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文摘】【荐史文恭看】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 long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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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二、三

傅作义既然是带着自己的打算与中共合作,必然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1月29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致电中央,认为“傅在政治上直到现在并未向^_^拢,他主观上亦不愿向^_^拢,始终站在南京立场”。

(16)“南京立场”即李宗仁的与中共分治的立场。31日,林、罗、聂再电中央:“傅对南京李、白和谈则

甚表积极,几次表示愿作桥梁。”(17)林、罗、聂认为傅“站在南京立场”的判断在南京得到证实。

1月24日,徐永昌记载:“接傅宜生梗电,大致通知先与中共军协调停战,实施和平。谓自津陷落后,北

平战局即万分困难,士气民心消沉浮动,迫不得已,于养日上午十时,双(方)订定军队保持原建制、原番

号一个月后实行整编。在此期间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希望中央全面和平早日实现云云。”(18)这些基本上

就是北平和平协议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傅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公布协议的,南京方面本已获悉,傅所以

还要专电通知徐,并非多余,实际上就是要保持与南京政府的关系。

1月25日,徐永昌遇孙科,孙告诉他,“昨晚电宜生,属其洽商共方,此间拟派一代表赴平。傅即答,要

派即派来,可不必先洽,免转生周折”。(19)南京政府的和谈以李宗仁为主,傅深知李与孙科的隔阂,因

而对孙科来电不予理睬。但孙科此举证明,南京方面的确有人将傅视为与中共接洽的桥梁。

1月26日,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政务会议,商讨与中共和谈一事。关于南京政府代表团的人选,邵力子、

张治中建议“加派莫柳枕及傅宜生、邓宝珊为代表”,徐永昌反对道:“傅似不宜,以其立场不应尔,彼恐

亦决不愿就也。”(20)傅后来未被列入代表团,但邵、张二人的提名则表明,南京方面的确有人仍将傅视

为南京政府的一员。

傅作义既然保持自己的立场,必然保持自己的意图。1月31日,林、罗、聂致电中央,称傅作义“利用报

纸大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极力在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

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脚(其亲信已有此表示)”。(21)为攻破傅之意图,中共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公布

由毛泽东亲笔撰写,以林、罗名义致傅的公函,亦称通牒。(22)2月1日,即中共接管北平的第二天,《人

民日报》头版发表该公函,其中提到:“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

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第二项措施是,配合该公函的发表,新华社

于同日发表《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该文同样为毛针对傅发布的那篇文告而撰。如前所述,傅之

文告所引用的是北平和平协议原文,然而这一招未能捆住毛的手脚。针对傅所造成的主动议和的视听错觉,

毛泽东毫不含糊地指出:傅之议和缘于“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对此,毛这样阐述:“为什么天津

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

伤吗?为什么一月二十二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应当,而令天津的

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

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最后,毛极为严厉而又留有余地地写道:“不管傅

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

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23)

毛对傅作义文告的严厉批驳,实际上就是对北平和平协议某些内容的严厉批驳。只有如此,才能抽去傅之

立场赖以存在的依据。随着林、罗公函和新华社文章的发表,傅被置于战犯、战败、以求自赎的地位,其

“万众生佛”的地位被攻破。

林、罗公函的发表,引起傅作义强烈反应。2月4日,林、罗、聂致电中央,提到傅“对我方的通牒内容

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慨”。林等建议:“为了争取便宜的合算的解决太原、绥远及其他地区的敌人,我们

意见,在过去业已很正确地而且很适时地在政治上(宣布战犯名单、发出通牒)军事上(歼灭了天津、张家

口、新保安等处之敌)打击了傅作义之后,目前则应采取以拉为主,以斗为次的方针。”林等认为:“以敌

我现有之情况,我军有绝对把握做到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凭战争解决问题……但如能争取某些地方像北平

式的解决问题,则较之使用战争便宜合算得多。”

上述意见与毛泽东的策略思想是相通的。2月5日毛复电:“依整个形势看,武汉、京、沪、长沙、南

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有十分必要。”

(24)这样,在对傅“打”过之后,确立了以“拉”为主的方针。不过,至少在当时,拉傅并未奏效。

2月4日,徐永昌记载:“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

其是否不好。”傅作义忽于此刻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正是对中共发表公函的“气愤之慨”的反应。徐

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对傅“无所谓好不好,先要问何以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即要出国有是理

否”。傅要出国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则明白了。为此,徐指示杨慎五转告傅:“莫善

于先回绥远。”徐的这个意见看来被傅接受了。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

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25)这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2月22—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前往西柏坡。通常的说法是,毛与傅相见愉

快,前嫌尽释。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闷,一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

解;一则以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26)傅的意思是,他若离平,其部属将失去

庇护。总之,傅的状态是“甚苦闷”。

接下来不无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3月24日傅作义密电杨慎五:“杨慎五可亲送徐部长。请派王蔚梧乘机

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傅将其逃离北平的时间安

排在26日,然而3月26日南京方面却收到傅这样一份来电:“杨慎五亲转徐部长……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

因毛来平,著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著陆场,再行请派。”(27)原来,

就在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于当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这就是说,毛

的忽然到来,并恰恰选择在机场阅兵,无意中打断了傅的逃离计划。

逃离行动失败,傅作义相当敏捷地回过头来,再一次不无戏剧性地做出另一政治反应。早在2月3日,毛

致电林彪等,指出傅作义“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

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28)毛所期待的这个通电傅迟迟未发表,甚至2月下旬与毛在西柏坡进

行了那次据说是甚为愉快的会见之后仍未发表。然而4月1日,也就是逃离计划失败后的第五天,傅向全国发

表通电表示:“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今后愿

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29)在毛期待近两个月后,傅发表了这个向中共靠拢的通

电。

由逃离北平到靠拢中共,数日之间傅的行为反差如此悬殊,徐永昌迷惑了。4月4日,徐永昌日记记载:

“闻李德邻私人代表黄启汉明日返平。晚饭后诣李德邻,请其令便人一询前日共方宣称之傅作义电(申述政

府之不善与共之善,且悔其觉悟迟),是否究为宜生自拟。”(30)此事的查询不见结果。不久,中共打过

长江,傅与广州政府的直接联系基本中断。

傅作义部在北平接受改编之后,傅所辖之绥远董其武部是否同样采取改编方式?在这里,中共遇到一个

不大不小的难题。1月23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

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31)

正当毛提出暂维现状之际,1月25日,邓宝珊转告林彪等:“傅作义的意见,绥远部队不采取北平式的接

收,可以采取执行中共的政策(换旗)。”(32)不难看出,毛的暂维现状与傅的换旗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双方的立场很快接近。2月12日,毛致电林、罗、聂,提出:“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其武)部退入后套让出

(归)绥包(头),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间划一界线。但如傅、邓以部

队地盘太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有归绥,我方亦可暂时让步。”(33)

2月下旬傅、邓前往西柏坡会见毛,中共提出:“归绥希望他们交出。他们则希望保留归绥。”(34)归

绥与包头为绥远的两个主要城市,为此中共提出各占一个,但后来归、包两市均划入傅方。尽管如此,“绥

远方式”的核心则由此产生,此即划界。划界较之傅原拟的换旗更为宽松,旗亦不换。

3月23日,双方成立“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4月1日,傅方提出《绥远问题协议草案》,其第一条为:

“绥远问题以暂维现状为原则……逐渐成为联合政府组成之一部分。”(35)把绥远问题与联合政府联系起

来。这个问题是怎样商讨的,迄无披露,不过双方于6月正式签署的协议中并无此条。这一点至少说明,绥远

问题与政治挂钩的拟议未被中共采纳。正式协议主要是有关划界的技术性内容。

不料,绥远的麻烦亦随划界而至。由于绥远既未解放区化,又未解放军化,中共不便提供财政支持。另

一方面,尽管并未换旗,但因傅作义已通电拥护中共,绥远的政治归属事实上处于两可状态,为此,广州政

府亦将其军费削减。

4月23日,即中共攻占南京的同一日,行政院长何应钦在杭州召集会议,商讨今后军事方针。在谈到绥远

问题时,何说:“绥远军队已受共党接济,现在起即应停发其粮饷用费。”徐永昌说:“绥远军队近来尚对

敌作战,今即停其粮饷,似逼其投敌。”最后,顾祝同说:“如此可照三分之一发给。”(36)后来傅作义

在给薄一波的一份电报中称:“广州每月发给部队薪饷副食费三十五万银元,主食军粮价十三万六千银

元。”(37)这表明,广州政府并未放弃绥远。

由于担心长时间的两可状态导致局面失控,7月14日,傅作义上书毛泽东,要求绥远“能在最短期间彻底

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在同一上书中,傅特意将其对董其武的若干指示电一并呈毛,其中有这样一

些话:“不要受反动派残余力量的引诱,认为反动派还有什么希望”:“要知道反动派所代表的政策,是依

靠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中国反动派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幻想,必然要遭到破灭。”傅抨击蒋、阎等“听

从美国帝国主义的指使,封锁海口,滥炸人民”,表示“我半年来的亲身体验,深切感到中共各项政策的正

确”。(38)傅将对董其武的这些指示呈毛,就是对毛的政治表态。7月16日毛泽东接见傅时说:“信写得

好,观点正确。”(39)

正当傅担心绥远局势失控之际,广州政府向绥远伸出了手。当年6月,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

长,7月27日,行政院通过任命,董其武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40)其后,董致电广州友人称,与中

共方面“采取政治应付之举,其目的是根据指示,想救傅翁返绥,重作领导,以雪受骗之耻。所以政治应付

是手段,不是目的”。(41)这是董就绥远政治状态向广州方面所做的解释,意思是只有如此才能救傅。差

不多同时,广州还任命孙兰峰、刘万春为第九兵团正副司令官。(42)第九兵团原为廖耀湘兵团番号,将这

个主力兵团的番号授予孙,以示对孙的倚重。对绥远军政职权的调整,表明广州对绥远仍具一定的操纵能

力。

徐永昌于5月初辞去国防部长,在阎内阁中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由于与西北将领的历史关系,徐的主要活

动是协调西北各部军事行动。8月1日,徐永昌飞抵绥西河套地区的陕坝,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到机场迎

接。徐此行的目的是,策动董其武部西撤。徐记载:“饭后董其武来,述其不得已苦衷。盖不稍与共商洽,

共若真西来压迫,我军难于全师退至包西。”徐并不同董计较与中共划界之事,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西撤要

求。徐说:“第一,须将本地士兵多之部队即先调至五原以西,留本地士兵少之骑兵等暂驻,绥、包至不易

维持时,即全撤临河以西。即是驻可守、退可走。”这是关于西撤步骤的安排。关于西撤的目的,徐说:

“第二,即向最不利处设想,敌先攻汉中及广州而占领之,并向四川压迫,发生政治变化,此时中央在大陆

据守桂、黔、滇,敌必分兵谋肃。西北到时马鸿逵或个人出走,但马步芳必仍拒战到最后,绥军尽可适时加

入助马。”

关于绥军西撤之后的前景,徐继而饶舌道:“第三,彼共党亦人也,彼尝诩其二万五千里长征,吾人如

亦人也,三万里何妨。”徐甚至为董部出走描绘了一幅广阔的路线图,他说:“助马不利时,可青、可川、

可滇、可印,比时吾将为诸君办外交。”“可印”指退至印度。最后,徐鼓励董:“吾人必能复国,且必较

戴高乐之有法国胜几倍。”交谈中徐得到一条重要消息:“其武曾述到宜生可能得便归来。”董所以向徐披

露此一消息,意思是绥军的走向要由傅决定。徐当即表示:“即使宜生归来亦必走我路线。”(43)

总之,随着广州政府加强利诱,绥远政局至少在现象上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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