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到那儿算那儿—说说白毛女 -- 烤面包的胖大叔

总之，不能在分类学的意义上来看待文化和社会，也不能在分类学的意义上来看待文化和政治。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不是一个可以和政治区分开来的范畴，文化和政治的对峙只是一个策略，是陈独秀他们用以介入政治的策略。但这个策略又不仅是策略，因为从文化入手介入政治，意味着要对什么是政治重新开始考虑。这是价值问题，也是评判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态度”在这场运动中居于如此重要的位置。所有的政治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是强烈自主的力量，是创造政治的力量。主义是文化也是政治。如果政党政治，只是结构性的权力，没有真正的主义、思想、价值，只能是去政治化的政治。政治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价值观的冲突，就是文化思想的冲突。新文化运动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在于它为新的政党政治提供了新的文化基础，在于它为政治提供了伦理内核—政治的核心是伦理和价值，政治对抗和辩论的核心也是伦理和价值。无论是国民党的政治、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还是共产党的政治，没有这个文化基础，是不可能产生这种政治冲突的。要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个独特的历史时期，不能把后面的历史搬到这个历史时期来，要进入到历史脉络里面来思考他们要拒绝的政党政治是什么样的政党政治，那不是抽象的，而是国民党改造前的政党政治，也是在北洋军阀、地方军阀控制下的政党政治，是缺少伦理内含、充满权斗而缺少“文化”的政治。改组后的国民党和新生的共产党则是有新的文化支撑着的政治运动，也因此，才会有真正的理论斗争，包括一个政党内部的理论斗争。

短二十世纪”是一个理论世纪，充满着理论辩论，而理论辩论也就是政治辩论，政治是理论性的，理论是政治性的。在“短二十世纪”当中，从革命文学论争到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从两个口号的辩论到关于民族形式的论战，从新启蒙运动到大众哲学的普及，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样的军事讨论到《矛盾论》、《实践论》这样的哲学讨论，都可以看出中国革命中的政治实践和理论实践是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所提出的问题，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所激烈争论的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等等问题，都是有着极强能动性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我们可以总结这里面在认识论上的一些问题，但不能说这样就是没有能动性。否则无法解释政治在当时为什么产生了极强的能动的作用，正是通过这些辩论，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主体、革命的目标等等清晰化了，政治的能量也因此被积聚起来了。总之，要区分不同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