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民国政治真相:现代政治还是"类黑帮"政治 -- 土拨鼠yuanap

刚才在网易上看到这篇文章，对民国政治说的很透彻，正由于民国如此短暂，仅看上层社会，真是非常繁荣与充满幻想的国度。：http://history.news.163.com/10/0108/16/5SH47UGI00011247.html

民国社会是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留洋归国者和当权者结合,形成上层建筑的主要支撑。而下层社会仍处于农业阶段,民间的疾苦、封闭与上层的浮华、开放形成强烈对比。因此,民国的开放,是部分人的开放;民国的进步,也是部分人的进步。

《同舟共进》 2009年第11期

民国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群雄逐鹿的时代、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几可与春秋战国媲美。然而,民国的开放,是部分人的开放;民国的进步,也是部分人的进步。它本质上是对外开放对内不开放的。

民国是如此的短暂,短暂得让人来不及体会。存在于国人脑海中的,便是一个朦胧的时代,因此也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民国意识。

【似是而非之一:民国是第二次春秋战国吗】

大清既倒,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中国历史似乎呈现出第二次春秋战国景象。民国与春秋战国在形势上大体呈现如下三端相似之处:

1、两个时期都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

2、春秋战国各国邦交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场景,自管仲、子产、苏秦、张仪到惠施、蔺相如等,凭三寸之舌,游说列国,创中国古代外交之鼎盛风气。而民国外交同样群星灿烂,既有留学欧美日之海归,也有晚清遗老、革命志士和政要士绅,各施法术技巧,几可与春秋战国媲美。

3、民国之群雄逐鹿,与春秋战国群雄争霸,形势相似。战事频仍而国士们前赴后继,中国“士”之精神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得以遥相呼应。民国是一个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

性情中人多半敢作敢为,血性刚烈,勇于任事,同时又多少伴有些许憨直率真,迂腐可笑。因为有了这些真性情的涉外人物,民国在历史中更为清晰。诸君可见有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外长,有为了红颜不惜辞官的外长,也有为了信仰不惜归隐的外长,还有文人们为了改变中国组成“好人政府”的表演,更有16岁就单身负笈赴美的外交家。

然则,民国与春秋战国之不同亦有三端:

1、二者毕竟相隔2000年以上,19世纪以来世界一体化之进程肇始,西风东渐,民智渐开,士大夫们面临国难家仇和文化存续的严峻考验。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夫为创造文化而生,民国的国士们为捍卫民族文化而死。

2、春秋时期,列强“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战国则“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连天子也不尊崇了。春秋战国的结果是开启了统一王朝的循环历史。而中国摆脱王朝循环和异姓革命的宿命,以民主革命为主旋律,始自民国。天下不再是一人之天下,而真正成为民众的天下。自孙文至毛泽东,为的是革命,革命是一种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

3、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囿于东方一隅,以天下观念看待世界,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而民国肇始,政治领袖们在晚清失败的基础上,开始具有世界意识。春秋战国之终结,延续并加强了中国的天下观念;而民国之历史,则是中国奋而成为世界之独立民族一员的历史。

【似是而非之二:民国是真正的开放时代吗】

在貌似第二个春秋战国之开放时代的背后,是民国内政和社会开放的不彻底性。

民国政治家们皈依基督可以说是民国思想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最高表现,也是他们率性、自为和强烈的道德意识的体现。然而,这些宗教皈依——人性中最高层次的灵魂的归属所在——却并没有使中国获得真正的拯救。因为中国民族和文化内在的封闭性并不因单个领袖或者政治家的开放得以遽然改变。

其次看海归们的知识人生是如何或主动或被动演变为中国式的政治人生的。在灵魂层次之下,尚有知识层面。民国年间,中国上下延续了洋务时期向西方学习、留学国外的风气,这来自一种真实的期望——实业救国和知识救国。

【似是而非之三 :是现代政治还是“类黑帮”政治?】

民国通常被冠以“现代史”的范畴。然而,民国有多少现代性呢?从民国类似黑帮的哥们义气政治,可看出民国海归们其实只是中国走向现代的标志——电线杆,而电线中流淌的还是传统政治的血液。

比如,黄郛、陈其美及蒋介石这三个留学东洋的海归义结金兰,终归脱离不了本土政治文化的脉气。蒋介石曾经劝说黄郛加入国民党,黄郛不肯。蒋介石便叹道:“如果英士(陈其美)先生不死,可以办党,自己则专心军事,而由膺白(黄郛)办政,可以分工合作,真乃天衣无缝。无奈黄郛只愿做客卿,无意参与党的政治。”由此可见蒋介石对结拜兄弟的重视,国政在其眼里可以由兄弟们一锅端了。蒋介石还有周淡游、王恩溥、何禄山、张静江、邵元冲、许崇智、冯玉祥、李宗仁、吴忠信、张群、张学良等各位拜把兄弟,但都不如上述铁三角关系的分量,蒋介石还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了青帮。这些“兄弟”或亲或疏,或反目成仇或一团和气,均只是蒋介石的政治筹码而已。又如,张学良和冯玉祥是拜把兄弟,张给了冯玉祥50万块钱,促使后者发动北京政变(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使得民国俨然成为类黑帮混战的场所。黄郛夫人沈亦云说:“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尤甚。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水浒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沈亦云《亦云回忆》)晚清民初的黑帮在反清、反袁中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当自由成为混战,个人最终服从各种帮派网络关系的时候,政治也就一团漆黑了。

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花甲记忆》中说,一次他碰到北京西山的一晚清农夫,农夫问他:“外国人为什么不到中国来做皇帝呢?”丁反问:“外国人可以来做皇帝吗?”农夫便指着山下的电线说:“能做这种东西的人,便可以做中国皇帝了。”

• 基本层面是如此，但近代最开放的时期不就是此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