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到那儿算那儿—说说白毛女 -- 烤面包的胖大叔

得民心者得天下。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只是他们在理解“何为人民？”“如何为人民？”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总能给好奇且有闲的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话题，人们从各自的立场，经验，学识出发，对这段历史进行着这样那样的阐释。当然啦，这些也并非全无益处，毕竟，发文章评职称涨工资等等都是实实在在的。

前段时间有部电影叫“建国大业”，电影里明星很多，拍得很热闹，这部片子也能理解为对中共为何能取得政权的一种解释，归纳一下，大概有两点，一呢，中共的成功首先缘于国民党的失败，而国民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太腐败了。二呢，中共的成功还缘于它成功的赢得了民心，但这里的“民”必须要打个括胡来说明一下，“民”指的是知识分子。

国民党腐败所以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共产党不腐败，而且号称民主，所以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从建国大业这部电影出发可以理解为“得知识分子者得天下”。这是现在部分社会精英理解中国革命的一个视角。

这个视角当然也不能算错，统一战线本来就是中共夺取政权的法宝之一，但过多的笔墨集中于此毕竟忽视了在当时中共看来更为紧要和迫切的任务，以及当时中共对革命的认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提到：“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蒋介石集团执政的基础是军人集团，官僚集团，资本家及士绅集团。其所秉持的意识形态概括来说是儒家化的三民主义，是一个趋于保守的政权，因其在中国权力结构中持主导地位，和共产党在对知识分子的争夺上是不落下风的。而在杰罗姆·格里德尔研究中，知识分子抗战和内战初期在政治上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度要高于中共。

中共发动农民不仅是出于政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追求，同时也是现实的选择。在当时的共产党人看来，他们之所以能赢得中国，是因为他们赢得了农民.(埃德加·斯诺）。

中共是如何赢得农民的，这是个很复杂的话题，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打算全面展开，我只从文化的角度谈一下，不过多的涉及其它因素。

爱德华·汤普森在研究英国18世纪的粮食骚乱后，提出一个“道德经济学”的观念，后来这个观念被其它学者用来解释别的地区，时段和领域的人民抗议活动，比如说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和生存〉。在英国的粮食骚乱研究中，汤普森敏感的注意到骚乱除了经济因素还存在非经济因素，就是农民试图用旧的道德理念来对抗自由经济市场的“新道德”。

如果用“大传统”/“小传统”的框架来理解，农民文化中小传统的道德观念源于“大传统”，具体到中国，农民文化里的“忠孝节义”是把持“大传统”的社会精英灌输给农民的，这种观念在“小传统”中比较稳固，换句话说，小传统很少对这些观念进行反思，当“社会精英”对“大传统”进行改变或者破坏时，就会引起“农民”的不满。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号召人民廉洁奉公的是社会精英，而有能力贪污腐败的也是他们，而当他们用“腐败”行为来破坏他们自己宣讲的道德时，人民就要“替天行道”了。

而农民文化这种“稳固”注定让从上而下的观念转变，不仅时间漫长而且面临失败的可能。马克·赛登尔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写道：“在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斗争中，人们意识到即使是由最具献身精神的党和技术精英所组成的理性化的官僚阶层，也不足以打破乡村穷困与压迫的循坏圈。自上而下的革命永远也不能使农民进入现代世界。乡村社会的根本性转变的动力，必须来自乡村内部。”

中共也深刻认识到了发动农民的艰难，而他们采取了一种卓有成效的措施，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先当人民的学生，再当人民的老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在后来也成为了中共获取政权的一大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