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邓公诞辰杂感 -- 巴山夜雨

　　关：任老，你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长期身居要职，与小平同志一定有过不少交往吧？

　　任：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7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

　　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大概是在1939年冬或1940年初，听他作抗日战争中“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当时他才三十四五岁，留着小胡子，人很精神，讲话声音很响亮。第二次是在太行整风学习时，听他到北方局党校作关于“抢救失足者 ”的报告。1956年我出席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1960年我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时，听过他作关于大跃进的报告。1962年7000人大会上听过他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曾讲过对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搞错了的人，都要“一风吹”(一律平反)。这几次都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7年后，我从黑龙江调到辽宁工作，因职务和工作关系，才和小平同志有几次直接接触，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指示。

　　关：你与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什么时候，谈什么问题？

　　任：大概是1978年吧。当时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由胡耀邦组织，《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看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时，恰巧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我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关：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你不担心会被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你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

　　任：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拥护真理、捍卫真理，不能大声地讲出真理、宣传真理，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辩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关：当时还有哪些“地方诸侯”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任：我记得当时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都是最早表态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关：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不是正因为你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你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

　　任：不少人是这样估计的，我想也可能是这样。

　　我在辽宁还干过几件事：一是冲破重重阻力，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张志新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我曾请华国锋同志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当时华国锋就不表态，但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二是“抓富”。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富起来”，但我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你别看这么一句话很简单，但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 思想的束缚。为此，我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那时候，我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对辽宁的报道很多。这可能使中央领导同志对当时辽宁省的工作，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我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

......

　　关：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难度大得多，谁愿意冒这个风险？

　　任：这一关始终得过，现在不过，以后说不准更难过。

　　我总感到现在的闯劲还不够。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小平南巡时就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政治改革之所以滞后，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怕乱，其实政治改革不会大乱的。因为，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不想乱，老百姓都希望生活安定，都痛恨腐败，人心思变。这也是中国的国情。有了这个基础就好办，当初拨乱反正政策几乎来个180度转向，但社会仍然安定。只要政策、步骤、方法对头，今天政治改革一样乱不了。因为这是顺民意得民心的好事！

　　关：在中国，政治改革勇气是需要的，但也要讲策略，这方面你有什么高见？

　　任：再过两三个月我就91岁了，老啦，谈不出什么高见，浅见倒有。

　　毛主席曾提出的种“试验田”、“一切经过试验”的办法我看可以用。政治改革必须审时度势，先做试验，突破一点，再行推广，就可以稳步前进。可以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领域先搞试验，取得经验，然后推广。

　　我认为只要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稳步前进(先做试验就是为了稳嘛)，是出不了大乱子的。

　　关：广东是先走一步的地方,政治改革能不能也先走一步？

　　任：我看可以。改革开放后，中央、国务院就明文把广东、福建定为“综合试验省”，深圳定为经济特区，赋予先走一步的任务。这个文件直到现在并未收回和撤销。江泽民也曾希望广东“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怎样增创新优势？增创什么新优势？我看关键还是要在体制改革上下功夫。

　　关：关于解放思想，你有什么看法？

　　任：我看这是进行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但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让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也需要与时俱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很危险的。小平同志就说：“革命政党最怕是听不见人民的声音；最怕是鸦雀无声。”况且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写进宪法里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央不是反复强调要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吗？

　　关：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任：我看政治改革还是要像经济改革那样，学习借鉴人类一切先进的东西。用十六大的提法就是“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这说明他们管理国家积累了丰富的、成熟的经验。这是人类的文明，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关：改革的闯将，原深圳蛇口开发区主任袁庚曾主张中国应该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先进的政治文明。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任：我赞同袁庚的观点。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三权分立”指的是这三种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它的本质就是制约权力的滥用。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过去我们搞的“一元化”领导那一套教训还不深刻吗？当然，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而应该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样，学习借鉴“三权分立”其中的科学成分，创造性地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

　　现在，像袁庚这样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于创新的实干家再多一些就好了。

　　关：说到西方的政治文明。我感到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就是透明和公开。我今年初去了一趟北欧考察，感触良多。这些国家公共部门的一切开支、每一笔经费的去向和每个公务员的收入财产都是公开的，以便接受市民和媒体监督。你不但可以在相关网站上找到国家领导人(包括皇室成员)的财产和收入资料，而且可以找到任何一位政府官员公务宴请的菜单和费用以及出差的报销清单。有一位高官只不过公务宴请时上了一道鹅肝，就被传媒批评超标而丢了官。如果中国也这样做，想腐败都难。

　　任：这种办法好，简单易学，不难办到。现在电脑已经很普及，每个单位都有，上网就是了。这又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利党利国利民，说不准每年还可以省下1000多亿的公款吃喝费。

　　关：任老，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任：中国的改革仍未过大关，“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