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等闲平地起波澜——鱼说中东路事件(一) -- 北溟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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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基本层面是如此,但近代最开放的时期不就是此刻么

其实可以看看人大张鸣写的这篇文章,写的蛮好的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民国----BY 人大教授 张鸣

文章主要讲的是:

民国的三个面相:第一个是制度面相;第二个我要考察一个现代化的面相;第三个我要考察一个思想文化的面相。

我们知道,代议制的核心就是三权分立,而三权分立中主要是两权,就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约和制衡,因为司法相对来说要超脱一点,尤其是一般的政治台面上,就是两权在争取。但这两权往往是不知道怎么协调、怎么操作。掌权的人那时候是段祺瑞,一开始他真心想老老实实按西方那个规矩来运作代议制,我去做一个责任内阁。但是他发现,如果按照西方的规矩运行,他处处碰壁。反过来,他不玩这套,他引入军人干政,玩弄权术,纵横捭阖,他发现这时候是如鱼得水。就说你往好了做行不通,往坏了做一路畅通。

  

  民主的招牌、代议制的招牌,没人敢摘下来。包括蒋介石在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时候,他都是在内部讲话里讲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它实际上是一个军人统治,或者说中国的军阀时期。军阀时期是挂着最先进的一个制度招牌,但实际上是军阀。军阀却始终不能直接去统治,除了非常少的阶段或者小区域,像县,包括省,他都不好赤裸裸的去统治,他必须有一个省议会。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从清末以来,尤其是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已经彻底服膺西方的制度。甲午以后,进化论才流行,《天演论》才发行,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在这个进化论的前提下,西方制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价值观意义上的东西。虽然我们不了解它,众人也操作不好它,但是这个招牌没人敢把它摘下来,摘下来就意味着复辟。人们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开始的时候人们还真的想着去尊重它,说我们真的去操练它,操练之后发现不行,就开始阴奉阳违了,开始挂羊头卖狗肉。挂的是这个招牌,我底下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再进一步就像国民党时期有个训政,因为老百姓不懂,我教他们:训,教训,我把他们教会,然后再来实行。说实在的,就这些口号和制度运行最合适的就是训政,就是虚伪程度还低一点。

  

  也正因为意识形态上有了进化论这个因素,有了制度的这种崇拜、迷信,一些西方附带的东西,比如说相对的尊重个人自由,尤其是在大都会里头,相对的尊重个人自由,相对的言论自由,相对的新闻自由,一直到国民党时期,还是有的。就说你到国民党时期,还可以自己办报,但他还是会查你。

  

  真正的政权的运行实际上是在按传统的路数在进行,从帝王时代的皇权和绅权联合统治,变成军人和绅士联合统治,就是加拿大学者的说法。基本的路数都是传统的,只是这个传统有点千疮百孔。军阀们也曾经想修复这个,想祭天、想祭孔、想振兴国学。不仅袁世凯想搞这个,连那个狗肉将军,“三不知将军”:不知自己多少钱,不知自己多少枪,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他也在讲经,也在印十三经,据说中国印的最精美的十三经就是张版的。但是他们实际上做不到,他们并没有能够真的去恢复传统,恢复不了传统,也摘去不了现代民主共和的招牌,所以整个民国的政治确实有一种吊诡,有一种玄幻的感觉。

思想文化面相:因自由而繁盛

  

  不管怎么走,一直走到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溃败,它并没有实现一个真的专制,或者说是一个立体的专制。而且它的过程很漫长,在这过程中,实际上它给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国的大学,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思想界,中国的艺术界留了特别大的空隙。所以这一时期,可以看到,确实是思想文化的繁盛时期,是一个教育的繁盛时期。

  

  我前面讲过了,其实一直到国民党时期,蒋介石特别想进大学,特别想里头有党化教育,有个人崇拜,他特别想,但他就没有做到,他穷一生精力都没有实现。

  

  中国大学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始算起,经过二三十年的摸索,的确后来形成了一套,虽然后来有很多野鸡大学,但是人们不在意它,就像现在美国也有野鸡大学一样。但是在众多野鸡大学里有鹤立鸡群的仙鹤,有好大学,而且也不少,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人办大学,历史形成的格局是开放的,从北洋时期到国民党,甚至从清末开始就是开放的,没有人敢对外国人说个不字,必须让外国人进来。而且整个经济是二元的,在北洋时期没有什么国有经济,在国民党时期有国有经济了,但没有强大到垄断的地步。所以总是有一块领域是政府管不到的。这样大学就形成了三种格局: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足鼎立。

  

  像今天的北师大,一个重要的根基就是辅仁大学,它就是天主教的。如果没有辅仁这个底子,北师大不会这么强壮。当年很厉害的就是辅仁大学。北大现在是鹊巢鸠占,原来是燕京大学,也是教会大学,是新教的。协和医学院,当时确实是世界一流的医学院,是中国西医的开创者,也是教会大学。南边的圣约翰、华西等等都是。国立的,最标准的是北大。国民党时期还有中央大学。清华实际上是半国立,因为它始终有一笔庚子赔款在制约它。南开大学是私立的标版。

  

  这样的大学确实办的非常棒,这种开放使得大学只能这么办。因为外面就是这样办的,教会是这么办的,私人是这么办的,受外国资本支持的大学也是这么办的,那国立的大学就只能也这样办,要不这么办就没有竞争力。

  

  在民国,大学运转的过程中都办的像模像样,以至于说某些军阀要来办大学的时候,都要比着这样来。唐继尧办云南大学,当时叫东陆大学;张作霖办东北大学,现在还在,虽然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了。曹锟也办了个河北大学,但是现在河北大学不往那段追溯。他是学校的董事长,每次去学校,他不敢干涉用人;发工资的时候,让他的副官装一大盘子大洋送过去,还是下跪送过去的。教育怎么办?我们讲就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非常简单,只要坚持这点就行。

  

  那时候基本上还是保持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或者说对大学自治的一种基本尊重,于是我们就觉得民国时期的大学真好,而且教授们在抗战之前生活很安逸,只要去到一个好点的大学任教,就能过很舒服的生活。如果是留英美回来的,到一个大学,就能得到四百多块的月收入。是什么概念呢?当时的警察一个月八块。

  

  再就是思想界,大学如此自由,那么基本的言论自由就是可以保障的了。你可以办杂志,只要想办就可以办,《新青年》就是这样自己办起来的,教材也是如此,都是民间自由办起来的

为什么,结局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的那样,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则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却是经过西方的“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吃过西方军队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留过学(德国和日本)的经历,至少知道他们所效法的西方,称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就意味着进步,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不希望尝试按照这个制度操作一下,好让中国也强盛起来。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所谓的“北洋团体”中,像张勋这样的人是少数,而且属于团体的边缘人物(不是北洋军事学校出来的人),其它的人,即使对共和并不热心,也不至于公然开倒车,所谓的袁世凯复辟,他的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 ”的军人们。进化论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其它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但是,在这16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跟国会往往很难处理好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和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遂顺,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但的确是现实。

不说了,看原文吧

也可以看看我以前发的一篇文章民国政治真相:现代政治还是"类黑帮"政治主要解释民国乱象的根源吧

关键词(Tags): #北洋政府#民主体系#言论#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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