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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术误国和“民主误国”

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儒家主张的“王道”和“民主”就是古今重要的大趋势，然而，现实和理论似乎是严重脱节的，实行儒学的古代游牧民族和建立民主形式的很多当代国家并不安定，更不用谈崛起，甚至有“儒学误国”、“民主误国”等说法，原因何在？

首先是“王道”或“民主”的真假问题，“王道”和“民主”都是主张不与民争利的，后者甚至主张人民当家作主，如果倡导和实施的主体是贪婪的专制者，叶公好龙在所难免。叶公好假龙，叶公豢养的大小奴仆自然也乐得浑水摸鱼。自幼学儒学的明朝皇帝懒得上朝，汉代以后仅存的修正主义儒学精髓也无法发挥。“不患寡而患不均”，建立民主形式，却在发展过程中搞特殊化，“开明君主”宝座反而可能不如独裁者稳固。

今天世界各国，真民主假民主先不区分，有几个专制国家元首敢公开宣称自己独裁呢？过去很多“开明君主”和“有为君主”，部分政绩得益于实际民主，治水咨询水利专家，打仗咨询经验丰富的军人，也是民主的体现。仅仅形式民主，很多时候是伪民主，在非实质问题上扯皮，就是伪民主的表现之一。所谓专制效率高是制度过分牵制造成的，低效率不一定是“民主”社会才有，中国官员推诿功夫源远流长。墨子主张，用人必须授予相应的权力、足额的俸禄还有正式的职位，想提高效率又保证少惹乱子，对官员重在监察而不是牵制。民主是为了集思广益，而不是为了扯皮而扯皮，为了具体的目标探讨，民主是良药，反之则未必，只要大家敢于说真话，不是互相攻击或讨好领导，民主还是能落到实处的。如果在具体问题上，内行领导外行，内行不用对牛弹琴，即是实质民主的体现。

其次是起点不同，强大的国家内讧不严重不怕外国干涉，小国、弱国就不一样了，看到人家日子好就生搬民主和联邦制，等于自己制造内乱根源。标准的制订者从来不会因为自己制订的标准吃亏的，吃亏的时候往往是标准以外的原因，或者更有生命力的新标准已经问世，却跟不上形势。面对身高体壮的对手，徒手搏击多半会自己找揍，何况人与人之间差距很难超过50%，国与国基础差距往往高过1000%。对手吹嘘徒手搏击，小个子最好找把刀甚至AK。

“桀犬吠日，各为其主，国之利器，不可假人”，“大邦下流”是褒义，“下流”采用今天的贬义也可以，短期内无法超越的大国可以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边小国跟着学样，可能为两国的合并制造机会。当代美国大肆推销民主，和中国古代大肆推广王道是一个道理，好东西没有足够的消化过程吃多了可能撑坏肚子。更何况出口型和自用型往往采用双重标准，过去中国主动输出儒学，却不主动出口《孙子兵法》，现在美国金融机构在全球攻城略地，中资银行等却不能在美国遍地开花。

孟子虽然宣扬商汤、周文王崛起时候如何如何，真实的历史怎样，因为缺乏可靠的详细记载，只好任由他胡吹，看地图，泾河流域、淮北地区的纵深决不止方圆百里这么可怜。后世的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家，从来没搞过什么王道，论地盘，他死时的控制面积应该比商汤王和周武王直属领地大多了，王莽复古，全尸也没有留下。夏、商灭亡根本原因是桀、纣治国。孟老头（叟）不远千里向齐宣王和梁惠王推销，却不肯辅佐友善的滕文公。王道也好，民主也罢，择其善者而用之可以强国，生搬硬套只会灭亡。当然，这不应该作为古人抵制儒学或今人抵制民主的借口，胡人中的有识之士也知道不学不行，“胡人无百年之运”，根本原因是文化和制度的落后。汉化最深的鲜卑、契丹选择了主动融合，满清吸纳了大量关外汉人，因此国运长久。他们都是主动融合的，不是刺刀下被动接受的。

第三是路线选择，平等、自由、民主、博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逆反这一程序不比逆反上述观点结果好到哪里。无法把复杂的过程简单化，就无力把简单的目标落实。平等、自由、民主是奋斗的结果而不是过程，没有刻苦的训练，花架子再好看也只具备观赏的意义。

言必称儒学或民主的家伙，要么是不懂装懂、生搬硬套的混混，要么是糊涂蛋或不安好心。“友邦”一边对难民高喊民主可以救国，一边阻止他们入境，和反问饥民为什么不吃肉类似，不同点在于前者是无知，后者是无耻。

真正的儒学精髓在孔子死后不久就失传了，《诗经》、《周易》、《尚书》相当部分是后世的国学大师无法理解的。孔子死后百年出场的孟珂被尊为“亚圣”，也只能对齐宣王说出应该做到什么，却不知道该怎样实现。汉代以后“儒生”往往只推销珠宝盒，外加一盒子效忠的坏水。中国儒家一代不如一代，跟打着孔子旗号的家伙把“射”、“御”、“乐”剔除有重大联系，应该文武双全的儒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缺乏艺术细胞的书呆子。“士，诚小人也”，元末辅佐张士诚的儒生是其中一部分。

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晚年夹在鲁哀公和三桓斗争中游刃有余，子贡出使，却齐、存鲁、弱吴、霸越，中国外交史上只有苏秦、班超可以媲敌。主张克己复礼的孔子对“仁”身体力行，后世的“儒家”对仁义道德只存在表面尊重和利用。孔子决不是“君要臣死”就抹脖子的榆木疙瘩，公开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不惜率领心爱弟子当古代盲流。“复周礼”不是尊周王，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周礼”还是有助于社会“稳定”的，朝鲜只学到儒学皮毛，居然存在了600多年，王朝晚期内忧外患不断，金九刺杀日本人被捕后还为明成皇后叫屈，这也是“礼”的毒害。《礼记》中率先提到的“大同”、“小康”，不是以人均GDP作指标，而是分别指人人自觉、依法治国，“小康”社会，礼即是法也是行为规范，首先从贵族抓起。孔子生前诸侯林立，统治者没有孔子那两把刷子，盲目复礼可能会灭国，中山国灭亡与此类同。孔子是圣人，但也只是对弟子讲授“仁”，对统治者推销“礼”，即使这样，统治者也不领情，毕竟，“利”比“礼”好，无利不起早。对实际当权者，“礼”会束缚手脚，只有为子孙后代长期利益着想的君王才推崇“礼”。“礼”行天下，“礼”和“利”都在自己和子孙的掌握。孔子还是希望实行“仁”的，但除了弟子，几人能接受呢？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孔子广兴私学和留下的文字判断，大部分解读者像土财主误读“养猪大如山老鼠头头死”那样理解错了，个人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比较符合孔子的一贯作风。除了杀少正卯，在“礼”上过分执著，孔子还是无愧于伟大的称号的，“私学”为下层子弟开启了事业之门。

古代没有文凭，也没有“X士”论文答辩，滥竽充数比今天还容易。剔除不合时宜的“周礼”，儒家的权术并不亚于法家，不过缺少明确具体的教材，只能靠私下传授和学生顿悟。晏子和墨子先后批判孔子的厚葬学说，孔子面对宰予的一年之丧说法，回答是心安做就可以，《礼记》记载他也认为三年之丧太长，反对富人越礼治丧。孔子讲究因材施教，墨子因为反对儒家的厚葬学说反出师门，教他的老师明显水平不高，两千多年后寂寂无名。孔子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向很多不如他的人学习，面对争论太阳远近的小孩也不花言巧语，后世“儒生”打着孔门旗号，考上以后向主考官拜师，真正的老师往往丢到一边。孔子希望和年轻人一起游泳唱歌，后世讲究“师道尊严”。孔子死后两千多年，儒家一代不如一代，洋洋洒洒几万字的《孟子》是“四书五经”中最粗浅的一部，远比不上只纪录孔子只言片语的《论语》，北宋宰相赵普晚年靠“《论语》半部”提高政治水平。不知道谁最早把“四书”“五经”并提，“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只是《礼记》中的两章，数以千万计的阅读者不专门纠正。礼不礼，礼哉，礼哉！

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可以说打着孔子旗号的“儒教误国”、“儒术误国”，但不应说“儒学误国”，即使很多精髓已经被可以摒弃，儒学仍然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瑰宝，墨子和韩非子就师从儒者。儒学的传播首先从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出于自发自觉推广而很少通过“圣战”进行。同理，所谓“民主误国”也是人们对假民主的憎恨导致，自己争取、自己奋斗的渐进民主不会误国。

套用列宁对完全出版自由的观点，形式民主不会把国家的许多弱点、错误、缺点、毛病（毫无疑问，毛病多着哩。括号内内容是列宁观点）除掉，因为这是打着“民主”旗号的敌国不愿意的。

过去的“礼教”和现代的所谓“民主”，很多是专门单方面约束下层的条条框框集合，不给统治阶级戴上马嚼子，单纯高呼概念的“礼教”、“民主”实际是人与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等级制度的精神支柱。即使已经形成所谓共识的理论，自然科学定理以外，多数要么是一定条件下的假设，要么是“御封”的荣耀，只配吓唬无知百姓。第二次海湾战争战后，伊拉克武装力量无疑是分散削弱了，抵抗的力度和成绩反而增强了，拥有大量伪军，所谓“高科技”数字化士兵甚至白磷弹等化学武器也安定不了局面，谈什么军事技术革命？伊军初期的溃败，胆怯是第一因素，纳西里耶的51师充分证明了非精锐武装坚决抵抗的战斗力。古今中外，谁掌握了舆论，谁就能占领道义的制高点。普选制有比没有强，但普选制只能作为手段，而不是目标，19世纪末恩格斯认为：“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从中国国家利益和民主实践出发，我殷切期待美联储主席、CIA负责人、FBI负责人统统通过全民直选产生。

2006旧作《把窗户纸捅开》一部分，2007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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