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杂感 之 儒与道 （一） -- 寒冬雪

游戏之作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的宗旨是中庸?D?D我的理解是：以中为庸?D?D“中”者，不偏不倚，中正还有中和；“庸”，平常的状态和心态。凡事能以客观的态度去面对，但求公道，并以之为平常，可称之为儒。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国历史上向来不乏为民请愿的儒生，鲁迅先生称赞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的历史可称为文明。即使面对暴政和匪人，儒生似乎只能引颈向刀，消灭的也只是肉体，精神不毁。

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对一个社会的作用也许并不在于他发现或者发明了多少，或者说他掌握了多少知识，而在于其对儒家精神的坚持：能不能做到不畏强权，惩恶扬善，有没有独立的人格，只要认为对的，虽千万人俱往矣。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但我将注定用她来寻找光明。当知识分子集体消声的时候，整个社会给人的印象就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而如果一个时代知识分子被迫消声，那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浩劫。幸运的是，真正的儒者是不怕焚书坑儒的：追求真理的路上，从来就不缺乏有志者，尽管有大儒小儒的区别。儒家文化通过翰林院和乡村私塾传播开来，培养了中华儿女 中的英雄人物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儒家文化的成功之处，也是四大文明中仅有中华文化能凤凰捏盘获得重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儒生能成为封建社会精神的统治力量，也是付出了牺牲的代价的：只有消灭了焚书坑儒家天下的秦始皇，才能有汉以后的“独尊儒术”。在这一过程中，儒家也以绝对遵重皇帝的实际权威换得世俗权力的保护，这一让步确立了儒家在思想上的核心地位，但也造成了儒派思想的退化：儒家的中庸思想本质是吾唯师真理；但从汉以后，儒生就逐步被套上思想上的枷锁：皇帝贵为天子，不管什么情况下，臣子必须对皇帝尽忠尽责。既然做臣子的服从了皇帝，也同样渐渐服从了强权，甚至成为强权的一部分，最后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只剩下做奴才和想做奴才而不得的人。儒术越是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读书人越失去自己的独立性：西汉时还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大宋还有“不杀文官”，明就有庭杖直接打大臣的屁股，而大清则是直接成了皇亲国戚的家奴，连生命权都直接给别人了。惨死风波亭的岳少保，凌迟的袁督师，正是死于这样的道德规范。今人说来两个字：愚忠，可惜这种批评跟批评亚里士多得不懂重力加速度是常量没什么不同，脱离了历史背景谈论历史人物。既然儒家放弃了核心价值，明清文化远落后于唐宋也是难免。

儒家在政治制度上的模型是明君贤臣，清官良民，贞观之治。做皇帝的是好皇帝，纳善如流，求贤似渴，如此君臣一体，其乐陶陶。这个模型从原理上是不错的，一个循环体可以周而复始；但是缺陷在于做皇帝的未必是好皇帝，做臣子的未必是好臣子，做平民的未必是良民，一旦模型被破坏，缺乏自恢复能力。

先说皇帝：一家子连续不断的高产好皇帝种，历朝历代没见过，真要有，那可值得做一下子基因分析。历来，千里马是不缺的，而且寻马还制度化了，有虽然是越来越八股的选拔贤才的科举考试，但缺伯乐，明君难寻！历史上几百个皇帝，称得上是明君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剩下的日子里，做大臣的要么是伴君如伴虎，要么是君不君，臣不臣。魏征在历史上能成为有名的贤臣，非得有李世民不可，碰上朱元璋，只怕是未显其贤，已经被皇帝老儿剪断了脖子。这个朱元璋还算能力不错的了，比起东林党人死于阉人之手，死在皇帝手上至少光彩些。

事实上是，一般除了开国的高宗太宗，剩下的都不适合做皇帝。一辈子待在宫墙内，怎么可能知道世界是怎样的？又怎么可能分清人间冷暖，人情世故？怎么可能希望他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相反，由于皇宫里技术人才众多，艺术家，能工巧匠倒是出了不少，从另一方面充分说明了环境决定人。

所以说，皇帝的世袭制度就破坏了儒家的政治模型：既无明君，而皇帝又决定了大臣们的升迁降职，擅长投其所好，奉承拍马的平步青云，而秉公处事的往往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是与皇家贵戚的关系，处理得一般，最后只能是劣币淘汰良币，奸臣当道。像海瑞这样身体力行的大儒，嗣后只剩下身无余才，麻席裹身。一众同僚官员则是长舒一口气，从此天下太平，大家闷声大发财，直到内有流民遍地，外有满人八旗，整个内忧外患，灭国了事。

再说大臣：就算碰上中六合彩的运气，百年难遇的得到皇帝支持，手握大权，按儒家的思路治国，也不见得能使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浅举一例，王安石变法，固然打击了地方豪强的利益使得政策贯彻有问题，但是还不足以使得他黯然身退，八王之乱也没打消汉景帝和中央政府消藩的决心，来自朝臣的抗议最直接。司马光 吕公著原都是王安石的盟友，后都成为对头，其原因在于：真理虽然只有一个，但你的真理不是我的。都是为了实现自己治理国家的理想，但偏偏既生亮，何生瑜，最后的结果就是党争代替了政论，两败俱伤，章淳和蔡京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新法在名义上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胜利，但已面目全非，绝非王安石的本意，实际上还是失败了。这其中，固然有历史条件的不成熟，人事上的斗争也大大降低了成功的可能性。改革重要的是实干，理论上的争论暂且放在一边，如果改革开放初期长期争论于姓社姓资，恐怕史书上又会记载改革开放条件的不成熟了。

但是结论并不是说改革就一定强于保守，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两人的才干品质都并不差，任何一个人单独执掌朝政，都可能成为一代名臣。然而对自己信念的坚持与为人处事上的一些缺陷，反而使得两种思维都不能贯彻，这才是历史的悲剧。从这里可以引申出一方面，人要成功，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另一方面，抱怨不得志的人总是有，但是不是真的有才需要试一试才知道，光耍嘴皮子是没意思的。

最后说普通小民：即使是皇帝陛下本人就是一代大儒，朝臣不敢反对，也不能改变什么。王莽老夫子要按照先师孔子的说法返循古制，天下人还是不满意，直接导致地主豪强的代表刘秀同学趁势光武中兴了一把。当然就其表现来说，刘秀陛下本来就比王莽陛下出色得多，就算如今正儿八经竞选大概也是刘秀获得胜利，倒没什么冤枉的：只有百姓哭，白白陪着经过一段战火纷飞的岁月，不知道有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

不过话说回来，固然天下良民居多，“刁民”也不少：怀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人总是有的，黑旋风还说过皇帝老儿也姓宋，我家哥哥也姓宋，凭什么金阑殿他坐得我家哥哥坐不得？用现代的观点看，这一板斧倒砍的颇有道理，但在儒家观念里这可是违反了君君臣臣的大罪。朝廷稍有松懈，天下必然吏政不清，而且只要开了个头，就再也清不了。雍正费大力气搞养廉银，到乾隆的年头就不了了之；过去几十年，咱们的政府精简不也越减越多？学好不容易，学坏则难，贪污腐败这种事情干一次，就很难止住手了。打住。

还说古代，一旦民不聊生碰上天灾人祸，必然是官逼民反流民四起，老百姓可没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观念，吃饭活命第一：于是黄巾岁在甲子，老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开门迎闯王，天父天兄下凡这种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爆发，结果要么豪强并起，要么外敌问鼎中原，没有哪个朝廷经过这么一下子不变成苟延残喘的。

历朝历代的发展证明了儒家文化是不适合作为政治制度的指导方针的：长则过百年，短则不超过三代，必然被另一政权取代。个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其以己度人，理想主义气息太重。天下要都是守规矩的人，儒家文化倒是十全十美了。这一思想发展到现代，就有“以德治国”之说。作为领导人以德治国，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提出，甚至形成一种制度，就和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实用主义背道而驰了。

好的领导人不如发展好的制度；好的制度不如好的政治传统和氛围。

• 8，杂货铺（历史通论及各种其他专题）
• ※ 西西河电子期刊 第17期 2004年10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