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到那儿算那儿—说说白毛女 -- 烤面包的胖大叔
家园 写到那儿算那儿—说说白毛女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围绕《白毛女》的争论，觉得这事挺有意思，随手写下点文字，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一齐来聊聊。
《白毛女》是一部以讲述农民生活命运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而《白毛女》作者群体虽然以知识分子为主，但是它和知识分子关于农民的传统表述有着本质的不同。
知识分子对农民的表述大致来说有两个传统，一种是视农村为桃花源式的远离尘嚣与世俗纷争的场所；另一种体现农村生活的艰苦，对农民的生活饱含着悲天悯人的情怀，而近代一些有思想的作者，又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增加了“怒其不争”的批判意味，深化了作品的内涵。
然而无论是陶渊明还是杜甫白居易，或者是沈从文，废名，蒋光慈，鲁迅，茅盾等等等等，他们都不是农民。在知识分子笔下的农民，只是他们想象中的农民，而知识分子对于农民的各种想象，只是为了传达自身的道德诉求及价值理念。换句话说，农民本身是沉默的，他们只是被知识分子描写，表达。知识分子对农民的视角不是平视，而是俯视。
不过，需要补充说明的，我上面所说的想象和虚构是不同的，想象的形成是视角的差异，而不是事实的虚假。而且农民文化的形成和精英文化是不能分开讨论的。罗伯特提出过了一个“大传统”/“小传统”的理论模型。农民文化属于“小传统”，它和“大传统”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渗透/互动。“大传统”如果没有“小传统”的滋润，就是无本之木；而“小传统”也接受“大传统”道德原则。属于“小传统”的农民自我表述，它和“大传统”的想象式表述一直处于并行存在于中国的文化语境中。
未完，明天接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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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3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看看专家演唱者的思考 [URL=
https://mp.weixin.qq.com/s/xleFz2vsngVrAl6zHVASiQ]彭丽媛撰写的万字长文[/URL]
日前，中国音乐家协会机关刊物《人民音乐》于2018年4月号刊发了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彭丽媛教授撰写的《我和喜儿》一文。这是一篇前后酝酿了二十多年的长文。全文以真挚的情感、生动的笔触，记录了作者自少年时代以来对经典民族歌剧《白毛女》中“喜儿”这一角色的好奇 、模仿、认识、塑造的全过程，其中有舞台下细致入微的揣度和思考，有舞台上精益求精的塑造和打磨，有教学中不断完善的挖掘和理论升华，展现出了一位优秀艺术家在艺术创作道路上砥砺前行、永不停步的可贵风范。- -- 系统屏蔽 --。
家园 你的说法帮我理解了汪晖的文字 个人理解白毛女反映的所谓农民文化，主要来自革命时代对于反抗的特殊要求。共产党就是要打倒旧世界，也就是打倒当时的统治阶层。那么在农村中自然就是要首先打倒地主。不是因为农民天然的正义，而是因为他们不是统治阶层，所以就成了共产党的统一对象。有了‘天然的同盟军’，那么投其所好自然就跟上了：减租减息甚至直接瓜分田地财产。不得不说，这种瓜分和世界上大多数人群的天然文化‘不抢劫’是背道而驰的。汪晖的话：
所有的政治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是强烈自主的力量，是创造政治的力量。主义是文化也是政治。如果政党政治，只是结构性的权力，没有真正的主义、思想、价值，只能是去政治化的政治。政治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价值观的冲突，就是文化思想的冲突。。。。是缺少伦理内含、充满权斗而缺少“文化”的政治。再往远处还可以想想人类历史为什么会有社会（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将白毛女比作薛定谔的猫是不合适，观察者的定位里没有延安知识份子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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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同凡我兄对农民自身政治意识的看法稍微有点不同 白毛女剧出演在抗战时期，TG土改的政策是减租减息和没收日伪汉奸土地，相比解放初期前后实行的全面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所有的政策，并没有在一般意义上否定地主阶级的存在的合法性，而高利贷（在白剧里是逼还本租）是在新旧的文化语境里同属于被谴责的，新旧文化在这点上是一致的。
“劳动创造价值”“剥削”的概念作为批判的武器确实效果非凡，它甚至不是赋予农民平等的概念，而使农民获得自身价值高于地主的觉醒，以后就发展到消灭剥削阶级，劳动者人人平等，彻底否掉资本的作用。
但这个理论不是凭空而生的，它的具有的政治伦理的理想性合理性从“历史的现实中“来，老马创写理论的时候不就因西欧贫富社会分化，工人的困乏生存状况所感吗，对应中国而言，一直做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恶劣的生存状况也是老马的理论天然的适应移植的土壤，从李顺王小波到太平天国均贫富，均田地的斗争口号一直不断，不管是农民或知识分子都有觉醒的一面，农民因切身的感受觉醒程度更高，灌输和觉醒是相辅相成的。
汪晖说主义是文化也是政治，作为最底层的农民抗争意识是文化一个重要（如果不是主要）层面吧。
呵呵，有些奇怪呀，这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好像感觉凡我兄对农民自我意识的觉醒有些不理解，我不信仰老马，但敬重真正信仰老马的人，对TG能王天下还是佩服的。
和西方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法律概念和政治概念合一相比，TG使民众具备高度的平等精神，甚至超过西方，但又为政治概念向法律概念转化上增添了难度，这个话题就不在这帖子里说了。
家园 赞一个，思路真清晰， 先招呼一下，我明天再复。
家园 兄台说得有道理
家园 那么我也来说几句 首先，《白毛女》并不是草根的，土生土长的农民文化，而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放下身段对农民进行的与传统不同的新阐释。这点怪兄已经表述过了，我想说的是，虽然《白毛女》的题材来自民间，但使用的手法却并非农民式的，而是吸收了西方现代戏剧理论后的产物。
以我所看过的材料，《白毛女》的创作者是知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而斯氏并不拒斥由革命分子在文艺中反应民众的呼声。1905年他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分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就是一个明证。他说：“在目前国内社会力量觉醒的时候，剧院不可能也没有权利只为纯艺术服务，它应该响应社会的情绪，向观众说明这些情绪，成为社会的教师。”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强调演员要在内心体验的基础上，进行所谓“下意识的表演”，要让观众觉得戏剧表现的是真实。出现在舞台上的应该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种做作的机械。
而《白毛女》无论在剧本创作还是在演出中，都没有偏离这个宗旨。在没有引入斯氏体系的创作阶段，《白毛女》曾经是这样的。
导演们曾采用了秦腔的形式，唱腔是秦腔、音乐伴奏也是秦腔曲调，演员的表演更摆脱不了旧戏的窠臼。喜儿一出场就像叫板 “啊咦――”辅以水袖的动作；黄世仁从出场到自报家门到道白完全是戏曲“坐楼杀惜”张文远的翻版；而穆仁智则像画着白鼻子的店小二。”布莱希特认为中国戏曲具有间离效果，但那更多是指与西方戏剧相对的。对中国观众而言，采用传统戏曲形式固然不会使他们感到陌生化，不过以传统戏剧形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却依然是间离的。而间离会破坏情感共鸣，这是该戏的宗旨所不能接受的。不要忘了，《白毛女》是宣传戏剧，而不是现在的先锋戏剧，你说的“分析地主阶级的贫富分化”之类，完全不是它的任务。
说到《白毛女》的结局，也有这样的改动。
《白毛女》演到最后有斗争黄世仁一场戏，喜儿如泣如诉地揭露了黄世仁逼死她爹、抢走自己的罪行，激起了极大民愤。剧中群众都要拥上前痛打黄世仁，两位导演有些犹豫，现在正是抗日时期，党对地主阶级的政策是统战，黄世仁挨了揍不就违反了党的政策？于是舒、王两位导演忙安排民兵干部阻止。后来在鲁艺大院排演时，很多观众对黄世仁连碰都不能碰的细节也很不满意，有人还异常激动地质问:为什么不让群众揍黄世仁，只喊打就行了？黄世仁该死！这个戏又拿到中央党校去演，这回看戏的都是中高级干部，政策水平很高，他们对黄世仁“美好”的结局也不理解，认为统战对象应是那些抗日的地主，对黄世仁这样逼死贫苦农民的罪犯不能讲统战。王大化和舒强觉得这话有理，但还是不敢冒然改动。直到党中央、毛主席看了这个戏，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舒强和王大化才意识到自己确实“心太软”，以后，温柔的斗争会变成了激烈的声讨，黄世仁也被枪毙了。早期《白毛女》中还有一个情节引发“众怒”。喜儿被黄世仁抢走、玷污后怀了孕，黄世仁又要和另一个财主女儿结婚，就想把喜儿卖掉，可他却撒谎说要娶喜儿，喜儿听了信以为真，感到生活有了盼头。在延安演出时，这个情节受到了观众的反对，认为如此表现喜儿的性格不合适，可舒强等觉得这样更合乎情理。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到晋察冀边区演出时，当地农民像受了污辱似的，反对情绪更为激烈，两位导演深深被农民纯朴的感情和强烈的自尊所震撼。以后，舒强又参加了华北农村土改，真实感受到了农民被地主剥削的悲惨境遇，立场发生了根本改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再次公演时他们下决心把这一情节彻底删除，为观众奉献了一个完美的喜儿形象。
再结合陈强在演黄世仁时，曾被台下观众砸中右眼，还差点在演出中被战士拔枪打死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白毛女》成功之处正在于它符合当时真实的社会情况，从而调动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可以说，《白毛女》成功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当然，这种真实是艺术真实，与“山西老家的小地主也是主要吃棒子面”无干，与“这种瓜分和世界上大多数人群的天然文化‘不抢劫’是背道而驰的”也无干。这种批评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艺术真实天生就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虚拟情节”。如果某人试图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去否认文艺作品中的真善美，这是很荒诞的。
而认为“一个本来没田没地的苦哈哈，能有什么文化”，这是一种偏离实际，高高在上的想象。事实上，民间文化以及对文化的需求向来就存在，历史上绝不缺乏民间的诗歌、音乐、说书与短剧，而即使是下层民众，对文艺作品也依然具有赏鉴能力。当时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所需要的就是了解这种现象，并将民间文化与革命文化统合起来，最终为了解放而努力，事实上，他们也是如此做的。
最后，想说的一点是，前几年网上有争论，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黄世仁没什么过错，这就是历史带来的陌生化。正如布莱希特所云：“演员必须把事件当成历史事件来表演。历史事件是只出现一次的、暂时的、同特定的时代相联系的事件。人物的举止行为在这里不是单纯人性的、一成不变的，它有特定的特殊性，它具有被历史过程所超越和可以超越的因素，它是屈服于从下一时代的立场出发所做的批判的。不断的发展能够使我们对前人的举止行为越来越感到陌生。”由于那段生活与现代隔得太远了，使得这部戏剧在今天的人看来不再能产生情感共鸣，反而出现了间离效果。间离效果是会让包括阁下在内的观众思考的。不过，思考的结果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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