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荐史文恭看】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 longyun

二

傅作义既然是带着自己的打算与中共合作，必然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1月29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致电中央，认为“傅在政治上直到现在并未向^_^拢，他主观上亦不愿向^_^拢，始终站在南京立场”。

（16）“南京立场”即李宗仁的与中共分治的立场。31日，林、罗、聂再电中央：“傅对南京李、白和谈则

甚表积极，几次表示愿作桥梁。”（17）林、罗、聂认为傅“站在南京立场”的判断在南京得到证实。

1月24日，徐永昌记载：“接傅宜生梗电，大致通知先与中共军协调停战，实施和平。谓自津陷落后，北

平战局即万分困难，士气民心消沉浮动，迫不得已，于养日上午十时，双（方）订定军队保持原建制、原番

号一个月后实行整编。在此期间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希望中央全面和平早日实现云云。”（18）这些基本上

就是北平和平协议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傅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公布协议的，南京方面本已获悉，傅所以

还要专电通知徐，并非多余，实际上就是要保持与南京政府的关系。

1月25日，徐永昌遇孙科，孙告诉他，“昨晚电宜生，属其洽商共方，此间拟派一代表赴平。傅即答，要

派即派来，可不必先洽，免转生周折”。（19）南京政府的和谈以李宗仁为主，傅深知李与孙科的隔阂，因

而对孙科来电不予理睬。但孙科此举证明，南京方面的确有人将傅视为与中共接洽的桥梁。

1月26日，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政务会议，商讨与中共和谈一事。关于南京政府代表团的人选，邵力子、

张治中建议“加派莫柳枕及傅宜生、邓宝珊为代表”，徐永昌反对道：“傅似不宜，以其立场不应尔，彼恐

亦决不愿就也。”（20）傅后来未被列入代表团，但邵、张二人的提名则表明，南京方面的确有人仍将傅视

为南京政府的一员。

傅作义既然保持自己的立场，必然保持自己的意图。1月31日，林、罗、聂致电中央，称傅作义“利用报

纸大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极力在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

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脚（其亲信已有此表示）”。（21）为攻破傅之意图，中共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公布

由毛泽东亲笔撰写，以林、罗名义致傅的公函，亦称通牒。（22）2月1日，即中共接管北平的第二天，《人

民日报》头版发表该公函，其中提到：“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

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第二项措施是，配合该公函的发表，新华社

于同日发表《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该文同样为毛针对傅发布的那篇文告而撰。如前所述，傅之

文告所引用的是北平和平协议原文，然而这一招未能捆住毛的手脚。针对傅所造成的主动议和的视听错觉，

毛泽东毫不含糊地指出：傅之议和缘于“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对此，毛这样阐述：“为什么天津

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

伤吗？为什么一月二十二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应当，而令天津的

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

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最后，毛极为严厉而又留有余地地写道：“不管傅

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

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23）

毛对傅作义文告的严厉批驳，实际上就是对北平和平协议某些内容的严厉批驳。只有如此，才能抽去傅之

立场赖以存在的依据。随着林、罗公函和新华社文章的发表，傅被置于战犯、战败、以求自赎的地位，其

“万众生佛”的地位被攻破。

林、罗公函的发表，引起傅作义强烈反应。2月4日，林、罗、聂致电中央，提到傅“对我方的通牒内容

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慨”。林等建议：“为了争取便宜的合算的解决太原、绥远及其他地区的敌人，我们

意见，在过去业已很正确地而且很适时地在政治上（宣布战犯名单、发出通牒）军事上（歼灭了天津、张家

口、新保安等处之敌）打击了傅作义之后，目前则应采取以拉为主，以斗为次的方针。”林等认为：“以敌

我现有之情况，我军有绝对把握做到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凭战争解决问题……但如能争取某些地方像北平

式的解决问题，则较之使用战争便宜合算得多。”

上述意见与毛泽东的策略思想是相通的。2月5日毛复电：“依整个形势看，武汉、京、沪、长沙、南

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有十分必要。”

（24）这样，在对傅“打”过之后，确立了以“拉”为主的方针。不过，至少在当时，拉傅并未奏效。

2月4日，徐永昌记载：“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

其是否不好。”傅作义忽于此刻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正是对中共发表公函的“气愤之慨”的反应。徐

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对傅“无所谓好不好，先要问何以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即要出国有是理

否”。傅要出国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则明白了。为此，徐指示杨慎五转告傅：“莫善

于先回绥远。”徐的这个意见看来被傅接受了。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

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25）这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2月22—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前往西柏坡。通常的说法是，毛与傅相见愉

快，前嫌尽释。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闷，一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

解；一则以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26）傅的意思是，他若离平，其部属将失去

庇护。总之，傅的状态是“甚苦闷”。

接下来不无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3月24日傅作义密电杨慎五：“杨慎五可亲送徐部长。请派王蔚梧乘机

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傅将其逃离北平的时间安

排在26日，然而3月26日南京方面却收到傅这样一份来电：“杨慎五亲转徐部长……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

因毛来平，著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著陆场，再行请派。”（27）原来，

就在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于当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这就是说，毛

的忽然到来，并恰恰选择在机场阅兵，无意中打断了傅的逃离计划。

逃离行动失败，傅作义相当敏捷地回过头来，再一次不无戏剧性地做出另一政治反应。早在2月3日，毛

致电林彪等，指出傅作义“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

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28）毛所期待的这个通电傅迟迟未发表，甚至2月下旬与毛在西柏坡进

行了那次据说是甚为愉快的会见之后仍未发表。然而4月1日，也就是逃离计划失败后的第五天，傅向全国发

表通电表示：“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今后愿

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29）在毛期待近两个月后，傅发表了这个向中共靠拢的通

电。

由逃离北平到靠拢中共，数日之间傅的行为反差如此悬殊，徐永昌迷惑了。4月4日，徐永昌日记记载：

“闻李德邻私人代表黄启汉明日返平。晚饭后诣李德邻，请其令便人一询前日共方宣称之傅作义电（申述政

府之不善与共之善，且悔其觉悟迟），是否究为宜生自拟。”（30）此事的查询不见结果。不久，中共打过

长江，傅与广州政府的直接联系基本中断。

三

傅作义部在北平接受改编之后，傅所辖之绥远董其武部是否同样采取改编方式？在这里，中共遇到一个

不大不小的难题。1月23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

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31）

正当毛提出暂维现状之际，1月25日，邓宝珊转告林彪等：“傅作义的意见，绥远部队不采取北平式的接

收，可以采取执行中共的政策（换旗）。”（32）不难看出，毛的暂维现状与傅的换旗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双方的立场很快接近。2月12日，毛致电林、罗、聂，提出：“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其武）部退入后套让出

（归）绥包（头），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间划一界线。但如傅、邓以部

队地盘太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有归绥，我方亦可暂时让步。”（33）

2月下旬傅、邓前往西柏坡会见毛，中共提出：“归绥希望他们交出。他们则希望保留归绥。”（34）归

绥与包头为绥远的两个主要城市，为此中共提出各占一个，但后来归、包两市均划入傅方。尽管如此，“绥

远方式”的核心则由此产生，此即划界。划界较之傅原拟的换旗更为宽松，旗亦不换。

3月23日，双方成立“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4月1日，傅方提出《绥远问题协议草案》，其第一条为：

“绥远问题以暂维现状为原则……逐渐成为联合政府组成之一部分。”（35）把绥远问题与联合政府联系起

来。这个问题是怎样商讨的，迄无披露，不过双方于6月正式签署的协议中并无此条。这一点至少说明，绥远

问题与政治挂钩的拟议未被中共采纳。正式协议主要是有关划界的技术性内容。

不料，绥远的麻烦亦随划界而至。由于绥远既未解放区化，又未解放军化，中共不便提供财政支持。另

一方面，尽管并未换旗，但因傅作义已通电拥护中共，绥远的政治归属事实上处于两可状态，为此，广州政

府亦将其军费削减。

4月23日，即中共攻占南京的同一日，行政院长何应钦在杭州召集会议，商讨今后军事方针。在谈到绥远

问题时，何说：“绥远军队已受共党接济，现在起即应停发其粮饷用费。”徐永昌说：“绥远军队近来尚对

敌作战，今即停其粮饷，似逼其投敌。”最后，顾祝同说：“如此可照三分之一发给。”（36）后来傅作义

在给薄一波的一份电报中称：“广州每月发给部队薪饷副食费三十五万银元，主食军粮价十三万六千银

元。”（37）这表明，广州政府并未放弃绥远。

由于担心长时间的两可状态导致局面失控，7月14日，傅作义上书毛泽东，要求绥远“能在最短期间彻底

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在同一上书中，傅特意将其对董其武的若干指示电一并呈毛，其中有这样一

些话：“不要受反动派残余力量的引诱，认为反动派还有什么希望”：“要知道反动派所代表的政策，是依

靠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中国反动派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幻想，必然要遭到破灭。”傅抨击蒋、阎等“听

从美国帝国主义的指使，封锁海口，滥炸人民”，表示“我半年来的亲身体验，深切感到中共各项政策的正

确”。（38）傅将对董其武的这些指示呈毛，就是对毛的政治表态。7月16日毛泽东接见傅时说：“信写得

好，观点正确。”（39）

正当傅担心绥远局势失控之际，广州政府向绥远伸出了手。当年6月，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

长，7月27日，行政院通过任命，董其武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40）其后，董致电广州友人称，与中

共方面“采取政治应付之举，其目的是根据指示，想救傅翁返绥，重作领导，以雪受骗之耻。所以政治应付

是手段，不是目的”。（41）这是董就绥远政治状态向广州方面所做的解释，意思是只有如此才能救傅。差

不多同时，广州还任命孙兰峰、刘万春为第九兵团正副司令官。（42）第九兵团原为廖耀湘兵团番号，将这

个主力兵团的番号授予孙，以示对孙的倚重。对绥远军政职权的调整，表明广州对绥远仍具一定的操纵能

力。

徐永昌于5月初辞去国防部长，在阎内阁中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由于与西北将领的历史关系，徐的主要活

动是协调西北各部军事行动。8月1日，徐永昌飞抵绥西河套地区的陕坝，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到机场迎

接。徐此行的目的是，策动董其武部西撤。徐记载：“饭后董其武来，述其不得已苦衷。盖不稍与共商洽，

共若真西来压迫，我军难于全师退至包西。”徐并不同董计较与中共划界之事，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西撤要

求。徐说：“第一，须将本地士兵多之部队即先调至五原以西，留本地士兵少之骑兵等暂驻，绥、包至不易

维持时，即全撤临河以西。即是驻可守、退可走。”这是关于西撤步骤的安排。关于西撤的目的，徐说：

“第二，即向最不利处设想，敌先攻汉中及广州而占领之，并向四川压迫，发生政治变化，此时中央在大陆

据守桂、黔、滇，敌必分兵谋肃。西北到时马鸿逵或个人出走，但马步芳必仍拒战到最后，绥军尽可适时加

入助马。”

关于绥军西撤之后的前景，徐继而饶舌道：“第三，彼共党亦人也，彼尝诩其二万五千里长征，吾人如

亦人也，三万里何妨。”徐甚至为董部出走描绘了一幅广阔的路线图，他说：“助马不利时，可青、可川、

可滇、可印，比时吾将为诸君办外交。”“可印”指退至印度。最后，徐鼓励董：“吾人必能复国，且必较

戴高乐之有法国胜几倍。”交谈中徐得到一条重要消息：“其武曾述到宜生可能得便归来。”董所以向徐披

露此一消息，意思是绥军的走向要由傅决定。徐当即表示：“即使宜生归来亦必走我路线。”（43）

总之，随着广州政府加强利诱，绥远政局至少在现象上复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