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托洛茨基：评中东路事件（篇幅长内容涩，常人勿入） -- 包子1971

评中东路事件

------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与左翼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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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联盟向何处去？

兼谈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

托洛茨基

译者前言

19世纪末，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等两个不平等条约，着手修建横贯东北的大型铁路，后称中东路。这条铁路成为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东北的重要工具，也是列强控制、掠夺东北的一大手段。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声明放弃一切在华原帝国主义特权，并愿与中国政府就中东路归属问题进行谈判。1924年5月中苏达成建交协议,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规定中东路为纯商业性企业，由两国在均等原则上共管，直到中国政府赎回为止；但实权仍掌握在苏方手里。同年9月，苏联政府又同东北当局签定了内容相仿的《奉俄协定》。

1927年，中外资产阶级通过国民党血腥镇压工农运动，建立了南京中央政府；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归附南京。作为国内大资产阶级和与前者勾结的地主阶层的政治代表，国民党一面公开投靠英美帝国主义，一面频繁打出「民族牌」，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旗手自居。在残酷镇压国内阶级斗争的同时，国民党把对外的矛头指向苏俄；国民党头面人物吴铁城公开宣称「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 ，暗示需要一场「驱除俄虏，光复中华」的爱国征讨。

1929年4月，东北当局向中东路要求将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六处的正处长职务让与中国人担任，苏方表示同意。东北当局并不满足，5月27日，张学良遵奉蒋介石关于冯玉祥「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有关的密令，密饬哈尔滨当局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是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下令东省特警处迅派干警驰往搜查。这次事件便成为整个中东路事件的开端。7月10日，东北军占领中东路；7月18日，中苏断交；8月6日，苏军进入东北；11月底东北军大败；12月3日，苏方与张学良的代表在双城子签订了《奉天政府与苏联政府间议定书》，12月22日，在双城子会谈基础上，南京代表蔡运升同苏联代表司曼诺夫斯基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十条。该议定书基本精神是两国按照1924年两协定「恢复冲突以前之状态」，中东路事件结束。

事件前后，由于担心英美帝国主义借机染指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对南京政府的「收复国权」运动不予支持，反对东北军对苏采取强硬行动。

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正经历着一场极其复杂严峻的考验。苏维埃国家的蜕变、工人民主逐步被窒息、布哈林-斯大林当权派集团在国内外推行的机会主义、冒险主义政策，引发了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运动。反对派聚集了许多对苏联当权集团不满的原共产党员，他们对苏联蜕变的程度和广度普遍缺少政治和心理准备，处于极大的思想困惑与混乱之中。当苏共反对派于1927年底遭到失败后，国外反对派内部的旧社民派思想、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开始抬头，并以极左的口号为掩护。1929年，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国外左翼反对派运动内部就苏联国家的阶级性质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中东路事件为这场辩论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辩论中，一部分人认为苏联的反革命政变已完成，苏联已成为或即将成为资产阶级国家，并进而对十月革命、苏维埃制度、布尔什维克党的作为和主张提出种种怀疑、否定；后来，这部分人陆续转向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辩论的另一方――托洛茨基及其战友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准则，他们再次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澄清了工人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阶级内涵、中国革命的阶级动力和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托洛茨基的一份主要辩论文章就是下面刊出的《评中东路事件》（原刊于《左翼反对派日志》1929年第5期）。

为什么我们从故纸堆里重新翻出和刊登这份文件呢？苏联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以来，部分对官僚篡权深恶痛绝的左翼人士和同情者重新把目光转向了托洛茨基；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们中不少人事实上把无产阶级革命者托洛茨基当作共运内的「自由异类」或「道德高尚的好人」来看待，实际上并未理解和接受托洛茨基同志捍卫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这样的误读显然无益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开展与复兴，故而急需纠正。对（我们熟知的）中东路事件的马克思主义评论，有助于中国左派认识当年的左翼反对运动，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和传播老革命们当年保卫的社会主义原则。

文内提到的列宁同盟，是20年代后期以原德共汉堡党组织为基础成立的组织，一度追随左翼反对派；乌尔邦斯（原德共汉堡市委书记）是该组织的领袖。文内提到的卢松、帕斯等人是法国左翼人士，一度追随共产国际和左翼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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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反对派内部的流派

目前，国际共运存在三大基本流派：右翼投降派、中派官僚集团和左翼（马克思主义派）。但这样的类分法还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它漏掉了极左派。极左派不仅存在而且一直有活动。也许，恰好是极左派最终将丑化左翼保卫马克思主义的事业。

当列宁撰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的时候，各国极左派还属于天真烂漫的革命进攻型；这样单纯狂放的「立即革命者」今天已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了。现存极左派以（1924-1925年间）灰色的马斯洛夫路线为典型；确实，连年失败的痛苦教训打击了每个人。可是，远非所有极左分子正确吸取了往昔的教训：某些人抛弃了政治偏见，保持着革命斗志；另一些人丧失了革命信念，但忠实于原有的偏见。不少极左派变成了怀疑主义者，乐于表现自己的「左倾激进」，只要这号激进表演与阶级现实和革命实践无关就成；每当需要处理具体事件时，极左派常倾向于机会主义。

如果说，改良主义是我们不可妥协的外部敌人，极左路线则是我们的内部病灶，妨碍着左翼反对派有效地与敌人斗争。所以，必须想尽办法摆脱它。

几个月来，我试图用内部通信的方式澄清「列宁同盟」领导层的政治立场，想了解他们到底如何理解共产主义路线的基本方面。但事情远比想象的复杂，巨大分歧已暴露无遗；看来，除了公开讨论并解决这些分歧，别无它法。再说，随着中东路事件的爆发，「列宁同盟」机关报编辑部已开始了这场辩论。国际左翼反对派内部为此（中东路事件――译者注）也吵得不可开交；辩论的过程已暴露诸多严重分歧，有时带有水火不容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各式思想流派，等等。

当然，局部变化还会持续发生。部分偏离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同志，将改正错误；另一些人相反，会越走越远，直到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其实，所有意义重大的分歧和辩论只有一条路可走――模糊的、尚未被表达清楚和通盘思考的立场被重大事件提到桌面上来经受全面考验，并最终作出明确结论。

凡事有弊也有利。散落各国的众多左翼反对派小组急需一场思想的撞击，因为停滞和抱残守缺精神在我们内部已随处可见；对重大政治分歧淋漓尽致的分析、争辩和得出清晰结论，可促使部分同志找到正确的位置，围绕真实的（而非虚假的）理论轴心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深刻理解。

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中东路事件使我们内部出现了两大对立观点，和由此产生的理论冲突与分化；刨根究底的话，可说这些观点与国际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最重大问题息息相关。形式主义极左派的最彻底代表是卢松；考虑到卢松一贯的形式主义思考方式，（在本次事件中他占据）这样的立场再自然不过了。一句话，卢松同志是形式主义者，而非马克思主义者。

对地理、社会统计学和机器设备等领域，卢松比对阶级社会的辩证唯物主义要在行得多；他的文章通常包含丰富信息，但政治上却惊人地一窍不通。卢松喜欢畅想所谓「民族正义」，但对被压迫人民的具体解放斗争态度冷淡。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沙皇政权修建中东路是为了进一步掠夺和侵占远东；他在地图上标出铁路线横贯满州大部的方位；他援引统计数字，告诉我们由于大量中国农民移居满州，汉人已构成后者的人口主体。卢松的总结如下：满州有一条俄国铁路，与此同时，当地还有数条帝国主义拥有和管理的铁路；所有这些洋人把持的铁路在政治属性上有区别吗？没有或说几乎没有。1924年（苏联与张作霖之间）关于中东路的条约是帝国主义条约；列宁（如果还活着的话），大概会把铁路归还中国人，卢松进一步推论道。

照上述「卢氏定理」，衡量某地区是否受到帝国主义侵害的标准，全在当地人具有何种民族属性。「如果满州北部住的是俄罗斯人，那么沙俄与苏联的（满州）政策就合理合法，如果住的是中国人，上述政策除了抢掠和压迫，不可能有其他的特征」(Revolution Praletarienne, 1929 年8月1日)，卢松如正义法官般宣判道。

读着上述几行引文，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对沙俄与工人国家的政策仅从民族属性的视角出发去衡量，并宣布它们之间毫无区别！「社会主义者」卢松认为沙俄在俄罗斯人居住地的政策合理合法(legitime)，而布尔什维克认为沙俄的西伯利亚政策与满州政策同样罪恶、同样具有掠夺和压迫特征；同样，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好也罢糟也罢，它在满州、西伯利亚或莫斯科并无两样。民族之外还有阶级，卢松同志！孤悬于阶级关系之外的「民族问题」只是幻象、谎言和无产阶级脖子上的精神绞索而已。

卢松观察事物的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光秃秃的公式化主义。要指出的是，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几乎所有社民党报刊都在发挥「卢派」公式化逻辑，并得出雷同的结论。在奥托?鲍威尔的英明领导下，第二国际的中东路决议完全重复了卢松的立场。这不奇怪，形式逻辑乃是社会民主主义一大救命工具：它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双胞胎，宣称任何冒犯或否定抽象「民主」的政治力量都是一条火线上的「战友」；抽象「民主」这个超阶级法宝则被改良主义派（实际上毫无改良行动）奉为衡量万物的最高标准。与此相仿，民族自决原则成了卢松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而最滑稽之处在于，工团主义者卢松倒确实倾向于对「民主」原则的形式主义否定。真是一团思想乱麻！这种现象产生的思想基础，在于形式主义者常常于否定某件事的整体之后，却对后者的个别部分赞不绝口。

无疑，民族自决是民族解放原则的一大因素，争取自决权（以及代议民主）的斗争，在各国人民（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生活里扮演着重大角色；哪个革命者不善于利用代议民主（包括议会制度）为无产阶级服务，就不算好革命者。但从无产阶级立场来看，代议民主也好，民族自决权也好，都不带有超阶级性，都谈不上革命政治的最高衡量标准。对我们而言，「法西斯和共产党没区别」的社民派议论和江湖骗子的咒语没区别。同样，我们认为把1924年中苏铁路条约混同于帝国主义（强加给殖民地人民的不平等）条约的看法也大错特错。

请问卢松，1924年布尔什维克能把中东路交给谁呢？北洋政府？它鞭长莫及，中央身份名不副实；张作霖？红胡子出身的满州统治者、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国民革命运动的死敌。条约签定的第二年（1925年），中国革命运动便大大发展起来，并在1926年演变为讨伐北方军阀（包括张作霖）的战争。把铁路交给「张大帅」，等于和他联手镇压急速发展的革命运动，等于给反动军队提供炮火来攻打革命阵营。如果我们这样做了（转交铁路给张作霖――译者），那便是对中国革命最无耻的叛卖。我们谈论和关注的，是活生生的、由各阶级卷入和完成的现实革命，而非卢松（及其形式主义难兄难弟们）脑袋里的抽象「革命理念」。

在自己的「战斗檄文」中，卢松漏洞百出，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他认定1924年9月20日苏联签定的铁路条约犯了投降主义大错，因为签约对象是张作霖，「当时中国反动统治者里最坏的一个」；那么请问到底我们该怎么做才对呢？把铁路直接交给他（「当时统治中国的反动派里最坏的一个」）就对了，卢同志建议道。

1924年苏张条约一面清除了所有原帝国主义特权条款，同时也并未损害张的集团利益[1]，因为张在满州有军队，而我们没有；但我们毕竟在家里有军队，所以张也不得不顾及苏维埃在满州的利益。在与苏俄的共存关系中，他时而咄咄逼人，时而向我们「示好」；他曾提出让中东路无条件运送他的反动军队，我们则利用已有的条约百般抵制；他逮捕过我方的铁路局长，而后又让了几步。张作霖并不指望单靠自己的力量把铁路夺走，而出于各种原因，日本并未积极支持张的对苏行动，而采取了观望态度。所有这些都对（正从南向北发展的）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助力。

革命援助还是帝国主义干涉？

为了更明显地揭示卢松形式主义立场的苍白，让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众所周知，为了巩固自己在某个落后国家的统治，帝国主义者喜欢把当地某部落、某省份（的居民）甚至某阶级武装起来，去打击其他人；在向南美渗透时，美国常这么干。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国民革命军就受到苏联广泛援助，北伐阶段更是如此。对此，全世界的社民派都跟着资产阶级骂声不绝，说苏联武装干涉中国，说苏联政策等于沙俄帝国主义的延续，说我们的革命援助只是件好看外衣，诸如此类。请问卢松（还有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所有支持者）对类似评语怎样看呢？

我们布尔什维克认为，以理论、人力、金钱、武器来援助中国革命，是苏联最起码的义务。至于布哈林-斯大林集团对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造成的损害远远超出援助带去的物质好处，这个单独话题以后会说到。孟什维克流亡分子没指责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实际上奉行了孟什维克路线，而惊呼它干涉中国事务和援助中国革命本身就有罪，就「帝国主义」了！再请问卢松同志，苏联政府的对华干涉到底算罪行还是大功一件？说到「大功」我倒不太认同，无论从俄国抑或中国革命的利益来看，彼此援助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最基本的义务。我想问：苏联政府是否该左手帮助南方革命军，右手把中东路交给（正与革命军作战的）北方军阀？

不管卢松怎样看，我们的立场如下：

既然苏联政府没法让铁路从满州「飞」到广东去，直接为北伐服务，它（苏联政府）就必须把铁路紧抓在手里，防止后者成为帝国主义和军阀对抗革命的工具。这便是我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政治责任的理解，这就是我们对中国人民争取（真实生活中的）民族自决权的具体斗争的态度。

与此同时，苏维埃的中东路政策必须使中国人民（至少是较先进的部分）清楚了解到我们对中国民族解放的支持立场。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已援引过1926年4月联共中央通过的部分决议（作者是我），这些决议明白宣布中东路为世界革命的工具，更具体地讲，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工具。当然，国际帝国主义有可能――或公开或隐蔽、或直接或间接地――从我们手里夺走它。换句话说，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对我们更加不利的后果，苏维埃可能被迫把铁路让给帝国主义，就像1918年我们被迫签定布列斯特和约一样。但只要还有力量和可能性，我们将继续把中东路保留在自己手中，并准备把它交给革命胜利后的中国。

要指出的是，苏联政府已在当地开办中国铁路工人学校，对他们进行技术和政治教育，即为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移交而进行准备，因而也引起中国反动势力的疯狂攻击。据美联社报道，现任中国外交部长声称「中国唯一的道路，在于联合起来对抗赤色帝国主义，否则我们会在共产主义重压下亡国灭种」。就这样，中国当局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反帝斗争」，把矛头公开指向了共产主义（「红色帝国主义」）。难道这些自供状还不够清楚、不够坦白、还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吗？！

卢松试图证明帝国主义国家同情苏俄的对华扩张政策；实际上，他只证明了前者对后者的态度在某些场合带有内在的矛盾性。由于帝国主义的一块主要基石是「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因此它们不得不口头承认苏维埃的产业同样不可侵犯，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双边贸易也建筑在这一原则上。假设明天爆发新的反苏战争，所谓产权问题会变得无足轻重，资产阶级将从――并只从――如何击退「红色帝国主义威胁」（即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着手投入斗争。

还要提醒大家一句：旅华白俄分子的立场也不可忽视。据8月17日《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的政治圈子担心，在华白俄可能故意挑起某些本不会发生的事件（比如边境冲突）」。在卢松眼里，中东路事件是中国行使民族自决权的反映，蒋介石努力推动民主进步，莫斯科当局实施着帝国主义暴力；可为什么白俄要站在中国人一边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呢？难道这一事实还不够清楚地说明卢松同志所处的理论困境么？真的，与捧着地理学和人种学不放的卢松同志相比，那些在中苏边境杀害红军战士的流亡白匪更懂政治。白军悍匪知道看事情要看本质（而非次要特征），即世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殊死斗争。

布尔什维主义与和平主义

在以抽象「民族观点」代替阶级观点后，极左派不得不从革命立场转向纯粹的和平主义。卢松反复强调「当红军攻占西伯利亚铁路线之后，他们遵照列宁的教导，在中苏边境上细心和考虑周到(soigneusement)地停留下来，没有采取任何重新攻占中东路的举动」(Revolution Praletarienne，228页)。

这就是卢松眼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责任――无条件承认民族国家的边境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卢松眼里的列宁主义反帝政策！简直不好意思去阅读类似的「一国革命论」。红军停留在中苏边境上，因为自己还不够强大，跨过边境只会不可避免地招致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工农的利益，如果当时红军有能力保持攻势，它理应这样做；拒绝攻击帝国主义不是什么「遵循列宁的教导」，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可耻背叛。卢松及其同道的不幸在于，他们把国际主义的革命政策偷换成了以尊重民族国家为绝对前提的和平主义立场，这与列宁路线毫无关系。

红军曾开进孟什维克掌权的独立国家格鲁吉亚，帮助当地工农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此第二国际至今不肯宽恕我们。格鲁吉亚的主要人口为格鲁吉亚人，红军则多半由俄罗斯士兵组成，在这场冲突中，请问卢松站在哪一边？

再看1920年夏天红军发动的华沙远征。卢松可能听说过，我当时反对远征，因为担心波兰工农来不及发动起来（战争的进度通常快于革命的速度），而使得我方过于孤军深入；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我的担心是对的。远征华沙是个错误，但它仅限于技术性错误，实践中难免的错误，而绝非原则错误。如果物质条件好些，我们当时的最大责任就是武装支援波兰革命（如同其他任何革命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西欧资产阶级政府首先使用了红色帝国主义一词，后来它的使用者变成了社会民主党，再后来，类似指控悄悄地成了极左派的专利。

为了否定革命「干涉」的正确性，卢松搬出古老而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工人的解放归根到底是工人自己的事」。我想问他，这条原则是否只适用于一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斗争？一国工人阶级是否该支援他国工人的罢工？是否有权利向起义者援助武器？如果他们希望向起义者派遣援军（假设这些工人有军队）呢？如果他们想派遣军队去引发一场起义呢？在罢工实践中，罢工者常以纠察队阻止其他工人上班来维持罢工，这与武装干涉有多大原则区别？

为何卢松不肯推论到底？

卢松一面占据了抽象的民族-民主立场，一面却又不肯推论到底。假设他的论断正确（即中国政府正为本国的民族解放而与苏维埃帝国主义斗争），那么革命者的责任不在于对斯大林进行道德说教，而是积极地援助蒋介石。很清楚，从卢松的立场只能得出如下推论：帮助中国政府（包括以武力支援它）从沙俄衣钵的继承者手中夺回民族自主权。卢松举出（这次他没说错）苏联政府援助基马尔政权反对帝国主义的例子，并提出应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政权：为了反击帝国主义，即使对蒋政权那样的工农刽子手也要予以帮助；就事论事地讲，这个原则没有错。不知为什么，卢松忽然犹豫起来，不肯再讲下去。他似乎感到上述立场最后会推导出一个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行动起来，帮助中国政府打跑苏维埃干涉者！

为何卢松犹豫不决？因为最后的――也是唯一可能的――结论使我们的极左形式主义者与帝国主义狗腿子打成一片了，使他们变成了白俄（正在武力支援中国政府的「解放斗争」）的政治辩护人。极左派的犹豫说明他们还有点政治嗅觉，但却颠覆了自身立场的全部逻辑[2]！

是否可以存在社会主义「租界」？

当辩论到达这一步后，乌尔邦斯和他在「列宁同盟」里的几个亲密战友也开始发言了。与多数情况下一样，在中东路事件中他们又想占据「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在同盟机关报上，他们先后刊登了极左派（科尔什、卢松、 帕斯）、马克思主义派（兰道和我）的发言，还有一篇比利时同志的（立场错误的）文章；然后刊登了编辑部的调和文章，66,2/3% 赞成科尔什和卢松，33,1/3%赞成俄国左翼反对派，美其名曰「我们也非百分之百地赞成托洛茨基」。 在主要附和卢松的同时，乌尔邦斯同志[3]试图往后者的地理学和人种学里掺入一点阶级观念，但卢松和马克思的互补所得结果却极其可悲。

「Die Fahne des Kommunismus」（列宁同盟的理论刊物）认为「今日的中东路仍属外国在华租界，如果从中方（？）角度看，中东路与其他帝国主义租界只有程度(graduell) (?!)的差异」（「关于俄中冲突」N 31, 245页），这是纯粹的卢松式论点。乌尔邦斯教导德国革命者从「中方的角度」，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角度看问题。

首先要指出的是，认为工人国家根本不该在它国拥有企业的观点，纯属扯淡。乌尔邦斯和卢松一样，从「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看问题。工人国家在落后国家开办企业的做法，不仅和经济有关，也同革命战略有关。如果这方面苏俄几乎没啥进展，那是技术落后的缘故，而非政治原则不许可。高度工业化的工人国家（比如英、法、德），将在落后国家（比如本国的原殖民地）大张旗鼓地修建铁路、工厂和农场；从各个角度说，这方面的工作都是（与工人国家）利益攸关的大事。当然，他们不能用强迫或「送大礼」的方式来从事海外经济渗透，而应与原殖民地进行适当的产品交换。这类社会主义（海外）企业的工作特点、领导方式和劳动条件的配置，应从提高所在落后国经济、文化水平的总前提出发；以较先进和富有的工人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经验来进行互惠交换。这不是帝国主义、不是剥削、不是压迫；相反，是对世界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摒弃上述做法的其他改造道路是不存在的。

当英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它无权把殖民地（比如印度）的产业赠送给当地资产阶级。这种政策愚蠢透顶，因为它会大大加强印度资产阶级和相勾结的封建主的实力，扩大统治阶级对印度工农的力量优势，推迟当地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正确的政策应该是这样的：（未来的）英国工人国家宣布给原殖民地充分自由，废除原有的全部殖民主义特权；与此同时牢牢控制在印产业，使后者不仅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工具，更成为印度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毫无疑问，这一政策也会巩固英国的工人政权，而政策的具体实施一定要在与印度工人阶级密切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并向农民提供看得见的好处。

现在我们试试像乌尔邦斯那样，从「印方角度」看问题。我们看到，对印度资产阶级来说，「社会主义租界」远比资本主义租界糟糕得多，因为前者大大折损了印度资本家的红利收成；对印度工农来说，情况完全颠倒过来――「社会主义租界」构成了一个个强大的革命政治和经济基地，换言之是某种社会主义飞地，在基地内部工农可以聚集队伍为革命做准备。当然，印度无产阶级建立政权以后，它会立即得到所有「红租界」。印度工人政权和英国工人政权之间的关系将不会建筑在对原资产阶级产业的惦念和讨价还价上，而是社会主义劳动分工和工人阶级互助精神上面。

说一千道一万，不存在抽象的「中方」或「印方」。存在蒋介石，存在中国工农及其先锋队，存在无数的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当乌尔邦斯试图「从中方角度」观察事物时，他其实戴上了中国小资产者的政治眼镜，后者的阶级特征是每遇大事便慌神，不知采纳谁家观点，和向哪儿靠拢。

对中国和俄国革命的政治评价存在哪些原则性错误

乌尔邦斯不满足于简单重复卢松的观点，而是深入发展了「卢松主义」。如果把「Fahne des Kommunismus」的编辑部文章中所有摸棱两可、欲言又止和预先留下的理论「后门」都去掉，它的根本立场呈现出下面这副摸样：既然中国的民族革命已经胜利，而俄国的热月反革命也已（或即将或不可避免）胜利，那么……（意味深长的省略号和沉默）。 那么怎样？到底怎样？！编辑部避而不答。这倒不奇怪，折中主义哲学的存在，正为了回避重大问题的直接答案。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本文以后的陈述，我先在这里做四点解释：

1. 乌尔邦斯同志错误理解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目前它所处的阶段，因此，他对「热月」的政治理解也是错误的。

2. 乌尔邦斯同志错误理解了中国革命的阶级动力，以及它目前的状态。

3. 从自己虚假的苏俄社会性质判断中，乌尔邦斯正在做出错误和极其危险的政治结论。

4. 乌尔邦斯（以及卢松和其他极左派）不肯把政治结论推演到底，只证明了自己缺少政治一贯性，但绝未减低这些结论的危险性。

接下来，我将引用一大段「Fahne des Kommunismus」的引文，来证明上述论断。在前文所指的编辑部文章中，列宁同盟领导层试图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中国出现了「带有革命特征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与帝国主义公开交锋；这一运动也表达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场革命在资产阶级阶段停顿（！）下来，使得蒋介石军政府上台，镇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触犯了私有产权制度的农民起义；总的说来，这场革命使中国资产阶级接近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目标，比如国家统一…… 对正处于统一进程的中国来说，帝国主义租界好似人体上的毒刺…… 中国人正努力通过（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谈判方式清除租界；由于中国人认为苏俄是比较软弱的对手，便采纳军事进攻的方式（解决租界问题）。与此同时（！），对中国的军政府来说，以下事实具有决定意义：俄国租界在阶级角度上比那些‘反目的资本主义兄弟’的租界更危险。每个人都能猜到这场冲突（即中东路事件）早晚会来，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中国，中俄利益的和平共存是不现实的。只有在中国革命（即使它仅以工农革命为发展顶峰）胜利后，类似的合作才有可能」(N 31, 245页) 。

说真的，我不记得何时见过短短一二十行字能浓缩如此「壮观」的政治思维混乱，起码不经常遇到。要理清每行字里的乱麻至少得写一页，所以我尽量长话短说，把次要问题搁置起来。

引文的上半部分认为帝国主义租界（包括中东路），是中国民族独立需要清除的毒刺，此处把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国家混同起来了。接着引文又承认「与此同时」俄国租界在阶级角度上（对蒋政权）更（？）具危险性，这一事实带有「决定性」（！）意义。最后，我们看到上述观点（明显互相排斥）的笨拙综合。「中俄利益完全无法妥协共存」？这句话里作者想说什么？只看引文上半部，可以理解为「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与中国的统一追求无法妥协」；只看引文下半部，可理解为「俄罗斯工人政权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无法妥协」。 乌尔邦斯选择上述两种相反解释的哪个呢？他根本不选，而是把两个答案「综合」起来。怎么综合呢？说一声“与此同时” (dabei)就行；5个字母，便完事大吉。

乌尔邦斯认为，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中国的不妥协对立无可避免。很好。如此说来，冲突的根本并不在于中东路和1924年中苏条约？说得再清楚一点：今日中苏之间暴露的不妥协矛盾，恰好反映出中国内部阶级矛盾的不妥协性。假设乌尔邦斯能进一步指出依靠武力生存的中国资产阶级之所以痛恨苏维埃共和国，无非因为苏俄的存在是中国民众革命骚动的一个主要（力量）源泉，他就把事情基本说清了；而我仅能补充一点：中国资本家对「苏维埃帝国主义」的恐惧实际上是对工农斗争的恐惧。可惜，乌尔邦斯暂时看不透这一点。

与社会民主党一样，乌尔邦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胜利」。真实情况恰好相反，在中国获得胜利的并非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这是两码事！乌尔邦斯断言镇压工农只构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内部细节」，无碍大局；他甚至宣布民族革命运动的政治领导――国民党――同时也代表着中国工人的阶级利益。这既是斯大林的观点，也是社民派立场。

作为独立阶段，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在1911年尽最大可能地表现过自己了；而它的表现告诉世人：多少彻底些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完全没戏；国家统一、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民主改良（土改问题！）统统无法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真正实现。第二次中国资产阶级革命（1925-1927年间）用自己的全部过程证明（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早就一清二楚），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全面解决，这一专政将依靠工农联盟来对付国内资产阶级与外部帝国主义的联盟。也就是说，革命不可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而会演变成「不间断的革命」，成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环，并与后者共存亡。这就是为何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在布哈林-斯大林集团的协助下）摧毁了中国群众运动之后，并未实现民主改良，而是拼凑了一个军事法西斯政权。

中国革命与「不断革命论」

再回到那段列宁同盟机关报的引文上来。它的上半部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胜利，下半部则说只有在「中国革命胜利后」才可能落实中俄合作。怎么回事？革命不是胜利了吗？它不正忙于从自己身上拔除帝国主义毒刺吗？乌尔邦斯说的是哪门子革命呢？无产阶级革命？看来不是。「即使它仅以工农革命为发展顶峰」这句话漏了底：它的性质并非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不是纯粹资产阶级革命，哪种革命呢？难道乌尔邦斯（如同布哈林和拉狄克一样）预见到中国存在某种特别的「非资非无」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可能性？如果这样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要知道，正是 「非资非无」的斗争哲学使布哈林和斯大林跑去拥抱国民党的。正是这一立场使拉狄克和斯密尔卡摔了跟头。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随后是拉狄克和斯密尔卡）认为，在世界帝国主义和工人国家对垒的缝隙里，中国有实现小资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可能性。而乌尔邦斯呢，在1917年俄国临时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两大历史经验范本问世后，仍在这个将决定东方命运的问题上执迷不悟地附和着拉狄克。难怪他一面保持缄默，一面忙于刊登拉狄克关于「不断革命论」的肤浅庸俗到极点的文章[4]！

现在我们遇到的，不是对1905年列宁关于不断革命的某些文章段落进行歪曲的小把戏，那些把戏季诺维也夫和马斯洛夫已玩得够多；我们在讨论对东方命运攸关的大问题，它的解决将影响整整一代人。必须清楚地回答：到底是否可能存在某种特殊的、「非资非无」的工农民主专政，如果存在，它与国民党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大类型政权有何区别？与此相关联的下一个问题是：农民阶层是否有能力在革命期间推行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既独立于资产阶级，也独立于无产阶级？对上述问题，已从俄国和中国两场最新革命汲取丰富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农民阶层要么在自己的上层和小资产阶级知识界领导下追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这是俄国社会革命党或中国国民党模式）；要么在贫农和农村无产或半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追随工业无产阶级（布尔什维主义模式），10月革命（即不断革命）的道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布哈林和斯大林拧断了中国革命和中共的脖子；而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斯密尔卡、普列奥布拉任茨基在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转晕了头，最终可耻地（向当权派）投了降。对东方国家来说，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就是衡量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分水岭。

1917年，斯大林、加米涅夫、李科夫等人用1905年布尔什维克党决议的某些语录批评列宁；现在轮到马丁诺夫[5]一伙这么做了。但类似的假面舞会只能骗骗外行和呆子。共产国际一面在中国落实马丁诺夫、布哈林和斯大林的路线，一面疯狂地批判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是东方（革命）的主要问题，也是西方革命的一个主要方面。乌尔邦斯同志对此有何看法呢？他没有看法。他要么用只言片语来应付，要么更糟，借用拉狄克的看法来救急。

热月还是热月的「党内预演」？

乌尔邦斯同志对中国革命理解不深，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呢？看来更糟。我指的首先是热月反革命政变和苏维埃国家的性质问题。热月的政治公式，当然是个有保留的公式，一切历史类比都是有保留的类比。当我第一次使用热月这个词来反对季诺维也夫-斯大林集团的时候，就强调过它的有保留性。不管怎样，这个说法相当合理，虽然阶级和时代背景已大有不同。热月指的是反革命蜕变和政变的第一阶段，即政权从一个阶级的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与此同时，尽管权力的转移――如有必要――伴随着内战，但表面上却伪装成革命党内部的派系之争。法国革命时期，热月政变前夕已出现政治反动的浪潮，尽管政权尚保持在城市贫民手中；热月完成了这一反动进程，最终使城市贫民丧失了权力。即是说，热月并非等同于整个反动时期――革命阵地的逐渐散失、削弱和堕落，而是较为精确的质变界定：它告诉我们政权已落入另一阶级手中，从这一时刻起，革命阶级想夺回失去的权力就只有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为此需要新的革命形势，而它的到来取决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的相互作用[6]。

早在1923年，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就提出了革命正进入新阶段的看法，这个新阶段的特征是革命理论和政治的倒退、蜕化与堕落，最终可能发展为新的热月。假设1923年底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胜的话（当时完全可能），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可能在不引发内部震荡的前提下得以净化和巩固。但1923年德国革命形势以工人运动史上最可怕的政治大投降告终了；它的失败，反过来大大加强了苏维埃国家内部的反动趋势――开始讨伐「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主义」，「一国社会主义论」也出笼了。当时德共内的极左派对这一重大转折毫无感知，他们一面支持俄共内部的反动势力，一面不顾德国革命已遭受阶段性失败的基本事实，继续坚持形式主义的革命进攻政策。

和俄共的中派分子（指斯大林集团――译者注）一样，德共内的极左派（马斯洛夫、菲舍尔、乌尔邦斯）拿「反托派斗争」来为自己的错误政策打掩护；在他们眼中，我们（左翼反对派）关于在德国继续推行进攻性政策等于自我削弱的「托派观点」成了「取消主义」，因为对极左派来说德国革命高潮不是已经过去，而是尚未到来。换言之，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善于分辨不同阶段和准确判断具体形势的能力大加批判和嘲笑。顺便说一下：乌尔邦斯如能对那段反托派斗争的经验教训作出总结，会很有益；正是那场斗争混乱了德国工人的头脑，为今天那帮毫无理想可言的官僚、冒险家和投机分子在德共内的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1924 -- 1925 年间的极左路线更加严重地削弱了欧洲无产阶级，加快了苏维埃共和国内部的反动堕落。左翼反对派被开除出党、流放、逮捕，这些事件构成了反动时期的重要路标，意味着党正不断被削弱，也说明苏联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正被不断削弱。但这还不等于说政权已从无产阶级的手中被夺走，已属于另一个阶级。

苏联工人阶级未能阻止当权集团对左翼反对派的迫害，这个事实很让人担心和警惕。不过，斯大林也不得不从我们纲领的所有领域剽窃部分内容，向右翼开火，使党内权力之争变成一场持续性的剧烈左倾运动。这说明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还在，而官僚层不管如何嚣张，总还在社会意义上依赖于无产阶级。俄国左翼反对派必须重视这一基本事实，依据它来制定对苏维埃国家的立场，即改良而非革命的立场。

左翼反对派遭正式取缔前夕，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和写过：左翼失败后党内右翼将和官僚中派算总账。那些支持斯大林打击我们的右翼分子，将从左翼的失败中获取双倍好处。用我们的话说（说了不止一次）：「热月尾巴会敲到中派的头上」。这一打击已发生过并将继续发生；我指的不限于布哈林他们，而是俄国社会强大的潜在反革命力量，党内右翼只是这股力量苍白的影子罢了。

尽管左翼被取缔、无产阶级受到削弱，但反对派的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压力仍强大到足以迫使中派官僚层（在经济政策上）持续左转。正是这个「左转」为反对派近来的投降风气创造了前提。投降分子里什么人都有，但主要角色的面目比较单一：他们大都一直以为革命的蜕化过程将呈直线式发展，并倾向于把每个蜕化阶段都宣布为热月的完成阶段。我们被开除出党的前夕，萨法洛夫（季诺维也夫的拥护者）先在柏林后在莫斯科惊叫「离反革命政变就剩5分钟了！就剩5分钟了！」。5分钟过后，萨法洛夫便向当权派投降；拉狄克比萨法洛夫还性急，当权派把我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后，拉狄克便想宣布热月政变已发生，而我告诉他，这只算热月的「党内预演」（甚至连总预演都未必够格）罢了，而非热月（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反革命夺权行动）本身。1926年，斯密尔卡认为随着布哈林-斯大林路线（鼓励富农的农村政策，英俄委员会、援助国民党）的进一步推进，党只会越来越右倾，十月革命的国内力量已消失殆尽，力挽狂澜的救星只能来自国外，而最近几年内他又看不出谁能扮演救星的角色。就此斯密尔卡曾写过一份提纲，从提纲可以看出，中派和右派分裂的可能性，中派在国内压力下被迫左转的可能性从未被他考虑过。在热月和「建立第二党」问题上，拉狄克和斯密尔卡曾是反对派的极左翼；结果呢，事件的最新发展让他们不知所措，结果轻率地投降了。

1928年5月26日，我在给米?阿库扎瓦（格鲁吉亚老布尔什维克）的信中写道：「斯大林新路线所要解决问题的性质，使他不得不试图借助我们的纲领；但在政治领域不仅存在‘做什么’的问题，还存在‘怎么做’和‘谁来做’的问题。与苏维埃命运攸关的主要战斗还在前头……我们一直认为而且也不止一次声明过，当权派的堕落不能用一条持续下降的曲线来简单形容，因为革命的蜕化并非发生于真空世界里，而发生在阶级社会里，伴随着深刻的内部矛盾和争执。党的基本群众不是铁板一块，在极大程度上他们属于可用来锻造阶级战士的社会原料。在阶级矛盾和阶级利益的冲击下（既从左面也从右面），党内群众会不可避免的分化。最近党内发生的变化冲击到了我们（指1927年左翼反对派受到开除出党的迫害――译者注），但这也仅是更多新事变的前奏曲。如果说从歌剧中的前奏可听出整部剧的节奏并得到简短的整体介绍，我们所经历的政治前奏曲也仅是新曲子的预告罢了，主要曲目还远未充分显示自己，用阶级音乐的铜管、鼓、低音提琴和其他乐器烘托出政治大戏的高潮」。

事态的随后发展，无可争辩地证明我们的判断一直是对的，而且不仅在对待那些反复无常的政治小人（比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皮达科夫）方面如此，而且在对待那些极左「朋友们」的立场也是对的。这伙极左糊涂虫倾向于把前奏当成正剧，以为党和国家内部仍在不断发生和变化的政治进程已经结束，而热月则是既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