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话商君】说战国(二) -- 履虎尾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合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这番议论,出自曹魏时李康的《运命论》。李康的这段话如果换成现代语言就简练得多了,那就是“时势造英雄”不过五个字罢了。
商君是战国初期人,活动于战国时期,话商君,必须首先要说说战国。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剧烈变革时期。商鞅的变法之所以成功,自然也不违背“时代造英雄”这一规律。换言之,不是商君们推动了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而是社会变革时期在造就着变法的俊杰——商君。
然而,关于战国,却觉得有点儿不好讲,不知从何说起。这是因为,关于战国时期的方方面面,前人已经把话差不多都说尽了。
上世纪初,唯物主义史观传入中国,造成了二十世纪史学论坛的空前繁荣。史学先辈们为了探讨“落后”的原因,寻找“振兴”的出路,在十余个问题上进行了苦苦地争辩。由于其中的五个问题特别著名,因此被戏称为史学讨论的“五朵金花”。
号称“五朵金花”的五个问题,就是:“土地制度问题”;“古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汉民族形成问题”。
其中的“古代史分期问题”,又是“五朵金花”中最璀璨的一朵。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经过大半个世纪的论战,形成了号称“三论五说”的八种观点。
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的西周封建论;郭沫若、杨宽等人的战国封建论;尚钺、何兹全、王仲荦等人的魏晋封建论,是为“三论”。
李亚农、唐兰等人的春秋封建说;夏甄陶、金景芳等人的秦统一封建说;侯外庐等人的西汉封建说;周谷城等人的东汉封建说;梁作干等人的东晋封建说,是为“五说”。
“三论五说” 观点多达八种,其中影响最大的其实不过是郭范两家。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观点,由于被编入了中学教材而为多数少年学生所了解。范文澜先生的“西周封建论”则更为攻读史学的学子所服膺。郭范两家一斗就是数十年,难分王后卢前,以至于老人家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文中也不得不含糊其辞曰:
“……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今日回首再看,不管是“三论五说”也好,“五朵金花”也罢,前辈们所持观点或有胶柱鼓瑟之嫌,但是,他们的研究讨论,确实极有裨益。通过他们的研究整理争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等,诸多问题于是乎都已考究清楚,为我们后学弟子铺好了台阶。以至于俺今日“说战国”,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此路不同,便另辟蹊径。富贵闲人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曾嬉笑言道:“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有明遗民顾炎武氏在《日知录周未风俗》中,说过这样一番话: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顾炎武虽不懂唯物史观,但是,顾炎武凭借着敏锐的感觉,发现了春秋战国之间的六点显著不同:其一,对礼和信的遵重与否;其二,对周天子的尊奉与否;其三,对祭祀聘享制度的执行与否;其四,饮宴时继续赋诗与否;其五,宗姓氏族的讲究与否;其六,周天子的讣告策命之能够下达与否。
这六点,顾炎武先生看的极为准确细致,因此当代的通史讲到春秋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社会大转变时,差不多都要引用上这一段。履虎尾的“说战国”呢,就拾取顾氏余唾,慢慢的从这六个问题聊起吧——
【话商君】说战国(三)——关于“尊礼重信”(上)【话商君】说战国(四)——关于“尊礼重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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