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祖国Vaterland(一) -- 道孙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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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祖国Vaterland(十四)

“出生,汉堡,1922年。父亲因大战中的旧伤在1929年去世。母亲在1942年死于英国空袭。1939年参加海军。1940年进入潜艇部队服役。1943年因为卓越的勇敢表现获得提升。1946年成为艇长——帝国最年轻的潜艇指挥官之一。闪闪发亮的履历。可是呢,哎呀呀,从这时起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内贝继续翻阅着那叠档案。马赫盯着车窗外面。绿色的草坪。绿色的天空。浅绿色的房子。灰绿色的士兵。“这玻璃太厚了。其实五厘米就足够了。”内贝头也没抬,马赫感到有些惊讶,连忙收回了视线。

“十年没有得到晋升。1957年离婚。那时候‘有关部门’开始对你加以注意。街道委员会和邻里监视组织的报告:“拒绝在冬赈活动中捐款”。韦尔德市场的党务官员:“多次拒绝加入国社党”。食堂的侦察员报告:“对希姆莱有不满言论”。酒吧的侦察员报告,饭馆的侦察员报告,走廊上的侦察报告……”内贝一张一张地抽出那些淡黄色的打字纸。

“1963年圣诞节:开始询问过去住在你的公寓中的犹太人的下落。哈!犹太人!你疯了吗?这里是你妻子的报告。这是你儿子的报告……”“我儿子?我儿子只有十岁大!”“已经足够做出自己的判断了。而且学会倾听大人的话了。你知道。”“我能不能听听他汇报了些什么?”

“‘对党的活动缺乏热情’。问题在于,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内贝把文件丢到一旁,警告地伸起一根手指,“这些文件已经在盖世太保那里积攒了差不多十年。今天一点,明天一点,今年一点,明年一点。就像肿瘤一样。每份报告看起来都不致命,但是加起来就足够了。现在你为自己招来了一个强大的敌人,而且他迫不及待地想得到你。”“格洛布斯?”“格洛布斯,是啊。还能有谁?昨天晚上他要求把你送到哥伦比亚大厦,由党卫队内部法庭进行审判。”哥伦比亚大厦坐落在坦普尔霍夫机场旁边的帕佩将军大街上,是党卫队的内部监狱所在地。“我可以这么和你说,马赫,就凭这些材料,已经足够把你送进KZ了。在那之后,谁也帮不了你。甚至我也无能为力。”

“是什么阻止了他这么做?”“要对现役的高级刑事警官进行军事审判,必须经过全国领袖本人的批准。海德里希征求了我的意见。所以我是这么对敬爱的全国领袖先生说的:‘很显然,格洛布斯这个家伙害怕马赫会发掘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东西来。所以他想先下手,除掉他。’海德里希说:‘我明白了。你有什么建议?’我说,‘为什么不这么办?让他在元首日之前证实他对格洛布斯的指控?这样他还有四天的工夫。’‘好吧,’海德里希说,‘但是如果到时候他还是什么结果也没有的话,我就把让格洛布斯得到他。’”内贝裂嘴笑了笑,看上去更像蜥蜴了。“这就是全国领袖先生为合作多年的同事做出的友好安排。”

“我想我必须感谢全国总指挥先生。”“哦,不。不要谢我。”内贝看起来很高兴。“海德里希真的很想知道你在对格洛布斯做什么。他很想知道。我也是。可能原因不同。”他再度用那只强有力的爪子抓住了马赫的胳膊,嘶嘶作声。“这狗杂种害怕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你去查出来。别相信任何人。阿图尔大叔一辈子都相信这一点。你知道为什么有些老家伙管格洛布斯叫‘潜水艇’吗?”“不知道。”“因为战争期间,他在波兰一幢大楼的地下室里安装了一台潜艇用的柴油机。用废气把犯人熏死。格洛布斯喜欢杀人。他很想杀了你。记住这一点。”

内贝放开了马赫的胳膊。“现在咱们必须说再见了。”他用手中的藤杖敲敲车顶。司机钻出车来,走到马赫这边,把车门打开。“我本来可以把你捎回柏林的。但是我更喜欢一个人走。随时向我通报。找到路德,马赫。在格洛布斯之前找到他。”

沉重的车门被司机轻轻关上了。那台400马力的八缸引擎发出的声音出奇的小。也许是车身钢板太厚了,马赫想。这辆重达六吨的大轿车姿态优雅地驶上砂石铺就的车道,向别墅大门开去。马赫几乎看不见车里的情况,只有防弹玻璃后面那个模模糊糊的绿色剪影。

他转过身来,发现格洛布斯正在看着他。那个粗脖子的党卫队将军大步向他走来,手里拿着一把卢格手枪。他一定是疯了,马赫想。他想在这儿把我打死。就像打死布勒的那条狗。但是格洛布斯只是把那把枪塞到他的手里。“你的手枪,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你会需要它的。”接着,他突然逼近马赫。近得足以闻到从他嘴里呼出的热气。酸臭哄哄的蒜肠气味。“你没有目击者。”他凑到马赫耳边,悄悄地说。“你没有目击者。再也没有了。”

马赫在奔跑。他出布勒的别墅,跑出天鹅岛。跑上湖边堤道,然后翻下来。跑进树林,直到标志着绿林东部边界的那条高速公路,才停下来喘气。他的两只手抓住膝盖。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气最终变成了哭泣。在他下面,公路上的车辆川流不息。接着他又大步流星地往前走,不顾身上的疼痛。他走下横跨高速公路的天桥,走过尼古拉湖地铁站,沿着西班牙大街走向党卫军学校。

门卫看了看他的刑警证件,让他进去了。他的外表——眼睛通红,胡子拉碴,气喘吁吁——似乎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他找到了宿舍楼。他找到了约斯特的铺位。枕头没有了。毯子被拿走了。只留下铁床架和木床板。床头柜开着,是空的。

一个正坐在床边擦靴子的学员讲了所发生的事。他们是昨天晚上来的。两个人。约斯特将被送往东线,他们说,“接受某种特别训练”。约斯特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一句话,似乎是在等待那两个人的到来。这个学员惊叹地摇了摇头。约斯特!在他们所有的人当中,竟然选中了约斯特!所有的同学都既羡慕又嫉妒。他竟然比他们领先一步,去体验真正的战争!

电话亭里散发出一股尿液和香烟的味道。肮脏的地面上扔着一个用过的保险套。“快点啊,快点啊!”马赫自言自语。他用一枚一马克的硬币敲打着电话亭的玻璃,一边心急火燎地听着电话另一头的振铃音。她没有接电话。最后他把听筒挂了回去。

自从昨天中午在绿林的野餐之后,差不多二十小时里,马赫还没有吃过什么东西。街对面有家食品杂货店。马赫买了一瓶牛奶,和一条刚烤出来的松软面包,站在路边匆匆吞下。多疑的店主在窗户后面望着这幕奇怪的场景。马赫知道自己看上去就像个逃犯——逃亡途中停下来胡乱找点食物,在大庭广众之下狼吞虎咽,然后继续上路。牛奶顺着他的嘴角流了出来,他用手擦净。他的皮肤像砂纸一样粗糙。

他又仔细检查了一下自己是否被跟踪。马路这边,一个穿制服的保姆推着一辆童车。对面,一个老太太走进电话亭。一个小孩向哈维尔湖方向走去,扛着他的玩具帆船。太平常了,太平常了……好公民马赫咽下最后一滴牛奶,把空瓶子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在人行道边上坐下。“你没有目击者。再也没有了……”他对格洛布斯感到一阵巨大的愤怒。比这强烈的则是深深的内疚情绪。

盖世太保一定在卷宗里看到了约斯特的陈述。他们会去党卫军学校核查,从而得知马赫昨天下午来过这里。这会在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引起一阵惊慌情绪。他对约斯特的拜访实际上等于这个年轻人的死刑判决书。他太纵容自己的好奇心了,结果导致一个年轻人的无辜死亡。不。他不信格洛布斯会真的把约斯特送到东线。他太了解这个恶棍了。这个年轻人现在应该已经被杀死了,尸体冷冻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地窖里,等着几个月后作为“阵亡士兵”的尸体送还给他的家人。

而现在那个美国女孩也没有接电话。他们对她做了什么?

一辆军用卡车从他身边驶过。一个可怕的场景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夏洛特·麦吉尔被车碾过的尸体躺在阴沟里。“柏林市政当局对这起交通事故感到遗憾……肇事司机仍在搜寻当中……”马赫觉得自己就像某种致命传染病的带菌者,给与他接触过的人带去死亡。他应当挂上一个牌子,写上“此人危险,请勿靠近”。

一段段回忆在他头脑中不断闪现。

阿图尔·内贝:“找到路德。在格洛布斯之前找到他……”

鲁迪·哈尔德:“上星期几个西波的高级侦探来档案馆,向我询问你的情况……”

阿图尔·内贝:“这里是你妻子的报告。这是你儿子的报告……”

他沿着开满苹果花和樱桃花的郊区街道走了半个小时。街道两旁,树篱和栅栏后面,是一栋一栋的独立式住宅,两层或者三层的小楼。衣着得体的中年男人,医生、律师或者大学教授,每天早上把他们的大众或者奥佩尔轿车从自家车库里开出来,妻子站在门边挥手。达勒姆是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郊区,幽静、安逸而富足。几辆校车从马赫身边经过,车里坐满了穿着儿童团褐色制服的小孩。所有的孩子都兴高采烈。大概是去动物园春游。

为了问路,马赫拦下了一个大学生。看到马赫的黑色制服,那个年轻人乖顺地垂下头。达勒姆有许多大学和研究所,马赫看到许多年轻人——比如他面前的这位——留着违反官方规定的长发,一直垂到衣领。一些年轻女生穿着牛仔裤——天知道她们是在哪里买到的,把屁股绷得紧紧的。还有一些学生穿着皮夹克,骑着摩托车呼啸过市。

由汉斯和索菲·朔尔兄妹创建的“白玫瑰”组织,这个四十年代被镇压的学生抵抗运动,在六十年代又死灰复燃,成为令盖世太保颇为头疼的十宗“叛逆罪”大案之一。(注:指攻击国家元首、攻击宪法、危害国家秩序和安全等罪名。与之相似的是“叛国罪”,包括出卖国家机密、帮助敌国等危害国家对外安全的罪行。在第三帝国,这两桩罪名被列为最高等级的犯罪)大学的墙上随处可见这样的涂鸦:“Ihr Geist lebt weiter”——“他们的精神永存”。“白玫瑰”运动的成员秘密集会,反对兵役制度,留长发,穿牛仔裤,收听被禁止的西方流行音乐,私下阅读被禁的书籍和杂志。凡是被抓到的“白玫瑰”成员都要被判处重刑,关进集中营,或者至少也要送到东方前线服役。尽管大学当局负责任地和秘密警察联手,全力镇压,但新的“白玫瑰”小组仍然在全国各所大学里层出不穷,令盖世太保头疼不已。那个大学生一只胳膊夹着书,用另一只手含糊地给马赫指了指方向,然后如释重负地转身离开了。

路德的房子离植物园很近,是一座19世纪的大宅,远离街道,一条弯曲的白色砂石车道直通大门。大门对面停着一辆没有标志的灰色宝马,车里坐着两个面无表情的男人。那辆车说明了一切。房子后面可能还有两个监视者,还有至少一个人在周围的街道上巡视。马赫从宝马旁边走过,看到一个男人凑过去对他的同伙说了句什么。什么地方传来了割草机的嗡嗡声。青草的新鲜味道从车道上飘过来。这座占地广阔的大房子一定值很多钱。也许不如布勒的别墅那么贵,不过应该也差不多。屋檐下面装着鲜红色的报警装置。

他按了门铃,察觉到门后有什么人正在通过窥视口看着他。半分钟后,厚实的大门打开了,门里是一位英国女仆,头戴白色软帽,穿着黑裙子,上面围着白围裙。他把证件递给她,她默默地接过来,然后又把门关上了。马赫耐心地等着。过了几分钟,那女仆把大门打开,马赫走了进去。女仆的鞋子在抛光的木地板上啪嗒啪嗒作响。他们穿过幽暗的门厅,走进更加幽暗的客厅。几乎所有的窗帘都垂了下来。弥漫着一股甜丝丝的古龙水味道。马赫皱了皱鼻子。

玛尔蒂·路德夫人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一条手绢。她抬头望着他——玻璃一样的蓝眼睛,上面布满细小的血丝。“有什么新消息?”“什么也没有,夫人。非常抱歉。但是希望您知道,我们已经采取了所有的必要措施来寻找您丈夫。”

这是事实,比你能想到的更接近事实,马赫想。

她是一个正在快速失去风韵的女人,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她正在不屈不挠地与衰老的容貌战斗。不过,她采用的战术并不是很明智:色泽不自然的金发;做过拉皮手术的脸颊,化着浓妆,这儿一点粉,那儿一点膏;一件山东绸的洋装,只系了一颗扣子——尽管她并不胖——露出部分奶油色的乳房,从尺寸上看,像是填充过的。从岁数上判断,这个女人更像是路德的第三任妻子,而不是原配或者续弦。她身旁放着一本翻开的小说,封面朝上,马赫看到了书名。《皇帝的舞会》,芭芭拉?、·卡特兰(注:1901-2000,英国最畅销的言情小说作家)的浪漫爱情小说。

她把马赫的证件还给他。“请坐下来好吗?您看起来累坏了。甚至没时间刮胡子!咖啡?或者雪利酒?不?罗丝,给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拿咖啡来。哦,我自己要一点点雪利酒。一点点。”马赫挑了把扶手椅坐下,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开始倾听路德夫人悲哀的诉说。她丈夫?一个好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好人。从不发怒。哦,也许有时候会发脾气,不过那是因为紧张。可怜的人!可怜的人!他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马赫先生注意到了吗?

她递给他一张照片。在某个海滨胜地。也许是法国的蓝色海岸,或者克里米亚。路德穿着一条可笑的短裤,皱着眉头。他的眼睛被一副厚厚的太阳镜所遮挡。

她继续喋喋不休。一个像他丈夫那样岁数的男人——对了,他们正准备在12月去西班牙度假,庆祝他的69岁生日。嗯,他们在马略卡岛有座房子。啊,马丁是佛朗哥大元帅的朋友。他在西班牙认识许多有权有势的朋友。哦,佛朗哥大元帅是个非常非常和蔼可亲的小个子男人。马赫先生认识他吗?不?嗯,总之,她不敢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出门前总是告诉她什么时候回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能和马赫先生谈论这些事真好,您真有同情心……

当她交迭两腿时,丝绸裙子发出了唰唰声,露出了她的膝盖。女仆把咖啡、奶罐和方糖放在马赫面前,然后把雪利酒端到女主人那里。路德夫人所说的“一点点”实际上是一整瓶,不过已经喝掉了三分之一。“您听到他提过约瑟夫·布勒或者威廉·施图卡尔特这两个名字么?”

路德夫人皱眉思考,马赫看到那个由粉底和胭脂做成的蛋糕上出现了一小条裂缝。“不,没有……绝对没听说过。”“上星期五他出门了吗?”“上星期五?我想想……是的,他早上出门了。”她小口啜饮着雪利酒。马赫做着笔记。“他什么时候告诉你他必须出差的?”“那天下午。他大概两点钟的时候回来,说发生了什么事,必须在星期一去慕尼黑。他是星期天晚上坐飞机走的,在那边住一晚上。”

“他没有告诉你究竟是什么事吗?”“我丈夫是个很老派的人,你知道,那种外交部出来的官员。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工作,您明白我的意思。”“我知道了。在他出发之前,看起来是什么状态?”“很烦躁,就像平时那样。”她笑了笑,小姑娘的那种吃吃傻笑。“没错,不过显得比平时更心不在焉。电视里的那些新闻令他沮丧。恐怖活动,东方的战争……我告诉他别去关注这些事,这对健康不好,但是他不听我的……是啊,这些事占据了他的头脑。”她的声音放低了。“战争期间,他曾经精神崩溃过。可怜的人儿。压力太大……”

她看上去泫然欲泣的样子,马赫连忙转换话题。“他是哪年精神崩溃的?”“1943年,我想。那时候我还没遇到他。”“当然。”马赫有礼貌地笑了笑,微微颔首。“那时候您一定还在上学。”“也许不一定是在学校……”那条裙子又往上提了几寸。“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他的安全的?”“星期一。他没回家。我一整晚都没睡。”“所以您星期二早晨报告了他的失踪?”“我本来要去,这时候全国副总指挥格洛布尼克来了。”

马赫试图掩饰语气中的惊讶。“他在您通知警察之前就来了?那是什么时候?”“九点过一点吧。他说他有事找我丈夫。我把情况告诉了他。全国副总指挥看上去很担心。”“啊,我敢肯定他很担心。他有没有告诉您他要和路德先生说什么事?”“没有。我想应该是和党有关的事情。为什么要问这个?”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刻起来。“您认为我丈夫做错了什么事吗?”“不,不是……”

她把裙子边缘拉了下来,用戴戒指的手指把褶皱抹平。“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您能不能告诉我,这次谈话的目的是什么?”“您丈夫去过瑞士吗?”“去过。偶尔。好几年以前。他在那儿有业务。怎么?”“他的护照在哪儿?”“不在他的书房。我查过了。不过我和全国副总指挥说过这件事。马丁总是随身携带护照。他说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用到它。这是外交部的习惯,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真的……”

“哦,抱歉,夫人。”他换了个话题。“那些防夜贼的警报装置。我来的时候注意到,它们似乎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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