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所谓三皇五帝(下卷）——尧舜禹时代 -- 王威

魏晋时代有个中国文化史很重要的考古发现——

晋太康二年 (281)124﹐汲县(今河南卫辉西南)人不准（人名）盗掘当地古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

这个不准挖掘的古墓，后来当时学者考证了老半天，也没确定是战国时代的魏襄王墓还是魏安厘王墓。

这也难怪，当时可没有啥碳十四。能推定是战国魏国的王墓就很不错了。

那时候的盗墓者，注重的金银财宝，对于这些竹简一点也不爱惜，胡乱翻动。

古代的竹简是用绳子穿起来的，日子久了，绳子肯定朽坏了，再加上盗墓者的破坏，竹简散乱了。

盗墓者为了在幽暗的古墓中找到金银财宝，甚至烧起竹简，以为照明，这样的破坏就更大了。

盗墓贼离开了古墓之后，古墓很快被发现了。

等到官府派人去查勘的时候，整理这些散乱竹简是当地的小官员，那里知道这些竹简的宝贵之处，也不是很谨慎。

于是，竹简的运命就更坏了，内容毁落残缺也就不难想见了。125

这个古墓出土的古籍很多，比如以后我在《周天子》一书将提到《穆天子传》就是从这座古墓出土的。

此外最为重要的就是《纪年》十三篇了，也就是这本书脚注屡屡引用到的《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记载了夏代以来，一直到西周覆亡之后的春秋战国时代，截止于三家分晋之后一直到魏国安厘王主政二十年的历史。

应该算是魏国国史馆的档案文件了。

这本《竹书纪年》在写到上古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和《尚书》等经传的传统说法大大不同。

比如帝舜为了取得帝位，将自己的老板帝尧囚禁在平阳。

不惟如此，帝舜还千方百计的阻拦帝尧的儿子丹朱求见自己的父亲。

最后更派大臣后稷将丹朱放逐到了丹水。126

又比如，夏王朝建立的时候，大禹本来要禅让天子之位给大臣伯益，结果给大禹的儿子夏启干掉了。127

总之，要是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上古之禅让制度和后世王权时代皇权时代之政权更替没有两样，也是一片血泊。

经传上对禅让制度美化的太过分了，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最早的历史就是用来向当权者献媚的。

可是竹书纪年就是真相吗，不见得。

我们知道，中国的东汉王朝时代，不惟真的文献往往被人塞了私货，就是没有文献，也要伪造出一批来，干嘛呢，为当下的政治服务。

整个东汉王朝，是啥稀奇古怪的伪书都有。

到了魏晋时代，这是一个薄周孔非汤武的时代，上承的东汉王朝。

此时又是魏晋时代距离上古时代已经两三千年了，魏晋之文人对上古政治制度的一知半解，不免以今类古，断为己意。

他们眼见曹氏代汉，司马代魏之残酷之无情，自以为上古君主之大位之争斗，也必然也充满了血腥气。

于是呢，对于这些零散的竹简的整理，指导思想本身就出了问题。

整理过程中，如果整理人有了私心，大塞私货的可能性就暴增了。

反正竹简都散乱了，做起手脚来是最方便不过的了。

当然，我在这里的揣测比较恶意了。

就我个人的判断，应该是经传写的比较靠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上古神权时代之君主大位，领有的仅仅是共主的美名。

最要紧的反而是照顾本族的一亩三分地。

帝尧帝舜这两个黄帝王朝的君主，所遇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困境。

说实在，他们愿意在领导位置上多呆一天，那都不能仅仅以奉献精神来褒扬他们了。

他们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了。

是基于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

看看后来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不甘心接受诛杀的命运，便知道黄帝王朝之君主大位，实在是再凶险不过了。

而到了后世王权时代和神权时代，中国政治制度已经成熟到了化国为家的地步。是以对于捍卫君主之位，往往不惜流血千里，残民以逞。

用后世之情境套在上古时代的禅让制度上，则其荒谬不言可知，不辨自明了。

禅让制度虽然是临时的政治制度，但是帝尧禅让给帝舜之后，帝舜紧跟着禅让给大禹。

临时来临时去的，一不小心就成了正式制度了。

这种情况今天还有，比如某地为了应付卫生检查，临时设了个卫生办。刚送走一个检查团，又通知下一个检查团要来。

这个卫生办很可能至此以后就不临时了。

于是，禅让制度在中国历史扎下根，以至于后世谈起政权更替，哪怕是再荒诞再血腥的篡夺，都要把过程打扮的像禅让一样。

当然，真心实意的搞禅让，也不是没有。

后世王权时代的战国时代就有一例，发生在燕国，其结果令人啼笑皆非。

也正是这件事之后，大家开始把上古时代禅让制度这个话题当成一个神话、一个传说。

从来谈得说得，确是摸不得也，做不得也。

整个事情是这样的——

战国最出名的谋士苏秦有个弟弟，叫做苏代，也是一个超级大忽悠。

苏代的忽悠对象是燕国国君姬哙。

苏代告诉姬哙，齐国之所以不能称霸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现在齐国的君主不相信的自己臣子，刚愎自用。

姬哙一听不错，恩，要信任自己的大臣才行，于是就把燕国的国政完全都交给了他喜爱的大臣子之处理。

这位子之呢，就是苏代的深交。当然，朋友归朋友，苏代的这番忽悠，老实不客气的从子之那边拿到公关费（百金）。

这还没完，为了将忽悠进行到底，子之又让另外一个人去讲上古禅让的大道理。

这套说辞是这样的：

尧把国政交给舜，天下大治。

舜把国政交给禹，天下大治。

不如大王现在让子之当相（相当于今天的总理）吧。千载之下，大家都赞扬帝尧的贤德，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真心的想把自己的国家都让给许由。

许由当然不会接受啦，这叫做有让天下之名而实际上天下却从没有在帝尧手上失去过啊。现在大王要是把国家禅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而大王却能坐享帝尧让国的贤德之名。

天下居然这等美事，姬哙欣然采纳。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人来忽悠姬哙了，估计也是子之派遣，继续深化“禅让制度文化先进性”的意义，姬哙当然用心学习了。

这一位又是怎么忽悠的呢——

可是，禹禅让给自己的大臣伯益，是虚情假意的，他啊，表面上把王朝禅让给了伯益，可是私底下却为自己的儿子启培养势力，让启得以坐大，并最终夺去伯益君主之位。

太虚伪了。

所以呢，大王啊，你啊，要想燕国大治，就要真心实意的把君主之位禅让给子之。

　　姬哙一听，猛拍大腿，对啊对啊。当下将君位“禅让”给了子之。

　　战国那都是什么年代，七国争雄的王权时代，那还能行禅让。

　　结果是燕国立马大乱。而它的强邻齐国自然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大举进攻，差点就把燕国给灭了。

　　还好姬哙的儿子姬平争气，后来不但赶走了侵略者，还大举反攻，差点灭掉齐国。128

总之，时代不同了，再美好的政治体制，也会变成大忽悠。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断言，上古的禅让是不好的制度，虚伪的制度。

帝尧好不容易打败了六大部族，随着时间的久远，只剩下《淮南子》上的一行字了。

从这一行字中，后人往往看到帝尧屡战屡胜，打出了黄帝王朝的声威，想到往往不是帝尧的征战之苦。

而是觉得帝尧取得胜利太理所当然了，太轻松了。简直不值得一提。

因此后人往往会忽略他在武功上的成就。

即便谈到这个话题，也往往断然认定帝尧是有道明君，仁德的很。

有了“仁”这面旗帜，自然是无敌于天下了。

Why？

按照儒学大师们的历史观，他们总是用轻松的口吻告诉我们，以有道伐无道，从来手到擒来。拥有了“王道”，就能无所不能。

这种不符合实际的理论是在西周灭商之后流行起来的。

当时，西周作为胜利者，要让天下人心服口服。所以在西周人官方文宣中，说起灭商战役灭的那么轻巧，完全是因为周文王周武王两代人有“德”的缘故。129

《六韬》是这样记载的——

在灭商大战之前，周武王姬发就找太公望商议，讨论怎么样彻底推翻商王朝，他问道：

我不想发动战争之后，才知道胜算几何。不想经过占卜之后，才知道吉凶，不想任命一个人之后才知道他不是合适的人选，请问有什么办法？

太公望拍胸脯保证，他着急啊，再不打战，他这块老骨头都快入土了。他说：

“有，办法有的是。

大王你得到天下人的拥护以图谋无道昏君，自然是战争还没有打响，胜利女神就向你招手了。

就个人品德而言，大王贤德，推行善政，远胜于腐朽的商王朝，自然不需要通过占卜便可知道此行灭商之役的结果是大吉大利。

他们感觉到为患为害的因素，正是对我们大大有利的因素，因为商王朝治下的百姓，虽然不是我们周人，我们却可以赢得商王朝的民心而驱使商人。130

这一套“有道明君速胜论”，我们姑且称之为“仁者无敌定律”

到了春秋时代，“仁者无敌定律”大大的发酵了，特别是孟子在他书上大肆宣扬，而成为中国历代王朝更替胜利者的统一文宣，孟子是这么吹牛皮的——

统治老百姓靠封锁国界是没用的。

巩固国防的基础不可能建立在山川险阻之上。

扬威天下不是靠先进的军事科技就可以做到的。

拥有道义的人得到的帮 助就多，失去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少。

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连 亲戚也会叛离；

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时，全人下的人都会顺从。

以全天下人都顺从的力量，去攻打连亲戚都会叛离的人，因此，有道明君不战则已，战则必胜。”131

儒家的这套史观，不妨称之为正义史观。其实和今天好莱坞主旋律电影所宣扬的那一套——正义必定战胜邪恶。

儒家宣扬的这一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么？

应该说，不是。

基本上现在各国的教科书上，谈论起各自历史上的战争，肯定都隐含如下逻辑——

正义势力代表历史潮流、发展趋势，代表民意，必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而邪恶势力逆流而行，违背民意，最终肯定会被正义势力彻彻底底的打败。

简而言之，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更简而言之，则是“仁者无敌”。

正义势力这边，代表的是多数人的利益。而邪恶势力那边，代表的少数人的利益。

之所以正义会战胜邪恶，就是多数人打倒了少数人。

官方的正常都宣扬“仁者无敌”。

可是老百姓未必买账，中国历代的话本小说、各种各种演义，则用另一种语言告诉我们，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

我们知道，有一种牌局游戏，每一轮牌局到了最后，只有一个人能赢，而所有人在这副牌局中赢到的点数都归那个唯一的赢家。

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所谓的“赢家通吃”

把这个术语用到政治学上，指的就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不惟独占政治权力，控制一切社会资源，还站在道德的最高点上。

应该说，这两种史观，都很流行。

帝尧之胜利，到底属于仁者无敌，还是赢家通吃，今天已不可晓。

无论从哪一种逻辑出发，他都在中国历史属于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国人对胜利者的讴歌，尽管这讴歌声中，我们很难分清楚到底是人民对统治者的由衷赞美，还是统治者对自己涂脂抹粉，而否两者兼而有之。

中国古代历史，乃至于近现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总是如此的“和谐”，“和谐”的有时候让我们这些做历史研究的无语。

现在，大旱过去了，干戈止息了，天下太平了。

帝尧终于得以腾出手来推行他的清明政治了。

他着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定公平的法律（刑法）。132

大致而言，人类早期社会，一个人做了坏事，被抓到了，就成了坏蛋，处理都是比较简单的。

族长召集所有族众，开个会议，商量一下，就决定该怎么惩处坏蛋。

不同部落对同一罪行的惩处标准肯定是不一样的。

比如同样的强奸女人，这个部落可能是把坏蛋从部落流放了。那个部落可能命令坏蛋要对怀孕的女人负责。当然，下令大家一人一块石头砸死的也有。

这些不同的不成文法，在孤立的部落可以千百年传承下去。

然而当他和别人部落融合的时候，并合并为一个大的部落时候，肯定不可能各搞一套，当然要有所折中，以便双方都是接受。

而当有人要把一盘散沙的各部落整合起来，那么制定刑法，就成了第一要务了。

东夷集团首领蚩尤，为了挑战挑战黄帝王朝开国君主黄帝，整合东夷、九黎，发明了刑法。

这一伟大的发明，随着蚩尤失败，而一度沉寂，无法提起了。

现在，帝尧再次整合了黄帝王朝各族，声威达到巅峰。在这种情况下，最难处理的，便是各族之间的冲突。

而各族之所以冲突，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在处理坏蛋的时候各搞一套。

比如有人做了杀了人，从甲部落跑到乙部落，在那里生儿育女了。

甲部落发现了，前来乙部落，说杀人偿命，把人交出来，杀了。

乙部落说，不行，杀人罪在我们这里的规矩，是砍手。他已经是我们部落的人了，要按我们部落的规矩办。

两个部落一争执起来，难免发展到两族械斗。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多，对黄帝王朝的稳定是个很大的威胁。

因此帝尧决定再次制定刑法，他的这个想法可能是因为拜访苗蛮集团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首领善卷，而萌生出来的。

善卷就是前面提到的，既是帝尧的老师，也是帝舜曾经想禅让的人选。

这个人的生平事迹不清楚了，只知道他大约活动在今天湖南常德一带133。

苗蛮集团是由打不过黄帝又不愿意屈服的蚩尤遗族组成，自然保留了蚩尤时代的种种政治典章制度。134

帝尧在请教善卷治国之道的时候，了解到蚩尤创制的刑法是很自然的。对他的触动也应该是很大。

当然帝尧最初制定刑法也未必是单纯为了使各族和睦，而是用在战争上。

关于刑法的起源，二十四史中的《辽史·刑法志》有个说法颇为有趣——

刑法的起源，是起之于战争。135

为什么这么说呢？

组织一支军队，要让军队保持战斗力，单纯依靠军官的威严、魅力是不现实的。还需要一个东西——军纪。

有了军纪，才能号令严明、指挥如意。

帝尧时代黄帝王朝的国防军能征善战不稀奇，但是战无不胜，那肯定就是一支军纪严明的铁军了。

以前黄帝王朝的各族一致对外，人民矛盾自然少了。

现在硝烟散去，和平来临了，人民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了。

于是，帝尧就开始探索就军事活动中产生的军法转换为统治人民之刑法的可能性。

具体的效果如何呢？《荀子》是这么记载的——

上古时代帝尧之治理天下期间，仅仅诛杀了一个人，用刑法惩处了两个人，天下便得到大治。136

治理那么大一个国家，这样就能搞定？

当然不可能。

儒家也是吹牛不上税。

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被诟病的一个原因。

后儒对前贤这种美化，有时候都成了惯性发作，举个例子——

东汉王朝开国君主光武帝刘秀有一次处理一位叫做贲光的臣子上的书，内中有一句话：

“当年西汉文帝住在明光宫，全国只判过三个人的刑。”

这人的用意当然是好的：西汉文帝是个好皇帝，好榜样，皇帝啊，你应该学习他的做法，仁德为怀。

问题是刘秀布衣而得天下，自己是汉室宗亲，喜欢读书，对前朝历史很熟悉，当即答复：

前朝西汉文帝不住在明光宫，当时全国判刑的也不是三个人。137

当然了，像光武帝这么和城下较真的很少。别的皇帝的处理方式对于臣下这样的胡说顶多也就是“欣然笑纳”。

但是也应该指出，贲光太笨了，要举例子，举的远一点嘛，上古时代的尧舜禹时代，你爱咋编都没事。

宋代苏轼就干过这么一出——

苏轼是宋代大牛人，今天大家都知道。

当然了，多数中国人观念是死后牛不算牛，生前牛才算牛。

在苏轼那个时代，要想成为大牛，就得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之位。

苏轼去参加了，主考官是宋代另外一位大牛——欧阳修。

这次科举考试，苏轼上交的考卷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大才子大笔一挥，中举了。

这当然是欧阳修慧眼识珠了，可是欧阳修编撰过《新五代史》，对史学研究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对苏轼的考卷上引证的一个例子，怎么也想不起出处。

苏轼是这么写的——

当帝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他任命的大法官打算诛杀一个罪犯。一次又一次固执请求帝尧批准死刑。而帝尧则一次又一次批复：减轻这个人的刑吧。

于是，天下人在畏惧大法官皋陶执法如山的同时，也忍不住赞美最高统治者帝尧的仁慈宽大。138

欧阳修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典故出自那本书上，再则根据经传记载，皋陶可是帝舜的臣子，帝尧时代估计还没出生呢。

于是把苏轼叫过来，不耻下问。

这本就是瞎编的，苏轼绕了好几个圈子，绕过去，只好老实回答：

想当然尔。

中国儒家的这种想当然尔的作风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大大爆发，孔子孟子荀子吹捧起尧舜禹，那都是一套一套像顺口溜一样的，很是误导后人。

是以我们大可不必把《荀子》的那句话当真。

但是多少也反映了，帝尧之时，黄帝王朝的刑法应该是比较粗略，可能大致也是杀人之类的重罪那么几款，粗略到实际上受到刑法制裁的人并不多。

此外，还要强调一点，刑法和法律是两回事。黄帝王朝到帝尧时代，其实还处于有刑无法的阶段。

对于中国法律是如何从无到有的，西汉的一个法学家郑昌总结的比较好——

上古时代贤明的圣人们，之所以立下法律，确定刑法，乃是为了在王朝陷入衰乱世之困境的一个补救措施。

人类啊，只要有血气，一定会有彼此起争竞的心。

在原始时代，先民们通过群居协作来战胜自然，在遥远三皇时代并没有什么法律。进入黄帝王朝，有了君主官长，为了更好的治理国家，统治者着手拟定了刑罚。139

黄帝王朝之法律真正成型，还有待于帝舜任命的大法官皋陶。（这个后文再讲）

盘点帝尧最伟大的贡献，比拟定刑法意义更重大的，可能也就是“教化”。

教，比较好理解。即指教，教导，教育等。

化，复杂一些。不单纯是感化、开化。

首先，化有变化之意。转移人心风俗；

其次，化有渐变之意。潜移默化。

第三，化有及时之意。有针对性、及时施教，春风化雨。

以上的化的三种定义，其实都是从褒义的角度去谈的，如果换个难听的角度去看，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洗脑。

要是按照今天人的角度来看，教育一个人已经很困难了，再要给一个彻底的洗脑，就难上加难了。

当然，上古时代和今天是很不一样的。

今天资讯异常发达了，政府要给公民洗脑就难了，所以教化这个词的用途往往是用在对一个被囚禁的罪犯进行洗脑教育。

毕竟一个人被囚禁了，自然接触不了外部信息了，洗脑成功的可能性自然大大提高了。

黄帝王朝历任君主，说起来对各种文物制度，还不是留心。对于抗拒黄帝王朝的各族，采取的措施就是武力征服。

可是武力征服向来是不得人心。

要让各族形成对黄帝王朝的向心力，那么统治者第一要务，当然是对全民进行洗脑教育，使得各族增加对黄帝王朝之国族认同。

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进行爱国教育，提高民族自豪感。

帝尧呢，便是第一个有意识去这样做的君主。

在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统治者已经莫不将“教化”当成长期之国策。

关于教化的效用，《礼记》说的很好——

所以啊，礼作为给人民系统洗脑（教化）的一种手段，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教化）可以将那些和官方意识形态对着干的异端思想扼杀在摇篮中。

不用费多大劲就能让老百姓渐渐的明白什么是对国家有利的，什么是对国家有坏的。140

后世之“教化”是立体的多方位的，综合了各种有形无形的手段，既有君主的宣谕，又有各级官员耳提面命和行为引导，还有立功德碑、树牌坊、传播通俗读物等多种形式；

总之，是个很系统的洗脑工程。

西汉的贾谊是这样总结的——

如果统治者不致力于推广官方意识形态，那么各种异端思想就会都跑出来迷惑老百姓。

到那个时候，统治者即便动用残酷的刑罚，也无法吓阻老百姓了。

这是因为啊，统治者辛辛苦苦设定的第一道堤防被冲垮了。

上古时代，贤明的君主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当他们坐上宝座治理天下，没有一个不以推广官方意识形态为第一要务。

他们为此拟定的具体措施就是在京城设立了国立大学，在郡县一级设立普通学校。141

注意贾谊的最后一句话，很重要。

因为设立学校以教化万民这个点子，就是帝尧想出来的。

124一说咸宁五年(279)或太康元年﹐

125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虽其言不典,皆是古书,颇可观览。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请事平,以本简书及所新写,并付秘书缮写,藏之中经,副在三阁。谨序。——晋 荀勗 《上＜穆天子传＞序》

126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竹书纪年》

127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

——《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

128苏代为齐使於燕，燕王问曰：「齐王奚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

　　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於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於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於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於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於子之。——《史记·燕召公世家》

这个小故事中，提到大禹禅让给伯益的故事，真实情形如何，后文再为读者诸君细细说来。

129从历史上看，商王朝垮台确实垮的很快，但如果仅仅从军事角度上去考察，主要原因还在于商王朝当时正用兵于东夷，国都空虚，被西周很顺利的偷袭了。

130 “武王将伐纣，召太公望而问之曰：‘吾欲不战而知胜，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为之有道乎? ’

太公对曰：‘有道。王得众人之心以图不道，则不战而知胜矣；以贤伐不肖，则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虽非吾民，可得而使也。’”——《说苑·指武》

131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 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 矣。”——《孟子》

132 “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衍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国语?鲁语》

133 今日湖南常德有善卷垸、善卷钓台、善卷坛，善卷居于此地的传说。

明清以来历次纂修的常德府志、县志中都有记载。

常德德山之得名与善卷有着直接的关系。德山，隋代以前本叫枉山，又名枉人山，

134 直到今天，南方苗族尚且保留了很多蚩尤与黄帝争霸失败的传说。

蚩尤虽然失败，苗族人却对他尊奉至今，认同他是本族之先祖。

135刑也者，始于兵而终于礼者也。——《辽史·刑法志》

136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 ——《荀子·议兵》

137光武皇帝之时，郎中汝南贲光上书，言孝文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颂美文帝，陈其效实。光武皇帝曰：“孝文时不居明光宫，断狱不三人。” ——[东汉]王充《论衡·艺增》：

138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139圣王立法明刑者，救衰乱之起也。夫有血气，必有争心；群居胜物之始，三皇无为之代，既有君长焉，则有刑罚”。——西汉郑昌《上疏文》

140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礼记·经解》

141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贾谊《全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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