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托洛茨基：评中东路事件（篇幅长内容涩，常人勿入） -- 包子1971

乌尔邦斯同志在热月问题上的错误

要指明的是，乌尔邦斯一系列错误结论的根源，在于他认为热月已是既成事实，却不肯由此作出所有不可缺少的结论。但即便那少得可怜的几条结论，如果最终在组织内深入人心的话，足以毁掉列宁同盟。

我被驱逐出苏联后，「Fahne des Kommunismus」刊登的相关评论文章认为「从此不能认为斯大林的统治（集团）还代表工人阶级，必须利用一切可能手段开展反对它（斯大林集团）的斗争」（1929年2月1日）；此外，文章把驱逐托洛茨基与罗伯斯庇尔等人死于断头台相提并论。换句话说，文章作者认为苏维埃国家的热月政变已结束。如果这是一时的愤激之言，本不值得为它耗费精力；政治斗争从来不乏夸张和现场估量难以避免的错误和偏差等等。（考察一个组织）要看它的总路线，而非一时一地的个别错误；不幸地是，列宁同盟的领导者试图把一时的错误演化为总路线。围绕我被驱逐后的俄国形势问题，2月11日列宁同盟公布了相关决议，决议直截了当地宣布「这是热月」(Das ist der Termidor)；接下来，决议说「因此，俄国无产阶级有必要为争取全部自由权利而与斯大林集团进行斗争，以便在与即将到来的公开反革命颠覆进行搏斗时处于有利地位」。2月13日列宁同盟机关报的社论文章宣布「驱逐托洛茨基的事件，为1917年革命（开创的时代）划了句号」。毫不奇怪，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乌尔邦斯越往后越经常被迫承认他「远非百分之百地」赞同俄国左翼反对派，因为后者「走得不够远」。乌尔邦斯确乎越走越远……可惜方向彻底弄反了。

我们把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堕落现象与热月相比较，首先是强调他们之间相仿的阶级内涵，而乌尔邦斯和拉狄克却把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过程简单地形式化甚至个人化了。拉狄克说「把反对派代表赶出中央委员会，等于把罗伯斯庇尔们赶出革命政府」，而上断头台还是流放阿拉木图，纯属技术问题。乌尔邦斯说：左翼反对派的取缔和驱逐托洛茨基与罗伯斯庇尔一派被送上断头台的意义一样。在上述对比中，宏大的历史近似被轻率和廉价的对一人一事的评价冒名顶替了。

与18世纪的法国革命相比，20世纪的俄国革命无可比拟地深刻和广泛得多；我们所依靠的革命阶级，比（18世纪的）法国城市贫民数量更多、性质更单一、更紧密、更坚决果敢；在所有方面，10月革命的政治领导都远比法国革命领导群体更有经验和远见；最后，布尔什维主义专政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变化，远比雅科宾党人带来的社会变化要深刻。

法国革命后期，城市贫民最终失去了权力；然而，尽管热月前夕贫民的力量已被削弱（雅科宾党人的官僚化和革命阵营内部阶级矛盾的增长），剥夺权力的过程仍伴随了一场流血内战（热月就是内战）。20世纪的今天，谁会相信资产阶级有能力用和平、不为察觉的官僚上层手法从俄国无产阶级手中夺走政权？

原沙俄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至今掌握在苏维埃国家的手中；土地收归国有；原剥削阶级成员仍不准参加苏维埃和红军；对外贸易垄断使苏联能免遭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干涉，所有这些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除此之外，反对派的压力迫使中派向热月阶级异己势力及其在党内的政治倾向施加了一系列打击（但既不致命也非决定性的），对所有这一切不能视而不见。盲人骑瞎马的政策一定是糟糕的政策。

斯大林集团的左倾不等于热月反革命危险即将过去，正如反对派的流放也难以判断为十月革命时代即将死亡一样。斗争在继续，各个阶级还未把力量投入到总决战中去。中派就是中派，而布尔什维克应坚守自己的原则；投降分子应受到鄙视，而极左糊涂虫们有责任理顺思路[7]。

1928年5月1日，奥地利左翼反对派小组（弗雷同志领导）机关报发表文章指出「尽管存在斯大林篡权集团，苏俄仍是一个工人国家」。「某些政治问题，它们（对我们左派）具有百试不爽的试金石功能……今日的共产主义反对派以各式各样想得到和想不到的思想倾向及其组织形式存在着，对我们来说也存在着类似的试金石――苏俄国家的无产阶级特征问题……有些反对派成员，由于对斯大林路线太过气愤，而把澡盆里的污水连同婴儿一起泼掉。出现了一种观点，即苏俄在斯大林路线的推动下可能以纯粹的进化方式演变为资产阶级国家……是否真的如此呢？苏维埃国家内部林林总总的蜕化变质现象，都是资产阶级明明暗暗的影响和斯大林路线彼此配合的结果；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努力迫使苏维埃政权倒台。然而，最终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夺取政权，资产阶级只有一条路可走――暴力政变……我们与斯大林路线作斗争，但斯大林和苏俄之间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尽管已出现了许多蜕化的征象（我们正在和将继续与它们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只要苏联的先进工人仍拥有武装，苏联对我们来说就仍是工人国家（尽管存在着斯大林路线）。无论在战争还是在和平时期，为了我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必须无条件地保卫它。这种保卫要求我们更好地与斯大林做斗争，因为后者无力真正保卫苏联……任何人，只要他在苏联的无产阶级特征问题上不够坚定，他就在损害无产阶级利益，损害革命利益，损害左翼反对派的利益」。

上述理论立场可说无懈可击。假如乌尔邦斯同志转载上述真知灼见而非科尔什派或半科尔什派极左文章，才算明智的做法。

不是抽象的中派立场，而是现阶段的具体中派立场

我们看到，列宁同盟试图从另一端掏空我方理论立场的基础：「尽管中派主义属于工人阶级内部流派，但它和另一流派――改良主义――一样（虽有程度差异）为阶级敌人服务，尽管服务方式不同」 (N 31, 246页)。

从表面上看，上述批评很有说服力。实际上它把马克思主义真理演化为抽象因而是虚假的公式。仅承认中派主义或改良主义「总的来说」属于工人阶级的内部流派，还远远不够；需要对具体时代的具体中派主义在具体国家的具体工人阶级中正执行哪些功能进行分析。真理总是具体的。

乌尔邦斯同志告诉我们，俄国执政当局走中派主义路线，英国执政当局走改良主义路线，它们都属于工人阶级内部流派，只有程度 (graduel)的不同；双方用不同的方式服务于资产阶级。很好，这些话我们记下了。那么，假设英俄战争爆发，我们该采取何种对策呢？俄国共产主义者是否该和英国同志一样，采取失败主义立场？或者相反，两地的共产主义者都应充当程度不同的护国主义者？要知道，失败主义或护国主义立场牵扯到大是大非的阶级路线问题，它不可能受二三流因素（比如英俄当局阶级性质的程度区别）的左右。话说到这儿，乌尔邦斯同志可能也醒过味儿来了：英国的工厂、铁路和土地属于剥削阶级，英国拥有众多海外殖民地及其奴隶制度！也就是说，英国改良主义在保卫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保卫的不太成功，有些笨手笨脚和晕头转向，资产阶级不很信任他们，带点鄙视，始终在监视和不断冲着改良主义当局大声吆喝，随时可能把后者一脚踹开――但无论如何，英国改良主义当局正在保护资本的国内和国际利益。类似结论也适用于德国社民党。

苏联中派主义当局在保卫什么？它在保护那个从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剥夺中产生的社会制度，保护效果很差，极不在行，并诱发了工人阶级的失望和怀疑情绪（可惜苏俄工人还不具备英国资产阶级那样的统治经验）；中派主义当局的内外政策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客观上在帮反革命势力的忙；但由于客观原因，斯大林制度主要带有无产阶级特征而非帝国主义特征。存在着两种阶级体制的根本差异（而非乌尔邦斯同志所说的 「程度差异」），这两种体制各自代表着历史进程的两个相反方向。任何共产主义者如果没弄懂这个基本差异，他就不再对革命有益。

「翻转过来的克伦斯基制度」

乌尔邦斯同志继续向我们发问：「你曾把斯大林制度称为‘翻转过来的克伦斯基体制’，又作何解释？」。1917年的俄国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体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方式，也是后者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所能找到的唯一现实的统治方式。它动摇、脆弱、不可靠，但毕竟属于资产阶级。为了使政权最终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必须举行武装起义（即十月革命）。

所谓「斯大林制度是‘翻转过来的克伦斯基体制’」，指它体现着反革命政变前的最后一种无产阶级专政方式；这一现实专政已被工人的消极、内外矛盾和领导层的错误所削弱，但毕竟仍属于无产阶级。斯大林制度后上台的要么是布尔什维克，要么是反革命政变集团。还说得不够明了么？

当初，斯大林集团对我这句话如获至宝，硬说托洛茨基想发动武装起义推翻苏维埃，就像当年我们发动了推翻克伦斯基的起义一样。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正因为斯大林集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统治形式，有必要发动起义的是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

一句话，无产阶级仍有可能――由于反革命夺权政变尚未发生――以深刻的内部改良方式实现自己在党、苏维埃和工会内部复兴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无产阶级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国家？

需要承认，在热月问题上「Fahne des Kommunismus」没有把话说死，但这并未使它的立场变得更正确些。苏俄是资产阶级国家吗？「Fahne des Kommunismus」回答道：不是；苏俄还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吗？「Fahne des Kommunismus」回答道：不存在。那么苏俄政府到底体现着谁的专政呢？莫非它是「无阶级国家」的「超阶级政府」？ 「Fahne des Kommunismus」回答说：苏俄政府「乍一看像几个阶级之间的政治中间商，其实代表着经济实力最强阶级的利益」(N 32, 246页)。尽管作者没有直说经济实力最强的阶级是谁，但整篇文章再明白不过地暗示我们：它是资产阶级。照此说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明明就是资产阶级政府，作者却不肯直说，而以貌似中立的叙述方式取代结论。其实，假中立非但不会为文章加分，反倒说明作者缺少理论直率的态度。当然，不存在什么超阶级政府。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发生的所谓热月政变意味着――也只能意味着――政权从无产阶级手中落入资产阶级手中；如果政变已完成，那么今日的苏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

那么，资产阶级是否真成了苏维埃国家里「经济实力最强的阶级」呢？当然没有，类似说法只能叫胡编乱造。「Fahne des Kommunismus」大概自己也没料到，它的判断其实击中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十月革命。如果苏俄的资产阶级力量今天已比无产阶级强大，如果两方力量对比正以「一日千里」(mit Riesenschritten)的速度向资产阶级倾斜，那维持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它得以苟延残喘到今日）还有何意义？幸运的是，所有关于苏联资产阶级已成为经济霸主的「意念」只是虚幻的想象而已。

乌尔邦斯同志回答我们说，他指的不仅是苏联国内的残存资产阶级，还包括国际资产阶级。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无可争辩，国际资产阶级目前比苏联强大得多。正因如此，一国社会主义论才暴露了自己庸俗的民族改良主义乌托邦本质。我们与极左派的区别在于我们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生产角色和政治角色是阶级力量对比的最重大因素，两大阶级的斗争带有世界范围，它的结局也决定着十月革命的历史命运。极左派莫非认定世界革命已毫无希望？请痛快说出自己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世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取决于我们；就拿极左派来说，只要它或直接或隐晦地宣称今日苏俄已变为资产阶级国家，并进而完全或几乎完全拒绝支持后者对抗世界帝国主义，就等于帮资产阶级的忙。

对苏俄政府阶级性质的列宁主义分析告诉我们，它既非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超阶级政府，而处于双重政权的状态。对这一状态，俄国左翼反对派早就进行了深入分析。

斯大林中派集团帮了国内资产阶级很大忙，使后者得以建立非正式的权力中心和施加政治影响的隐秘渠道；但任何重大阶级斗争都围绕生产资料进行，谁敢说资产阶级在这场争夺中已占上风，要么心智失常，要么从未有过正常人的智力。我觉得，极左派在把革命的社会-经济内涵「抽象化」，只注意研究外壳，却对主要的果实见如未见。当然，在「苏维埃果」的生长过程中，如果外壳有损（事实如此），那么内核也有烂掉的危险。左翼反对派的所有活动都围绕这一思想进行。但承认「烂掉」的危险与根本无视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内核的存在，这两种立场有着天壤之别。十月革命从资产阶级手中剥夺的主要生产工具，至今仍在工人国家的手中，请勿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老毛病，极左派！

假设反革命政变已经结束，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怎样的？

如果反革命政变已结束，如果国内资产阶级已是「经济实力最强的阶级」，那就说明俄国经济发展完全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转轨到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去了，而我们也要勇敢地作出相应的战术结论。如果国民经济在整体上已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各种对土地租赁和雇佣劳动力的法律限制便成了小资产阶级乌托邦幻想的产物，毫无意义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是讲实话并只讲实话，我们不会否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程，上述反动的人为限制措施不可避免地会彻底消失，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充分发展扫清道路。

外贸垄断对资本主义发展有何意义？只有消极作用，因为它妨碍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入，它会妨碍资本主义俄国与世界经济的整合过程。马克思主义有责任承认取消外贸垄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计划经济就整体说来也是如此，只有在社会主义发展轨道上它才有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理由。

在实际斗争中，俄国左翼反对派一直要求更加系统化地限制资本主义个人致富；要求保存和巩固外贸垄断和全方位发展计划经济。然而，只有在与它同时反对党和其他工人组织蜕化变质的斗争联系起来，反对派的经济纲领才有意义。需要承认，一旦反革命政变最终完成，反对派的经济纲领即丧失了政治意义。乌尔邦斯同志对所有这些避口不谈，看来根本没弄清上述立场和要求的相互关联性与不可分割性，所以一味重复「我们远非百分之百地赞同俄国反对派」来给自己和别人定神。可惜，这定神药也吃不了多久了！

工人民主还是资产阶级民主？

话说回来，乌尔邦斯及其战友们毕竟吞吞吐吐地作出了某些结论，比如――正如我们上面引述过的――他们号召俄国工人阶级夺回「全部自由权利」。要命的是，他们犯了老毛病，硬咽回去半截话，拒不澄清到底哪些自由而且仅仅含糊地提一句便匆匆略过，为什么呢？

在与斯大林路线（既承受着阶级异己力量的压力，又是前者不自觉的助手[8]）斗争的过程中，俄国左翼反对派要求恢复党内、工会内和苏维埃内部的无产阶级民主。它无情地揭露了当权派对民主概念所做的丑恶歪曲，抨击后者以所谓「自我批评」偷换工人民主的概念，腐蚀与瓦解着无产阶级先锋队革命觉悟的思想基础。但对我们来说，只有首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存在，争取党内民主才有意义。如果执政党捍卫的是敌对阶级的利益（原文：落实的是敌对阶级的权力），还去要求什么党内民主，不太傻了么？如果形势真恶化到那个地步，我们就不会再要求党内和苏维埃内部的阶级民主，而会为国内的「一般」民主（即资产阶级代议民主）而斗争，来对抗执政党的独裁统治。海外流亡孟什维克多次批评我们左翼反对派「走得不够远」，至今不肯为「国内民主化进程」而斗争；必须指出，我们与孟什维克的相互关系是阶级敌人的关系（原文：处于街垒的不同方向），现在――由于反革命政变的现实危险性――更加如此。我们之所以为无产阶级民主而斗争，正为了使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免遭资本主义制度（包括资产阶级代议民主）的侵蚀。

乌尔邦斯及其战友们提醒我们「俄国反对派不正嚷嚷要引进代议民主中的秘密投票原则么？」，我们的回答如下：就目前来讲，秘密投票的原则有可能帮助较先进的苏联工人加强在党内和工会内的活动可能性，并利用这两大资源巩固自己在苏维埃里的阶级阵地。反对派上述要求与我们完全留在无产阶级专政阵营内部的立场互为表里。混淆阶级民主要求与资产阶级民主要求会犯致命错误，乌尔邦斯同志！

乌尔邦斯一面含混地谈论「自由」的整体概念，一面具体地要求「结社自由」[9]。极左派认为苏联无产阶级应该争取「结社自由」。无疑，在目前的左转政策下，斯大林集团比以往更加严密地控制和压制着工会；无疑，工会有权利保护工人利益去反对日益蜕化的专政体制，对此反对派已用言论和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立场。但需要明明白白地讲清楚；反对中派官僚的斗争不等于要求一般的政治自由来对抗阶级异己的国家机器，而是使苏联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范围内――能够有实际的机会去纠正自己国家的错误。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结社自由」首先意味着大工业家和农业地产商们有可能以强大政治联盟向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施加压力，他们也的确一直如此行事。对无产阶级来说，结社自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进行阶级斗争的「自由」（我们最清楚这种自由是怎么回事！），这一社会的经济表现为资本主义无序，而政治生活表现为「全民民主」。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没有社会关系的条理化，社会主义根本就不能存在。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工资的调节以及工人与生产的关系，在这类问题上工会应扮演的角色，上面已说过了。这一角色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会完全不同，后者（和确保后者存在的结社自由原则）的存在和活动不仅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无序性，而且本身就是那个无序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想想1926年英国煤矿工人罢工造成的经济后果，以及自那以后资方与改良派工会徒劳的和解努力，就很清楚了。

乌尔邦斯提出的「结社自由」的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赋予它的概念，这一点很清楚。乌尔邦斯认为苏联、中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都应该落实这一自由，假如反革命政变在苏联已大功告成，这一要求自然完全正确；但该假设成立的话，乌尔邦斯的提议又显得不足：与会议、出版和其他政治自由割裂开来的结社自由没有现实意义，严肃的政治活动家不会这么无知。列宁同盟的2月会议已提到过（在苏联争取）上述一揽子自由权利的必要性，而这些「一般政治自由」又仰赖于资产阶级民主――说到底，需要复活资本主义制度。看来，列宁同盟着实需要把逻辑推演到底，并在辩论中首尾相顾。

在马克思主义批评面前，乌尔邦斯一边溃退一边顽抗

当我提出「与斯大林集团的斗争不妨碍我们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意见后，在关于中东路的上半部文章中，「Fahne des Kommunismus」告诫道「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集团的内外政策是不行的」，并要求我「彻底思考清楚」(N 31, 246页)。当然，我怀着浓厚兴趣等待列宁同盟如何从（我们已看到的）密密麻麻的理论矛盾里得出清晰的战术结论来。

这个当口上，乌尔邦斯及其战友大概拿到了第二国际的中东路决议，或许，这对他们起到了清醒剂的作用。鲍威尔起草的决议与卢松和帕斯的文章简直如出一辙。不久前刊出的中东路评论下半部里，「Fahne des Kommunismus」终于承认有必要在冲突中支持苏方！掌声鼓励！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得出这一结论以后，「Fahne des Kommunismus」没有批评卢松、帕斯和科尔什派，没有要求极左派反省，却把矛头再次指向俄国反对派！

政治活动的基本准则告诉我们，面对保卫苏维埃共和国那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二三流的分歧应被暂时搁置，乌尔邦斯和他的朋友们却另有高见。中东路事件最危机的日子里，他们连篇累牍地刊登极左派文章，后者事实上号召援助蒋政权与苏联抗衡。在马克思主义者施加压力的前提下，在冲突持续了一个半月后，编辑部声明支持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立场。同时却又不向那些否认革命者最基本义务的极左派开火，而再次反对……托洛茨基。看到这里，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分子可能都猜到了：对乌尔邦斯来说，如何看待苏维埃共和国的阶级属性并不重要，要紧的是强调和守护自己的「独立性」。他大概没想到，那些费尽心机、乃至凭借人为和不光彩手段来维持自身独立性的做法，恰好暴露了自己对外部理论影响的极度依赖性。

「Fahne des Kommunismus」文章的第二部分声称：「一方面，斯大林的对华路线摧毁了中国人民对苏俄和共产主义的好感，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民在类似中东路事件中的立场必然受到下列现象的影响：苏俄愿意以武力保护中东路，当蒋政权的军队把工人和贫农浸在血泊中时，苏维埃共和国却毫无作为」 (N 32, 250页)。这段论述把人所共知和正确的事实因素与谬误的新发明混为一体。苏共当权派在中国革命中犯下了确凿无疑的罪行；斯大林和布哈林绞杀了中国革命，这已成历史事实，越往后这一事实越会促进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深刻反思。但指责苏维埃共和国没有在上海事变和武汉事变之后以武力支援中国革命，意味着以悲情笔调取代革命政策。卢松断言，任何对他国内部事务的干涉（更别说武装干涉）乃为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这固然属于和平主义胡说；但要求布尔什维克用刺刀去挽救已被孟什维克路线扼杀了的革命，不顾具体国际形势和苏维埃共和国的现实力量，也是一种有害的胡说。打击的炮火应对准真实而非虚幻的战线，否则反对派如何能争取到工人群众 的政治信任？

那么――有人又要发问了――为何在中东路事件中苏联有决心投入战争呢？

我已说明，如果真的（因为中东路）爆发全面的中苏战争，那么战争的主要目标远不止铁路那么简单。当然，就中东路本身来说，它也比1914年死于非命的奥地利皇储重要得多……不管怎样，仗不会仅为铁路而打。不论初始的借口是怎样的，仗一打起来就不可避免地会转变为对「苏维埃帝国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十字军讨伐，这场反苏战争会比因为皇储之死而爆发的「讨伐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战争还要猛烈。

目前苏联和南京政府正在谈判，也许后者会以赎买的方式（借助外国银行的力量）讨回中东路，亦即把铁路从工人国家手里转给国际金融资本。我说过，此事上苏方可能做具体让步，但这毫不等于什么中国民族自决运动的胜利，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衰弱而导致资本主义反动势力赢得一个回合的胜利。不幸之处在于，看到让步不可避免之后，斯大林集团极可能作出一副帮助中国人民得到历史正义的嘴脸，而苏联外交部将重复卢松等人在列宁同盟机关报上发表的评论和要求。

战争爆发后的具体任务

假设苏中之间因为中东路爆发战争，反对派该如何自处呢？「Fahne des Kommunismus」文章的回答既不清楚又躲躲闪闪。「假设苏中因为铁路爆发战争，列宁主义者应反对蒋介石和他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 (N 32, 第250页)。极左派的糊涂理论至此算丢人丢到家了！「马列主义者」们无奈地声明「看好喽，我们可是反对蒋介石的！」。好的，反对蒋介石，那拥护谁呢？ 「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在于动员各国无产阶级进行总罢工，以阻止为战争目的进行任何军火生产和运输」(N 32, 第250页)。这是和平主义不干涉立场。对乌尔邦斯来说，国际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帮助苏维埃共和国对抗帝国主义，而在于阻止军火生产和运输――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苏俄。你们的意思确实如此吗？乌尔邦斯同志？ 还是说错了话？抑或没彻底想明白？如果是后者，就请快些想清楚和改正重大问题上所犯的重大错误吧！共产主义者的正确立场简单而明确：以任何手段阻止和破坏中国反革命政府的战争准备，尽一切可能协助苏俄加强战备。

保卫苏联是否意味着与斯大林集团和解？

为证明己方立场与俄国反对派立场的区别，乌尔邦斯列出下面两条理由：

1．如果苏中战争期间有某帝国主义国家站在俄方参战，该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不应与本国资产阶级达成阶级和解（如布哈林要求的那样），而应继续以推翻本国资产阶级为己任；

2．一面支持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国反革命政府的战争，同时与斯大林集团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这两条意见浑浊不清至极，而且恐怕是作者有意为之。乌尔邦斯把具体问题与总原则混为一谈，所提意见纯属不着边际的闲谈――不针对具体的中东路事件（及可能的战争），而泛指苏联与外部战争的任何可能性。至今为止，卢松也好，帕斯也好，都没否认国际无产阶级必须支持苏联对抗可能的――比如英美――帝国主义军事干涉，如果后者借口沙俄外债问题、外贸垄断和银行、工厂国有化问题向苏宣战。当下火爆辩论的产生来自苏中铁路之争的特殊性，极左派也因此暴露了自己缺乏以阶级立场分析具体和复杂事物的能力，而列宁同盟为极左派观点大开方便之门。当极左派喊出「停止干涉中国事务！」的口号后，列宁同盟在一个半月里不表态，当沉默已完全不可能的时候，便以含糊和摸棱两可的说辞蒙混过关。

「布哈林理论」！？它从哪儿蹦出来的？「不能停止与斯大林中派集团的斗争？」难道有谁要求停止吗？到底是谁？没头没脑冒出一段来，目的何在？

照我看，目的在于暗示俄国左翼反对派（不是投降分子，而是那部分还在坚持斗争的反对派）正借口反苏战争的迫近而倾向于和当权派妥协。由于本文读者大都不很了解俄国反对派纲领，有必要简单重述（假设）对苏战争爆发我们对当权派会采取什么立场。

当1926年英俄委员会垮台、英俄断交后，反对派在自己的正式宣言中公开表态，指出对苏战争一旦爆发，苏维埃国家的全部已有矛盾将比和平时期更加尖锐，因而也更加需要加强与当权派的斗争；同时我们嘲笑了所谓「失败主义」和「有条件护国主义」的看法。这份文件诞生的时刻很重要――革命专政内部和外交局势都处于极度恶化状态，我想，它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我们对当权派的原则立场。

关于对苏战争与反对派的问题，1927年算个高潮，吵得热火朝天、斗得不可开交。乌尔邦斯同志听说过「克雷孟梭大纲」么？数月时间里，当权派秀才们写出上百文章、发表过上千讲演批驳它。在大纲中，我提出「爱国反对派」的概念并指出克雷孟梭集团就是法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爱国反对派。从1914年到1917年，克派集团不顾本阶级宣布的「内部停战令」，积极地向本阶级政治代表阶层的所有其他部分开火、上台执政并最终确保了法帝国主义（在大战中）的胜利。我问道：难道法国统治阶级内部会有哪怕一个傻瓜以为克雷孟梭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失败主义者？

不久前巴黎出版了我的《被歪曲的革命》一书[10]，其中包括我在1927年8月1日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下面附上发言摘录：「人类史最重大事件当属战争与革命。当权派路线到底有何神奇效果，我们已在中国革命身上试验过了……除了革命，最大的历史考验要算战争。我们预先申明：斯大林-布哈林官僚集团的摇摆政策和绕弯子说囫囵话式的机关弄权手段，打起仗来毫无用处。这话也是说给共产国际现领导层听的。对目前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他们只需通过一道考试就够了：是否准备不分日夜地投票反对托洛茨基？未来战争对他们的考验会严酷得多……斯大林式的骑墙政策不会有容身之地。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关于‘一小撮反对派’、关于‘光杆司令’之类的讥讽只能暴露讥讽者自己的无知。所有这些布尔什维克已不止一次听过了：1914年和1917年都听过了。我们对明天看得很清楚，并准备迎接它…… 就国内政策而言，战争期间当权派这种缓慢的蜕化演变也没有任何出路」「……国内阶级矛盾在激化，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现实需要我们拿出清楚和准确的答案……。一旦爆发对苏干涉战争，中派路线必然要作出选择；要么复辟资本主义[11]，要么向我们靠拢（喧闹声)」。最后我以下面这句话结束发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反对斯大林路线！」。

整整两年后，乌尔邦斯及其同道煞有介事地要求我「通盘思考」并提醒我「即使打仗也不能无条件支持斯大林路线」？我能说什么？我只能狠狠地耸几下肩膀而已！

辩论是怎样进行的？

凡事有弊必有利，中东路事件证明左翼反对派内部需要不妥协地与右倾和极左思想划清界限。自然，政治市侩们会捂嘴窃笑，对「一小撮」反对派内部进行不停地划清界限当笑话来听。正因为我们还太少，所以更需要强调政治立场的清晰性，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的主要力量所在。对某些（距离我们）较左或较右的朋友们，有时必须特别无情地挑明他们思想中所有糊涂和矛盾之处。几个月里，我以私人通信的方式要求列宁同盟领导层澄清政治立场，但毫无结果，而形势的演变越发急迫了，分歧越发外露了，公开辩论开始了。

这样做好不好呢？列宁同盟认为有辩论总是好现象，因为今日共产国际正是禁止公开辩论的沉闷泥潭；类似观点过去乌尔邦斯或别的什么人跟我提过。但辩论分好多种。如果列宁同盟没被中东路事件打得措手不及，会比现在忙于辩论好得多。热月问题、保卫苏维埃国家的政治正确性问题都不是新东西，德国同志曾有足够时间进行思考并得出答案。幸好苏中这次没真地大打出手，真打起来列宁同盟怎么办？会采取何种立场？我讲这些不是为了反对公开辩论，而是反对（列宁同盟）领导层那种对重大事件默不做声、直到实在无法回避为止的态度。事实就是事实：列宁同盟――至少是领导层――对如何回答生活提出的重大政治问题毫无准备。除了用公开辩论迫使他们去思考，我没有其他办法。但我至今看不到列宁同盟机关报对内部辩论的报道，……编辑部片面地把国外反对派刊物上的极左文章收集起来发表，权充辩论的政治基础。编辑部则继续「严守中立」，似乎在缩脖等待整件事的结果。尽管问题尖锐得不能再尖锐，乌同志仍满足于转载几篇反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文章了事，白白浪费着时间。中东路事件爆发42天之后，在我发表了第一篇有关评论之后，编辑部才发觉「是时候说话了」，但姗姗来迟的政治声明仍以慢节奏进行：小文章还分成两节，政治结论拖到下周才发表，为什么？！难道就为了给拉狄克的混帐谣言腾出版面？！四十多天里列宁同盟的政治路线何在？无人知晓。

这个状态不行。类似的工作和思考方法削弱着列宁同盟，不仅给台尔曼之流、也给布兰德尔之流帮了大忙。熟知俄国左翼反对派历史的人会明白，乌尔邦斯实际上部分地赞成斯大林集团强加到我们头上的某些「托派观点」。当权派一面在党的舆论阵地上隐瞒我们的真实立场，一面声嘶力竭地宣称「托派叫喊十月革命已死」「托派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无疑，斯大林集团在组织斗争中的部分成功依赖于上述谎言的传播。但让我们困惑和愤怒的是，列宁同盟半公开地号召我们接受上述当权集团硬安在我们头上的无耻谎言，据说这才叫「正宗列宁主义政策」呐！

事情之所以变得越发急迫，还有一个原因：国际反对派内部某些大人先生们互相做神秘状耳语道：「其实老托他们也知道资产阶级反革命胜利了，现在装傻只为了方便办事而已」。这些「深通世情」的革命者离革命立场已太遥远，遥远得除了「手腕」、「手段」、「混政治哪能不整人呢」之类的格言，对任何革命立场都毫无感知！极左派受了太多犬儒哲学的浸淫，越早把这类分子清洗出去，对我们的事业越有利。

「Fahne des Kommunismus」关于中东路的纲领性文章还作出暗示，转弯抹角地告诉读者在系列重大问题上乌尔邦斯总是对的，而其他人全错了，比如1926年10月16日俄国左翼反对派宣言；列宁同盟视自己为德国第二共产党（而非德共内部派别）、并单独参加议会选举的立场，1929年五一和八月一日事件的立场；等等)。我想，文章作者不该这么主动自揭伤疤，因为恰好在上述每个事件中乌尔邦斯都摔了跟斗，现在还糊涂着呢。至于1923-1926年间，乌尔邦斯和马斯洛夫如何一起既支持德共极左路线，又维护苏共官僚右倾政策的不光彩历史，我先按下不提。如有必要，我准备进一步分析乌尔邦斯现象的深层原因，指出他所犯错误彼此有着必然联系，这些错误产生于一定的思维方式，不管是何种方式，它肯定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无关。「乌式」政治实践好似荡秋千，不停地在科尔什和布兰德尔之间晃来晃去，或把两者简单粘为一体，以示高明。

宗派主义和一国革命论[12]倾向的危险

本文涉及的分歧均属战略问题，与它们相比，德国左翼的内部分歧算战术问题的范畴了。尽管后者也贯穿着两条路线之争，但对它们的讨论应另花时间进行。

毫无疑问，乌同志在国内问题上的诸多错误与他对德共的错误态度有关。他把德共（不是指上层专职干部，而是革命工人核心和跟着它走的左派无产阶级群众）当成死狗、当成彻底完蛋了的组织，这样的立场是宗派主义。列宁同盟本可扮演更大的角色，但它用所谓第二党的称号阻断了向前走的路。既没有清晰严谨的理论根基，又急于成为「第二党」，这便使得列宁同盟内已混入一些完全与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决裂的异己分子；为了讨好那些党内异己分子，列宁同盟的领导层有意回避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明确表态，而这又进一步恶化着组织内部的形势，使病灶扩散得更深。

存在不少这样的「左翼」组织和小组：他们原地踏步，极喜「自成一派」的现状，并批评其他组织「走得不够远」；他们强调自己「远非百分之百地同意」其他组织的立场，以为炫耀的资本；时不时出版一两期报纸，并对虚假的存在幻象颇为满意；他们无坚实的理论和组织基础，无清楚的路线，无前途。同时他们（准确说是他们的头头们）也感觉到自己的虚弱，所以对任何「外来影响」都怕得要死，不敢对任何人或事表示赞同，因为如此一来那可炫耀的「自成一派」（本就局限于憋闷的机关报编辑室里）便消失地无影无踪了。

这还不是全部危险性。

苏共对共产国际的理论领导，早已被行政控制和财政供养等「实在」手段所取代。在与官僚专断的斗争中，苏共党内的左翼和右翼反对派都很积极，但出发点却相反。就社会本质来说，机会主义总是「民族」的，因为它主要从无产阶级在一时一地的个别具体需求里做文章，而轻视与抽象化阶级的历史任务。对国际运动对自己的控制，机会主义流派总是难以忍受，因而总是竭力把自己与国际运动的关系化为无害的形式联系，就像第二国际现在做的那样。德国的布兰德尔集团会给捷克或美国的右翼反对派同道发贺电，互相说些客气话，同时确保彼此决不干涉各自的「有民族特色的」机会主义路线。所有这些都蒙上了「反对官僚蜕化」和「反对莫斯科粗暴干涉」的幌子。

左翼反对派和这套行为作风不该有任何共同之处。对我们来说，国际团结不是摆设，而是理论立场和现实政策的轴心。不少极左派――不仅在德国――打着反对斯大林官僚集团蜕化变质的名义，半自觉地推行着分裂国际左翼反对派的路线，试图使一个个单独的组织「独立自主」并「民族化」，脱离国际力量的影响。和各国反对派一样，俄国左翼反对派同样需要外部的影响和联系，但我很担心乌尔邦斯并不打算干涉俄国同志的内部事务（值得欢迎的大好事），而力图使德国左翼反对派尽可能远离俄国的影响。

需要时刻留神，务必使左翼反对派反对苏维埃官僚蜕化的斗争保持于正确轨道，而不滑向空洞的「政治自力更生」上去。因为这号自力更生只不过把革命组织的官僚蜕化蒙上了一层民族的遮羞布而已。

左翼反对派目前面临的突出危险――官僚化和抱残守缺――来自何方？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与国际联系和合作的努力无关。共产国际那种梵帝冈教廷式的「国际主义」领导之所以能存在，既仰仗苏共的老资格和革命威信，更靠苏维埃国家的权力和钞票。左翼反对派没有权力和票子，也不能对各国同志们予取予求，这一危险基本不存在；但却存在另一类型的危险――共产国际现领导层以「国际主义」名义实施的罪恶政策，已导致各国左翼反对派产生了极强烈的、无法遏制的「大道朝天各走一边」的欲望；但革命组织无法人为地退回到民族国家的活动范围内，它与无产阶级的性质和利益都背道而驰。各国左翼反对派龟缩一隅的后果，只能是机会主义加宗派主义。

结论

1. 需要对热月问题和现今苏维埃国家的性质问题采取清晰立场。需要无情抨击科尔什派的错误论断。

2. 需要最坚决和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免受外部帝国主义干涉，这并不排斥――相反更加要求――在与干涉势力进行的战争期间与斯大林集团进行比和平时期更加不妥协的斗争。

3. 需要拒绝和谴责要求在苏联实现「结社自由」和其他「一般政治自由」的纲领，因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纲领。我们的标语和方法论来自无产阶级民主纲领，它的目标在于通过和中派官僚集团进行斗争巩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

4. 对中国革命占据清楚的立场，以免中国事态发展的新阶段又让我们乱做一团。需要在所谓「工农民主专政」和不断革命论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5. 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列宁同盟是德共党内派系，而非独立政党。由此制定出我们对德共的具体政策（比如在选举期间）。

6. 需要谴责国际左翼反对派内部的民族自我限制和「各干各的比较好」的倾向。积极拥护理论团结基础上的国际联合趋势。

7. 需要承认「Fahne des Kommunismus」不符合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理论刊物的要求。所有德国左翼反对派人士和国际力量有必要筹备一份联合性质的理论杂志，以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以及进一步倾向作出相应评价。

我以为，以上各点（远未涵盖所有基础问题）目前当属最为重要和丝毫不能拖延的任务。

君士坦丁堡

1929 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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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直译应为「并未作出反对张的保证」

[2] 原文直译应为「不彻底性是极左派政治嗅觉的光荣，但不是他们的逻辑的光荣」

[3] 为了方便，我在这里和下面将只提乌尔邦斯同志，实际上我指的是列宁同盟执委会的多数成员。

[4]顺便说一下：拉狄克在文章里说了个大谎，似乎我在阿拉木图阻挠过对布哈林-加米涅夫秘密谈判的公开揭露，以便试图与右派合作的可能性。这不太可能是拉狄克自己编出来的，可能是亚罗斯拉夫茨基的杰作，或是明任斯基的小报告？而乌尔邦斯的机关报（版面很多吗？）不仅连载小说，连亚罗斯拉夫茨基-拉狄克的谎言也乐于刊登。如果乌尔邦斯同志诚恳地向我征询意见，我会立即告诉他，关于布加谈判的消息我几乎是与关于他（乌尔邦斯）试图与布兰德尔结盟的消息同时收到的。我当时的立场，全写在当时那篇关于左右翼反对派结盟努力的无原则性和绝对不可容忍性的文章里了。这篇文章在几个月前先由布兰德尔登出，然后被"Volkswille".转载。――托洛茨基注

[5] 马丁诺夫在20年里(1903 -- 1923) 是孟什维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当列宁生病后，反托派运动开始了，这时马丁诺夫便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23年他提出事业革命和新经济政策前的革命实践属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现在他是共产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他的政治原则始终未变，但如今他把这一旧的原则隐藏在列宁语录下面了。为了适应打击论敌的目的，存在着几个搜集和伪造这类语录的“秀才工厂”。―― 托洛茨基注

[6] 原文直译应为「取决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的原因」

[7] 原文直译应为「应该在思考中遵守马克思主义秩序」

[8] 原文直译应为「使变得更容易者」

[9] 原文直译应为「联盟自由」

[10] L. Trotsky. La revolution defiguree. Les editions Rieder.

[11] 原文直译应为「走上热月道路」

[12] 原文直译应为「民族范围内的自我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