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荐史文恭看】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 longyun

我看文章的时候很喜欢看注释，这样往往可以从一个线索跳到另一个线索，觉得很爽

虽然在网上写文章不是到杂志上去发表，而且注释是很累人的工作，但是如果有空的话能把出处写上的还是写上的好，就算不写得很细，参考过哪几本书最好还是写出来。很多时候吵架，就是因为互相对资料的信息把握不对称。检索方便些，吵架也利索些了。

注释：

①有关傅作义的著述，重点集中于北平和谈，关于傅双重性格的专题研究似尚未见。另外，傅作义曾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日记“已在北平解放时全部付之一炬了”。参见仲文：《关于傅作义的“华北剿总”》，政协全国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347页。因此目前有关傅作义的研究，直接出自傅本人的材料十分有限。

②中原大战阎锡山失败后，1931年张学良将阎部缩编为四个军，由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分任军长，故有四大军长之说。

③《中央军委关于对傅作义的政策问题的电报》，1948年12月27日，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52、53页。

④北平和平协议规定傅部建立解放军制度，建立政治组织，但并未明文规定向傅部派政工人员。

⑤以上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1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1年。关于徐永昌与傅作义在北平移交之际的此次会晤，一些重要的历史著作均不见记载。从徐的记载看，得知或参与谈话的至少有五人，即徐、傅、邓以及梁述哉、廉壮秋。梁、廉均为华北“剿总”副参谋长，与傅、邓一同参加了北平和平移交，但此四人后来均未谈及此事。曾参予傅作义许多机要活动的华北“剿总”政工处长王克俊，在其多篇回忆中亦未提及此事，如果王亦不知，说明傅对此事是相当保密的。

⑥徐永昌：《上蒋总统》，赵正楷、陈存恭编：《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6年，第141页。

⑦《傅作义发表文告公布协议十三项》，《世界日报》1949年1月23日，第1版。

⑧《陶铸关于改编傅作义部队问题的报告》，1949年3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71页。

⑨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0、691页。

⑩《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32页。李文时任第四兵团司令官，为傅部中央军代表性人物。

（11）《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转报第十一纵队关于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平津战役》，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0、411页。

（13）《罗荣桓年谱》，第677页。

（14）《罗荣桓年谱》，第679页。

（15）《彭真年谱》上卷，第530页。

（16）《罗荣桓年谱》，第692页。

（17）《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与傅方会谈改编情形给中央的电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2页。

（18）《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4日。梗为23日，养为22日。

（19）《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5日。

（20）《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6日。莫德惠，字柳枕。

（21）《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与傅方会谈改编情形给中央的电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2、143页。

（22）该公函于1月17日交邓宝珊转傅，但因种种原因傅未看到。详情见苏进：《回忆北平和平谈判》，《平津战役》，第639—641页。

（23）新华社：《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中央统战部等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326—328页；参见《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9页，该文出自毛之手。

（24）《罗荣桓年谱》，第694—696页。

（25）《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4、15日。

（26）《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28日。

（27）《傅作义电》，1949年3月24、26日，《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53页。

（28）《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9、450页。

（29）《傅作义通电》，《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76、178页。

（30）《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4日。李宗仁，字德邻。

（31）《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4页。“邓”指邓宝珊。另据董其武记载，当时绥远各类驻军将近10万。参见董其武：《戎马春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70页。

（32）《罗荣桓年谱》，第690页。

（33）《罗荣桓年谱》，第699页。

（34）《中共中央关于同傅作义、邓宝珊谈话情况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井泉等电》，1949年2月25日，《平津战役》，第273页。

（35）《绥远问题协议草案》，转引自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56、257页。

（36）《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23日。

（37）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1页。

（38）《傅作义致毛泽东函》，1949年7月14日，转引自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81—287页。

（39）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514页。薄参加了此次接见。

（40）潘振球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9年7月27日，台北：“国史馆”印行，1997年。

（41）《董其武电》，1949年7月，《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57页。

（42）孙兰峰原任察哈尔省主席兼第十一兵团司令官，1948年12月张家口之役，该兵团被歼，孙逃至绥远，后参加绥远起义，任中共绥远军区副司令。刘万春参加绥远起义之后任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因通敌被逮捕。参见董其武：《戎马春秋》，第551页。

（43）《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1日。董其武回忆，徐曾提出将部队最后撤入缅甸。参见氏著：《戎马春秋》，第273页。徐在“可印”之前的确写有一个“可甸”，但又圈去，可见徐的确对董说过这些话。

（44）《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9年8月22日。

（45）《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28日。崔亚雄原任华北“剿总”参议。

（46）《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29日。

（47）《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30日。

（48）《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31日。

（49）《傅作义函》，《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65页。该函未署日期，编辑者判断为9月所作。笔者判断，该函肯定是由崔亚雄携回交徐，崔于8月29日抵绥，31日离开，因此该函当作于8月29—31日之间。

（50）《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2、3日。

（51）《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3、4、6日。

（52）《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8日。

（53）（54）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5、516页。

（55）《傅作义致薄一波、聂荣臻电》，1949年9月11日，转引自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0、291页。薄一波前书亦提及该电。该电所署日期为“申真”，即9月11日。董其武称9月12日，应为误记。

（56）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7页。

（57）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4页记载徐于9月15日抵包头，应为误记。

（58）《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7日。

（59）《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8日。张庆恩原任华北“剿总”军法处长。

（60）以上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61）呈蒋书全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62）王克俊：《傅作义先生与绥远起义》，《傅作义生平》，第371页。另据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9页记载为19日上午，参照徐永昌9月18日日记，应为18

（63）孙兰峰：《我是怎样走向起义的》，《平津战役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468页。

（64）孙兰峰：《我是怎样走向起义的》，《平津战役亲历记》，第469页。

（65）《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8日。

（66）王克俊：《傅作义先生与绥远起义》，《傅作义生平》，第371页。

（67）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04、205页。

（68）《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69）（70）《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71）《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日。

（72）《傅作义发言》，（北平）《人民日报》1949年9月24日，第2版。

（73）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8页。

（74）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页。

（75）《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76）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