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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外交战略之法英争霸

李寒秋

本文首发于《世界军事》2009年12期，有删改。互联网上转载请保留此条目，传统媒体转载请与作者和该杂志联系。本文原计划章节共十二章，由于各种原因，删除中下篇三章，缩减为九章，在互联网发表时，力争按原计划补充完整。

中篇：外交战略篇

下篇：意识形态篇

上篇：历史背景篇

法国与英国，这两个欧洲强国作为一对冤家继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崛起之后几乎同时走上世界舞台。两国自建立民族国家起就开始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长期较量。从百年战争到反路易十四战争，从七年战争到反拿破仑战争，法英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正像历史巨人戴高乐将军所总结的那样，英国的成功就是法国的失败，英国的获益就是法国的受损。因此本篇把英法两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外交斗争和外交战略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符合欧洲近代大国崛起和外交斗争历史的真实进程。

与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的国家力量和声望开始于大航海时代不同，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法国和英国在欧洲有着较长时期并且较为清晰的民族国家发展历程，其国家力量的强盛并不仅仅依赖于海外殖民与商业势力的突然扩张与爆发。相比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法英两国的国家实力更为强盛、均衡和全面，大国历史教训和国际政治经验更为丰富，因此它们留在世界大国舞台上的时间比前三个国家长得多。法英两国到今天虽然国势已衰，但是根本没有主动走下世界权力舞台的意思。法英两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之所以特别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爆发的一场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一场经济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塑造了近现代世界的面貌。这两场革命虽然都在造福人类和改变世界，却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格，一场是暴风骤雨，人仰马翻；一场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这两种风格也一直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各自外交战略的风格。

地理环境、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

法国的人种主要有三部分组成。最初的土著是高卢人，其性格轻浮，天性狂热，“胜利时傲气凌人，失败时垂头丧气”。第一批征服者罗马人带来了高度发达的古典文明并与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了高卢—罗马文化，其民间语言是一种土著化了的拉丁语（即后来的法语）。第二批征服者法兰克人便被这种文化所同化，接受了被征服者的语言，并形成了法国主要的贵族阶级。这个阶层的特征是骁勇好战，荣誉感极强，这也成了法国日后的典型民族特征。高卢地区原有的罗马—高卢贵族和罗马教会则在法兰克人国家的框架内得到了保留并在日后法国的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政治文化上，法国人除了受到罗马教会宗教精神以及法兰克贵族封建主义习俗的影响外，主要继承了罗马帝国兼善天下的文化普世主义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国家主义传统。法国人总是对法兰西的辉煌文化无比自信，愿意普渡世人，较少狭隘的种族主义传统。对莱茵河（罗马帝国的西部疆界）彼岸的那个所谓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人的看法一贯就是，它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潜台词便是，只有法兰西民族才是罗马帝国和罗马文化的真正继承人，这一民族意识在拿破仑帝国时代达到了巅峰。拿破仑自认为是在欧洲大陆行使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勒令奥地利解散了那个假冒伪劣的“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自己的继承人还被封为“罗马王”。

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在早期也曾经被罗马帝国跨海征服。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不列颠岛成为了西北欧种族斗争的中心。日耳曼语各民族在大迁徙的压力和浪潮下，纷纷渡海到了那个布列吞人的土地上。与法国的高卢罗马文化同化了入侵者法兰克人不同，在英国，入侵者在一番种族清洗之后，原有的土著文明和罗马文化只剩下几道浅浅的痕迹了。在中世纪北欧维京人的第二次蛮族征服高潮中，又融合进了北欧人的文化与血统。1066年，同时征服了法国诺曼底地区并被法国化了维京人登陆英国后，英国才最后告别了入侵时代。多次残酷的海上种族入侵和种族清洗，使英国人在民族性格上趋向于冷酷无情与精明势利，所谓“心计精密，胆气坚忍豪壮”，在外交战略上更是唯利是图与不动感情。在政治文化上，英国人也能对自身民族各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兼收并蓄，值得注意的是，北欧民族的个人主义原则——生产时，自力更生；打仗时，团结一心——对英国人的民族性格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对英国日后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法国的地缘政治处境相对较为复杂，作为一个半海半陆，同时兼跨大西洋与地中海的国家，法国算得上欧洲的一个海陆交通中心，地处传统的香槟商路，天然具有成为欧洲大国的潜力。在北欧维京大征服期间，法国的诺曼底地区成为了维京人的领地，仅在名义上向法国国王称臣。日后诺曼底贵族征服了英国，造成了法英两国数百年纠缠不清的领土与主权纠纷，并由此促使了法英两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苏醒。英法百年战争结束，法兰西民族国家形成后，虽羽翼未丰，但当仁不让地进入亚平宁半岛介入意大利城邦纠纷，对近在咫尺的尼德兰和莱茵河流域更是念念不忘。作为第二批海上强国，法国在海外商业和殖民活动中也不甘人后，海盗、海外贸易与海外殖民活动也是有声有色。地缘政治上的多种压力和诱惑，使得法国的大国崛起之路总是显得异常激烈。

与法国相比，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地缘政治相对简单而优越，因此维持其地缘政治优势、保持欧洲大陆外交权力结构多元化格局以及争夺海上霸权是其外交战略的中心。这三大战略目标一环套一环，有着极强的逻辑联系，统一于英国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因此相比法国，英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外交战略总是显得更有连续性和前瞻性。早在1385年，当时还是蕞尔小邦的英格兰就与葡萄牙签订了盟约，保护葡萄牙的独立。这一盟约一方面是葡萄牙寻求外来助力保持自身独立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英格兰介入欧洲大陆事务，保持欧洲权力多元化和欧洲各国政治独立与自由的一种最初的尝试，英国的欧洲大陆外交战略就此埋下了伏笔。

英伦三岛并非单一的政治实体，1254年英格兰与威尔士组成君合国，而威尔士保留了自己的法律体系。直到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之前，在较长的时间里，英格兰还不得不面对法国的世代盟友苏格兰的挑战。在处理威尔士和苏格兰以及后来的爱尔兰问题上，英国统治者灵活而富有弹性，善于以形式上的让步来求得实质性的收益，通权达变，一国多制，与一贯崇尚中央集权和整齐划一行政制度的法国统治者大异其趣。这种内政外交政策的创新和经验积累，有利于日后以同样灵活而富有弹性的手段来维持大英帝国的存在和有秩序的解体。而法国人则把中央集权制度以一贯之，从黎塞留到路易十四，从雅各宾专政到拿破仑帝国，中央集权的程度越来越高，甚至在法兰西海外殖民帝国中也是尽量如法炮制。这种中央集权体制虽然有利于集中法国和殖民帝国的国力，但有其利弊有其弊，由于事事听命于中央，法国国内的政治争端马上就会干扰到殖民帝国的某一部分。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兰西帝国解体的时候，每一块殖民地的脱离都会对法国本土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冲击。且不说形成有效的、连续性的外交战略，连政府本身能否在这种冲击下存在都是一个问号。

经济基础、财政体制与创新精神

法国人口众多，土地肥沃，幅员辽阔（以西欧的水平衡量），因此法国作为大国的先天条件较为优越。直到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还是欧洲仅次于俄国的第二人口大国。法国人在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制造方面有独到的天分，因此法国的经济总量也曾长期在欧洲独占鳌头，这是法国在民族国家形成后长期参与欧洲争霸行动的物质基础。英国则长期是一个西欧小国，株守于不列颠岛东南一隅，人口较少，相对法国而言，渔业和海外贸易相当发达。法国和英国地理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区别上升到民族性格和外交行为模式的区别就是集中体现在农民与水手的区别，也就是大陆民族与海洋民族的差别。

作为海洋民族的英国人体现出了水手—海盗—商人—海军等多重角色性格与气质的综合，这需要相当全面的实践知识和综合素质。在大海上航行、经商和抢劫，对海洋气候、洋流和航路要有准确认识；对各国货物与货币的比价和得失换算要计算清楚；对货物运输方式和保险责任的利害关系要成竹在胸；对各地居民点是武力抢劫还是和平交易要根据力量对比进行利益最大化的决断；对世界各地千变万化的风土人情要入乡随俗，多伪善变和尽量掌握当地语言；最关键的是，在一个经常性脱离陆地政权管辖的临时团体中，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契约精神、生死与共的团队精神和建立在利益与尊严相一致基础上的服从精神得到了很好的协调。大海让人自由、理性和视野宽广，也让人善于在协商的基础上合作和在自立的基础上服从。这使得英国人不像大陆的农民一样，对变化无常的天气、专横的官吏、狂热的教士和狡诈的商人只能抱一种听天由命和逆来顺受的消极态度。

在法国，一个安分守己，勤劳勇敢的农民就可以顺利地成为一个合格的陆军士兵。精英阶层的贵族军官，指挥着一支由农民士兵组成的陆上大军，在欧洲大陆战争中，这样的组合常常是所向无敌的。由于法国的相对富庶，更加使得法国农民安土重迁，很少愿意离开法国这个安乐窝到海外去殖民经商，因此法国早期开拓的殖民地总是不能利用移民人口数量上的优势牢固地占领。在几次跟英国争夺海外殖民战争中，法国军队离开了欧洲大陆就一事无成。尽管也有一些天才的外交政治人物，可是与英国军队中大量涌现出来的才智之士相比，法国海外军队和外交领军人物总体上显得墨守陈规，只知道唯巴黎之命是从，缺乏战略的明智和战术上的主动，因此总是在与英国殖民军队的较量中一败涂地。

法国在大国崛起和海外争霸过程中的不利之处还在于，法国财政严重依赖于包税人体制，结果是贪污腐化横行，财政效率低下。两个特权等级教士和贵族拒绝纳税义务，最大税负由最穷困群体负担。法国落后的财政体制几次中断了法国在战争和外交上的胜利。1557年，在与西班牙进行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法国和西班牙同时宣布国家破产。而倾全国之力援助美国独立战争以削弱英国的结果，就是法国背上了沉重的国家债务，为此不得不增加苛捐杂税和召开三级会议讨论财政改革，结果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爆发，作为法国外交和军队精英的贵族阶级随即在这场革命中被彻底消灭。法国旧政权削弱英国的国家外交行动在战术上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旧政权本身却一败涂地了，这在战略上完全是得不偿失。

英国长期参与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主导的国际贸易，从中学会了不少行之有效的贸易经验和制度。1688年，来自荷兰的威廉入主英国后，把在荷兰的一些银行和证券制度移植到了英国。英国财政依赖于发行公债，股票，有赖于议会的长期监督，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外交、政治与经济秩序。正是英国在广泛的国际贸易中，在受到议会制约的财政税收体制中，孕育出了相对先进有效的财政和金融体制，这不仅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最关键的，这在英国在英法争霸的长期外交战略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英国用充足的资金源源不断的资助大陆上一切反对法国霸权的国家，最终在拿破仑战争中大获全胜，彻底消除了法国对英国的海上霸权取而代之的可能性。

创新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内部社会活力的表现。由于法国相对丰富的土地和气候类型和开放多元的人种文明，法国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创新极为大胆，但这种创新终归要受人性与传统所制约，最终不免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而相对于在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上的花样翻新，尤其是相对于领先的英国人，法国人在工程技术上尤其是在财政金融制度上的创新力度相形见绌。商人和银行家、科学家和冒险家在法国从来没有得到过在盎格鲁国家里常有的那种尊重和关注。大众钟爱的公共英雄是那些文学家和艺术家，这种风气甚至使得贵族和科学家也以自身活动的文学化和艺术化为荣。

英国的精英阶层总体上求真务实，在大局上能求同存异，必要时会纡尊降贵假装与下层阶级同舟共济。法国贵族抱着不可救药的虚荣心拒绝从事有辱斯文的工商实业，英国贵族却讲求实际利益，并不以经营实业为耻。法国贵族教士和文人作家，整体上狂热、轻浮、虚荣与僵化，偶有的特立独行的外交天才如黎塞留，与同侪格格不入，只能够以反潮流和独裁专制的面貌出现，因此常常曲高和寡、人亡政息。就英国贵族阶层来说，红白玫瑰战争中两派贵族间的狂热屠杀，很及时地消灭了那些顽固守旧的旧贵族，使那些头脑灵活，善于与时俱进的新贵族们登上了政治舞台。“光荣革命”以后，英国人在政治与文化上的相对保守和谨慎，同时在技术和财政金融方面的大胆创新，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内政因素对外交战略的冲击，一方面给英国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并有效地加强了英国的国家力量使之在与法国的较量中屡占上风。

以弱抗强、扶弱制强和由弱转强

相对于率先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海权大国尤其是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法英两国当时还都是弱国。大国崛起的标志，就是是否敢于以弱抗强。只有具备了与霸权国家坚决抗争的勇气，才能够真正走向大国崛起之路。法国和英国在早期对葡西两大帝国宰制海洋的反抗、对尼德兰独立的援助和与西班牙帝国的抗争，客观上都是维持西欧国家维持外交均势大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利于西欧各国家保持政治自由和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竞争与活力。法英两国长期争夺世界霸权与欧洲霸权，不管孰强孰弱，孰是孰非，谁是霸权者，谁是反抗者，谁是革命者，谁是镇压者，的确也避免了世界霸权或欧洲霸权落入某一国手中，从而演变为单极世界的外交权力格局。

法国大国崛起也是积百年之力才得到的辉煌。百年战争之后，法国崛起所要抗争的对象首先是盛极一时的神圣罗马帝国。自从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开始，法国就开始向意大利诸邦进行扩张。为此与强大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屡次发生重大战争，法国军队跟强悍的西班牙军队屡次交手。法国外交战略的风格也由此形成传统，那就是从不畏惧跟任何强敌进行对决，虽屡败屡战，但从不言败，不计经济代价，毫无政治禁忌。法国为反对哈布斯堡帝国称霸欧洲，成为了一切反对哈布斯堡帝国势力的资助者，不惜与新教国家瑞典和异教国家奥斯曼土耳其联合反对同为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帝国。为了报复英国和削弱英国的海上霸权，不惜派遣王家军队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分裂分子并肩作战。

法国在三十年战争后，如愿以偿的获得了欧洲大陆霸权。但福兮祸所倚，当法国取代哈布斯堡帝国的欧洲霸主地位之后，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欧洲外交斗争的焦点和其他国家联合削弱的对象。一般而言，为避免成为众矢之的，最强者只有愿意自我损抑，愿意以大事小，厚往薄来，才能天下归心。但显然法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没有这样的政治经验，因此法国就只能和他们的先辈高卢人一样，在路易十四、援助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大帝的短暂胜利中趾高气扬，在奥格斯堡联盟战争、七年战争和滑铁卢战役以后长期垂头丧气了。

英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是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毁灭。英法西三国在16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朝秦暮楚，和战无常。英国曾经因为法国与苏格兰的联盟关系而联合西班牙来反对法国，但最终英西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其间的矛盾跟西班牙利用天主教势力插手英国内政以及英国援助尼德兰独立和插手葡萄牙事务有关。从英西关系的始乱终弃可以看出英国外交战略的连续性的特点就是维护英国的独立、保持英国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反对欧洲大陆上的首屈一指的霸权。欧洲大陆落入到一个单一强权下，英国的独立也不可能继续保持。因此先是西班牙，然后是法国，最后是德国，成为了英国外交竭力反对的对象。法英两国在早期反对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帝国称霸欧洲大陆的努力都有效地维护了欧洲大陆的均势。但三十年战争后，法国迅速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势的国家，其鲸吞蚕食已经危及了欧洲的均势。英国出于对本国地缘政治处境和欧洲外交权力结构的深刻理解，迅速调整外交战略，以维护尼德兰工商业中心的独立和保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为宗旨，加入到了反对法国称霸欧洲大陆的外交阵线中去了。从此，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成为了一切反法国家的后盾，一如黎塞留时期的法国是一切反对哈布斯堡帝国势力的后盾一样。

以弱抗强，扶弱抑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自身要由弱转强。英国与荷兰虽然在三次英荷大战中为海洋霸权和商业利益杀得你死我活，但是一旦看出外交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英国统治者倒也能够不计前嫌，与昨日的对手握手言欢，对昨日的盟友翻脸无情。这就是英国外交的特征，那就是冷静评估外交利害关系和国际权力结构，一切以英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从来就不把荣誉和意识形态认真看待，对感情和友谊更是逢场作戏。甚至后人津津乐道英国的均势外交政策维护了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自由，英国人实际上也是执行双重标准毫不含糊的。在欧洲大陆的确要维持均势格局，但在欧洲以外的世界上，英国对掌控海洋霸权毫不放松，决不会为捍卫全世界各国的政治自由而搞世界各国的势力均衡。倒是法国以及俄国在海外与英国的激烈争夺，在某种意义上保持了世界各国的政治自由和缔造了世界各国势力均衡的格局。

比法国人眼光远大的是，英国人能够认识到英国的世界霸权是建筑在欧洲大陆各国势力均衡的基础上的，因此英国的世界霸权并非绝对可靠和高枕无忧。战胜拿破仑之后，英国在海外与法俄两国的进行争夺还是有所节制，小心控制这种争夺的烈度，不愿意让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争端影响到欧洲均势。英国在西半球默认了美国提出的“门罗主义”，以放弃俄勒冈地区为代价安抚美国，以保护英属加拿大的安全。英国更小心翼翼地维护欧洲大陆的均势，以免欧洲外交格局大变动而导致英国本土遭受威胁。

国家本位、国家利益与国家荣耀

欧洲各国曾长期处于罗马教廷的精神权威和宗教世界主义的熏陶下。葡萄牙与西班牙相当尊重教皇权威，葡西两国甚至在海外殖民地争端中请教皇仲裁。法英两国成为独立的政治大国标志性事件也都与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有关。但是与葡西两国相反，法英两国对罗马教廷在政治上抱一种国家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需要时尊崇之，冲突时贱视之。中世纪时期，罗马教皇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较量中，善于挑拨离间，借力打力，借助帝国内部诸侯反对派的力量而屡占上风。但到了民族国家开始形成的时代，面对生机勃勃，国内相对统一的法英两国，罗马教皇一筹莫展。

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的法国国王美男子菲力普因为囚禁法国帕米耶地区主教，与罗马教皇发生了严重的神权与政权的冲突。罗马教皇故技重施，威胁罢黜法国国王的王位，法国国王则针锋相对唆使与教皇家族有仇的罗马贵族绑架教皇并最终导致其愤懑而死。法国国王还另立了法国红衣主教克莱门特为教皇，在法国的阿维尼翁成立教皇国，史称“阿维尼翁之囚”。这一举动造成了天主教世界的大动荡和大分裂。七十年后天主教会虽重获统一，但教廷权威从此一蹶不振，再也不能有效地对抗世俗政权而日益沦为了世俗政权的附庸。罗马教廷势力的衰落，标志着宗教本位已经在欧洲失势，国家本位正在为各国统治者和民众所接受，那些昧于大势的宗教统一妄想从此不再具有号召力量。

另一方面，由于十六世纪初宗教改革运动和随之而来的罗马教廷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展，欧洲各国的外交斗争不可避免的带上了教派冲突的色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又超越了民族情感和国家本位。新教徒势力之间同声相应，旧教徒势力之间也是同气相求，从而形成了以宗教信仰决定外交阵线的时代特征。在这种大势下，能够同时不受旧的天主教世界主义大一统观念和新的宗教派别认同观念束缚的外交大师就能够利用他人在观念上的迂腐固执和战术上的被动挨打获从而得最大的成功。十七世纪早期的现实主义均势外交大师，近代国家观念和外交观念的缔造者法国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黎塞留的一系列主张彻底打破了意识形态对国家利益的遮蔽，完全是从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衡量法国的国家利益，把法国的内政外交大计建立在彻底的地缘政治解析和外交利害关系分析之上。黎塞留夫子自道，个人也许有灵魂，可以求得救赎，但是国家没有来生，一次重大错误就会亡国灭种，万劫不复。哈布斯堡帝国虽然与法国属于同一信仰的国家，但这个帝国已经包围了法国，如果借助反宗教改革运动其内部更进一步统一，那对法国绝对是大大的不利，只有击败以及分裂它，才能为法国崛起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大国创造条件。当时法国国内也有新旧宗教争端，信仰加尔文教的胡格诺教徒是法国内部的一支分裂性力量，为了集中全国力量对付哈布斯堡帝国，黎塞留宁愿又打又拉，暂时给胡格诺教徒以安抚。黎塞留大力支持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新教造反派诸侯，与信仰新教的瑞典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结盟以反对哈布斯堡帝国，最后在三十年战争的最关键时刻派遣法国军队走上战场与天主教军队厮杀，身为红衣主教的黎塞留丝毫不觉得有何良心不安。

英国的亨利八世则因为废黜了来自西班牙的凯瑟琳王后，与教廷和西班牙势不两立。最终英国教会自罗马教廷独立，英国国王兼任英国教会首脑，是为英国国教。从此反对罗马教廷干涉英国内政成为英国外交斗争的重心。英国国教会实际上是一个怪胎，教义与仪式与天主教大同小异，仅仅是首脑由教皇变成了国王。英国国教的这一特征说明，英国当权者不沉溺于理论问题，对国内天主教会并不当作一股思想势力，而是当作一股觊觎国家政权和威胁国家独立的政治势力。英国国内三种精神力量国教、天主教和清教（在英国的加尔文教）的共处与错综复杂的长期斗争，在造成社会动荡的同时也造就了统治者相对明智平衡的宗教政治观念。这种内部宗教多元化的政治格局造就了一种平衡感与大局观，使得英国外交很少去纠缠什么意识形态的外衣，而专注于外交斗争的实质，那就是赤裸裸的国家利益。

法国的崛起进程并不一味是扩张，其中也有合理自卫的成分。问题在于经过三十年战争法国在欧洲大陆确立优势后，路易十四以一种矫揉做作的夸张风格，把这一场基于地缘政治理性追求的国家行动，看起来成为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大扩张。在此过程中，法国所得有限，所费不赀，而且引发了针对法国霸权的国际大围堵。黎塞留的政治遗嘱中有言，我所关注的，首先是国王崇高，其次是王国荣耀。尽管黎塞留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和外交家，但其遗嘱中罗列的这两大目标，本身却暴露了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国家利益与君主尊严和国家荣耀并不是天衣无缝的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是经常会互相干扰从而打乱明智的外交部署。君主尊严和国家荣耀这一类目标总的来说虚多于实，名多于利，形式大于内容，情感多于理智，把这两者当作外交战略制定的依据，难免会因小失大，任情任性，最终镜花水月一场空。

相比之下，英国在英法百年战争失败退出欧洲大陆后，再也不以需要以国家荣耀或者君主尊严作为外交战略决策的依据。英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依据的完全是赤裸裸的国家利益，那就是维护英国的国家独立和保持英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反对欧洲大陆被单一军事强权掌控。外交决策者这种对地缘政治环境和国家利益的冷静评估既不需要诉诸情感与荣耀，更不需要诉诸意识形态，一切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像昼夜交替那样不证自明。最终这种对国家利益的深刻认识感染到了英国国内的每一个阶层，从而获得了全民认同的效果，英国的外交战略自此以后就没有过全盘性的调整和根本性的争论（未完，待续……）。

中篇：外交战略篇

外交战略中地缘政治处境的关键作用

外交战略的基石在于准确地评估对手

外交战略应该追求具体和有限的目标

外交战略的连续性和创造性并行不悖

下篇：意识形态篇

意识形态是外交斗争中的双刃剑

内政是外交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专制与民主无关外交斗争的胜负

外交软实力与硬实力要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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