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聊老家的人和事 -- 正宗鲁皮皮

徐叔和徐婶并不是我家的亲戚，却胜似亲戚。

徐叔和徐婶是农村人，家住离市区大约30里的郊区，家里有近5亩水田，主要种植水稻，而且是袁隆平推广的杂交稻。另外有两个自留山，可以种些水果。由于地理条件，阳光，降水和温度的因素，老家的农村主要的经济作物一个是板栗，一个是茶叶。

袁隆平的杂交稻的确是名不虚传，今年回老家，徐叔很平静地告诉我今年他总共打了4，5千斤稻子。粗略计算，平均亩产近千斤。而在早年间，亩产600斤就已经是不错的收成了。

徐叔一家的每年收入的一大块来自于茶叶。每年他都会把时令最好（谷雨前后）的茶叶送几斤给老爸，我也跟着沾光。我小时就见过，很平凡的包装，用双层塑料袋包好，防止跑气（就是茶叶的香味散失），拿出一小撮用落滚的开水泡了，用透明的玻璃杯或白瓷杯装了，碧绿而浓香的茶汤光是闻一闻都让人陶醉。

和徐叔以前是素不相识，只是因为老爸酷爱钓鱼，而徐叔家门口有一口水塘，一来二去的就认识了。那时老爸还主要是和徐爷唠，徐叔在一边静静地听。我见过徐爷几次，很典型的乡里人，热情，纯朴，好客。我还在家乡念中学的时候，徐爷有一天牵牛饮水，被牛用牛角顶了，徐叔赶到山里的时候徐爷已经不行了。徐爷放了一辈子的牛，最终还是死在牛手里。

徐叔的年龄比父亲小了有10岁左右，所以徐叔生孩子的时候就赶上了计划生育。

徐叔是一定要个男孩的。老大是个女孩，所以不依不饶地又生了一胎，如愿是个男孩。可能是还想要个男孩，徐叔就又生了一个，这次是个女孩。在80年代的农村乡里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可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而且基层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部也是敬业的狠，徐叔所在的乡里就有干部把超生户家里牛和猪牵走的事情。徐叔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他的脑瓜还算好使，乡里乡亲的关系处理得不错，好像没有招惹太多的麻烦。

有个三个孩子，徐叔和徐婶的日子就越发艰难了。昨天和老爸聊起这个事情，才知道徐叔当年为了生计，没有少做违法的事儿。比如市里的火车站附近就有人专门从经过的货车上偷东西，粮食，木材，煤矿渣，林林总总，什么都有，徐叔就低价从这些人手里买进然后找下家卖出，没少被车站的干警满大街追逐。我记忆中，农闲的时候徐叔有时候到市里收废品，有时候到市里的饭馆里运泔水，因为家里养了两头猪。影响最深刻的是徐叔有一阵总买酒厂的用过的酒糟，满身都是那种特殊的怪味。“酒糟喂猪最好了”，徐叔总结，“猪吃了就睡，长的可快了”。

徐叔的大姑娘我没有见过几次，听说很喜欢学习，成绩也不错，后来考上了大学，到了外地，今年好像该毕业了，徐叔说找工作也不好找。徐叔的老二和小姑娘都对上学没兴趣，勉强能看书识字就不念了。“只要不是个睁眼瞎就行“，徐叔的要求就是这么简单。

记忆里徐叔每年春天采茶的季节里都要雇两个人帮忙炒茶叶，今年在徐叔家里看到炒茶叶的大锅上伫立着一个奇怪的机械模样的东东，徐叔解释说那是炒茶叶的机器，后面是个柴油机，于是现在不需要再雇人炒茶叶了。但每年采摘茶叶还是需要雇人的，这个活可没有机器帮忙。

那天徐叔门口的院子里也立着台机器，我看着不像拖拉机（我对农机的认识只局限于拖拉机），就问是什么东西。结果颇令我惊讶，原来是台脱粒机，专门用来给稻子脱粒用的，也是用柴油机带动的。

惊讶于中国农村的农机已经如此普及。

在田埂上看到一个塌陷的大洞， 于是我问徐叔是不是牛踩塌的，徐叔笑我说，几年前就没有耕牛了，田里的力气活现在都是农机来干了。

同人于郊的读书笔记《China Shakes the World》里提到，“中国崛起的真正标志是2004年2月中旬，那个时候开始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各国都有人偷马葫芦盖。最初从台湾开始，然后是蒙古和吉尔吉斯斯坦，后来蔓延到美国（芝加哥市一个月之内丢了150个马葫芦盖）和欧洲城市。小偷偷马葫芦盖当然是为了卖钱，最终这些铁都卖给了中国。“

类比一下，我认为中国工业化的真正标志是2005年某月，那个时候中国基层农村耕牛盗窃案件数量直线下降，因为偷牛犯发现已无牛可偷。

从一个侧面也可以明白现在的中国对能源的依赖性有多深。

除了农机的广泛运用，化肥和农药也被大量使用，现在连徐叔也好多年没有在夏夜里听到蛙鸣了，原先鼓噪的夏日夜晚现在变得死寂。

母亲在生命的最后10年疯狂地爱上了钓鱼。这件事曾被我和哥哥嘲笑很久，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母亲和老爸没有少为钓鱼打架，因为母亲觉得老爸一到周末就骑着车到郊外钓鱼，家务活全都留给了他，谁曾想年过50的她竟成为了一个比老爸还要狂热的钓鱼爱好者。 在徐叔家附近的山间小径和水塘边，母亲曾度过了她最后的快乐时光。在母亲去世以后，我们决定和徐叔商量，看能不能把母亲的墓葬在徐叔家附近。徐叔没做什么思量，就同意把母亲的墓安放在他家的自留山上。这是个天大的人情，因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血亲，一般人是不会把外姓人埋在自家的地里。

哥哥在母亲下葬的那天买个个新鱼竿烧了，所以母亲在另一个世界也可以去快快乐乐地钓鱼。

母亲的墓被大片大片翠绿的茶林环绕，山脚下是一块块错落有致的水田，远处是一片水塘。徐叔的老二在不远处用脱粒机干着活。我带着母亲没见过面的两个孙儿给奶奶磕头上香，心里一片寂静。

出国前从市里到徐叔住的山窝窝还是石子路，现在已经全变成了柏油路。但从主干道到徐叔家里的最后一里地还是泥巴路，我去的那天徐叔和我聊到村干部让他出钱来修这最后的一小部分“水泥路“，其实就是集资。他觉得村干部别有用心，规划的路线离他家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决定不出钱。

徐叔顿了顿，加了一句，“我出他玛哩格必“，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他对村干部的看法。

徐叔现在日子过得不错，孩子都大了，都能帮忙干活了。家里有田，有自留山，也没有房贷压力，还有新鲜的山间空气呼吸。粮食是不愁的，菜也是自家种的，而且还都是货真价实的organic，每年卖茶叶，板栗，养猪可以来不少活钱，脱粒机和小手扶除了自家用以外，还出租给别的农户，这一部分也能挣不少，所以日子过得挺惬意。我问他能不能帮我找几只柴鸡，因为这东西在北京可是稀罕物，他说别说是他了，别的农户都很少养了，因为嫌脏。

和城市里的贫民阶层相比，徐叔和徐婶其实要幸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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