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大弟弟的故事 -- 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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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大弟弟的故事

老光:大弟弟的故事 ( 下 )

父母生下我们,原本是五兄妹,不知咋的,最后只剩下我们三兄弟。

在家中,我是领头的老大,我下面的大弟弟是老三,最小的幺弟呢,实则是老五。真正的老二,则是个妹子,两岁多得病夭折去;排老四的是个弟弟,和老爸一起,死于60年的那场饥荒。正如老娘所说:无娘的儿哟,天保佑!剩下来的我们三兄弟,能躲过那场大饥荒,长大成人,真的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

大弟弟生于1952年的冬月间,所以,长大后有些“冻”手“冻”脚的。我下放农村的那年,他正读小学五年一期,看到老母亲身体有病,家里无人,洗菜做饭,挑水捡柴都不方便,就放弃学业,缀学在家挑起了大梁。

那时,母亲在路旁摆个小烟摊,熬更守夜,做过路人的生意,挣个块八毛的,来维持全家的生活。

到了64年,我下放农村后,这每日里出摊收摊,炒菜做饭等杂七杂八的大小事儿,便全靠大弟弟一人承担了。不仅如此,这小子心猴(贪),每天帮娘出了摊 ,还下河捡木皮供灶眼,捡得多了还卖给人家,换几升米钱。

那时,隔壁二往的邻居都羡慕俺娘:“生养了两个好儿,一个比一个懂事!”

我娘的病是60年受了风寒后,无钱医治而落下的病根,到后来越拖越严重,以至于转成哮喘,最后因这病而送了终的。

父亲死时,娘才三十多岁,为着我们弟兄三人不受欺侮,一直守寡,没有下堂(嫁人),所以,娘在我们弟兄几个的心里,不仅是守护神,更是一座泰山,我们尊敬她,孝顺她,也不容许别人亵渎她。

我们居住的小镇是沅水木材的集散地,一年四季,尤其是发洪水的季节,沅水上游的洪江,沅陵等地,便要漂流下无数的木排来,湾泊在河岸边。上游运来的这些木排,再由本地的排古佬拆散后重新编扎成大型的木排,然后,再运到汉口,南京,直至上海等大城市去。

木排上有很多的杉木,尾梢部还存留着一些树皮。这木皮中有油质,晒干后不仅是做烧柴煮饭烧水,还可以当作瓦片盖房顶。用杉树皮盖顶的房屋,冬暖夏凉,可管用几十年。因此,那些年里买木皮盖房屋的人家不少。

因为有这些好处,故而,杉木皮很畅销。当年,小镇上有不少的小伙伴便以此谋作生计。

一回,大弟又下河去剥木皮。

一到堂口(扎排的地方),便占了个地方。剥得正起劲时,谭家两弟兄跑了过来,也要抢占这地方。争来吵去,不消说,两下里就动手打起来了。大弟那时正是长个儿的时候,很有一把蛮力气。打来打去,谭家两兄弟反占了下风。

两兄弟打架没劲,可嘴皮子不饶人,于是,俩人便对着大弟大喊起“喉[hou阴平]包”二字来。我们当地把哮喘称作“喉包”。大弟一听,心知这话是影射咒骂我娘的,一下子,便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顺手抄起手边的小抓[zhua阳平]钩,一下抡过去。

这小抓钩是大弟平日里常用的一件工具,无事时便拿出来磨砺几下,磨得是锋快锋快的。这一下抡过去,当即把谭家老二左小腿的腿肚儿扎了个对穿。

谭家老二低头一见腿肚子在冒血,当时就晕了,两腿一软,瘫在了木排上。

谭家的父母闻讯后,赶紧送到医院包扎。然后,谭父找到我妈,由我妈付了医药费。

谭父说:“我看你孤儿寡母的,也不容易,以后的医药费,我就不麻烦你了。只是你要好好地管管你的那个儿,这回得幸是扎在腿肚子上,如果是扎在身上,头上,那不就出了人命?”

天黑的时候,大弟挑着木皮回来了。

母亲一见面,便结结实实地把他骂了一餐。母亲说:“你晓不晓得,你这一抓钩幸好是扎在了人家的腿上,如果是扎在脑壳上了,又怎么开交啊!”

“扎在脑壳上该他背时!哪个要他喊“喉包”的呢!”

娘说:“你叫他莫不喊啦!我本来就是个喉包沙!你就是让他喊几声,也不要紧沙!”

大弟说:“我不准他们喊!我的娘谁也不准侮辱!”

“那今后还有人要喊的话,你又制止得了哇!”

“今后只要有人敢喊,我就敢打!俺娘又不是吃他们的饭,得的喉包病!关他们一筒卵事!为么得要他们管呵!”

从此以后,大弟的同伴们都晓得骂不得他的娘,尤其是喊不得“喉包”二字,这是大弟最忌讳的一个字眼。如果是有人敢于揭这个疮疤,准定会招来一餐痛打的!

大弟十三岁那年,居委会成立了一个搬运队,为的是解决闲散人员的就业。当时,他也报名要参加,好多人嫌他年龄小,不要他。他却一本正经说:

“我总比一头叫驴子强得多啵!转弯的时候,起码会不要人吁!吁!吁地叫唤几声啵!”

众人一听,笑得是前仰后合,腰都直不起来。内中有个姓龙的老头,年近六十岁了,听得大弟这么一说,觉得这伢儿年纪虽然是不大,说话却有板有眼,一副蛮懂事的样子。于是,便点名要了他。

这龙老头和大弟结伴后,每天都比别人拖得多,跑得快,自然,收入也就比旁人要高得多。

当初那些瞧大弟不起的人,这时便后悔不迭。有人想挖龙老头的墙脚,私下里劝大弟离开,跟他干。

大弟却说:“当日前,你们都瞧不起我,只有龙老头肯要我。如今我又成了个“俏麻花”了。对不起,除非是龙老头不要我了,只要他不开口,我哪里都不会去!”有人把这话传给了龙老头,老头越加受感动。逢人便说:“想不到这伢儿小小的年纪,有这样的侠肝义胆,便晓得如何做人的道理!”

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但凡伟大领袖有最高最新指示发表,镇上的造反组织便要搞庆祝集会游行那一套。

那年,大弟满十四岁,正是人生似懂非懂的年纪中。

运动一开始,整日价跟着些大人屁颠屁颠的到处贴大字报,刷浆糊,贴标语,觉得挺有趣,忙得是不亦乐乎的。

过了几个月,群众组织分化成两大派了,大弟加入了“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总部”这一派,事儿更多也更忙乎。

那个时候,无论娘怎么说,也劝止不住。直到有一天,他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家,这才当着娘的面发誓,以后是再也不去了。

娘觉得挺稀奇的,用她老人家的话说:大弟像孵小鸡的抱鸡婆,走火入了魔,淹在水里面也淹不醒。这会儿是吃错了么得药,怎么会一下子拐过弯来了呢?娘以关心的名义,七问八问,这才探听出究竟来。

原来这天,造反派为了庆祝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的发表,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

会后,又举行游行。小镇本来就不大,一条直街,上下也就二公里。为了要显示造反派的威风,沿着大路游了,头头们又要求沿着小路游一圈。

游行的时候,刮起了老北风。大弟举着一面大红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风儿呼呼啦啦地一个劲儿地吹,红旗迎着风,哗啦啦地直飘动,张力很大。大小圈连接起近十来里路程,双手要高高撑起实在是受不了。途中,大弟找了好几个人,要求他们帮忙替换一下,好歇口气。不料,这些“战友”们都不肯。

那个年代里头,红旗要举得端端正正的,如果举得东倒西歪,轻者会遭致众人的唾骂,重者被上纲上线,提升至路线高度,扣上一顶帽子,开大会遭批斗。所以,尽管顶风举旗既苦又累,没人接替,大弟仍然还得撑着,而且,还得端端正正地举着,歪不得半根纱。

待游行结束后,两个胳膊已经肿痛得不行了,一双手肿得充了血,活像两个熟透了的馒头。回到家,饭也不想吃,倒在床上如同一滩泥,一动也不动,累得够呛啊。

打这以后,无论大小会议,他再也不参加了,当起了“逍遥派”。娘曾问过他,怎么不去了。他说:“那些人把我当小厮,喝来唤去,好路子从来没我的份。那天游行打旗子,我叫他们换一会,让我歇口气,找了好几个人,都不干,游了好几个钟头,一双手肿得像包子,一想起这事儿,我屁眼纳纳里都冒火。我看穿了,都不是些好东西!”

到了1968年的初冬,《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各地的造反派为了“立新功”,纷纷仿效,把对立的,异己的,吃闲饭的。。。。。。,不分男女老少,不管老弱病残,统统一棍子,一齐赶到乡下去。

当初和大弟要好的一些派头头,这时也立场鲜明,不管大弟如何诉说,如何哀求,都表示要坚决地按原则办事。这事着实使他感到寒心。

从此,我们一家便离开这祖孙居住了三代,上下将近百年的小镇,又回到原先的祖居地。

这一别,便是四十余年了。

老光:大弟弟的故事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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