不住的还是幕府，幕府自度无力抵挡黑船，但是又不甘心开国，可巧的是，幕府将军德川家庆受不了刺激，去世了，主事的是大老阿部正弘，他想开国，又不敢承担开国的罪名，只好来个权力下放，征求各藩意见，这也是一种推卸责任吧。
不过这次权力的下放，却给了各藩一个信号，要向各藩征求本属于幕府权限的外交事务，这说明幕府已经无力处置日本的未来，幕府无能力了，那权力真空就要有人要填补，这引起了各藩的跃跃欲试，尤其各藩都反对开国，而幕府最终还是选择了开国，引起了各藩极大的不满，之后兴起的攘夷派便首先把矛头对准幕府，尤其是，在名义上是日本至尊的天皇也试图干涉国事，这就为攘夷派找到了拥护的对象。（日后攘夷派也出现了分化。）
1854年，佩里再度来到日本，（随便说一下，佩里是以中国上海作为中转站的，几次出航日本都是由上海出发，而他们迫使日本开国的目的之一，便是希望日本以及琉球作为中转补给站。）日本幕府与之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又称之为《神奈川条约》之后又补订《下田条约》，日本国门打开了。
应该说，日本这次还是很幸运的，此次条约并没有如中国一般赔款割地，还算比较平等，这一方面有了鸦片战争的前车之鉴，幕府自度无法抵挡打赢战争，便转向外交解决，而另一方面美国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并无太大的兴趣，只是希望能获得太平洋上的补给点和中转站。这与中英之间的战争有贸易冲突的起因是完全不同的。（试想，假如日本如印度那般富有，或者和英美有巨大的贸易顺差，那只怕战争在所难免，）而且，黑船的到来使得日本的中上层看到了西方科技文明的奇迹，影响了日本中上层向西方学习，蜕变到后面便是极端的“脱亚入欧”。日本下层直接受到上层的影响，很容易使得全国一致西化，当然，这要等到明治维新才完全作到，现在的日本，直面最大的危机是：幕府危机。
前面说到，阿部正弘将权力下放使得各藩跃跃欲试，而另一方面，武士阶级也开始行动了。武士阶级是要依靠战争维生的，而长期和平的幕府统治使得大量武士闲置，尤其是下层武士，没有一技之长，收入匮乏，生存艰难，偏偏地位还比一般的平民高，需要金钱维持生计。而幕府无法养活这些武士，自然导致心怀不满，而幕府对外国的软弱使得他们更加愤怒，尤其是之后英俄等国也迫使日本签订条约。这更使得群情激愤，更多有感于国家衰弱，有志强国的志士卷入，形成攘夷派，有些人自发行动，比如刺杀幕府大吏，最出名的就是刺杀支持开国，镇压攘夷派的井伊直弼，史称“樱田门事件”，（中国辛亥革命那些人也是刺杀频频，受到日本影响甚大，毕竟那些革命派许多是留学日本的）或者直接刺杀外国人。甚至如长州萨摩直接与英法作战，当然都失败了，而攘夷派开始分化，有宣扬“公武合体”的，有支持“尊王攘夷”的。有坚持“攘夷”的，也有转变为“开国维新”的。攘夷派分化得很厉害，如维新三杰当初大都是尊王攘夷，也有支持公武合体的，但是最终成为倒幕维新的支持，而如著名的新选组当初就是以“尊君攘夷”建立的，却成为幕府军团的主力。
日本幕末是个血的时代，其成果明治维新的成功又使得中国后来效仿之，如谭嗣同，如辛亥革命的刺杀团。下一章节便说说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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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兄对中国这段历史分析精辟。若这还叫无从把握，天下还有何人能够把握？沉睡兄还是太客气了。
尤其欣赏老兄对于制度这一节的分析，入情入理，大得我心。正如老兄所说，不论什么制度，大敌当前若还是内耗不止自然难逃一败。
深一步想下去，却又出来一个问题。就以清朝为例，清朝甲午败于内耗，辛亥亡于割据应是没有疑问。但是为何清朝前期能够控制内耗，而后期却做不到？如果归咎于民族歧视和压迫固然有道理，明朝败于满清又如何解释？其实明之于清正如清之于日本。都是庞然大物对磋尔小邦，然而小邦却能战胜。
我的观察，不论什么样的制度，也不论建立制度的初衷有多好，也不论是否存在着监督反馈机制，时间一长，则必然会产生利益分化和各种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必然有与国家利益不符之处。可以说，绝大多数集团利益不符合国家利益。这样如果国家是有充分的力量来控制住各个利益集团使之以国家利益为重，则国家就能团结。反之则会内耗不断。
一国之初立，一邦之初兴，利益集团尚少，力量也不强大，因此国家有足够能力控制，使大家万众一心。等到功成业就，马放南山，承平数代之后则利益集团数量既多，力量也相应增大，此时国家就会感到控制的吃力。这倒也不是国家不想控制，而是一个系统到这时已经相当复杂。对系统作出调整的代价也越来越高，往往是扶得东来西又倒。记得曾经有个相声说某人画扇面，先做美人不成乃改张飞，张飞又画的不象乃改怪石，总之数改之后无可再改，终于涂黑了描金字作罢。国家也是如此。建国之初，一张白纸，自然可以爱怎么画都可以。越往后就越难改了。最后推倒重来也不稀奇。
值得指出的是，不论实行何种制度，这一规律都适用，差别只在有些制度来的快些，有些慢些而已。绝大多数的国家不论实行何种制度，其盛衰规律都大致在三百年左右。中国的几大封建王朝是二三百年。外国如搞资本主义的英国也不过三百年而已。把这个规律称为三百年盛衰率或三百年轮回率我想是不过分的。
至于为何是三百年，我略有腹稿，只是还没有搜集到足够的证据，这里只好先卖一关子，以待诸位的高见了。
一次战争的失败，不能归结于制度的原因，然而若干次的战败，迫使人不得不超出个人的因素来寻找大层面上的结症。
我以为，清朝之所以经历短暂的中兴之后仍然遭逢惨败，终究是其固有的妥协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什么要进行洋务运动？试想在一个皇权高于一切的时代里，没有皇室的支持，这样的运动是万万行不通的。而清皇室之所以赞成洋务运动，无非是逼不得已，被人欺到这份上，你不卧薪尝胆不行啊。可是，一旦有了点起色之后，一慈禧为首的统治者的妥协性又暴露无遗。一是盲目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宁愿花大价钱建园子也不愿不钱花在军费上；二是当权者把自己的个人利益至于集体之上，典型的如李二先生和张之洞等人，愿意牺牲一定的国家利益来换取个人小集团的优势；三是构成国家机器的军队和文官系统缺乏荣誉感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其中一和二又必然导致三的产生。
洋务运动的兴盛是表面的，其实质仍然统治者的妥协性和贪婪性随之逐渐增长。洋务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缺陷就是中国仍然而且继续处于工业链的最终一环，也就是只能制造些最终产品，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这和现在的情况有些类似。没有钢铁，机器，只靠进口一些机器来进行落后产品的生产，从技术上决定了这个洋务运动是没有可能成功的。另外一个缺陷就是洋务运动并没有使得统治者的思想有所发展，仍然停留在家天下以及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这一层面上。思想上没有进步在和平时期的影响力还不能看得很明显，但是一旦遇到外来巨大压力的时候，其副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一是上层统治者没有坚持到底的决心，得过且过，宁愿以国家的利益来换取个人的利益，毕竟对慈禧等人来讲，多一个香港，台湾，琉球，对她个人利益的损害并不明显；二是中层没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对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没有奋战到底的理由，既然连皇室都没有决心，这些个人利益至上者又哪来决一死战的动力？三是下层缺乏凝聚力和正确的指导，当时的军民无非是混一口饭吃，谋生而已，国家利益离个人很遥远，再加上统治者缺乏引导，很容易一触即溃。以上是一些大层次方面的分析，当然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些特例，可是大方向上清政府是很难求得战争的胜利的。
制度不能决定战争，但是这个制度里的人却能决定战争。清政府的统治者鼠目寸光，不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起码道理，只能导致它最终灭亡。民国时以老蒋为首的四大家族也有类似的心态。记得陈布雷当时劝说老蒋，希望四大家族捐出一部分资产来帮助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可是被老蒋严词拒绝，由此可见这种个人小集团的利益在这些统治者心目中的分量，所以最后失败也不显得离奇了。反观后来的共产党，做法完全不一样，能够取得内战的胜利以及抗美援朝的实质性胜利都显得理所当然。一个大国是有一定实力的，关键就看统治者有没有这个动员能力。虽说战争打的是后勤，可是有宝藏不懂得发掘也是惘然的。
清政府便是有这方面的麻烦，几大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是有，但是不密切，尤其是下层民众，对国家的概念很模糊，根本不知道为何要为国家作战，这个问题要直到民国经由抗日宣传才部分解决，若无此，抗战断难坚持，当然做的最好的还是中共，因为本身就是以发动下层见长的，尤其是土改，使得利益相连，所以说这之后的胜利不是没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